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文革中的“西南王”刘文辉

2009-12-06 02:14 重庆晚报


刘文辉，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曾任国民政府川康两省主席，号称西南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家林业部部长等职。由其孙刘世定撰写的《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一书，追叙了祖父刘文辉在建国后鲜为人知的往事。
家中佛像送到雍和宫
1959年，祖父刘文辉被任命为国家林业部部长，全家人随之迁往北京。
大约1966年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上下都做好了被抄家的思想准备，并着手必要的清理。大客厅里悬挂的字画取了下来，把一些老照片烧掉，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很容易的。
比较麻烦的是经堂里有为数不少的佛像。在“破四旧”中，砸毁佛像的事已有耳闻，祖父、祖母显然不愿意家中经堂里的佛像遭受这样的命运。考虑之下，祖父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挂了电话，商量是否可能将佛像送到某个安全的宗教场所，如寺院中，以免被毁坏。徐冰部长显然尊重祖父的意见，并安排将这批佛像送到雍和宫。
军帽差点被拿走
一天，家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这个院子里住着刘文彩的弟弟，他这样的人，现在竟然还住着这样好的房子；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尼姑等等。第二天，母亲刚下班回家，就有红卫兵上门（1965年以后，中央缩小了武装警卫的范围，对祖父不再配有武装警卫人员）。他们问母亲，这座房子是谁的？母亲告诉他们，房子是国务院的。红卫兵们没有做什么，就走了。这件事，使家里人意识到，抄家随时可能发生。
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父母喊醒，说红卫兵来了。父亲随即离开寝室。哥哥、我和两个弟弟穿好衣服，和母亲一起待在寝室里。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卫兵，让我们到大客厅里去，并让两个弟弟留在寝室里继续睡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问：“刘世旭在哪里？”母亲回答说：“她不住家里，在先农坛北京体工队。”那时，姐姐的乒乓球在北京的女子少年中打得很出色，颇有些名气，已经被选拔到专业队去了。因为有这一问，后来母亲通过电话叮嘱姐姐，暂时不要回家，怕招致麻烦。
大客厅里灯火通明，祖父、祖母、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周围有一些红卫兵，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我们到了以后，也都坐在那里。
一个领头的高个红卫兵对着祖父说，我们是25中和女12中的红卫兵，今天是来采取革命行动。另一个红卫兵对祖父说，你的历史我们都是清楚的。我们知道，1949年，你采取了起义行动，今天，我们希望你再采取一次起义行动，把你们的财产都主动交还给人民。
祖父示意祖母带红卫兵去取。对祖父、祖母交出的财产，红卫兵们一一登记。
然后，他们又到各个寝室打开柜子搜查。“你们哪里来的军帽？！”一个红卫兵拿出一顶有“八一”五角星的军帽质问我和哥哥，似有要没收的架势。“那是祖父起义时留下的，作纪念的，不要拿走。”我们回答。帽子被放回去了。
搜查结果，没有再发现什么，拿走什么。红卫兵撤了。
衣柜也被贴封条
在这批中学红卫兵抄家后的几天，又来了一批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红卫兵。这批红卫兵来了之后，在挨房间搜查的同时，首先把祖父的文件柜贴了封条，继而把所有书柜贴了封条（有了这些封条，家里的书在抄家风潮中没有受到损失。据我所知，在其他许多抄家活动中，除了马列毛的著作之外，其他的书，特别是古书、外国书，都被毁了），最后把父母和我们寝室中的衣柜（除了装必要的备换洗的衣服的衣橱）贴了封条。一个红卫兵向母亲解释说，祖父“是统战对象，他们的衣柜不封。子女不是统战对象，衣柜需要封上。”
在这次抄家中，抄出了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雍和宫的唐卡以及经堂中的其他器物。当时，家里人以及国管局的工作人员都向红卫兵们说明，这些物品经过和统战部联系，是准备送到雍和宫去的，佛像已经送走，这些是尚未送走的部分。
这批红卫兵在家里的活动持续了两三天。
不堪搅扰祖父入院
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离开家中以后不几日，史家胡同的这座院子就成了各路红卫兵不断光顾的场所。在这种不时发生的搅扰中，年过古稀、本来心脏状况就不太好的祖父更感觉身体不好，但并没有去医院。
大约持续了一周后，家中只要是没贴封条还能打开的柜子、抽屉都被打开来翻过，搞得乱糟糟的。一天，曾经来过的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出现了。为首的向那批新来的红卫兵说，这里我们已经抄过了，封条是我们贴的，你们回去吧。这样才把那批红卫兵打发走了。
我听到他们几个红卫兵领导议论说（他们并未避讳我在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们向祖父提出，一起到国务院接待站去。祖父同意了。两个红卫兵和祖父一起上车去了。
过了一阵，祖父的轿车载着两个红卫兵回来，车上却没有祖父。回来的红卫兵说，祖父生病住院了。这些红卫兵撤走的时候，领头的留下了联系电话，交代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并且说，他们在我家对面的“少年之家”活动站中设了联络处。
祖父没有回来，我心里略微觉得有些不安，但从北京工业学院那些红卫兵的举动中，我直觉到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晚上，接到祖父打到家里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很好，至于住的是哪个医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接到电话，全家上下都放心了。以后，祖父每天都打电话回来。祖父在医院一直住到9月15日到天安门参加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这次活动后就回到了家中。
警察进驻传达室
祖父回家后，不知从哪个部门又安排来一个警察，住在前院的传达室里，以加强保卫。那时，针对共产党外人士的抄家风潮已经过去，此后也没再有红卫兵兴师上门。
祖父本来就很少自己上街，只是偶尔到史家胡同西口的东风理发店理个发。抄家后，就更不出门了，理发的工作就由我来承担。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掀起过一阵同学间互相理发的风，我也在这阵风中学会了理发。家里买了推子、剪子等理发工具，先是哥哥、弟弟，接着是父亲，头发长了都由我来修理。现在，又增加了祖父。祖父从上军校时起，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当时军旅生活的习惯——理光头。所以，对我也没有什么样式上的要求，只要理光就可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转移，祖父以及这个家也不再被注意。加之祖父还不时出席一些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场的活动，名字在报纸上不时出现，史家胡同23号变成了闹中取静的地方。街道积极分子曾在抄家期间向红卫兵指控“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进过这个院子”，并进来巡查，现在因为警察进驻了传达室而无法像进入其他大杂院那样去窥探别人家的情况了。没有人来抄家、批斗，也没有人进来监视，这个院子甚至有了一点点避风港的味道。
《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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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刘文辉解放前阻止侄子离川 文革哭诉“对不起你”

2011年10月10日 13:53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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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刘元华之子刘小飞曾听母亲说过，刘元华1973年去北京看望刘文辉时，刘文辉曾将子孙都支出去，落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1949年解放前，祖父刘文彩病危，刘小飞的祖母杨重华曾打算离开四川，被刘文辉留住。

刘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本文节选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14日AA38版 作者： 韩福东 原题为：起义者刘文辉 从“多宝道人”变“一宝”的历程

1948年，刘元彦的同学胡立民与刘文辉见面后，就住在刘文辉位于成都小天竺街的一栋小楼房里。刘元彦平日住在这里，“这房等于就是我管，我家就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点。”

刘元彦很清楚父亲反蒋。“当时我们希望蒋介石早点完蛋。之前在雅安，蒋家人长期住是不让的，借个名义就给请走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和心腹不让进西康。”

和刘家的愿望相一致，蒋介石在国共战场一路败北。战场一直远离西南，四川表面上还很安静，而内部暗流涌动。蒋介石想让中央军进川，将这里作为反共大本营。刘文辉并不支持，他联系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抵制。

1949年秋，刘文辉收到周恩来电报，大意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在电报里说，王少春代表他。后来部队怎么安排，父亲就听王少春的意见。”刘元彦说。

刘文辉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重新部署后，决定于10月下旬长住成都。

“当时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认为置身虎穴，凶多吉少。我考虑到，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刘文辉晚年回忆说，这样做是因为，在军事上蒋对刘文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在成都，蒋对他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用兵，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他就吃不消。此外，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在成都可以联合四川地方反蒋力量，使他们在紧急关头不至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又可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分化运作。

“邓锡侯在内战时，人称‘水晶猴子’，非常多变，他和父亲说好起义，但父亲不放心，一定要回成都一起，怕他变。这个以前没讲过，现在过了几十年了可以讲了。”刘元彦说。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跑到成都，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和熊克武等人开会。据刘文辉回忆，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胡宗南部，认为尚可一战，希望川康的朋友与之合作。随后，刘文辉和邓锡侯被要求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而他们的家眷要先去台湾。刘文辉认为此举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家属被作为人质。他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设法逃脱。在获悉城防将被胡宗南部接替的当天早上，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离开成都逃往彭县起义。

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被安排到乡下，和熊克武住在一起。“我原来想和父亲一起走，他不让，把我支到南门外熊克武那里先躲起来，那里有一个团的非正规部队。熊克武也反蒋，我父亲说，他和四川的军人都打过仗，就没和熊克武打过。父亲怕家人被蒋介石扣为人质，在出城前就安排好，让我母亲、妹妹和爱人先走，我开车把他们送到城里岳父家里———他是一个中医，因为估计国民党在成都只是短期，待不了多久的。”刘元彦说。

此外，刘文辉还把秘密文件焚毁，让个别工作人员携带电台和其他重要文件先行，还在自己出城途经之地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为了避开周围宪特和守城部队的盘查，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分头行动，他本人不带任何行李，带了两个随从，与平日一样，乘汽车从大门出去。

平安到了城门附近，守城部队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派，刘文辉此前已与他们联系好，按说不会留难，但因还有蒋介石的宪特在，为防万一，他在距城门还有相当距离的转角处下车，走到左侧城墙缺口处翻了出去。“当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刘文辉晚年回忆，他与邓锡侯会面之后，“感到自己好像是脱笼之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刘元彦再次见到父亲是在胡宗南部撤离成都之后。“父亲回到成都，住在舅舅家里。我见他笑嘻嘻躺在床上，很累的样子，但家人都平安，他很高兴。”刘元彦说，之所以住在舅舅家，是因为他们家的房子虽然有一个中队守卫，但此前已被胡宗南占领。胡部撤退时，在房里埋了炸弹，结果被一些想进来“拿东西发财”的人引爆，只剩下一栋。

刘文辉的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

减租退押风暴

西南解放后，刘文辉受到重用，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西南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构，刘伯承任主席，副主席6人，中共党内3人(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党外3人(刘文辉、熊克武、龙云)。

最初的情况似乎令刘文辉满意。“刘文辉当时在西南受到很好的照顾，地位很高。”刘文彩三子刘元富说。刘元彦也说，“共产党对父亲很尊重，没有不放心。公家分了他一个小洋楼，贺龙、王维舟经常来。”

1950年初，刘元彦和父亲刘文辉去了一次北京。刘元彦想留京工作，结果因肺病不能工作而回川。时隔不久，母亲留在成都，他陪父亲去重庆戒鸦片烟。“戒烟是父亲主动要求的。我、大夫和父亲一起住在招待所里，没去多久，几个月，因为戒得很快。”

“戒烟后，他慢慢就变胖了。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合影中，他最瘦。”刘元富说。

刘文辉去重庆戒烟时，成都减租退押运动开始了。刘氏家族受到很大冲击。刘文辉的侄子、24军原副军长刘元琮，曾在起义过程中于雅安与胡宗南部打艰苦的阻击战，1950年军队改编后任186师师长。他在土改过程中失去性命。

“刘元琮被清算历史罪恶，开大会批判，农民当面指着鼻子骂他。但他土改时表现好，把金元宝都拿出来，到大会会场当场退押。但还批斗他，他脾气很大，就在会场上服毒自杀了，自杀后还有人向他身上泼污水。”刘元富说，消息传到重庆，刘文辉为此非常震怒，后来在会议上批评川西行署负责人，刚刚说过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就对刘元琮如此，认为他做得过火了，“刘文辉军人出身，脾气是有的，刘元琮是手下大将，立了很多功，结果被逼死，他说话很有情绪。”

刘文彩那时还没有成为典型，但退押减租已将他的次子刘元华弄得焦头烂额。他还为此去重庆向刘文辉求救。“退押没办法，什么钱都花光了。幺爸(刘文辉)说，把他自己的办完了再帮我们。他也没奈何。后来确实拿出一部分帮我们。刘元瑄(刘文辉侄子，原24军代理军长)、刘元恺(刘文辉之女)一家也都是他帮忙给钱退押。”刘元华说。

拥有大片地产的刘文辉，本人也要减租退押。刘元彦对此细节不是很清楚，“可能对我家在计算上还客气一些，其他人有的就过不大去了，包括刘文彩家生活都困难了，老家好多亲属和关系深的人，还有部下，钱不够都到我家拿。”

时隔两年，刘文辉被调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明显不如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本想去北京，但李井泉说，四川才解放不久，不安定，刘文辉留四川比较好。中央就留他做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元富说。

刘文辉平日很少和刘元富谈论政治，但刘元富知道他对共产党非常佩服，“共产党一个命令，雷厉风行到基层，他管一个省都做不到，蒋介石更不行了。那时共产党的一切政策他都拥护。”

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在一次讲话稿中说，他在农村除草，时间稍长就腰酸背疼，体会到劳动人民有多苦。

“大跃进”进入到大规模饿死人阶段之前，1959年夏天，刘文辉离开四川，去北京出任林业部长。在这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刘文辉平安过关，“反右时没有抓到他的把柄，他这种级别，抓右派要报中央批。”刘元富说。

中央保护“过关”

但1959年，对刘文辉却是一劫。这一年，刘文彩开始浮出水面，成为全国性负面典范。“四川开始布置‘地主庄园’，把工人房子都锯矮了，准备公开展览。报到了中央，中央当然同意。周恩来只有把刘文辉调往北京，但四川不放。谁都知道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关系，后来中央让刘文辉人先来，手续后办。刘文辉7月去了北京，9月地主庄园就公开展览了。”刘元富说。

地主庄园公开展后，《光明日报》曾采访刘文辉，问他对此的看法。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回答说：刘文彩做的事应该由我负责。“可那时候他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还能对别人负责？全靠中央念旧情，处处保护他，‘文革’时还是周恩来保护他才过关。”

刘元彦记得，在刘文彩举国闻名之际，刘文辉曾问他：这事对我是否会有什么影响。“父亲担心接下来批斗自己。因为显然此事不是针对刘文彩一人，还有针对我父亲。因为父亲在四川还有影响。不好批他，就批刘文彩，以减少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地主庄园中，有很多不实的展示。“但当时刘文辉已经不在四川，我不敢说啥。‘文革’时，我曾去北京看过刘文辉，说起这个想法，他没多说话。他是多年从事政治的人，城府很深的，私下有意见也不会说。但我二哥(刘元华)去看他时，他曾流泪，表现了内心。”

刘元华之子刘小飞曾听母亲说过，刘元华1973年去北京看望刘文辉时，刘文辉曾将子孙都支出去，落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1949年解放前，祖父刘文彩病危，刘小飞的祖母杨重华曾打算离开四川，被刘文辉留住。

不过，刘元华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否认此事。他的女婿在一边说，“即便刘文辉和他说了这些话……”欲言又止。

“文革”时，刘文辉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刘元彦说，刘文辉本人还被一个红卫兵学生打过一皮带。

在刘文辉1976年病逝前，他还做了两件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一是在广播中对台湾讲话，歌颂祖国初步繁荣昌盛，希望台湾早回祖国怀抱。二是撰写了《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讲述自己从一个“反动统治者”回归人民的历程，旧历史终结。 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