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文革中的“西南王”刘文辉
2009-12-06 02:14 重庆晚报
刘文辉，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曾任国民政府川康两省主席，号称西南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家林业部部长等职。由其孙刘世定撰写的《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一书，追叙了祖父刘文辉在建国后鲜为人知的往事。
家中佛像送到雍和宫
1959年，祖父刘文辉被任命为国家林业部部长，全家人随之迁往北京。
大约1966年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上下都做好了被抄家的思想准备，并着手必要的清理。大客厅里悬挂的字画取了下来，把一些老照片烧掉，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很容易的。
比较麻烦的是经堂里有为数不少的佛像。在“破四旧”中，砸毁佛像的事已有耳闻，祖父、祖母显然不愿意家中经堂里的佛像遭受这样的命运。考虑之下，祖父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挂了电话，商量是否可能将佛像送到某个安全的宗教场所，如寺院中，以免被毁坏。徐冰部长显然尊重祖父的意见，并安排将这批佛像送到雍和宫。
军帽差点被拿走
一天，家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这个院子里住着刘文彩的弟弟，他这样的人，现在竟然还住着这样好的房子；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尼姑等等。第二天，母亲刚下班回家，就有红卫兵上门（1965年以后，中央缩小了武装警卫的范围，对祖父不再配有武装警卫人员）。他们问母亲，这座房子是谁的？母亲告诉他们，房子是国务院的。红卫兵们没有做什么，就走了。这件事，使家里人意识到，抄家随时可能发生。
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父母喊醒，说红卫兵来了。父亲随即离开寝室。哥哥、我和两个弟弟穿好衣服，和母亲一起待在寝室里。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卫兵，让我们到大客厅里去，并让两个弟弟留在寝室里继续睡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问：“刘世旭在哪里？”母亲回答说：“她不住家里，在先农坛北京体工队。”那时，姐姐的乒乓球在北京的女子少年中打得很出色，颇有些名气，已经被选拔到专业队去了。因为有这一问，后来母亲通过电话叮嘱姐姐，暂时不要回家，怕招致麻烦。
大客厅里灯火通明，祖父、祖母、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周围有一些红卫兵，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我们到了以后，也都坐在那里。
一个领头的高个红卫兵对着祖父说，我们是25中和女12中的红卫兵，今天是来采取革命行动。另一个红卫兵对祖父说，你的历史我们都是清楚的。我们知道，1949年，你采取了起义行动，今天，我们希望你再采取一次起义行动，把你们的财产都主动交还给人民。
祖父示意祖母带红卫兵去取。对祖父、祖母交出的财产，红卫兵们一一登记。
然后，他们又到各个寝室打开柜子搜查。“你们哪里来的军帽？！”一个红卫兵拿出一顶有“八一”五角星的军帽质问我和哥哥，似有要没收的架势。“那是祖父起义时留下的，作纪念的，不要拿走。”我们回答。帽子被放回去了。
搜查结果，没有再发现什么，拿走什么。红卫兵撤了。
衣柜也被贴封条
在这批中学红卫兵抄家后的几天，又来了一批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红卫兵。这批红卫兵来了之后，在挨房间搜查的同时，首先把祖父的文件柜贴了封条，继而把所有书柜贴了封条（有了这些封条，家里的书在抄家风潮中没有受到损失。据我所知，在其他许多抄家活动中，除了马列毛的著作之外，其他的书，特别是古书、外国书，都被毁了），最后把父母和我们寝室中的衣柜（除了装必要的备换洗的衣服的衣橱）贴了封条。一个红卫兵向母亲解释说，祖父“是统战对象，他们的衣柜不封。子女不是统战对象，衣柜需要封上。”
在这次抄家中，抄出了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雍和宫的唐卡以及经堂中的其他器物。当时，家里人以及国管局的工作人员都向红卫兵们说明，这些物品经过和统战部联系，是准备送到雍和宫去的，佛像已经送走，这些是尚未送走的部分。
这批红卫兵在家里的活动持续了两三天。
不堪搅扰祖父入院
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离开家中以后不几日，史家胡同的这座院子就成了各路红卫兵不断光顾的场所。在这种不时发生的搅扰中，年过古稀、本来心脏状况就不太好的祖父更感觉身体不好，但并没有去医院。
大约持续了一周后，家中只要是没贴封条还能打开的柜子、抽屉都被打开来翻过，搞得乱糟糟的。一天，曾经来过的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出现了。为首的向那批新来的红卫兵说，这里我们已经抄过了，封条是我们贴的，你们回去吧。这样才把那批红卫兵打发走了。
我听到他们几个红卫兵领导议论说（他们并未避讳我在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们向祖父提出，一起到国务院接待站去。祖父同意了。两个红卫兵和祖父一起上车去了。
过了一阵，祖父的轿车载着两个红卫兵回来，车上却没有祖父。回来的红卫兵说，祖父生病住院了。这些红卫兵撤走的时候，领头的留下了联系电话，交代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并且说，他们在我家对面的“少年之家”活动站中设了联络处。
祖父没有回来，我心里略微觉得有些不安，但从北京工业学院那些红卫兵的举动中，我直觉到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晚上，接到祖父打到家里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很好，至于住的是哪个医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接到电话，全家上下都放心了。以后，祖父每天都打电话回来。祖父在医院一直住到9月15日到天安门参加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这次活动后就回到了家中。
警察进驻传达室
祖父回家后，不知从哪个部门又安排来一个警察，住在前院的传达室里，以加强保卫。那时，针对共产党外人士的抄家风潮已经过去，此后也没再有红卫兵兴师上门。
祖父本来就很少自己上街，只是偶尔到史家胡同西口的东风理发店理个发。抄家后，就更不出门了，理发的工作就由我来承担。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掀起过一阵同学间互相理发的风，我也在这阵风中学会了理发。家里买了推子、剪子等理发工具，先是哥哥、弟弟，接着是父亲，头发长了都由我来修理。现在，又增加了祖父。祖父从上军校时起，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当时军旅生活的习惯——理光头。所以，对我也没有什么样式上的要求，只要理光就可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转移，祖父以及这个家也不再被注意。加之祖父还不时出席一些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场的活动，名字在报纸上不时出现，史家胡同23号变成了闹中取静的地方。街道积极分子曾在抄家期间向红卫兵指控“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进过这个院子”，并进来巡查，现在因为警察进驻了传达室而无法像进入其他大杂院那样去窥探别人家的情况了。没有人来抄家、批斗，也没有人进来监视，这个院子甚至有了一点点避风港的味道。
《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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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6 02:14 重庆晚报
刘文辉，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曾任国民政府川康两省主席，号称西南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家林业部部长等职。由其孙刘世定撰写的《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一书，追叙了祖父刘文辉在建国后鲜为人知的往事。
家中佛像送到雍和宫
1959年，祖父刘文辉被任命为国家林业部部长，全家人随之迁往北京。
大约1966年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上下都做好了被抄家的思想准备，并着手必要的清理。大客厅里悬挂的字画取了下来，把一些老照片烧掉，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很容易的。
比较麻烦的是经堂里有为数不少的佛像。在“破四旧”中，砸毁佛像的事已有耳闻，祖父、祖母显然不愿意家中经堂里的佛像遭受这样的命运。考虑之下，祖父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挂了电话，商量是否可能将佛像送到某个安全的宗教场所，如寺院中，以免被毁坏。徐冰部长显然尊重祖父的意见，并安排将这批佛像送到雍和宫。
军帽差点被拿走
一天，家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这个院子里住着刘文彩的弟弟，他这样的人，现在竟然还住着这样好的房子；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尼姑等等。第二天，母亲刚下班回家，就有红卫兵上门（1965年以后，中央缩小了武装警卫的范围，对祖父不再配有武装警卫人员）。他们问母亲，这座房子是谁的？母亲告诉他们，房子是国务院的。红卫兵们没有做什么，就走了。这件事，使家里人意识到，抄家随时可能发生。
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父母喊醒，说红卫兵来了。父亲随即离开寝室。哥哥、我和两个弟弟穿好衣服，和母亲一起待在寝室里。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卫兵，让我们到大客厅里去，并让两个弟弟留在寝室里继续睡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问：“刘世旭在哪里？”母亲回答说：“她不住家里，在先农坛北京体工队。”那时，姐姐的乒乓球在北京的女子少年中打得很出色，颇有些名气，已经被选拔到专业队去了。因为有这一问，后来母亲通过电话叮嘱姐姐，暂时不要回家，怕招致麻烦。
大客厅里灯火通明，祖父、祖母、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周围有一些红卫兵，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我们到了以后，也都坐在那里。
一个领头的高个红卫兵对着祖父说，我们是25中和女12中的红卫兵，今天是来采取革命行动。另一个红卫兵对祖父说，你的历史我们都是清楚的。我们知道，1949年，你采取了起义行动，今天，我们希望你再采取一次起义行动，把你们的财产都主动交还给人民。
祖父示意祖母带红卫兵去取。对祖父、祖母交出的财产，红卫兵们一一登记。
然后，他们又到各个寝室打开柜子搜查。“你们哪里来的军帽？！”一个红卫兵拿出一顶有“八一”五角星的军帽质问我和哥哥，似有要没收的架势。“那是祖父起义时留下的，作纪念的，不要拿走。”我们回答。帽子被放回去了。
搜查结果，没有再发现什么，拿走什么。红卫兵撤了。
衣柜也被贴封条
在这批中学红卫兵抄家后的几天，又来了一批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红卫兵。这批红卫兵来了之后，在挨房间搜查的同时，首先把祖父的文件柜贴了封条，继而把所有书柜贴了封条（有了这些封条，家里的书在抄家风潮中没有受到损失。据我所知，在其他许多抄家活动中，除了马列毛的著作之外，其他的书，特别是古书、外国书，都被毁了），最后把父母和我们寝室中的衣柜（除了装必要的备换洗的衣服的衣橱）贴了封条。一个红卫兵向母亲解释说，祖父“是统战对象，他们的衣柜不封。子女不是统战对象，衣柜需要封上。”
在这次抄家中，抄出了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雍和宫的唐卡以及经堂中的其他器物。当时，家里人以及国管局的工作人员都向红卫兵们说明，这些物品经过和统战部联系，是准备送到雍和宫去的，佛像已经送走，这些是尚未送走的部分。
这批红卫兵在家里的活动持续了两三天。
不堪搅扰祖父入院
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离开家中以后不几日，史家胡同的这座院子就成了各路红卫兵不断光顾的场所。在这种不时发生的搅扰中，年过古稀、本来心脏状况就不太好的祖父更感觉身体不好，但并没有去医院。
大约持续了一周后，家中只要是没贴封条还能打开的柜子、抽屉都被打开来翻过，搞得乱糟糟的。一天，曾经来过的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出现了。为首的向那批新来的红卫兵说，这里我们已经抄过了，封条是我们贴的，你们回去吧。这样才把那批红卫兵打发走了。
我听到他们几个红卫兵领导议论说（他们并未避讳我在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们向祖父提出，一起到国务院接待站去。祖父同意了。两个红卫兵和祖父一起上车去了。
过了一阵，祖父的轿车载着两个红卫兵回来，车上却没有祖父。回来的红卫兵说，祖父生病住院了。这些红卫兵撤走的时候，领头的留下了联系电话，交代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并且说，他们在我家对面的“少年之家”活动站中设了联络处。
祖父没有回来，我心里略微觉得有些不安，但从北京工业学院那些红卫兵的举动中，我直觉到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晚上，接到祖父打到家里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很好，至于住的是哪个医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接到电话，全家上下都放心了。以后，祖父每天都打电话回来。祖父在医院一直住到9月15日到天安门参加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这次活动后就回到了家中。
警察进驻传达室
祖父回家后，不知从哪个部门又安排来一个警察，住在前院的传达室里，以加强保卫。那时，针对共产党外人士的抄家风潮已经过去，此后也没再有红卫兵兴师上门。
祖父本来就很少自己上街，只是偶尔到史家胡同西口的东风理发店理个发。抄家后，就更不出门了，理发的工作就由我来承担。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掀起过一阵同学间互相理发的风，我也在这阵风中学会了理发。家里买了推子、剪子等理发工具，先是哥哥、弟弟，接着是父亲，头发长了都由我来修理。现在，又增加了祖父。祖父从上军校时起，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当时军旅生活的习惯——理光头。所以，对我也没有什么样式上的要求，只要理光就可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转移，祖父以及这个家也不再被注意。加之祖父还不时出席一些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场的活动，名字在报纸上不时出现，史家胡同23号变成了闹中取静的地方。街道积极分子曾在抄家期间向红卫兵指控“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进过这个院子”，并进来巡查，现在因为警察进驻了传达室而无法像进入其他大杂院那样去窥探别人家的情况了。没有人来抄家、批斗，也没有人进来监视，这个院子甚至有了一点点避风港的味道。
《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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