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刊获得授权，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翻译家吕丁倩的77高考回忆录。本系列文字翔实、生动，作者非同寻常的经历让我们坚信，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1977年11月7日立冬。

 

所有留在记忆里的77年高考都跟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寒冷。那个漫长的冬天真的是"冷彻骨"。

(苍穹之下，一群年轻的知识青年，生活在偏僻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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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央恢复高考通知后，内蒙古考试日期为12月10-12日，英文专业加考英语，1978年1月份进行口试。接着是体检，2月底，各大学发出录取通知书。4个月正处于内蒙冬季严寒季节。

 

我下乡的村子地处偏僻高寒山区。正值严寒冬季，气候环境更为险恶，经常在零下十多度到零下二十多度。虽然信件时有延误，但是在高考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高考的重要通知，包括成绩，英语口试，体检，甚至连大学录取通知书。令人费解的是，连一次口信都没有收到过。

 

然而，为了追随那一缕游丝般的高考线索，我不得不顶着凛冽的寒风，往返奔波在被冰雪封冻的旷野山沟里；我不得不踏着齐膝的积雪，往返奔波在36里长的河漕路上；我曾经迷失在风雪弥漫中，滚下山坡陷入雪坑；我还曾经在黑夜降临时，冒着危险在公路上拦车去赶口试；......我的第六感官几度察觉到死神的影子在身边徘徊。所有滞留在记忆深处的寒冷，焦虑，恐惧，疲劳，饥饿，时而会出现在梦里。那些清晰的画面，经常浮现在眼前。似乎就发生在昨天。我常常说，我是从内蒙山沟的雪堆里爬出来，走上我的求学之路。

 

追溯77年高考细节，虽然经历了难以想像的寒冷，难以形容的千难万险，但是每个重要的环节都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巧合，在万分惊险中峰迴路转，并且在难以置信的艰险中得以奇迹般地完成。毋庸置疑，命运之神执意要把这个赋予我平等机会的1977年高考，淋漓尽致地为我演绎了一场十分悲沧的，绝处逢生的人生经典。

 

(常常爬到高山头上,望到连绵起伏的群山,好像置身在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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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冬天已经临近，清晨可以看到田野山坡上覆盖着一片薄薄的白花花的冰花冷霜。土地也渐渐冻硬了，踩上去咔嚓咔嚓地响。

 

夜里气温骤降，听着外面阵阵大风呼啸而过，那凄厉的号叫，掠过知青房屋顶，不时地，门窗颤抖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好像随时会把屋顶掀翻，把整排空房子刮走。

 

知青们的房间连在一起相依取暖。隔壁两边的房间没有烟火，我的房间就特别清冷。碳也剩下不多了，不敢多烧炕灶火。膝盖受伤不能挑水，尽量省着用水。粮食也不多了，煮白菜，土豆，煮糜米粥，撒点盐花。炕上冰冷，看书时得把毯子折起来垫在炕上，然后坐在毯子上。风吹透门窗进了房间，屋里也有嗖嗖的风。我用围巾包住了头。身上穿着短棉大衣。到深夜，更是寒气逼人。我把棉被围在身上，只露出眼睛和手指。

 

这几天里，收到我父母一封厚厚的来信。用很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写了许多复习资料夹在信封里。这么厚的信越行迢迢三千里路，碾转投递，没有丢失确实是个奇迹。资料中大多是史地和时政内容。父母告诉我，在家乡常熟，高考复习已是热火朝天，各学校都在印刷资料。不知道哪种资料对我有用。所以先寄给我一些。父母的亲笔字迹，字里行间的殷切期盼。我捧着信看好久舍不得放开。

 

几天以后，有位知青回村取衣物。他说，整个包头市已经是热火朝天。成立了许多高考复习班，很多人参加。他问我准备去哪里参加复习，我说哪儿都不去。就待在村里。一边回答。突然意识到这是令人悲哀的现实。厂汉是我的家，知青房就是我的家。虽说到内蒙投奔亲戚，我的心像一根小草般随风飘荡，时时都有无家可归的感觉。

 

平时我最怕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哥住在包头工厂单身宿舍，我去看他还要借住女宿舍。我有叔叔在包头，家里有老有小，负担很重。自小我便懂得家庭出身不好，不要去连累亲戚，免得讨没趣，反而受委屈，失去尊严。我知道不可能去参加任何复习班，只能在厂汉知青房里复习功课。

(1977年高考准考证照片。标志了第一次得到公平竞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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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一月上旬，扭伤的右膝盖稍好些，可以慢慢走动了。我急着要尽快到固阳县城去报名，并了解复习情况。我背上书包，只随身带几本书和笔记本。瘸着腿慢慢地顺着那条长长弯弯的河漕路,到二合公村附近去搭乘公交车。那里叫三岔口，有个汽车站，虽然没有标记，只要站在路边等，来往汽车会在这里停下来。四面群山漫坡，渺无人烟，河漕路的沙土地上有一道道车胎印迹。这旷野里的寒风吹起来更是猛烈，简直能把人推出去老远。而且冷得彻骨。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紧紧地用棉大衣裹住身体，一边来回走动取暖。

 

汽车终于出现了，远远地象头老牛似的，缓缓地爬过来，好大一阵才开到跟前。冬天在这旷野里搭乘公交车很受罪。但在高考期间，为了到固阳县办理种种琐事，我不得不在这里坐车往返好多次。

 

汽车一路颠簸着，车厢里很冷，呼呼的风从车下面钻进来。好不容易捱到固阳县城时，已经是下午，我还没有吃午饭。但是那个年代固阳县城里没有餐馆。普遍物资匮乏，城里小食品店的货架上经常是空的。很难觅到一点食物。我出门时没有干粮可带，只好忍耐着。

 

先要赶紧去拍照片，报名时需要交给招生办。固阳县只有一条大街贯穿全城，所以很快找到照相馆。里面挤满了参加高考的年轻人，吵吵嚷嚷的，都在谈论高考的事情。自从早上出门，一路上冻了好几个小时，手脚也不灵活。在热乎乎的照相馆里暖了一会，反而觉得全身酥软无力，有点瞌睡犯困。正在这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作准备。我赶紧脱掉短棉大衣和薄棉袄，里面穿的是探亲时买的深蓝色的运动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摄影师又喊我名字，轮到我了。慌乱中把衣物书包全扔在墙角处地上，着实有点狼狈。旁边一个好心的女孩子催我快去，说替我看着东西。我就穿着运动衣，赶快跑过去坐到照相的凳子上。

 

强烈的灯光照得我一时睁不开眼睛。在亮光的刺激下，我突然意识到：这可是拍高考准考证的照片，下面要对付的将是一场神秘的，艰难的竞争。我不禁挺了挺肩膀，打点精神起来，脸颊和耳朵还是冰冷的，赶紧定神看摄像镜头。没来得及再想什么。摄影师已经在喊下一个名字。

 

这张准考证照片就此准确无误地记录了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的公平机会。高考准考证，大学申请表，以及大学入学登记表上都用了这张照片。距离1966年拍小学毕业照，即报考中学照片，整整过去了11年。

 

为了报名，我借宿在固阳堂弟雪峰家。他是工厂学徒工，也请假在家复习功课。他那里只有一间房间，进门左边有个单人床，里面炕上也摆一个单人床，有时来客人小住。我就用这个小床。

 

晚上找不到地方吃饭，雪峰带我去县委食堂。听说县委食堂只接待工作人员和家属。我就跟着他进去。5毛钱一顿晚饭，我吓坏了。强劳力干两天也赚不出5毛钱。但只好硬着头皮，买了饭菜。确实很不错，饭菜都盛得满满的。听说县委食堂优待干部和家属。我奔波了一天，饥肠辘辘，好多天没有吃一顿象样的饭菜了，总算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晚上在暖和的屋子里睡了一大觉，第二天觉得身上舒服多了。

(《五四散文选讲》从1966年保留至今。对只有小学毕业的我，影响很大。是我读过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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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次高考就颇具戏剧性：当恢复高考消息刚播出，我在土豆地里劳动，摔倒后扭伤膝盖，不能走动，拖延了报名。当我到县里报名时，已经快到报名的尾声。我才有机会了解到报考英文的考生很少。

上午，我到县教育局招生办登记报名。听说很多人都报过名了，一个中年干部负责办理手续。他拿着我的证明信，问了几个问题。我说打算报化学，四年本科。他随口说了句，大多数考生都报考理工科。我警觉起来，马上追问文理科报名情况。这位干部耐心又健谈。他说报考文科本科专业的较少，报英语专业的只有寥寥几个。他主动拿出了英语专业报名表，一张张地翻给我看。我眼前立刻一亮，说让我考虑一下。思考了一会，我当机立断改报英语本科。这位干部立即替我作了登记，把报名表交给我，并查看了英语专业招生的几所院校。仅仅是内蒙师院，包头师专，河北大学，还有两三个北方的省立大学。至于北京，上海的高等院校一个也没有。没有什么选择。

 

多年来，我常常想起这段戏剧性的改报专业。仅仅发生在15分钟时间之内。如果真的报化学专业，我很可能考不取，也可能会不喜欢这个专业。我的1977年高考，一定会是另一番结局。我的人生轨迹一定会就此改道。回想起来很是令人感慨不已。

 

填写大学报名表，使我特别激动和紧张。这表格有点眼熟。想起1974年下乡那天，在忽鸡沟公社办公室停留了一下，偶然看到前公社书记的女儿正在填写大学申请表。当时我羡慕极了。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拿到一份高校招生表格该多好。

 

那时候我出门身边习惯带着一方砚台，一截墨和一支蝇头小楷笔。常常用蝇头小楷代替钢笔。回到堂弟那里，准备好了笔墨，我便开始认真地用小楷逐项填写。我很明白，唯一的选择就是师范类的院校。我父亲仍然在专政管制之下，只拿到一个人的生活费，我母亲长年有病休息，工资常打折。家庭经济十分窘迫，无力供我上大学。对我自己来说，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只要任何一个学院愿意接收我，能够离开农村，那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内蒙师院外语系为第一志愿。第二和第三分别为呼市和包头师专。

 

最令人苦恼的是填写家庭出身。这好比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每次涉及到家庭出身，都会使我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每一次填写家庭出身成份，都逼迫我重温一遍家庭的罪恶，重新体验一次认罪的羞辱，再一次提醒自己是黑五类子女。诛连，从两千年来的封建朝代沿袭至今，作为政治统治手段，确实具有它巨大的震慑威力。

 

我倔犟地用小楷，一笔一划地把报名表填好，交给了招生办。可是，每次这样的经历，我都像挨了一顿鞭子，被抽得皮开肉绽，心里淌血。留下无数的坑坑洼洼。

没想到，我用蝇头小楷填写大学申请书的事很快被传出去。我堂弟听说了，回来笑着说，固阳县里从来没有见过。前不久和一位学生联系上了，四十年未见，这位已经当了教育局局长的学生发微信给我，还提到这件事。他说： “1977年恢复高考，您是固阳县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用小楷填写报名表的考生。四十年过去了，至今还在固阳传为佳话。”

（在下乡时每天练习蝇头小楷。用的是作文本。可惜都丢失了。仅剩一张半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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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之后，我立刻到城里去了解复习班的情况。我对这个小城很熟悉。走在大街上，我觉察到固阳城里有一种异样的激情在骚动着，一反过去那种懒散缓慢的生活节奏，这时候的城内沸沸扬扬地到处都在流传各种关于高考的消息，有真的也有假的。无论走到哪里，高考都是人们闲谈热议的主题。

 

固阳中学开办了各类课程复习班，全部免费。据说这是建国以来高考历史上唯一的提供全社会免费复习的一年。在那条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去上课的年轻人络驿不绝，有的骑着自行车。每个人都带着书包，或夹着书本，行色匆匆的样子。涌入校园的人潮，又分别涌入各个教室。我选了一节午后的史地复习班去试试。当我按时来到教室门口时，里面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头簇动，至少有六，七十个学生，连过道和门口都坐得满满的。

 

自从1966年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全社会出现这样如火如荼的学习热情。在文革中不敢拿着书在街上走路。我常把书藏在腰背后，夹在胳膊肘下，或者卷起来塞在袖子里面。一小时后复习课结束，，我决定回厂汉村复习。课上讲的内容太少，太松散。我宁愿自己挑重点学习，提高效率。况且我不能在固阳久住。

 

晚上回去后，总觉得有什么事搅得自己心神不安，坐卧不宁。不由自主地反复思考着报名的事情。其实，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摆脱不了的对政审的恐惧和忧虑。有如惊弓之鸟。政审是非常可怕的，无异于残酷的审判，可以在瞬间断送我的一生。到底是择优录取，还是"重在个人表现"？我越想越心慌。借鉴以往的经验，重在表现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怎么办呢？我想起以前有领导曾指点过我，教我写一份对家庭的认识，以表示自己跟家庭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也算是重在表现了。

 

事实上，我曾经无数次地写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对家庭的检讨和认罪。为不是自己的罪恶而作出认罪态度，比如：斗私批修，思想学习汇报，学习最高指示心得，都必须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此提高娴熟了写作能力。记得有一次，我被点名批评，当时的我才15岁。虞山镇城西分社的干部说我交的斗私批修不象是我写的，一定是大人替我写的。花了好一番力气才说清楚。事后我父母说丁倩写的文字挺老练。

 

我又趴在灯下，端端正正地用蝇头小楷写了小半页纸。大意是：我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在政治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线。我是可教育好子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庭不能选择，走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等等。我的叙述平静而不乏据理力争。真情实意，措词恳切，连我自己读了都很感动。

 

在77年的高考，文化考试本身确实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只是抱着临阵磨枪，竭尽最大努力去拚博一回的态度。真正的精神负担来自对政审的惶恐和忧虑。即使广播里说了，重在本人表现。谁相信呢？我多么希望招生院校的政审人员，能够同情理解我的处境，给予一点点宽大和仁慈。

 

以往在各种群体里，我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和权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谪的。这种体验给我留下了铭肌镂骨的委屈和耻辱感。同时，不断会有人告诫我说，在宽大的政策之下，作为可教育好子女，是非常幸运的。我应当对此怀有感激之情。

 

到了青少年时代，我阅读的书多了，自然地发现这一理论与我在书中获得的道理相悖。渐渐地，这更是培育了我性格里强烈的不肯屈服的精神，也培育了同样强烈的正义感和自豪感。

 

高考，这个赋予我的第一个公平机会，霍然间敞开了希望的窗口，一缕温暖明媚的阳光透进了我几乎绝望的心灵。照亮了我整个生命。我渴望这温暖，渴望这光明，渴望得太久太久了。我要不顾一切去追随那一缕阳光。

 

我回到招生办，把这份写好的对家庭的认识夹在我的大学申请表里。这时才感到一点内心的释然。

 

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那时候，我深藏心底真正想说的，但是万万不能说的，只有两句话：我父亲是无罪的，我是无辜的。我父亲在反右运动时，被嫉妒他的小人使计诬陷，一路追逼，硬是在1958年反右末期时，被加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好在1979年，父亲得到平反，那是后话。

(我的一部分语文书籍收藏，珍藏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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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手续完成后，心里踏实了。我立即回到村里，开始了这段艰苦的复习。改考英语专业，使我格外兴奋。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

 

我拼命地埋头复习英文，每天逼迫自己默写1-200个单词和词组。我的应急策略是：死记硬背单独的句子，练习写短文。同时，系统整理语法规则。每天翻译课文或故事，译过一遍之后会记得很牢。这是我从一开始养成的习惯。

 

我喜欢英语是由来已久的。我很喜欢外国文学，小时候我家有不少小人书，比如《哈姆雷特》，《冰雪女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很多苏联的寓言童话书。在初中时，常常跟同学偷偷地借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觉得作品风格和内容十分丰富新颖。

 

小时候常听我妈妈唱英文歌曲。关着屋门，我们姐妹围着炉子，妈妈会给我们轻轻唱《老黑奴》《当我们还年轻》《可爱的家》等等。妈妈说她读大学时选读的英文原著，这令我十分向往。

 

我真正的英语学习启蒙阶段是在68年初，正值文革武斗时期。学校都关门。我到济南姥姥家去。我的才华横溢的大舅正在探亲，他教我英语，我学得津津有味。可惜大舅很快回四川了。这短短的英语学习给我一生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时我的姥爷是济南市颇有名望的英语老教师。在蔡元培当校长那个时代，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要赴牛津大学深造，由于太姥姥坚决阻拦而作罢。围绕着家庭的故事，给学习英文增添了不少神密色彩。况且，姥爷家有那么多的英文书籍，我只能翻看插画，读不懂故事。馋得要命。我时常仰望那一叠叠的书，心想将来学会了英文，再回来读这些书。

 

初中后我失学在家，广播电台开始教英语，我在家跟着听。不久我被临时分配到针织厂烘烫车间去学工，机器一天到晚轰轰地响，震耳欲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这轰鸣声中大声背诵英语，把《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课文和单词都背得滚瓜烂熟。在美国读书时，有的连美国学生都不知道的词汇，诸如"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我仍然可以脱口而出。幸亏车间主任是个很善良的女工。她总是朝我微笑着。从来没有阻止我。

 

70年代初常常听到有人被控告偷听敌台，里通外国。我不敢经常听了。怕被人诬陷。就偷偷地读写。在这期间，我在下乡和分配工作上屡遭排挤和刁难，情绪万分沮丧。有一天，我父亲亲手把一本旧的初中英文课本摊开，放在我面前，鼓励我好好坚持自学。正巧，有一位老教师来找我父亲。房门是开着的，他一踏进门口，就听到我们正在谈自学英语。三个人都楞住了。我紧张地看着他，真害怕他去告发我爸。可他只是点着头，微笑不语。我爸对他解释说：孩子不能上学读书就自学吧。那年我16岁，从此我便真正开始了认真的英语自学。但是没有书，没有老师，自学一门外国语言还是有很多困难。

 

我曾经在固阳和包头的高中插班学习一年多，化学成绩超过其他课程，一点都没感到费力。我常常拿满分连带思考题都完成。老师时常说我有"发挥"。可能因为我会死背硬记。父母认为最好能学科学，远离政治。在77年里花了好多时间复习数学和化学。幸好一直没有放弃过我最喜欢的英语和中文。

 

复习期间没有时间准备中文，休息时间浏览一下自己保存的书。其实，文革以后我一直没有停止过阅读。文革初期弄到一本《五四散文》，是北大中文系56年的阅读书。汇总了鲁迅，郭沫若等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将近十年来，我不仅熟读里面的文章，差不多能背出大部分文章。还有一本北大中文系的《写作知识》，北师大的《古代散文》，还有一些好书，《荔枝蜜》散文集，《评红楼梦》，唐诗宋词，还有历史方面的书籍，都是天天翻读的书籍。有时我父亲不得不把家里和我弄来的书籍烧掉，眼看着心爱的一本本书在火焰中变成了一片片飞舞的黑色蝴蝶，我伤心欲绝。父亲只是叹着气。有一回，我奋力抢下两本我父亲曾用过的常熟师范文学教本。并重新用针线缝订好，包了黄色的牛皮纸，一直随身带着它们，这两本书也被我读得滚瓜烂熟。其中一本至今摆在我的书架上。

 

在这一书难求的关健时刻，我的书箱简直就是"聚宝箱"。

 

(英语自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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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知青房埋头读书的那段日子，生活来源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粮食，土豆，白菜，煤炭都所剩无几了。入冬之前，村里派马车到银盘湾煤矿去给各家拉碳。记得交几元钱，每过几天马车回来一次。可以给好几家拉回碳来。马车轮流停在各家门前，赶车的老汉会约摸着重量把黑碳卸在每家的屋门口。由于高考，我忘记拉碳的事。原来剩下的碳都是碎末，大多像石头那样。烧不着火。炕头冷冰冰。水缸里结了冰。到井上担一次水变成最头痛的事。我舍不得多用水。渴了就把水缸里结的冰块含在嘴里。干脆每天煮土豆，或者煮糜米粥，在粥里撒点盐。有时看书入神，煮糊了锅还不知道。听说这些都被传为村里的轶事。40年后，一些当年村里的孩子们还记得听大人说过。

 

我从未觉得读书艰苦。从早到晚埋头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真正的艰苦是寒冷，是饥饿。即使没有高考，知青的生活也同样会这么困难。每天缺乏的，要克服的却是生活的基本需要。普遍来说，知青们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当我们一群知青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还容易些，精神上互相帮助支持。但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处境显得尤其窘迫。

 

屋里有零下好几度，我整天穿着棉短大衣，再裹着被子，头上戴着棉帽子，像个大棉花包。有时看着书累了，就斜靠在木箱上睡一会。躺在炕上背后实在太冷，常常冻醒。买不到煤油，从供销社买的柴油。点上灯不一会儿，一股黑烟缭绕，在房间里散开来，不长时间就烟雾腾腾。鼻子里黑黑的。我只好戴上口罩。又遮烟，又保暖。但是白口罩上很快会出现两个黑洞洞。

 

早上在寒风呼啸声中醒来，风穿透了房间，脸盆和水缸里结了厚厚的冰。体单赢弱的知青房和我一样，勉强挺立在冬日的寒风中。

 

临近高考日期还有十多天，我在这白雪皑皑山村里，似乎与世隔绝。心里很不踏实，不知外面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我给雪峰发了一封信，希望提前到他那里借住，直到考试完毕。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另作打算住到旅馆去，熬十天左右。过了几天，估计雪峰收到信了，我就把书包装得满满的，顶着寒风，吃力地踏着厚厚的积雪，到三岔口车站坐车到固阳去。先见到雪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也舒了一口气。就在他那里待下来。

 

小桌旁边立着个铁炉子，长长的圆铁筒，放一铲子黑碳，炉火轰隆轰隆地燃烧起来，屋里暖烘烘的。比我的知青房暖和多了。小桌上放我们的书，我俩面对面坐着，各占一半，各看自己的书。互不干扰。

 

桌子中间放着我的小收音机，不停地响着。除了听新闻联播以外，许多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也开始播放。每天都听到在文革时期禁锢的电影插曲，和小时候唱过的革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我的祖国》，时隔十多年，听起来那么熟悉，亲切。一边看着书，一边听着久违的优美音乐，很是轻松。

 

虽然这些与复习功课毫无关系，可还是觉察到广播里的音乐文艺作品送来的是一种承诺，一片光明和一线希望。这时候，外面社会气氛显然随着高考的恢复也在迅速改变。我隐约感觉到一个新时期的来临，新潮流的来临。我多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加入到这个新时代潮流中去。

(1976年探亲期间，看电影《甲午风云》。心有灵犀，听过几遍后记住了这悲愤的旋律。根据我父亲回忆在抗战中经常唱的岳飞词《满江红》，我整理笔录了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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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固阳城里，高考热情上升到白热化。而天气温度向相反方向急剧下降，低于零下冰冻点。

 

有一天，我走出去，迎面遇到一个年轻姑娘。有些面熟。她抬眼看了看我，又低下头。那不是前公社书记的女儿吗？我愣了一下。她变了好多，胖了些。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神态呆呆的，没有了以前的灵气。74年时我见过她拿到推荐高校招生表，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名额。可是被人告发说她没有下乡锻炼，而是在公社学校教书。听说她的招生资格被取消后，得了精神病分裂症。这件事曾在公社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公社书记也调走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微微臃肿的身子走过去，心里很难过。许多干部为子女铺好了完美理想的路，顺利通过招生和招工离开了农村。但是她却不幸成为牺牲品，我知道她肯定不会参加这次高考。

 

我在街上又遇到一位曾经邂逅的女孩子，父亲是县委书记，她正匆匆赶回包头市读复习班。我为她感到遗憾，如果是76年，像她这样的干部子女哪里需要去复习呢。有一个招生名额也会送她的，而哪里会轮得到我呢。

 

据说还有一些高干子女，当地驻军部队干部子女，包头某大公司书记的知青儿女，及其他一些干部子女，都将和我一样参加高考。对我来说十分新奇。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一次。我真的还有些不习惯享受这同等待遇。的确有点奇怪。

 

我清楚地意识到，高考改革提供给我们一个平等的机会，对一部分干部子女来说，我们和他们之间只是作了一个换位。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女，还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成熟的条件抓住这个机会。他们被荒废得太久了。无法跟上社会的骤变。

 

这次来固阳时，带了一些糜米交到固阳国家粮库收购站。粮库付给我一点现金和粮票，用来维持在固阳高考的期间伙食费用。那是队里分给我的粮食。

 

但是我预算了一下钱和粮票还是很紧张。我就沿着大街找到一家旅馆里的食堂。每天傍晚卖饭菜。进去一看，柜台上挤满了人。客人大多是开卡车跑长途的男司机，大多在旅馆过夜。我连边都靠不上去。只好在后面等。最后轮到我，到柜台上一看剩下的都是残汤冷菜和馒头（混合玉米面）都冷了。但是很便宜。1斤粮票，5个馒头，只要1毛多。

 

我急于复习功课，没有时间排队。在最后十天里，每天傍晚在旅馆食堂快关门时去买五个馒头。晚饭吃两个馒头，因为晚上要熬夜。早上起来吃一个。中午只吃两个，喝白开水就馒头。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考试结束。

(我们常在这高坡上眺望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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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终于开始了。12月10日一早，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有许多学生，旁边的小路上也有很多学生，汇合成人流，涌进固阳中学校园。文理科考场分开两边。理科考生多，在固阳中学校园的左边，右边是文科，英文专业在同一个教室，靠近学校的操场。

 

每天考两门课，中午休息。考史地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考政治印象也不深，但是超乎预料地顺利，而且分数较高。我想，原因之一不外乎我常常替厂汉大队写汇报稿件。大队干部文化不高，不喜欢动笔，每逢公社的政治学习会议都派我作代表。在公社开会结束前，每个大队的代表必须就会议内容写篇文章。我对适时的政治词汇都熟悉。

 

考数学时出现了奇迹。那是个上午，一早起来，喝着白开水啃两个馒头。多日不吃盐，嘴里又发苦又发甜，时不时地有点噁心。早上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复习，立体几何没来得及复习。我镇静了一下，想了个办法，把几个复杂的立体几何公式抄写在一块小纸片上。提前出门，一边慢慢走一边背这些公式。

 

到了考场门口，我在外面又站了一会儿。使劲盯着纸上的公式，恨不得把这些公式刻印在脑子里。直到考生差不多到齐了，不得不进考场。我就在门外把小纸条撕碎扔掉。刚进去坐好，老师发给一人一张白纸作草稿。我灵机一动，立刻把刚才记的那几个公式刷刷的写在白纸上。其中有一个计算圆锥体积的公式。几分钟以后，考卷发下来。我浏览一下，一时惊讶得不知所措。最后一个大题20分，正是计算园椎体体积的应用题。我立刻率先把这个题目仔细计算好了，又复查一遍。好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是否老天在冥冥中关注着我。为什么偏偏把这个公式放在考卷里，而且设置为20分呢。可以想像，这个20分在录取我的天平的那一端，重重地压了一码。

 

最后一门考英文。报名时全固阳县18个考生。可是，那天考场里不满10个人。已经有人放弃了。刚开考15分钟左右，坐在我右边一个大个子男生推开课桌，大踏步地离开了考场。我抬头目送着他走出教室。那双皮鞋的响声很坚定果断。好像已经决意不再恋战。

 

英语考卷上的生词并不是很多。而是语法部分根本不熟悉。我只能胡乱对付。考卷中部有两个短文题目。我选的题目是"我的朋友"，复习时背诵了很多句子基本都用上了。我饶有信心地写一位知青朋友，我们共同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整个考试时间，手里的笔没有停过。满满地写到考试结束，不过，我估计语法错误，拼写错误百出。

 

印象最深的还是考作文。从第一天开始，两位监考老师就经常轮流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答卷。刚开始我有点不自在，后来我就顾不上这些了，只管埋头答卷。

 

内蒙命题有两个，可以选择其中之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谈实事求是》。在农村自学时，我曾经自己练习写过各种小文章。其中就有"谈谈事实求是"。这一概念我从小就耳熟能详。我父亲为了申诉他的冤案，我看着他写了十几年审诉。他老是说"要实事求是"，因为有人硬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

 

在考场上，我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涌上来，头里热烘烘的。脑海里出现一副副画面：家里烟雾缭绕，我爸爸坐在桌旁，使劲抽着烟，面对着政治外调人员，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蜷缩在窗外走廊里，正好听得见我爸爸说话声：......我要实事求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不能编造，不然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自从四清运动开始，我家常常有政治外调人员来找我爸爸，把我们赶到外面院子里。有时天很冷，我就躲在窗下走廊里避风。这些话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一套一套的，还跟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挂上，我闭上眼睛也能背出来。记得有一次抄家，我眼看着爸爸侃侃而谈，说要实事求是，毛主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根本核心就是要实事求是（大意），把那几个抄家的造反派说得缄口无言。还记得我爸下班回家来生气地说，这些人不实事求是，明明不符合标准的零件，硬要我替他们返工，再返工也磨不出来，还要给我上纲上线，说我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干脆推辞不干。"

 

我仔细思考了一会，立了个题纲。然后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基本没有草稿。还来不及修改时间就到了，我坐在教室的中间一排。老师收卷时从第一排开始，走到我身边，我正在写最后两行字。我说老师，马上完了，等一会儿。那老师什么也没说，走到后边去了。我急匆匆写完。顾不上再看一眼，立即把考卷递上去。这时候，教室里还有两三个学生趴在桌子上。

 

高考结束了。考场没有一个人。我呆呆坐在座位上。三天的考试，尤如一场梦。不一会儿，那位监考女老师进来提醒我，该锁门了，走吧。我跟在她后边往外走。神差鬼使地，我突然问道，你看大家考得怎么样？她摇摇头，忽然又稍稍转身，一边轻轻说了声：你还行。

 

教室门都锁了，固阳中学校园里突然变得空空荡荡，人都走光了。我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拖着疲惫的步子往校门走去。忽然间，一种强烈的情感猛烈地攫住我的全身，双腿顿时瘫软起来，走不动了。我一下子坐在教室侧面的石头上，失声痛哭起来。长久以来以来忍受的折磨，憋在心里的怨屈，全部涌上心头。

 

我用围巾捂着脸，泪水湿了一大片围巾。冬天的黄昏更显阴晦，空旷的操场一片寂静，只有一阵阵凌厉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吹过，似有凄凉万古之感。

 

多年后回忆，仍然觉得我需要痛哭一场。好像是个拳击手，经历了反复的生死拚杀，浑身伤血，没有一滴眼泪。从拳击场撤下来时，反而要为自己还活着而痛哭。

(厂汉村大部分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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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傍晚，我径直走到那家旅馆食堂吃晚饭。怀着要犒劳自己一下的心情，排队买了一个菜和馒头。内蒙冬天只有大白菜和土豆。在柜台前接过菜碗时，连汤带菜都是冷的。菜汤里的羊油，凝结成了白色的小片片，漂浮在上面。我问柜台上的师傅是否可以热一下，他说没办法，开始是热的，卖到最后就冷了。一碗菜汤如要在大灶锅里热不方便。最后他想了个办法，给我倒了些滚热的开水。我坐在饭桌旁边喝着有盐的热菜汤，边啃着馒头。那咸味真香，真美味，喝着真舒服。我痛痛快快地吃完饭。心满意足。已经有十天没有吃盐。喉咙和嘴巴里发苦又甜，非常难受。后来我曾经告诉别人，红军长征时不吃盐就是这个滋味。

 

考完后我立即返回厂汉村。我乘坐公交车回到忽鸡沟公社。趁着天还早，站在河漕路边等候往神水沟去拉矿石的卡车。1975年到忽鸡沟公社来下乡的知青有很多是包头市交通运输局的子女。而这些司机都属于交通运输局。所以，大多数司机愿意在荒无人迹的山沟里，把这要求搭车的知青带上车。这天我一个人站在河漕路上，试着向卡车招手，顺利地搭上了一辆拉石头的空卡车到神水沟。经常遇到一些看上去五大三粗的男司机，还不停地唠叨几句同情知青的话，叫我们"娃娃们"。每逢这时，我的眼睛就模糊了。下车后，步行几里路就回到厂汉门洞村。但是卡车进山沟的时间不是固定的，有时步行到神水沟也没看到一辆卡车。

 

回到村里，老乡们对我去参加高考没有很大的反应。可能不知道。我疲惫不堪想好好睡一觉。路上，有人告诉我，分给我的土豆还在地里早就冻坏了。我只是答应了一下，懒得去找。身边没有钱了，否则可以买一点。知青房里也没有粮食。得找队里的保管从仓库里领取一部分口粮。记在我的帐上。

 

离开十多天回来，知青房就像一座冻得凝固起来的泥土雕塑。顶着朔风，伫立在山坡上。开门走进去一股寒气扑面。土炕冰冷，水缸里结着一层冰。脚下的土地冻得硬梆梆的。连一点尘土都没有。站在屋里感觉四面都有寒风吹透，不知道是从哪些缝缭中钻进来的。我赶紧到坡上捡了些树枝条，点燃了炕灶取暖。

 

天渐渐黑了，站在知青房门口往远望去，还是那个被白雪皑皑的群山环抱着小山村。那么安静。可是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我又回到这个山穷水尽的境地，又开始了我的孤单穷困的生活。

 

艰难还没有结束。

 （厂汉门洞村的南边的一块地，常常在这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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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高考消息的这段日子非常缓慢，心绪不安，计算着日子。天天眼巴巴地往山下那条小路上张望，看有没有邮电所的人来送信。常常去供销社问询是否有人捎信来。

 

整个12月里，知青房冻得硬邦邦的象一座冰雪女王的皇宫。屋顶上压着一层又一层的积雪，屋檐下挂满着冰凌。显得知青房又矮又低。到晚上，我穿上所有能套上的毛衣裤，棉衣和短大衣。再把棉被子围裹在身上，斜靠在我的小木箱边。躺着迷迷糊糊的看见房梁顶上闪着几道微弱的亮光。仔细观察了一下，原来是房顶和后墙上绽开了几处裂缝。在缝缭里看到星星在闪烁。我不禁觉得一阵心酸。昏昏沉沉不敢睡得太沉。半夜三更冻醒了，就起来加点火。碎碳块质量很差，烧不了一会就灭了。一清早起来再出去找点树干，树枝点上炕火，烧些热水。房间里才稍稍有点温乎气。

 

为了取暖，我白天干脆到老乡家去，带着书，坐在老乡家热乎乎的炕上。有时太阳从窗口晒进来，热烘烘的。因为夜里冻得睡不着，我常常在老乡家的热炕头上沉沉地补睡上一大觉。有时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打扑克牌，暂时忘记了烦恼。村里乡亲们的憨厚和朴实使我回想起来更觉得可贵可爱。

 

过去我从不参于打扑克。有时知青伙伴们在隔壁房间玩牌，缺一个人。过来叫我，请我，求我，我就是不干。死心塌地要看书。有时交通局的知青带队干部也在玩牌，我也不给面子。想起来有点惭愧。在下乡四年里，从来没有象这样串门，也没有象这样玩过扑克牌。

 

就这样，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整天都像逃难流浪一样，白天找个老乡家里取暖，晚上才回知青房挨冻，熬过那些长长的黑夜。

 （我的英文自学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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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是元旦，阳光灿烂。清早就我把唯一没有补丁的夏天的确凉长裤穿上，擦洗了大头鞋。把洗干净的上衣穿好。给自己过个新年的第一天。我面对着东南方向的那片连绵起伏的群山，思忖良久。我的1978年新年计划应该是继续努力学习，如果这次没有考取，就参加6月份的考试。一定要在新一年里考上大学。

 

等待在焦虑中继续着。中间，我只好步行36里路到公社学区打听消息。公社中学有考生，去找他们聊聊考试的情况。

 

一个多月了，没有任何动静。

 

正值一月份严冬，连下几场大雪不化，漫山遍野都是皑皑的白雪。雪地冻得硬硬的。

 

每天早上起来，我站在知青房门口，呆呆地想着，猜想会不会有人送来高考消息。其实我也不知道高考的程序是什么，该送来什么消息。

 

门前不远处，常常有几只黑乌鸦飞来，在觅食，呱呱大叫着。我心里一阵紧张，这不是好兆头吧！我把洗脸水朝着讨厌的乌鸦泼过去，再捏几个雪球扔过去，把它们赶走。有时又看见几只黑喜鹊飞来了，叽叽喳喳的叫着，挺热闹。我心里又一阵高兴，隔着窗户观察它们，希望能辨出什么幸运的迹象。

 

终于，这一天，我等不下去了。为什么是这一天，始终是个谜。这天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危险，最恐怖的一幕。

 （网络照片。这情景和我在忽鸡沟公社的关卡拦车去包头“赶考”的情景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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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天空阴沉灰暗。我感觉有点烦躁，坐立不安。书也看不下去。突然觉得应该到公社去打听一下消息。

 

满山遍野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都变成了冰。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呼啸着掠过，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身上，吹透了身上的棉衣，一阵阵透心凉。寒冷的空气如针刺般扎在脸上和手上。一会就麻木了。

 

冬天村里的老乡都穿着翻毛羊皮大袄。戴着毛绒绒的皮帽子。我们知青没有羊皮袄。我学着老乡把一根绳子在小棉袄外面绕了几圈，紧紧地把棉袄箍在身上。这样风吹不透了。外面再套上短棉大衣，厚厚实实的。然后把两条毛线裤都套在一起。臃肿不堪的样子。再加上大头皮鞋，走路像个笨熊似的。

 

一眼望出去，漫山遍野，白雪皑皑。没有一点人走过的踪迹。河漕路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看不出哪里是路。只能看着两边山坡辨认方向。虽然我也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我焦急的心情催促着我快点动身。

 

山沟里的河漕路一片冰雪，很少见到人或牲畜的足迹。我只能沿着两边山坡之间，摸索着朝公社去的方向走。过了神水沟石矿之后，就不大容易辨了。本来我以为神水沟石矿会有卡车去公社。哪知由于天气恶劣，没有卡车来拉矿石。地面上的白雪没有一点车辆和行人的痕迹。冰冻的白雪地的表面光溜溜的，闪烁着一片片亮光。我一步深一步浅地走着，尽量往凸出的地方踩下去。我把裤腿扎起来塞在大头鞋帮里。一点一点地往前走得很慢。有时一只脚陷进雪坑里。弄得鞋里都是雪。

 

走了好长时间，一路有上坡，用两手帮着爬上去，下坡就干脆坐在冰冻的雪地上，往下滑去。走得很慢，走了好久。看到右边河漕路上面的半坡上有几座白雪覆盖的房子，远远看去像几个大白蘑菇，房顶上冒着几条炊烟。老乡很勤快。他们会马上把屋顶上的雪铲掉。免得厚厚的积雪会压坏屋顶。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那是窑子湾。窑子湾村紧挨着河漕路。以前往返路过，我常弯一下路，到村里找点水喝。老乡的家门不上锁，推门进去就成了这家的客人。

 

我不敢耽误，继续在雪地里赶路。一面辨别着方向。徒然间，天色变得更加阴沉起来，灰暗的浓厚的云层在头顶上飞速移过来，带来大片大片的鹅毛大雪。由远而近，雪花片密密地落下来，听得到哗啦哗啦的响声。我仰面朝天望去，什么也看不见，天地之间浑然一片，全是怒气冲冲的雪团团在飞舞。很吓人。至今我很怕看天气变化时的天空。

 

风吹起来，凄厉地哀嚎着，灰暗中雪片猛烈地旋转，扑头盖脸朝我打来。一会儿功夫，两条腿的膝盖，都被埋在雪里，帽子上，身上全都是雪。我将要被吞噬在暴风雪中。四面一片混沌的，这时我的视线模糊，只能看到几米远的地方。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惊吓得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任凭雪片堆积在我身上。一会儿手脚冻得麻木了。忽然我意识到，不能停止活动，否则会冻死在这荒坡雪地里。我不停地抬起腿，踏着雪，挥动手臂活动着。一点点往前移动。前面是一面斜坡，我得爬上去，到高处安全些。手上戴的棉手套已经湿了又冻得硬梆梆的。顾不得这些了，我用右手使劲在雪地里刨出一个坑，再用左手使劲刨一个坑，用大头鞋踢，踢出两个坑，让手和脚都紧紧抠住雪坑，一点一点往上爬。受伤的右膝盖一使劲就疼。实在爬不动了，就趴在雪地上休息一下。但是想起这样要冻死的。马上又继续往上爬。正在半截坡面上，不知怎么一滑，我整个人滑下坡去，翻滚着掉到了坡底，摔在雪堆里。白茫茫一片，好像是雪的大海，阵阵寒风不停地刮起雪花碎粒旋转乱舞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卧躺在雪地里，我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冻死了，我就要冻死在这里了。

 

是的。我记得那是前两年的一个严寒日子，我路过忽鸡沟公社关卡，看见好几个人站在公路边往下看，我也看了一下。坡下卧着一具女尸，面朝下趴在雪地里。公安人员在调查这案件。后来才弄清楚：那是前一天傍晚一辆小轿车从固阳返回包头，路过关卡检查。这个女干部想找个隐蔽处方便一下。独自走到坡下去了，没有跟同车人员打招呼。大家找了好久才找到她。据分析就是冻死在那里。听人们说，在严寒天气零下二，三十度时待在户外，一旦停止活动，人就会冻僵或冻死。

 

我不敢继续趴在雪地上。硬撑着站起来，不停地来回跺着脚。身上还斜挎着书包，里面有我宝贵的英语书和笔记本。无论到哪里去，身上总是带着这几本书。这时候，我看看自己，头发上挂着冰凌，浑身全都是冰雪。

 

人的勇气和力量来自求生的本能，我又拼命再爬一次。把坑挖得深一点，不敢停留。幸亏是个斜坡，终于呼哧呼哧地慢慢的爬上去了。往四面瞭望，隐约可见一个个象大白面包一样漫坡，其它什么也看不见。这时，我彻底绝望了：我会冻死在这里。我想大声喊，也许有人听得见我。可是刚一张口就被呼啸而过冷风和雪呛得直咳嗽，喘不上气来。

 

我的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但我的第六感官还在告诉自己千万保持清醒。我机械地，努力不停地往前迈着步子。慢慢地，发现风雪渐渐变小，视野也渐渐清楚些。我并没有走远，前面有几个起伏不大的小山坡连在一起的，走到尽头可以直接走上公路。平时常走那条山沟，虽然被雪覆盖着，大约方向还是眼熟的。于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我奋力朝着那几个小山坡方向，沿着沟里走过去。终于，我看到前面的公路。当我的脚板踏在硬梆梆的公路上时，我才松了口气。忽鸡沟公社就在前面了。

 

忽鸡沟公社所在处是固阳县海拔最高点。冬天气温更低，变化莫测，风雪更多。当我趄趔着走进公社学区，才知道已经下午4点多。平时2个多小时的路，走了6个小时。

 （网络照片。与我冒着风雪经常在山沟里步行36里路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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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鸡沟是包头市和固阳县之间的必经之地。有个关卡设在路边。来往的车辆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过了关卡，往包头方向的盘山公路弯弯曲曲，一路下坡，往下旋转的坡度很大。一面靠山，另一面山沟。有时遇到下雨路滑，冰雪未化，非常危险。公路上的车减少。

 

到了学区办公室，主任不在。有个工作人员说，好像有一个通知是给你的。什么！我大吃一惊。他胡乱找了找，没找到。他说你报考英语的还要考一次，是面试。我从未听说英语还要考口试。我问什么时候考？他说明天。我问，在哪里考？他说，在昆区。

 

我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呢？这工作人员说，地点好像是在包头昆区的一个中学。他立刻给固阳县招生办打了个电话，证实了确切地址和时间。

 

至今我也不明白，怎么偏偏会在这天突然执意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公社来呢？遇上暴风雪，幸好又停了。是冥冥中的天意吗？是上天在考验我吗？我真的不能再承受了。

 

此外，自从高考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有一点风吹草动，消息不胫而走，全公社办公室，中学区所有的人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唯独不通知我这个当事人？使我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万险，艰苦跋涉才拿到这个复试的通知。

 

我本来就差不多冻僵了，浑身像是被风雪吹透了。一听了这话我就开始浑身簌簌地发抖起来！又生气，又着急。这位干部一看时间说，坏了，去包头的末班车已经过了。你得赶快拦个车去包头。

 

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公路边的关卡。天空阴沉得很，我站在路边等卡车，远远有车来了，我赶紧跑到满是冰雪的公路中间，顾不得脚下滑溜，一边跑一边招手示意。汽车都得停下来接受检查，有的车不能带人。有的不直接去包头。我跑到关卡跟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明原委，要求他们帮忙。关卡人员的权力很大。除了查汽车证件，还要查车上有没有从固阳后山往包头私自带粮食，白面，肉类等食品。因为这些都是国家有控制供给的。司机们常走这条路，忽鸡沟是知青搭车集中点，关卡和司机都习惯了。

 

听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快过年了，后山的一帮知青买了白面，猪羊肉搭车回家去包头。如果关卡上检查发现了，按规定要没收的。这帮知青站在车上，叉着腰，一个个摆出要拼命斗殴的架势。关卡人员往车里一望，每个白面口袋上放一把尖刀。吓得二话没说，把车放走了。这故事是在知青学习大会上讲的。现在忽鸡沟的关卡有个工作人员自己就是知青，对我们比较同情。常常愿意帮个忙。

 

眼看就天黑了，我正着急，来了一辆卡车，正巧卡车后面是空的。司机听说有个知青要回包头"赶考"，没费事就同意了。可是前面的司机炉里已有两人，坐满了。我只能坐在后面敞车上。我说行。只要能带我去包头就行。卡车开动了，那种呼啸的飓风完全让我窒息，好像身上一点衣服都没有穿。猛烈的风随时要把我撕裂开，要把我拎起来扔到车外边去。我紧紧地蜷缩成一团。把头埋在胳膊里，背靠着司机室。紧闭着眼睛。心想这样不知能不能活着到包头。听天由命了。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一片空白。

 

一会儿，车停了，我有点吃惊。因为以前搭过车，正下小雨路滑，司机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我们步行走下盘旋的那段公路，在下面等他。我心想这可麻烦了，天这么黑，都是冰雪，怎么走呢。不料，司机朝我嗨了一声，扔给我一件大羊皮袄，说："穿上吧，太冷了。小心冻坏个呀！"我鼻子一阵发酸。赶紧把又大又宽松的羊皮袄反套在身上，把胳膊伸进袖子里，把头钻在长毛领子里。这件羊皮袄几乎盖住我蜷缩着的全身。一路只听见风呼呼地在耳边叫着。我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候的温度至少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二十度。

 

卡车停了，我听见司机说到了。这是进包头东河区的转盘街口，叫红星。路灯点点，昏暗的，显黄色。包头显然温和一些，风平浪静的。

 

我身体僵硬还是蜷缩着，腿也伸不直，站不起来了。当我慢慢地直起腰，扶着车厢板，一点一点地挪动步子，司机出了驾驶室，我把皮袄递给他，并说谢谢。当我硬撑着从卡车上跳下来，双脚落地时，震动得身上的骨头架子都散掉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底心上升直到腰背，肩膀，耳朵，到头顶。好像戳电之后引起全身每个部位都在崩裂。我蹲在地上好半天不能动。司机问我怎么样，我回了声，没事。等我慢慢地缓过来，卡车已经离开了。

 

红星，这个东河区的街口，忘不了。

（ 网络照片。与我在风雪严寒中，在公路边搭车的情景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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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到了东河区，已经是万家灯火。我已半死不活，饿得有气无力。幸好我哥的工作单位离开下车地点不远。我千方百计地走到我哥厂里，借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天色朦胧，街上冷冷清清的。我找到公共汽车站，搭乘公交车到昆区去。那个公交车像散了架子似的，一边开一边叮叮铛铛地响着。车厢里很冷。到站下车后很快找到包头九中，考场设在初中部。当时已经有好几个考生在等候。里面一间屋子是考场。内蒙师大外语系的老师正在面试考生。外间有个女工作人员，不记得按什么进考场，就记得不准带任何书本。

 

当时我看自己浑身上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很是自惭形秽。想着过去的这一天经历了千难万险，心有余悸。脑子里不断地闪过一连串的问题：别人都穿戴整齐，可我身上这么脏。这双大头鞋真难看。口试考什么呢？考什么样的口语呢？怎么考法？我一概不清楚，心里有点上下。

 

听着其他考生们的谈话，他们好象大多是当教师的同事或互相认识。从闲聊中知道他们很内行，懂得考试的基本方式和内容。我也和几位考生打招呼，稍稍谈了谈，他们大多是教了好几年的英语老师。有的是包头重点中学的教师，北京，天津老三届的高中生。基础很扎实。我心里很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