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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19,000人,不少印度兵,三元里抗英一个起因是其中的印度小分队与广州农民发生冲突。历史学家专家何书彬称,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援英”,包括三元里在内的广州一带大批民众自动充当英国军队后援,冒着枪林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刺探情报,甚至参与作战[5]。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人后来被查出曾帮助过英军。

1841年5月,英国舰队停泊在广州城外的水面,等待清朝政府在和战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这一年是鸦片战争的第二个年头。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态度摇摆不定,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此时,主战的奕山替代了主和的琦善。他调兵遣将,将广州城的守备军力(包括乡勇)扩充到了8万人。21日晚间,他密令炮船偷袭英舰。此后几天,清军的水上力量遭到了英军的强力反击。这场水战之后,广州方面认为,英军水上实力了得,但若登陆开战,清军有实力与之一战;英国人也认为,水上的胜利是不够的,是时候登陆广州城了。于是,新任英军司令卧乌古的一支部队如入无人之境般登陆北广州城,英军迅速占领了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27日晨,正要下令攻打广州城门之际,卧乌古接到了英军全权代表查理·义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的信。信中陈述,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同意支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承诺保证奕山及调入广州的军队于六日内撤离。因此,义律同意不破坏广州城,卧乌古应停止进攻。义律和余保纯的停战谈判,使得这支部队无所事事地驻守在了城北高地。由于实行“以战养战”的后勤政策,这支部队的后勤补给出了问题。28日,部分英军开始下山侵占北郊的民房,抢劫粮食牲口,挖掘墓葬,甚至奸淫妇女。三元里抗英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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