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你不妨转一个比较全面的可以证明艾未未黑刘晓波的文章，否则，别人也可以判断你是在断章取义，也就是”黑“。譬如余杰的这篇文章，观点且不论，起码敢光明正大地摆出来---我盼望早日与艾未未自由地辩论
我盼望早日与艾未未自由地辩论
作者: 余杰
我不喜欢艾未未，跟艾未未算不上朋友；但我对艾未未的自由的珍惜，一如对我自己的自由的珍惜。
我与艾未未没有见过面。最早，我是在做艺术评论的一位朋友办的杂志上看到艾未未的一些作品。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些作品，不独是艾未未的作品，我对整个当代前卫艺术都不喜欢。这跟我个人保守而古典的审美取向有关，我在巴黎参观珍藏印象派大师的杰作的奥赛博物馆的时候几乎不敢大声呼吸，而在参观以收藏现代艺术著称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时候则是落荒而逃。我对那些审丑的、颠覆的、有暴力气息的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始终无法进入和欣赏。
而后，我从刘晓波那里听到了对艾未未在若干公共事务中的言行的赞赏。那是二零零八年夏天，刘晓波正在忙于为《零八宪章》征集签名。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刘晓波告诉我，艾未未在这份文本上愿意签名，而他早在八十年代末期游学美国期间，就与艾未未有了一些交往。刘晓波尤其对艾未未在四川地震中的作为相当赞许。艾未未整理出地震中死难的学生的名字和生日，在每个孩子的生日到来的时候，便将孩子的资料发布在推特上。刘晓波说，这也许是艾未未最好的一件行为艺术作品。
是的，我们需要竖立这样一座镌刻着每个孩子的名字的纪念碑。我想起了美国越战纪念碑，想起了犹太大屠杀博物馆，在那些地方，不是由一个抽象的数字涵盖无数鲜活的生命，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而在我们这里呢？如冉云飞所说，当关于地震的报道成为“党亲国爱，坟头看奥运”的闹剧的时候，艾未未和谭作人调查死难孩子的点滴细节的努力，是对真相的恢复和对历史的负责。
本来，刘晓波说，改天约艾未未一起吃饭，介绍给你认识。但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刘晓波就被警察从家中抓走，这一次他的刑期超过了此前几次牢狱之灾的总和。然后，就是谭作人的被捕和开庭审判，艾未未在奔赴成都出庭作证的时候，遭到成都警方的殴打和拘押。这一次的肉体折磨，催生了一部纪录片《老妈蹄花》。
二零零九年年底，我回成都探亲，老朋友冉云飞送给我《老妈蹄花》的光盘。谈起那几个友情演出的警察，真不知倘若他们的家人看到之后，会为之感到是骄傲还是感到羞愧。冉云飞还教我如何上中文推特圈去玩。结果，在推特上，我与粉丝众多的艾未未有了几次激烈的争论。
首先，是关于刘晓波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的争论。艾未未在推特上说，“这话说大了”，并轻蔑地将刘晓波和支持“我没有敌人”的宣告的人划为“无敌派”。其实，刘晓波所坚持的“没有敌人”的理念，既体现了深沉博大的宗教情怀，也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即胡适所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很多据此将刘晓波看成是“投降派”的人，根本没有读懂刘晓波的心灵世界。我对艾未未的批评是：你可以不同意刘晓波的观点，但当对方被捕入狱，失去辩论权的时候，实在不宜继续加以嘲讽。
其次，是对杨佳案的争论。艾未未是视杨佳为英雄和侠客的名人之一，还专门为杨佳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但我和刘晓波都不认同杨佳式的以暴易暴的“原始正义”，也没有参与呼吁特赦杨佳的签名信。因而，我们推特上饱受那些对非暴力抗争绝望的杨佳的崇拜者们的攻击。法学家的泰斗江平也因赞同对杨佳处以死刑，而差点被人扔鸡蛋。但江平仍然在访谈中指出：“你受了再大的委屈，你对社会发泄私愤，对公安机关发泄私愤，杀了六个无辜的警察，道理何在？这些人有什么罪？所以我认为法院判决杨佳死刑是公正的。”如果杨佳都可以被原谅乃至赞美，那么包括制造“九一一”事件的恐怖分子也可以被合理化。这场争论让我对中国民间暗潮汹涌的民粹主义倍加警惕，也对推特上将艾未未称为“艾神”不以为然。
再次，是我对艾青的批评让艾未未火冒三丈。艾青虽然在五十年代被打为右派，实际上一直是持“第二种忠诚”的左派。八十年代邓小平批判柏桦的《苦恋》的时候，艾青私下里对柏桦表示同情，但在批判大会上却高调辱骂之，在柏桦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艾青人格分裂的一面。艾青当年被流放到新疆，受到王震的保护和礼遇，到了九十年代初，仍然撰文歌颂王震，以报答知遇之恩，却漠视王震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恶劣作用，乃是以私谊取代公义。
当我谈及艾青的负面历史时，艾未未竟然用粗话来骂我，让我目瞪口呆。在我看来，艾青对艾青的选择负责，艾未未对艾未未的选择负责，父是父，子是子，我批评艾青，关艾未未何事呢？儿子对父亲的爱，不必通过神话父亲来实现。艾未未的过激反应也表明，即便是那些走在追求民主自由道路前列的知识分子，自身的民主自由素质亦有待提高。用真正的个人主义取代传统的忠孝观念，尚有漫漫长路要走。
而我与艾未未之间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我和妻子被警方非法软禁在家。艾未未一时兴起，从外地返京之后，与友人一起直接驱车到我家这边来，要来与我继续网上没有结束的辩论。他是那段时间除了警察之外离我家最近的一个人：他突破了小区保安的阻拦之后，被警察拦在离我家只有一百多米远的警务工作站。他给我打来电话，我在阳台上却望不到他的人影，只能从电话中听到他与警察争执的声音。
有一个警察问艾未未说，你跟余杰是什么关系？艾未未说，我跟余杰不是朋友，是敌人，我要上门去骂他。他说的是真话，可是警察却不相信。警察说，上级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见面，去骂他也不行。艾未未又问，这是根据什么法律？警察继续劝告他说，你要相信政府，相信国家。
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需要付出的不仅是眼中常常含着眼泪的代价，更是失去自由和尊严、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不知喜欢引用艾青诗句的国家领导人是否知晓这一严酷的事实？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左得可爱的诗人艾青，就是因为太相信政府、太相信国家了，才中了伟大领袖的“阳谋”之计，屈辱地当了几十年的右派；一九九二年，艾未未听说中国政府即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便满怀希望地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到中国，以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推动中国的自由与公正，结果付出了“被失踪”的代价。
从性情、经历、审美、信仰以及政治立场诸多方面来看，我跟艾未未甚少有重合之处，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成为朋友。我从不掩饰我与艾未未以及其他异议人士之间观点的分歧，也不同意我们放下分歧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因为，我们与共产党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拒绝在所谓的“民主”之上进行“集中”。我们的力量正在于我们的“分”而不是“合”。尽管如此，在对自由的不可抑制的热爱上，我与艾未未却如此相似。有人指责艾未未、刘晓波和我这样的人热衷于“搞政治”，其实，我们对政治本身并无兴趣，正如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所说：“我致力于政治，是在专政时期，因为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我活在一个将我视为垃圾一样的国家里，因此我涉足政治。然而，我从来不曾想过当一位政治家。”是的，自由和权利是高于政治的。
我对言论自由的热爱与追求，不仅是要确保自己发表言论的权利，同样重要的是保障那些我不喜欢的言论以及与我对立的言论自由发表。所以，我盼望有机会与艾未未在众人面前公开地就所有分歧进行充分的辩论。遗憾的是，后来艾未未不断在推特上用粗话对我进行谩骂。我只能将他拉黑。用粗话谩骂别人，伤害的不是对方，而只能是自己。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盼望早日与艾未未自由地辩论
作者: 余杰
我不喜欢艾未未，跟艾未未算不上朋友；但我对艾未未的自由的珍惜，一如对我自己的自由的珍惜。
我与艾未未没有见过面。最早，我是在做艺术评论的一位朋友办的杂志上看到艾未未的一些作品。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些作品，不独是艾未未的作品，我对整个当代前卫艺术都不喜欢。这跟我个人保守而古典的审美取向有关，我在巴黎参观珍藏印象派大师的杰作的奥赛博物馆的时候几乎不敢大声呼吸，而在参观以收藏现代艺术著称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时候则是落荒而逃。我对那些审丑的、颠覆的、有暴力气息的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始终无法进入和欣赏。
而后，我从刘晓波那里听到了对艾未未在若干公共事务中的言行的赞赏。那是二零零八年夏天，刘晓波正在忙于为《零八宪章》征集签名。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刘晓波告诉我，艾未未在这份文本上愿意签名，而他早在八十年代末期游学美国期间，就与艾未未有了一些交往。刘晓波尤其对艾未未在四川地震中的作为相当赞许。艾未未整理出地震中死难的学生的名字和生日，在每个孩子的生日到来的时候，便将孩子的资料发布在推特上。刘晓波说，这也许是艾未未最好的一件行为艺术作品。
是的，我们需要竖立这样一座镌刻着每个孩子的名字的纪念碑。我想起了美国越战纪念碑，想起了犹太大屠杀博物馆，在那些地方，不是由一个抽象的数字涵盖无数鲜活的生命，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而在我们这里呢？如冉云飞所说，当关于地震的报道成为“党亲国爱，坟头看奥运”的闹剧的时候，艾未未和谭作人调查死难孩子的点滴细节的努力，是对真相的恢复和对历史的负责。
本来，刘晓波说，改天约艾未未一起吃饭，介绍给你认识。但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刘晓波就被警察从家中抓走，这一次他的刑期超过了此前几次牢狱之灾的总和。然后，就是谭作人的被捕和开庭审判，艾未未在奔赴成都出庭作证的时候，遭到成都警方的殴打和拘押。这一次的肉体折磨，催生了一部纪录片《老妈蹄花》。
二零零九年年底，我回成都探亲，老朋友冉云飞送给我《老妈蹄花》的光盘。谈起那几个友情演出的警察，真不知倘若他们的家人看到之后，会为之感到是骄傲还是感到羞愧。冉云飞还教我如何上中文推特圈去玩。结果，在推特上，我与粉丝众多的艾未未有了几次激烈的争论。
首先，是关于刘晓波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的争论。艾未未在推特上说，“这话说大了”，并轻蔑地将刘晓波和支持“我没有敌人”的宣告的人划为“无敌派”。其实，刘晓波所坚持的“没有敌人”的理念，既体现了深沉博大的宗教情怀，也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即胡适所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很多据此将刘晓波看成是“投降派”的人，根本没有读懂刘晓波的心灵世界。我对艾未未的批评是：你可以不同意刘晓波的观点，但当对方被捕入狱，失去辩论权的时候，实在不宜继续加以嘲讽。
其次，是对杨佳案的争论。艾未未是视杨佳为英雄和侠客的名人之一，还专门为杨佳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但我和刘晓波都不认同杨佳式的以暴易暴的“原始正义”，也没有参与呼吁特赦杨佳的签名信。因而，我们推特上饱受那些对非暴力抗争绝望的杨佳的崇拜者们的攻击。法学家的泰斗江平也因赞同对杨佳处以死刑，而差点被人扔鸡蛋。但江平仍然在访谈中指出：“你受了再大的委屈，你对社会发泄私愤，对公安机关发泄私愤，杀了六个无辜的警察，道理何在？这些人有什么罪？所以我认为法院判决杨佳死刑是公正的。”如果杨佳都可以被原谅乃至赞美，那么包括制造“九一一”事件的恐怖分子也可以被合理化。这场争论让我对中国民间暗潮汹涌的民粹主义倍加警惕，也对推特上将艾未未称为“艾神”不以为然。
再次，是我对艾青的批评让艾未未火冒三丈。艾青虽然在五十年代被打为右派，实际上一直是持“第二种忠诚”的左派。八十年代邓小平批判柏桦的《苦恋》的时候，艾青私下里对柏桦表示同情，但在批判大会上却高调辱骂之，在柏桦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艾青人格分裂的一面。艾青当年被流放到新疆，受到王震的保护和礼遇，到了九十年代初，仍然撰文歌颂王震，以报答知遇之恩，却漠视王震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恶劣作用，乃是以私谊取代公义。
当我谈及艾青的负面历史时，艾未未竟然用粗话来骂我，让我目瞪口呆。在我看来，艾青对艾青的选择负责，艾未未对艾未未的选择负责，父是父，子是子，我批评艾青，关艾未未何事呢？儿子对父亲的爱，不必通过神话父亲来实现。艾未未的过激反应也表明，即便是那些走在追求民主自由道路前列的知识分子，自身的民主自由素质亦有待提高。用真正的个人主义取代传统的忠孝观念，尚有漫漫长路要走。
而我与艾未未之间距离最近的一次是，刘晓波获得诺奖之后，我和妻子被警方非法软禁在家。艾未未一时兴起，从外地返京之后，与友人一起直接驱车到我家这边来，要来与我继续网上没有结束的辩论。他是那段时间除了警察之外离我家最近的一个人：他突破了小区保安的阻拦之后，被警察拦在离我家只有一百多米远的警务工作站。他给我打来电话，我在阳台上却望不到他的人影，只能从电话中听到他与警察争执的声音。
有一个警察问艾未未说，你跟余杰是什么关系？艾未未说，我跟余杰不是朋友，是敌人，我要上门去骂他。他说的是真话，可是警察却不相信。警察说，上级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见面，去骂他也不行。艾未未又问，这是根据什么法律？警察继续劝告他说，你要相信政府，相信国家。
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需要付出的不仅是眼中常常含着眼泪的代价，更是失去自由和尊严、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不知喜欢引用艾青诗句的国家领导人是否知晓这一严酷的事实？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左得可爱的诗人艾青，就是因为太相信政府、太相信国家了，才中了伟大领袖的“阳谋”之计，屈辱地当了几十年的右派；一九九二年，艾未未听说中国政府即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便满怀希望地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到中国，以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推动中国的自由与公正，结果付出了“被失踪”的代价。
从性情、经历、审美、信仰以及政治立场诸多方面来看，我跟艾未未甚少有重合之处，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成为朋友。我从不掩饰我与艾未未以及其他异议人士之间观点的分歧，也不同意我们放下分歧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因为，我们与共产党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拒绝在所谓的“民主”之上进行“集中”。我们的力量正在于我们的“分”而不是“合”。尽管如此，在对自由的不可抑制的热爱上，我与艾未未却如此相似。有人指责艾未未、刘晓波和我这样的人热衷于“搞政治”，其实，我们对政治本身并无兴趣，正如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所说：“我致力于政治，是在专政时期，因为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我活在一个将我视为垃圾一样的国家里，因此我涉足政治。然而，我从来不曾想过当一位政治家。”是的，自由和权利是高于政治的。
我对言论自由的热爱与追求，不仅是要确保自己发表言论的权利，同样重要的是保障那些我不喜欢的言论以及与我对立的言论自由发表。所以，我盼望有机会与艾未未在众人面前公开地就所有分歧进行充分的辩论。遗憾的是，后来艾未未不断在推特上用粗话对我进行谩骂。我只能将他拉黑。用粗话谩骂别人，伤害的不是对方，而只能是自己。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