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西人在习性上也是有差别的。人在觉知外界时， 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即喜欢或不喜欢。中国人不喜欢的反应多于喜欢的反应， 而西人喜欢的反应多于不喜欢的反应。也就是说，中国人看负面多，而西人看正面多。这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心态。中国人嗔心强，而西人贪心重。中国人常常反思人生苦短，而西人往往沉迷及时享乐。但人的优缺点存在于同一地方。这种习性的另一面就是：东方人善于智慧，西方人富有爱心。这也就造成东西方宗教观的差别。东方宗教偏重于智慧解脱（佛教，道教），而西方宗教偏重于爱心解脱（天主教，基督教）。

佛教唯识理论对分别心和憎恨心的关系论述得很清楚。对比西方相信“原罪”，不讲很多道德，因此也不容易苛求他人。憎恨心是中国社会内斗多的根源，而“义”的理念又将憎恨心和内斗引向高潮。反对不道德行为而“见义勇为”值得肯定，但许多时候，不道德行为并不是黑白分明。人们自以为“该出手”时，往往是不该出手之际。产生这种憎恨和内斗现象的原因正是道德没有普及到社会深层次。中华文明的道德从产生以来具有两个层次，一是理念普及，二是内省明理。可惜的是，中华文明成就了道德理念的社会普及，但内省明理仅仅停留于士大夫阶层。没有大众的内省明理，无法避免憎恨心和内斗左右我们的行为。近代的西学东渐浪潮后，内省明理在知识分子阶层也消失了。我们只剩下浮躁心和憎恨心。现在中国若要文化复兴，不仅要坚持道德理念，更重要的是普及内省明理。使得分别心和憎恨心不成为主导人们行为的主要因素。通过内省明理，成就自己的“仁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