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电影《西藏七年》的负效应
● 张汉音
作者评述好莱坞影片《西藏七年》，认为内容与历史事实有许多
不符之处，观众在观赏时应加以理性分析，而中国方面也有必要设法
把西藏的全貌介绍给世界。
目前正在放映的《西藏七年》是1997年好莱坞的力作，它的表现
手法甚有创意，是一部在引人入胜的艺术的掩护下、扭曲和捏造历史
事实、试图向美国和全世界公众推销反华意识形态的作品。任何不了
解西藏历史的人，看了这部电影，都有可能萌发对达赖十四世及其民
族分离主义立场的同情。影片在干扰中美关系和阻挠中国融入国际社
会以及在妨害中国的民族团结方面所可能产生的破坏作用，是不难想
见的。
影片的创意
影片最富有创意的表现手法有二，一是根据现象学见解的启示，
制造类化推断的负效应（negative typification effect），二是独
具匠心地应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原理
。影片的感染力主要取决于这两种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
现象学(phenomenology)认为，任何社会或社会群体都会对各种
各样的人加以分类，对他们的行为倾向和属性分别进行归纳，形成一
定程度的共识；在此种条件之下，当陌生人出现时，人们往往在充分
了解他之前，便会根据些微的表面特征，迅速地把他归入这些既定类
别之中的某一类，认定陌生人具有这一类人所共有的行为倾向和属性
，从而决定如何与他打交道。这种推断虽有简化思维的价值，但是常
常会导致判断与行为的错误。这就是类化推断的负效应。
《西藏七年》的编导者对人的类化推断倾向显然具有相当深刻的
理解，于是故意按照类化推断的逻辑，去制造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负
效应，在观众处于不知不觉的自信状态之下，把他们引入判断错误的
圈套。具体的做法是，借用登山人哈雷的自传片断，并在影片中对几
方面的主要人物采用真名实姓，去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整个故事乃
是源于哈雷在西藏七年的实地观察。
由于观众普遍相信“百闻不如一见”，倾向于认为实地观察者这
一类人的见闻录具有很高的可信性，他们一旦在影片编导者的导引下
，把哈雷归入实地观察者这一类别，便会由对这一类人的见闻录的通
常判断出发，去确定和相信所谓哈雷见闻录的可靠性，从而把影片中
关于达赖十四世其人以及西藏地位的展现视为哈雷本人所客观目睹，
并且可以置信的事实。
影片中的西藏被描画为受到中国侵略和中共蹂躏的独立国家，达
赖十四世则被描画为酷爱和平、不惧强敌、既有神秘和宗教哲理色彩
、又具有儿童时期普通人一般纯真无邪的圣者。观众从影片中似乎如
临其境地猎获了史实，然而这些却是一半属于极端片面、一半属于编
导者故意捏造的所谓“史实”。这种以谬为真便是类化推断的负效应
，至于为何说它片面和捏造，稍后再作交待。
影片的第二个突出的表现手法是运用条件反射原理，去进一步误
导观众的心理，使他们由相信所谓西藏“独立国”的存在发展为认同
西藏“独立国”，由相信达赖十四世的形象完美发展为认同形象完美
化了的达赖十四世。
《西藏七年》并非单刀直入，从电影主人公哈雷进入西藏开始展
叙，而是花去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时间，非常细腻地描述他从印度一侧
如何在随时有可能坠崖断魂或者被雪崩吞噬的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与
死亡搏斗，力攀高峰，如何中途被英国人逮捕和多次越狱失败，如何
苦苦思念与他决裂的妻子与幼儿，如何在最后一次越狱成功之后再攀
喜马拉雅雪峰。这种不切主题的破格描画，从表面上看是违忌的，但
是配上演员的雄健和魅力，加上演员的投入和传神的表演，却相当成
功地把哈雷塑造成了令人赞美和爱怜的形象，从而创立了条件反射的
第一前提条件。
当影片业已在观众的心底里激荡起赞美和同情哈雷的心理倾向之
后，借助于影片中的哈雷支持所谓西藏“独立国”和支持达赖十四世
这个可以引起条件反射的第二前提条件，便自然而然地使观众由对哈
雷本人的赞美和同情，转化为赞美和同情达赖十四世以及所谓西藏“
独立国”。观众的这种心理变化并非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判断，而是典
型的条件反射，一种难以抗拒的条件反射，如同在超级模特儿为某种
肥皂作了广告之后、人们便会由最初的被模特儿的美貌所吸引几乎不
可抗拒地转化为喜欢该品牌的肥皂一样。
不符合历史事实
《西藏七年》的致命弱点是歪曲和捏造史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是，长期以来西藏乃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不说清朝乃至于更早
期的历史，即使是晚至内乱四起的民国时代，西藏也是位于中国的版
图之内，而且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也未敢忽略在西藏设立“蒙藏委员
会驻藏代表处”，去协助中央政府处理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影片
不仅不敢向公众公布这一事实，相反偷梁换柱，把“蒙藏委员会驻藏
代表处”篡改为相当于驻外大使馆的“中华民国驻藏代表处”，藉此
把西藏界定为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这是捏造史实的表现之一。
影片不敢面对的另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直到西藏农奴主阶
级于1959年公开策划西藏独立、挥戈叛乱而导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
一直是农奴制度，95%的藏人是没有土地和人身自由的农奴或家奴，
作为农奴主的贵族、官员和上层僧侣可以自设私狱，对农奴施刑，包
括挖眼、割耳、断手、抽筋等极其野蛮的刑罚。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
乃是最大的农奴主。
此外，当时的藏人分为九级三等，上上等人极尊极贵，下下等人
贱如草芥，杀死了下下等者（如铁匠、妇女、流浪汉），只需赔偿一
根草绳而已。避开这一切，去描述达赖十四世儿时的天真无邪和他与
哈雷之间的充满人情味的交往，用这和善与稚纯的一面去代表达赖人
格和行为属性的几乎全部，进而代表所谓西藏“独立国”的主旋律，
这是歪曲或捏造史实的表现之二。
再其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中央政
府根据解放全中国的计划，不仅挥军向南部边境挺进，也曾向摄政王
拉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议，遭到拒绝之后，
才攻下昌都地区，导致拉扎下台。影片不提拉扎王拒绝和平解放的建
议，只讲解放军进攻昌都地区，而且把这种进攻描写中国进攻西藏“
独立国”，同时把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送别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代表处
人员说成是哀送他们“回国”，这是在史实方面作手脚的表现之三。
歪曲史实的表现之四：把实有其人的张经武等中共军方代表描写
得蛮横无理，对藏族和佛教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在与达赖十四世谈
判之前，居然故意踢翻大殿的香盘。这无疑是捏造，因为完全违背毛
泽东和中共当时的民族政策，违背中共中央在处理高级政治敏感问题
方面的策略，这种违背发生在十分小心谨慎的高层是不可思议的。这
一点只要了解当年红军北上时如何尊重彝族、刘伯承将军如何与小叶
丹结拜为盟就会明白。
歪曲和捏造史实的表现之五：在影片结束时，字幕以严肃披露史
实的语气写道，自中共统治西藏以来，约有百万藏人遭到杀害。这是
弥天大谎。以十四世达赖集团为首的西藏农奴主阶级在1959年策动的
叛乱，追随者并不很多。实际上1950年摄政王拉扎在鼎盛时期与解放
军对峙时，也只有一支5000多人的军队。1959年的叛乱迅速遭到平息
，其核心人物和一部分追随者据说是在解放军“包抄”张口、故意放
行的条件下才得以逃往印度，残留西藏的少数分子也在次年全部瓦解
。
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藏族共有459万人，其中一少半住在青
海。发生在此之前31年的平叛，即使对参与叛乱的农奴主也从未采取
格杀勿论的政策，随后的民主改革则是要把占藏族人口95%的人从农
奴和家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怎么会有百万藏人惨遭杀戮？
应该说，在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这二十几年里
，中共的确犯了许多错误，包括经济路线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和政治
方面的左倾极端主义。后者根源于毛泽东的认识判断失误以及他的无
产阶级专政论和继续革命论，也根源于林彪，四人帮一类犯罪分子的
兴风作浪。西藏的传统文化和一部分藏人，如同汉族的传统文化和一
部分汉人（包括邓小平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受到过冲击，藏
族的二千多座庙宇遭到毁坏，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令人悲哀疾首的一页
，这种冲击不是针对藏族的冲击，而是在整个中国境内发生的来自极
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一小撮坏人的冲击。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认识和批判了这些错误，四人帮之
类受到了惩罚，能够补救的得到了补救。到了1994年，中央政府在西
藏已经复建1500多座寺庙。在经济、教育和人口生育等方面，中央政
府还对西藏实行了更加优厚的特权政策，例如西藏不仅不必向国家交
税，而且每年可从中央政府获得巨额财政支援。《西藏七年》在结尾
处只讲毁坏西藏庙宇，避而不提其全国性的政治背景，不提中央现政
府在修正前任政府错误方面的巨大努力，更不提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
解放，这是扭曲史实的表现之六。
影片的编导者之所以那样煞费苦心地制造类化推断和条件反射这
两种效应去操纵观众的心理，显然是为了使观众在脱离理性思维的朦
胧之中能够不加抵制地接受影片编导者所扭曲乃至于捏造的所谓史实
，以便达到其远非公正、光明的政治目的。这种扭曲和捏造的所谓史
实可以在遭到误导的纯感觉的避风港里栖身，但是却经不住理性和公
正的揭露，而一旦为公众所识破，就难免会使好莱坞蒙羞。
必须以理性分析
从总体来看，《西藏七年》在表现手法方面的创造性是值得电影
和文艺界借鉴的。但是利用表现手法的创意作为掩护，去歪曲和捏造
历史事实，去愚弄观众的心理和损害他国及他国人民的利益，则是好
莱坞的耻辱。
观众为了防止花钱反遭愚弄，必须拿起理性分析的法宝。不过，
就目前而言，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里，一小部分极端的反华分
子利用媒体之便，制造了相当程度的反华舆论，在此影响之下，公众
形成了某些先入之见，加上他们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西藏的历史，因而
容易接受《西藏七年》制造出来的所谓史实，很难敏感地去运用理性
的武器对影片作出必要的分析取舍。
另一方面，因为任何先入之见都有选择性，人们既对中国怀有偏
见，对他们提供的各种澄清便往往会斥之为“宣传”，不屑一顾。于
是许多人分明是遭到了《西藏七年》的愚弄，但却全然不知其情，有
的人还会拙拙然为之弹冠称妙。
至于受到诋毁损害的中国，或许可以研究一下诉讼该影片捏造与
诽谤的可行性。倘若可行，与其发行有限的电影去被动地与之抗衡相
比，诉讼的讲坛也许可以更有效地把西藏的全貌介绍给世界。
（作者是新加坡国大社会学系高级讲师）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张汉音
作者评述好莱坞影片《西藏七年》，认为内容与历史事实有许多
不符之处，观众在观赏时应加以理性分析，而中国方面也有必要设法
把西藏的全貌介绍给世界。
目前正在放映的《西藏七年》是1997年好莱坞的力作，它的表现
手法甚有创意，是一部在引人入胜的艺术的掩护下、扭曲和捏造历史
事实、试图向美国和全世界公众推销反华意识形态的作品。任何不了
解西藏历史的人，看了这部电影，都有可能萌发对达赖十四世及其民
族分离主义立场的同情。影片在干扰中美关系和阻挠中国融入国际社
会以及在妨害中国的民族团结方面所可能产生的破坏作用，是不难想
见的。
影片的创意
影片最富有创意的表现手法有二，一是根据现象学见解的启示，
制造类化推断的负效应（negative typification effect），二是独
具匠心地应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原理
。影片的感染力主要取决于这两种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
现象学(phenomenology)认为，任何社会或社会群体都会对各种
各样的人加以分类，对他们的行为倾向和属性分别进行归纳，形成一
定程度的共识；在此种条件之下，当陌生人出现时，人们往往在充分
了解他之前，便会根据些微的表面特征，迅速地把他归入这些既定类
别之中的某一类，认定陌生人具有这一类人所共有的行为倾向和属性
，从而决定如何与他打交道。这种推断虽有简化思维的价值，但是常
常会导致判断与行为的错误。这就是类化推断的负效应。
《西藏七年》的编导者对人的类化推断倾向显然具有相当深刻的
理解，于是故意按照类化推断的逻辑，去制造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负
效应，在观众处于不知不觉的自信状态之下，把他们引入判断错误的
圈套。具体的做法是，借用登山人哈雷的自传片断，并在影片中对几
方面的主要人物采用真名实姓，去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整个故事乃
是源于哈雷在西藏七年的实地观察。
由于观众普遍相信“百闻不如一见”，倾向于认为实地观察者这
一类人的见闻录具有很高的可信性，他们一旦在影片编导者的导引下
，把哈雷归入实地观察者这一类别，便会由对这一类人的见闻录的通
常判断出发，去确定和相信所谓哈雷见闻录的可靠性，从而把影片中
关于达赖十四世其人以及西藏地位的展现视为哈雷本人所客观目睹，
并且可以置信的事实。
影片中的西藏被描画为受到中国侵略和中共蹂躏的独立国家，达
赖十四世则被描画为酷爱和平、不惧强敌、既有神秘和宗教哲理色彩
、又具有儿童时期普通人一般纯真无邪的圣者。观众从影片中似乎如
临其境地猎获了史实，然而这些却是一半属于极端片面、一半属于编
导者故意捏造的所谓“史实”。这种以谬为真便是类化推断的负效应
，至于为何说它片面和捏造，稍后再作交待。
影片的第二个突出的表现手法是运用条件反射原理，去进一步误
导观众的心理，使他们由相信所谓西藏“独立国”的存在发展为认同
西藏“独立国”，由相信达赖十四世的形象完美发展为认同形象完美
化了的达赖十四世。
《西藏七年》并非单刀直入，从电影主人公哈雷进入西藏开始展
叙，而是花去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时间，非常细腻地描述他从印度一侧
如何在随时有可能坠崖断魂或者被雪崩吞噬的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与
死亡搏斗，力攀高峰，如何中途被英国人逮捕和多次越狱失败，如何
苦苦思念与他决裂的妻子与幼儿，如何在最后一次越狱成功之后再攀
喜马拉雅雪峰。这种不切主题的破格描画，从表面上看是违忌的，但
是配上演员的雄健和魅力，加上演员的投入和传神的表演，却相当成
功地把哈雷塑造成了令人赞美和爱怜的形象，从而创立了条件反射的
第一前提条件。
当影片业已在观众的心底里激荡起赞美和同情哈雷的心理倾向之
后，借助于影片中的哈雷支持所谓西藏“独立国”和支持达赖十四世
这个可以引起条件反射的第二前提条件，便自然而然地使观众由对哈
雷本人的赞美和同情，转化为赞美和同情达赖十四世以及所谓西藏“
独立国”。观众的这种心理变化并非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判断，而是典
型的条件反射，一种难以抗拒的条件反射，如同在超级模特儿为某种
肥皂作了广告之后、人们便会由最初的被模特儿的美貌所吸引几乎不
可抗拒地转化为喜欢该品牌的肥皂一样。
不符合历史事实
《西藏七年》的致命弱点是歪曲和捏造史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是，长期以来西藏乃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不说清朝乃至于更早
期的历史，即使是晚至内乱四起的民国时代，西藏也是位于中国的版
图之内，而且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也未敢忽略在西藏设立“蒙藏委员
会驻藏代表处”，去协助中央政府处理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影片
不仅不敢向公众公布这一事实，相反偷梁换柱，把“蒙藏委员会驻藏
代表处”篡改为相当于驻外大使馆的“中华民国驻藏代表处”，藉此
把西藏界定为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这是捏造史实的表现之一。
影片不敢面对的另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直到西藏农奴主阶
级于1959年公开策划西藏独立、挥戈叛乱而导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
一直是农奴制度，95%的藏人是没有土地和人身自由的农奴或家奴，
作为农奴主的贵族、官员和上层僧侣可以自设私狱，对农奴施刑，包
括挖眼、割耳、断手、抽筋等极其野蛮的刑罚。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
乃是最大的农奴主。
此外，当时的藏人分为九级三等，上上等人极尊极贵，下下等人
贱如草芥，杀死了下下等者（如铁匠、妇女、流浪汉），只需赔偿一
根草绳而已。避开这一切，去描述达赖十四世儿时的天真无邪和他与
哈雷之间的充满人情味的交往，用这和善与稚纯的一面去代表达赖人
格和行为属性的几乎全部，进而代表所谓西藏“独立国”的主旋律，
这是歪曲或捏造史实的表现之二。
再其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中央政
府根据解放全中国的计划，不仅挥军向南部边境挺进，也曾向摄政王
拉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议，遭到拒绝之后，
才攻下昌都地区，导致拉扎下台。影片不提拉扎王拒绝和平解放的建
议，只讲解放军进攻昌都地区，而且把这种进攻描写中国进攻西藏“
独立国”，同时把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送别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代表处
人员说成是哀送他们“回国”，这是在史实方面作手脚的表现之三。
歪曲史实的表现之四：把实有其人的张经武等中共军方代表描写
得蛮横无理，对藏族和佛教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在与达赖十四世谈
判之前，居然故意踢翻大殿的香盘。这无疑是捏造，因为完全违背毛
泽东和中共当时的民族政策，违背中共中央在处理高级政治敏感问题
方面的策略，这种违背发生在十分小心谨慎的高层是不可思议的。这
一点只要了解当年红军北上时如何尊重彝族、刘伯承将军如何与小叶
丹结拜为盟就会明白。
歪曲和捏造史实的表现之五：在影片结束时，字幕以严肃披露史
实的语气写道，自中共统治西藏以来，约有百万藏人遭到杀害。这是
弥天大谎。以十四世达赖集团为首的西藏农奴主阶级在1959年策动的
叛乱，追随者并不很多。实际上1950年摄政王拉扎在鼎盛时期与解放
军对峙时，也只有一支5000多人的军队。1959年的叛乱迅速遭到平息
，其核心人物和一部分追随者据说是在解放军“包抄”张口、故意放
行的条件下才得以逃往印度，残留西藏的少数分子也在次年全部瓦解
。
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藏族共有459万人，其中一少半住在青
海。发生在此之前31年的平叛，即使对参与叛乱的农奴主也从未采取
格杀勿论的政策，随后的民主改革则是要把占藏族人口95%的人从农
奴和家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怎么会有百万藏人惨遭杀戮？
应该说，在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这二十几年里
，中共的确犯了许多错误，包括经济路线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和政治
方面的左倾极端主义。后者根源于毛泽东的认识判断失误以及他的无
产阶级专政论和继续革命论，也根源于林彪，四人帮一类犯罪分子的
兴风作浪。西藏的传统文化和一部分藏人，如同汉族的传统文化和一
部分汉人（包括邓小平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受到过冲击，藏
族的二千多座庙宇遭到毁坏，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令人悲哀疾首的一页
，这种冲击不是针对藏族的冲击，而是在整个中国境内发生的来自极
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一小撮坏人的冲击。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认识和批判了这些错误，四人帮之
类受到了惩罚，能够补救的得到了补救。到了1994年，中央政府在西
藏已经复建1500多座寺庙。在经济、教育和人口生育等方面，中央政
府还对西藏实行了更加优厚的特权政策，例如西藏不仅不必向国家交
税，而且每年可从中央政府获得巨额财政支援。《西藏七年》在结尾
处只讲毁坏西藏庙宇，避而不提其全国性的政治背景，不提中央现政
府在修正前任政府错误方面的巨大努力，更不提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
解放，这是扭曲史实的表现之六。
影片的编导者之所以那样煞费苦心地制造类化推断和条件反射这
两种效应去操纵观众的心理，显然是为了使观众在脱离理性思维的朦
胧之中能够不加抵制地接受影片编导者所扭曲乃至于捏造的所谓史实
，以便达到其远非公正、光明的政治目的。这种扭曲和捏造的所谓史
实可以在遭到误导的纯感觉的避风港里栖身，但是却经不住理性和公
正的揭露，而一旦为公众所识破，就难免会使好莱坞蒙羞。
必须以理性分析
从总体来看，《西藏七年》在表现手法方面的创造性是值得电影
和文艺界借鉴的。但是利用表现手法的创意作为掩护，去歪曲和捏造
历史事实，去愚弄观众的心理和损害他国及他国人民的利益，则是好
莱坞的耻辱。
观众为了防止花钱反遭愚弄，必须拿起理性分析的法宝。不过，
就目前而言，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里，一小部分极端的反华分
子利用媒体之便，制造了相当程度的反华舆论，在此影响之下，公众
形成了某些先入之见，加上他们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西藏的历史，因而
容易接受《西藏七年》制造出来的所谓史实，很难敏感地去运用理性
的武器对影片作出必要的分析取舍。
另一方面，因为任何先入之见都有选择性，人们既对中国怀有偏
见，对他们提供的各种澄清便往往会斥之为“宣传”，不屑一顾。于
是许多人分明是遭到了《西藏七年》的愚弄，但却全然不知其情，有
的人还会拙拙然为之弹冠称妙。
至于受到诋毁损害的中国，或许可以研究一下诉讼该影片捏造与
诽谤的可行性。倘若可行，与其发行有限的电影去被动地与之抗衡相
比，诉讼的讲坛也许可以更有效地把西藏的全貌介绍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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