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們擺脫體制的危害，引導我們擺脫罪業，進入精神解脫或靈魂自由的境界？主人公安迪的事蹟給我們提供了啟示。

首先，對體制的不認同。也許是因為因冤入獄，也是因為心地善良，亦或是因為對自由的渴望，安迪自始至終沒有認同他所身處的體制：監獄。儘管他可以憑藉自己的財務技能在監獄中獲得了幾乎是犯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待遇，但他並沒有接受這種歸宿。影片沒有透露安迪的宗教信仰，但他對自由的渴望是深入內心的。靈魂需要自由，沒有自由的生命如同行屍走肉，連野生動物都不如。而讽刺的是，自古以來剝奪人們自由的，恰恰是人類自己建立的各種體制（這是外在的方面，內在的方面是人類所構造的各種概念與觀念）。而體制一經建立，就會本能地追求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相應地，就會盡可能地剝奪生命個體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越是大的國家，自由度越少的原因（美國是個例外，因為美國的憲法限定了政府的權力以及保障了個人的權利）。而越沒有自由的國家，就越要宣傳愛國主義。英國學者及作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愛國主義是無賴的最後避難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可能更流通的翻譯是『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一塊遮羞布。』)  他的本意大概是指責那些利用愛國主義來攻擊別人道德的假衛道士。如果是這樣，我覺得他說得還不夠深入。因為從自由的角度來說，愛國主義就如同一件漂亮的囚服，只要穿上了它，你就很難走出那個監獄。從精神層面上講，如果認同了國家政權這個體制，就相當於給自己套上了一副精神的枷鎖。

那麼宗教是怎麼來處理這個對體制的認同問題的呢？

佛教并没有单独针对这个问题来做回答。而是從執著的角度來處理所有类似的問題。在人類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承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而對這些角色的認同既會給我帶來煩惱，也會讓我們造業。歸根結底，其原因是因為我們對凡相的執著。比如说执着于我是某国人（当然，在佛陀时代还没有这个问题），执着于我是寿者、我是阿罗汉，甚至于执着于我的存在，都是不对的，或者说是凡夫俗见，是障礙人們覺悟和解脫的原因。佛在《金刚经》中说，『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说，『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解決這一問題的最根本方法是断除我执。断除我执才能斩断一切烦恼；断除妄相，才能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见到了心的本性，也就得到了解脫。

而基督教是从对上帝或基督的信仰來弱化體制的重要性。而這種信仰越直接，越能避开体制的束缚。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的時代，梵蒂冈天主教會擁有廣泛的權力和影響力，可以说是宗教被体制所利用的典型例子。当时天主教會声称自己就是上帝的代言人，理所当然拥有对《圣经》的绝对解释权。然而，許多人對教會的某些做法感到不滿，特別是對於贖罪券（indulgences）的銷售。贖罪券被教會用來宣稱能減輕人們的罪行，甚至能保證死後靈魂能進入天堂，而這一做法為教會帶來了巨大的財富。

1517年，路德公開反對教會銷售贖罪券的做法，發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這份文件挑戰了教會的權威和一些教義。路德認為救贖不能通過金錢交易獲得，只能通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獲得。他還強調了《聖經》的重要性，主張信徒應該直接研讀《聖經》，而不僅僅依賴教會的解釋。

路德的行動引發了廣泛的爭論和支持，也導致了與羅馬天主教會的決裂。他被教會列為異端並召喚到沃爾姆斯的帝國議會（Diet of Worms）上受審，最終被逐出教會。不過，路德的思想迅速傳播開來，得到了許多德意志諸侯的支持。當然，這些諸侯有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希望通過支持路德來增加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宗教改革導致了歐洲基督教會的分裂，形成了天主教和新教兩大陣營。這一分裂也促成了一系列宗教戰爭和政治衝突，並影響了歐洲的歷史發展軌跡。

路德對新教神學的貢獻，尤其是他對《聖經》的翻譯和對信仰的強調，為後來的宗教改革者奠定了基礎，並深遠地影響了西方文化和社會。众所周知，后来的美国就是由新教徒所建立的。而新教徒们由于在欧洲所遭受的宗教迫害，以及英國王室對美國殖民地人民的壓迫，而深刻地意识到了体制的危害。這最終導致了美國的獨立戰爭與建國。後來美國國父們在制定宪法时，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利，并在随后的权力法案中，明确地规定了個人所擁有的自由和權利，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保留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等等。美國國父們基於他們的信仰，認為這些權利來自造物主與自然法則，也就是所謂天賦人權，不可剝奪。美國的憲法為美國的自由與繁榮奠定了基礎。後來美國憲法的精神被更多的國家所學習與接納。可以說我們現在所享受的民主與自由，並不是平白無故地產生的，而是有它源遠流長的因緣，尤其是與基督教信仰的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