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出身军阀反动军人家庭，当年祖上因打不过我党儿投诚，但也没有洗干净自己的根。

年轻时候，能弹一手琴，唱一嗓子歌。以前她们学校里演出样板戏，那唱主角的阿庆嫂之流都是她。思想先进，行动麻利，对她儿子的要求是追求荣誉，守信用，讲义气，能吃亏。这种教育下，我们农民由小到大都喜欢荣誉，没了这些可以由骚包来代替。骚包就是种自我荣誉的体现。

儿时的三好学生，学习黄帅的榜样，校体育比赛的某几项冠军等等到青年时代的我党优秀党员，（区级）新长征突击手（劳模）吃亏吃得奖状满满一墙。

前天下午老小孩给我打电话，“我想吃巧克力了”。外加饼干麻花等等。我慢慢地轻声细语地跟她讲，我在球场打球，结束后再去买，你都睡觉了。明早第一件事，就去做。

想想年轻时候，跟她的关系都是在暴力革命之中。 我们家里人丁少，她眼睛总是盯着多动症的老农民。 烦也烦死了。 少年反叛时期，要求她跟我讲话时要想好，只讲两句话。第三句就不听了。直接打断7。。

后来结婚了，有老板了。就根本不理她了。有什么事，给我老板讲，娘们儿去嘚啵，别烦我。直到几年前的一天，80岁的老母可怜兮兮地说，“我现在已经很难组织语言，只用两句话就概括一切，你得慢慢地耐心听”。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跟我斗了一辈子的母亲，老了。

自那以后，她讲什么，我都耐心地不吭声。然后，会话的时候，也开始用对待孩子的长调软语气。小小孩，老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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