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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时期流行国学,所谓新儒家也颇有一番气势,那时候还凑热闹买过几本余英时的书,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余老作为反共的著名文化人士,他的书能在大陆出版,当然是出于泛中国民族主义的统战需要。

那时候不少人推崇儒家文化,按照文明冲突的路数,大概儒家文明有一天会和西方基督文明分庭抗礼。

余英时说过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托马斯·曼(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德国小说家、散文家)说过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这句话的
版权属于他。相对于英法,19世纪之前的德国是弱小分裂的,强大的是英法,失败的讲德语的知识分子面对英法有强烈的自卑感,海涅说过法国俄国占领了陆地,
英国统治了海洋,而哲学的天空属于德国,德国才有康德。英法也有不少流亡者,但他们没有这样精神胜利法的呓语。余英时做为20世纪的南渡知识分子,他在面对北朝的时候
,他的失败和历史上的李清照辛弃疾是一样的,这是余英时钱穆失败的第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也是更严重的是,他所维持的儒家文化,士文化,无法为将来的泛中国提供一个方向。
所谓儒家文化,不过是一层又一层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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