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国际政治环境催生大批恐怖分子。也许他们早已生活在西方大城市里，也许还接受过西式人文教育。考证祖籍地，他们几都来自于沙漠地区，其先祖辈们都经历过游牧部落生涯，世代以掠夺为生，游牧兼业，杀戮为荣，多生为乐。生老病死都在沙漠地带里作艰苦的抗争，严酷的环境造化成其酷烈的性情，于是秉性从祖辈遗传下来，情愫中洋溢着的暴力、血腥、杀戮，早已积淀于心灵深处，内化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民族思维的定势，文化面具的展示，路径依赖的偏好，于是恰如一级易燃品，遇火即引爆。江山易变，本性难移。

　　 

　　 【前言】为了理解和懂得穆斯林，我们必须学习伊斯兰教。为了理解和懂得伊斯兰教，我们必须学习阿拉伯半岛上的贝多因人，为了理解和懂得贝多因人，我们必须学习沙漠，因为沙漠环境解释了贝多因人的特殊精神气质，他的存在概念，他的品行和缺点。于是就解释了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人头脑中的分泌物，最后解释了穆斯林人士如何使得伊斯兰教运作成为僵化的气质类型。①

　　 

　　 【关键词】沙漠文明，沙漠民族，游牧部落，恐怖分子，血腥杀戮，穆斯林，伊斯兰，多生育，政治正确，公平，正义，平等，民族责任。

　　 

　　 【正文】                              

　　 

　　   （一）沙漠地带的严酷生态

　　 

　　 沙漠环境的地理特征就是极度干旱缺水。沙漠地区，降水极少，空气干燥，云层薄积。白天光照炙热，地表水份蒸尽，日夜温差显著，夏季酷暑连绵。沙土里有机养料稀缺，地表裸露，植物鲜有，流沙滚滚，沙丘时变。

　　 

　　 水是构成生命的基质——细胞所必需。细胞是构成生命的基础，植物是形成生态的根本，低等植物是构成生命食物链条的底层。水的匮缺细胞构成就少，沙漠里植物稀少，以植物为养料的动物必然稀少，食草动物少则食肉动物也少，连锁反应到生命阶梯顶层，可供应人类生存所需的食物来源少之又少。

　　 

　　 再说，热带地区沙漠的正午如烤箱，赤日炎炎似火烧。细胞不耐高温，任何生命都耐不住“烤箱”烘烤。总之，沙漠里生机缺乏，是生命的禁区。譬如阿拉伯半岛的高原，被当地游牧的贝都因人称之为：“恐惧和干渴之地。”

　　 

　　 谈及生命的禁区，对于人类来说，当然是指二十世纪之前的旧时代。在工业化已经普及到欧亚大陆的形势下，一个沙漠部落若拥有一块沙漠领土，假如这块沙土之下，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或其他宝藏，那么可以通过商品交换而换取到丰富的食物、水资源、日用品，生活和工业设施等等，乃至劳动力资源，沙漠居民完全有可能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不过还需要几个附带前提：有能力开采、运输、经营和管理。

　　 

　　 （二）严酷生态塑造血腥民族

　　 

　　 在远古，生存在沙漠边缘绿洲地带的人类部落，由于缺乏水源和有机质土壤，都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方式生存，再辅以采集和狩猎，难以去发展农耕经济种植业。古代的牧民若定居某一绿洲带地块，畜牧的牲口必定会迅速将该地的嫩草树叶消耗殆尽，于是不得不进行游牧，逐水草而居，随之部落人口和牲口头数的增加，对嫩草树叶的消耗也变得急剧增加，即使围绕在临近地区逐水草而居，也会渐渐变得困难，最终难以为继。古代没有采矿业，即使该地块底下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古人（尤其是游牧民）也无法获知，更不会懂得去开采去利用，去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

　　 

　　 不过在古代，沙漠边缘地带的游牧部落取得了文明提升使之进入到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还是有些，只是居极少数。古代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早在3500年前，他们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奋，摆脱了游牧经济，进入了农耕经济，从而进步到高级文明，1948年复国后的以色列发展出现代化的沙漠农业经济，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同样，在被伊斯兰化之前位于新月沃土带的两河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波斯帝国也早已进入了先进的农耕文明，为人类早期文明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来。

　　 

　　 游牧民族，尤其是来自沙漠地带者，有四个精神特征已经内化为民族性格，一旦处在了与外界文明对抗或族裔抗争的场景，他们便容易激励成恐怖主义的动力源：

　　 

　　 （1）  文明低下。

　　 

　　 生态的严酷性使得游牧民族的生产劳作必须逐水草而游动，靠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部落牧民时常性流动、迁居、飘泊、浪迹。比较与之农耕经济文明，社会发展只能维持在较为低下的水平。一般认为，游牧经济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含量远低于农耕种植业，生存的门槛极低，因此，游牧经济往往是人类许多民族早期历史经历过的初级形态和阶段。又因游动性太大，游牧部落的智力劳动者就难以有安静的心思坐下来而独处一屋，难有较长的时间不被中断而能够深入细致地思考精神领域的问题。

　　 

　　 

　　 图片：一位埃及的贝都因妇女在烤饼    来源：《背包客栈》https://www.bbkz.com/

　　 

　　 

　　 图片：现代贝都因人的日常生活 （来源：贝都因和达赫拉http://www.dakhlabedouins.com/bedouins_dakhla.html ）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促进、互为激励、或互为制约、互为缠绕。再说，流动不居的游牧文明部落使得物质财富的生产也变得困难，物质资料的匮缺反馈到精神文明建设，使之愈加困难，精神文明再次负反馈到物质文明，使得两者再次纠缠于互为发展低下的困境。譬如，游牧民普遍对于生态环境的认识肤浅，过度放牧盛行，导致了草原和绿地退化为荒漠，沙漠化的生存环境渐渐扩大，于是放牧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位于新月沃土带的美素不达米亚平原，本来是水网密布、灌溉便利的农耕地，曾经养育出苏美尔、巴比伦等伟大城邦国家，写下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的一页，可惜在无数外来游牧民族的武力冲击下，优秀的农耕城邦逐一沦陷。历经沧桑，历史长河中沃土渐渐退化为沙土，到了今天沦丧为血肉横飞的杀戮、玉石俱焚的摧毁之场所，尽管地下拥有十分可观的油气资源。再如，中国新疆境内在古代曾经有许多孤岛般的农耕和半农耕文明：高昌、和阗、龟兹、哈密、库车、罗布泊之间的尼亚、密儿伦、楼兰等地，但都是由于古人对于沙漠化的认识不够，可耕土地渐渐退化，再加上周边游牧民族的持续劫掠和杀戮，从而农耕文明逐一消亡。同样，非洲之角的索马里西北部曾是绿色的牧场，如今依旧严重退化成为沙漠地带。

　　 

　　 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达艾蒙德说：枪支、抗菌和钢铁，这三件事情必须首先要制作起来，才能够使得游牧文明进步到定居农耕文明的高度②。可是对于沙漠地带的游牧部落来说，这三件事情全是何其难也。

　　 

　　 草原上的生产资源有限，游牧经济物产稀少，只产肉奶皮毛之类，经济单一而脆弱；古代的游牧部落通常除了帐篷、餐具、牲畜、战马、兵器外，很少拥有其它的物质财产。据传，蒙古游牧族的成吉思汗在成婚的时候新娘陪嫁嫁妆进门只有一张貂皮，后来这张貂皮作为最高级别的礼品被成吉思汗用于赠送一位大草原上的部落酋长。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 Mergen）曾经在一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然后在返回家的途中，见到邻居部落的一个村民濒临着饿死，磨根提出把对方的亲生儿子卖给自己，以便换到自己的这块肉。于是双方成功交易，磨根给了他这块肉而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成吉思汗年少时名叫：铁木真，幼年时代是靠挖掘野菜吃才生存下来的。可见游牧民的生存严峻境况。

　　 

　　 精神领域的思考、创造、教育、传播，需要大量运用文字的形式，这就需要起码的文具用品和屋宇建筑，如：笔、纸、墨、书籍、桌子和教室等。若从事高级的文案工作，就需要文房四宝和书桌、书橱、油灯之类的产品及专用书屋。游牧部落所能提供的帐篷居所之简陋使得人难以想象：能够有足够的文字形式的精神文明产出和传播。既非禽兽，游牧部落的文化的积累当然是有些，主要地依靠口耳相传，仅仅停留在非常简陋、粗糙的层面上，无法构建起农耕文明那样远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和制度。

　　 

　　 司马迁《史记·匈奴传》记载：“随畜牧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据阿拉伯史记载，伊斯兰教在沙漠部落中的创立是由文盲商人穆罕默德依口述方式进行的，由此想象，伊斯兰文明该是达到怎样的成就高度呢？作为见证，今天信仰伊斯兰教的沙漠游牧民族后代的姓名极多是“穆罕默德”及其变音体，中国的回民族中极多者以“马”字起姓，可见创造力之低下，另一面，也可以看成是穆斯林对于先知的极端虔敬而严重缺乏现代性的自我独立的价值。

　　 

　　 反观农耕区，物产丰富，除了农业经济作物外，还有家禽家畜饲养，有建造在固定土地上的砖瓦、瓷器、陶器窑炉等，有各类手工业作坊，打造金银铜铁锡木竹玉石骨牙等各类器具，还有家用纺车织布，人民远为富庶得多，物产类型的多种多样，农耕经济中可以包涵畜牧经济成分，但是游牧民难以将草原改良为耕田来使用。

　　 

　　 在古代，商品交换不发达和交通不便利，又与游牧部落文明低下互缠一体，加剧了游牧经济的困境。因为游牧部落自己不造货币又不认可外界他族的货币，货币不流通使得与外界的商品交易只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进行，只得停留在初级阶段。据中国明朝《万历武功录》中记载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易情况：“牛（易）米豆石余，羊碟粮数斗。无畜，间以柴盐数斗易米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执皮张马尾，惟冀免一日之饥。”游牧民的困境可见一斑。

　　 

　　 苏格拉底曰：“知识即美德”。那么其否命题也基本成立：“无知识即无美德”。 缺少美德的低劣文明必然导致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动用最为原始的动物本能：“人对人是狼”，即为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没有退路的互相攻伐以求自己的生存底线。《汉书·匈奴传》曰：匈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法国学者安德烈·赛维在长期考察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之后，得出结论：“总体原因归纳为先，我们发现阿拉伯人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性人物（试比较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笔者注 ），不具有伟大的抱负而有耐心去作一番努力。他们只是游牧民族，原始而简单的生物，离动物主义精神境界不远，服从自己的本能，不能够遏制他们的激情或控制自己的欲望。 无能为力去设想更高的兴趣目标，去珍惜崇高的理想，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目无法纪的状态中。受制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阿拉伯人从来没有能够将自己的个人主义从属到追求任何伟大的群体利益任务之中，去实现一项国家层次上的野心。”④

　　 

　　 赛维的看法也许有片面之处， 当今时代的不少沙漠民族的后代们纷纷走上弃绝个体自身的“小我”，而去“殉教”去“圣战”而求得穆斯林全体的“大我”，尽管不是国家层次上的。

　　 

　　 （2）权属缺乏。

　　 

　　 生存在沙漠、半沙漠地带的游牧部落，必然要处在流动、迁徙、掠夺、杀戮的生态之中。由于干旱地游牧经济可出产日用品甚少，游牧部落根本不够自给自足，尤其在古代，没有充分的商品贸易可交换到日用必需品，连固定地块上的绿色植物生长也是极为有限，于是不得不走上抢劫掠夺的模式，长此以往，习得性遗传（拉马克）积习成为民族秉性。在求生意志支配下无数代人以劫掠为生的民族，权属意识不可能建立起来。既然侵犯、占有、抢劫、掠夺、强奸是成为各个部落所必须的生存法则，就少有“领地”、“领土”、“地盘”、“主权”意识，也湮灭了“侵占”、“侵权”、“所有权”、“归属权”、“合法性”等道德伦理的概念、观点、信念和意识。

　　 

　　 在欧洲启蒙时代，所有权的概念上升到了理性的位置予以阐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 “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法的精神着重体现在所有权的概念上。所有权就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一切生产活动都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有了所有权制度的保证下才能正常展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道“所有权之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的存在的。”

　　 

　　 在黑格尔看来：所有权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权利是理性的产物。可是对于在沙漠文明中打劫掠夺成为惯常生存方式的游牧民族来说，财产所有权的虚无感则使人格尊严失去了依托，道德理性荡然无存，义务和责任亦无从谈起，“人权”被架空，“法治”也失去了根基，于是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种种鲜廉寡耻、血腥蛮横都在行，绝对的自我主义放肆：“他人的就是我的”，甚至连他人的老婆和小孩都可成为我自己的，只要拼杀刀枪赢了他就得到。要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唯一有效的就是杀死入侵者，而少有“讲道理”的途径。当然，讲理的地方保留在低级层次上还有些，只是在维系于自己部落里的亲缘之间，若全然不讲理，那么这个文明很快将会消亡殆尽，就如野狼部落要维持生存则必须在亲缘间讲些“道理”一样。

　　 

　　 即使不施行掠夺抢劫而仅仅为了放牧，经常性的大规模流动迁居抢占牧场也使得本游牧部落与其他游牧部落、与农耕社会定居者地盘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主权领土”上的重叠和交叉，于是解决之道无他，动辄兵刃相见，军事冲突不断，相互间杀戮频频。总之，“领土”尚未在法理上确立起来。

　　 

　　 历史学学者格温·戴尔讲：“文明的基础是农业，为此农业把土地转变成一个需要保护的宝贵资产”。当农业尚未建立起来，土地也难以称之有价值意义的权属，那么一切建立在土地之上的有形资产作为权利所属而言都无立锥之地，文明即无基础。

　　 

　　 英国者殖民统治印度期间于1871年出台过“刑事部落法”，鉴于一部分印度北方游牧部落村民难以与先进的定居文明相容，染有习惯性和职业性抢劫犯罪的人格事实，只得进行司法的干预，强制推行一套贯彻现代文明价值观的法制秩序，有准对性地规范该地区的部落游民，以期归化野蛮部落为文明社会的公民素质，该法律确实收到了的实效，到了1952年该法被“习惯犯罪者法”取代。⑥

　　 

　　 我们须知道，财产权利的虚无使人的低级层次的欲念被架空。看似虚怀若谷，少私寡欲，其实导向了深层次压抑，过度的力比多压抑则容易导致人格发育成为“反社会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表明，人的意欲有恒定的数值，当某一方面的意欲目标受阻时会转移至另外的目标上。沙漠民族的意欲也许是倾向于，并不在乎于物质生活的欲念和享受，但是却集中在伊斯兰名义的信仰偏执上，只要外在的部落有异于本教派的高度予以敌对化。长久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沙漠部落民族（特别是阿拉伯民族）在精神上视全部伊斯兰教的教徒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统一的文化符号的表达方式，而视异教徒为另外一个文化符号，是“卡菲勒”意义的“他者”⑤，走极端者更是尽力将异教和异教徒显著地敌对化，“其心必异”，反之，作为现代社群组成的形式 ——“国家”的概念却是相当弱化，缺乏足够的认同，但是这并不表明穆斯林缺乏群体归属感，而只是将归属感留在伊斯兰教和本部落，这二个层面之上，实质是难以建立起现代性法治理念和意义的社群关系、财产所有权和个人权益。

　　 

　　 先行踏进工业文明的必然是农耕文明的民族，因为人类的进步是渐进的，无法跳跃。文明进步与个人主义、个人权益同步协调增长，按韦伯的说法，是“合理性”发展的过程。当文明进步到了一定的阶段，法权概念伴随个人主义一起增长，古典时代建立起来的宏大帝国就松散开来，民族主义精神便会突显，以民族自身为利益的界限须要确立起现代国家的形式，并需由法律条文来约定，这在欧洲首先做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为启蒙时代浪漫时代各欧洲民族高涨的呼声。可是当今时代的西欧国家，张扬起“多元化”加上“大一统”的政治图景，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疆域、界限又变得模糊起来，这正好为沙漠民族所利用，因为彼等的个人理性，法权意识远未形成，于是得以乘隙而入，兴风作浪。

　　 

　　 （3）血腥劫掠。

　　 

　　 游牧经济是流动的单一性生产类型，它仅仅生产出食草动物：牛、羊、马、驴和骆驼来，无法生产出植物类产品，也少有日用生活品，从而其生存对于农耕社会存在着严重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只是需要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当然必须以部落的生产力达到某个高度，以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为前提。

　　 

　　 可是游牧经济要使剩余产品达到一定的充裕度以与外界交易也非易事。清朝的赵翼编写的《檐曝杂记》中记载：“蒙古食酪蒙古之俗，膻肉酪浆，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兰，中有蒙古兵能汉语者，询之，谓：“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穷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刲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寻常度日，但恃牛马乳。”——可见游牧部落食品之短缺。

　　 

　　 至于沙漠部落，由于生存在非常严酷的沙漠边缘地带，淡水及土壤中有机质养料严重不充足，纵使经常迁移游动在干旱地区也难以维持长久的生存，维持部落生存的自然承载力很小，食品和实用物品的严重匮缺导致游牧经济难以长久为继，尤其遭遇上旱灾，更是不得不导向了职业化的“掠夺产业”——攻城拔寨，打家劫舍，烧杀奸淫，吃食战俘，为此凶悍好斗成为沙漠环境中生存的游牧民族最基本的必须品格。

　　 

　　 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草原上的部落是生存状态“有星的天空旋转着，诸部混战不已，睡眠无暇，到处劫夺，掳掠……愿望不能实现，只有奋勇拼战。躲避、退却无地，只有挺身作战。安乐无法享得，只有厮杀，混战。”美国地理学家亨庭顿（E. Huntington）于1903——1906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作考察后发表《亚洲的脉动》一书，认为公元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武力大肆扩张是由于原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变坏所致。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和赫伯特•齐格勒（ Herbert Ziegler ），两位专长于世界史的跨文化交往。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游牧部落对待农耕定居社区的方式，总体上用诸如“拆毁”，“屠杀”和“蹂躏”的词汇来描述是恰当的，毫无疑问，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对抗性的，远非是前者对后者带来好处。 特别是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后的历史期，各个游牧部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征服运动⑦。

　　 

　　 从生理上说，游牧民族不事农耕，极少吃植物性食品，而以动物性肉类为主食，于是脾气、性格、气质、秉性塑造成食肉动物般的侵犯性，暴躁易怒，人道主义淡薄，善意情感稀缺。论其秉性之源，在生物学—进化论上有物质主义的踪迹可以去追寻。

　　 

　　 从习性上说，游牧部落的村民们为了基本生存，必须自幼练习骑射兵器，少年从戎，战斗至暮暮老矣。披袍持刀骑战马，就是日常的一天；一世经历，就是戎马生涯。

　　 

　　 冷兵器时代打仗和决斗，士兵之间的短兵相接，常常是靠士兵的勇气（野蛮和残暴），再加蛮力来决出胜负的，换言之，这两者占有较大的战争获胜因素的成分，按照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这两者秉性较为强盛的人士，那么他的精神素质和品位通常就会低下，反之亦然，因为人的一生精力有限，通常是此长彼衰，四肢发达的，头脑往往简单，反之依然。就如M·舍勒和N·哈特曼认为的，精神品质优异者其在（物质）力量上就会稚弱。因此冷兵器武力较量的结果，善良者、精神品质优异者作战后往往会被逆向淘汰掉，而残忍者、品质低劣者则在基因库里大大扩充自己的基因载体给后代，留存了下来（E·亨廷顿持此观点）。假如某个部落的无数代祖辈们不得不靠动用冷兵器靠武力征服去掠夺来求得谋生之道而存活下来的，那么该民族的精神文明的素质通常就会低劣，通常会烙印在遗传基因上而表现出秉性特征来。

　　 

　　 例如，剥人头皮和用人头盖骨做饮器——头盖杯，是许多游牧民族的古老风俗，在未开化的部落里曾经广泛流行，这即使在古代的文明人看来，也是人性的稀缺，兽性的留存。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两条记载着北方游牧民族剥头皮和使用头盖杯习俗的。一是匈奴族，《史记·大宛列传》载：“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另一是鲜卑族，《后汉书·南匈奴传》载：“鲜卑人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剥头皮的民族有伊朗系的斯基泰、阿兰族，乌古尔系的回纥、奥斯恰科族，阿尔泰系的旁扎尔科、鲜卑、通古斯族，印第安系的北美、中美、南美诸族。用头盖杯的民族有伊朗系的斯基泰族，阿尔泰系的佩彻尼格、匈奴、柔然族，藏系的党项羌、藏族，藏缅系的乌浒、古宗族，可能用头盖杯的有阿尔泰系的乃蛮族，藏系的伊散图族。称雄于公元前6——4世纪中亚和南俄草原的游牧斯基泰人是最著名的剥头皮用头盖杯的民族。⑧

　　 

　　 对于中国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的残暴血腥，历代史书记载了许多。

　　 

　　 公元4世纪，匈奴人占领了中国的中原北方，耕地退化成荒原。古都长安附近的渭河下游变得人烟荒芜，到处出没的是豺狼虎豹。匈奴人的头领不想去管这些野兽，还想要利用它们威慑农民，宣示他的威权。4世纪时候，匈奴人在中原北方已经恶贯满盈。伤风败俗、父兄相残、毫无诚信，那里基本成了一个众恶的修罗场。 ⑨

　　 

　　 《蒙古秘史》记载了大量成吉思汗一生的经历，其中有成吉思汗年幼時杀死异母弟別克帖兒、成吉思汗年幼曾被泰赤乌人俘虏但得到赤老溫一家私放、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曾被蔑兒乞人掠走、成吉思汗四位妻子的史事、長子朮赤及次子察合台的争拗、窝闊台重病時弟弟拖雷饮下有咒語的酒而死等等。《蒙古秘史》第七卷195节还记载了：“（蒙古将军哲别、忽必来等四人）在打仗的日子里，以人肉做行粮。”

　　 

　　 罗马教皇派遣使者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去蒙古帝国询问蒙古军人屠杀欧洲平民之事，他在返回罗马后的报告《蒙古传》中有如下记载：“凡是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而且，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吃人肉。”

　　 

　　 蒙古大帝成吉思汗有一次在西征归来的途中问那颜不儿古赤时，讲了一段著名的格言，被蒙古帝国治下的波斯官员拉施德（Rashid-al-Din Hamadani）记载在《史集》（Jami' al-tawarikh）中：“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打败敌人，把他们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的亲爱们痛哭零涕，骑着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女。”⑩

　　 

　　 《史集》中还记载过，历史上蒙古军队绕道宋境背后袭击金朝军队时，“他们没有粮食，便吃人、倒毙的动物和干草来。”⑾

　　 

　　 《班固论》曰： “‘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  班固所言，即依照那个时代的“正确”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古人的边疆观念。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江统《徙戎论》：“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匈悍不仁。”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四·规谏太子》：“又突厥达哥支等，咸是人面兽心，岂得以礼义期，不可以仁信待。”

　　 

　　 《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本朝七·夷狄》：“女真人面兽心，贪婪如豺狼，安可与之共事？

　　 

　　 北方游牧民族中吃食过人肉的有不少，最残暴的要数五胡之一的羯族：打仗从来不带军粮，单靠50万女子随身带着做军粮！据《晋阳秋》记载，羯族出战时候把汉族女子当作“双脚羊” 来饲养，随时奸淫，随时宰杀烹食以充作军粮！

　　 

　　 南宋出使蒙古的官员彭大雅、徐霆合著的《黑鞑事略》中记载：“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宴会不刑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脔而先食，然后食人。”

　　 

　　 载入无数史册的上述残暴内容一旦阐释于新中国时代的历史书中，都被当作“政治不正确”而尽力回避，好心去凑合“民族大团结”，可强扭的瓜不甜，“善有善报”只是幻想而已。苦难的历史，难道对后代负责任的真实记载岂可如此一笔勾销？

　　 

　　 非洲尼日利亚的东北部分一块地区在整体历史上讲是一个农业地区，可是当地土著富拉尼族的生存是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种植的水果和植被的。他们就是野蛮的猎人，他们靠在野性的猎人比赛获胜了就可以捕捉对手，使之喂饱自己和自己的家人。⑿

　　 

　　 

　　 图：该地区非穆斯林部落经常遭受穆斯林武装来掠夺奴隶的袭击，图中的一位手持武器者并非穆斯林的富拉尼族战士。假如该名战士没有与穆斯林武装发生战斗，那么他与他的同胞们就频繁地与周边的邻居部落们相互搏斗，以便相互间掠夺女人，玉米或牲畜。⒀

　　 

　　 就尼日利亚东北地区而言，千百年来处在“霍布斯式”的人文生态中，好比天然的弹药原料仓库，当伊斯兰教来了绿化该地后，就激活成了当今世界上最为猖獗的穆斯林恐怖活动的地方——也就是现今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大肆淫威的场所。

　　 

　　 据肯尼亚《每日国家》2018年1月1日报道：“博科圣地”八年来推行伊斯兰暴力事件，已经造成二万多人丧生，二百六十万人流离失所，引发了该地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⒁

　　 

　　 2017年 10月4日美军和尼日利亚军人在尼日利亚联合执行任务时候被与“伊斯兰国”相牵连的武装分子偷袭，导致四名美军士兵和五名尼日利亚士兵丧生。路透社于11月12日报道称，该武装组织首领为富拉尼族的敦杜·谢富，在10年前当他第一次拿起现代武器时，他的理由和尼日尔-马里边境一带的其他许多富拉尼族牧民一样：为了保护他的家畜。但是在熟练地用上了现代枪支武器后，显得富有侵犯性，谢富等人便实施了大规模的掠夺和杀戮。类似的情况出现在索马里的沙漠地带，据联合国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北部“伊斯兰国”的成员数量在2017年里激增。

　　 

　　 （4）过度生育

　　 

　　 沙漠部落文明低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生育过度，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规律”越加生威。本来已经有限的沙漠生存资源难以支撑起膨胀了的部落人口，由于过多生育，多多培育战士和杀手，以便投入更多越多的杀戮掠夺力量来开拓生存之路。高生育率又加重了上述的三个特征，形成了互为强化的正反馈机制。

　　 

　　 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两者相互支撑，相互缠绕，互为反馈，互为激励。军事上的杀戮和掠夺需要大量兵员投入，军事行动才有成功保证度。于是，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人口多军事上兵力投入多，打胜仗的成功率高，部落的存活率高，而战争多则武士的死亡率必高，填补新兵员的需求也大，这就需要高生育率才能抵消损耗。这样好比低级动物，如蚊子，苍蝇，蟑螂，老鼠般以维持极高的产卵（仔）率，使得整整一代生存中，尽管有极高死亡率，但仍旧得以保证有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存活下来。

　　 

　　 有了高出生率，就不得不主动、自觉地选择相当数量的成员去迎接死神，不然则整个部落、民族全体面临着严重生存危机，即“马尔萨斯定律”：食品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于是血腥杀戮与多生育、多偶制，交织反馈，并头齐进。当劣根性的国民素质带入进现代社会之中时候，由于不容指责、不容批判的“护身符”在握（被披上“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观外衣），就享有了种族、民族特权，于是“群体不道德”的情状显著地放大，加上沙漠部落流行多偶制婚配，于是沙漠民族后代中的男性“剩余者”极大地多了起来，于是就多多采取“怨恨”行为，去消耗、去“交换”他族的有价值成员，这就是恐怖主义的最内在动机。笔者在《恐怖主义献身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及《恐怖主义猖獗的伦理学反省》中详尽论述了恐怖主义的核心机制。

　　 

　　 高出生率是一种典型的低等生物生存竞争本能的表达，低等生物的主要进化策略就在于以基因库的大肆扩充数量来取胜，而不依据质量（即精神和形式的提升），因此其人格品位（基督教曰：位格，对于低级生命来说，是“形式因”）必定低下。过高的出生率对于本部落的延续来说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剩余人口，只要长期和平相处邻居的话，必定成为了本部落的极大生存负担。剩余者其用途（也仅于此）就是充当“同归于尽”的牺牲品，犹如兵蜂、兵蚁拿般，去与竞争对手展开激烈搏杀而多多消耗掉对手，去报销对手，从而为本部落余下的活者开辟一条血腥之路来，如此则完全逆行与康德主义的道义：人本身便是目的王国。

　　 

　　 自古至今，游牧部落的风尚中，部落人口总是多多益善，总会得到赞扬和称颂。即以沙漠文明表征的伊斯兰教，当然尤其推崇多子女，作为是一项宗教义务来执行之。伊斯兰《圣训》里的穆圣说：“你们应聘娶多生孩子、招人喜欢的女人，复生日我以你们的人数跟别的民族去比多少。”假如不以生孩子为目的，单以爱情的理由而结婚的，则为穆圣所反对。

　　 

　　 据肯尼亚《每日国家》报道，今天的巴基斯坦有一个大家庭，三个兄弟总共拥有96个孩子。其中一个古尔扎·汗有36个孩子，但是这三个男人还未满足于现在的孩子数量，还要继续地生育孩子下去。巴基斯坦的另一位男人Sardar Jan Mohammad Khilji，今年46岁已经有38个孩子，他宣称将要拥有100个孩子为其人生目标！他在回答记者时直白说出心里话：“穆斯林越是人多，敌人越是会害怕……穆斯林应该去生育越来越多的孩子。” ⒂

　　 

　　 

　　 图：古尔扎·汗与他孩子们在放学途中

　　 

　　 且看《国际传教研究公报》数据，从1900年到2000年，伊斯兰教信徒从2亿（12.34%）增长到12.4亿（20.2%）

　　 

　　 站在全球的视野，皮尤中心数据显示，穆斯林的出生率最高，平均每位妇女生育3.1 个子女——大大高于维持社群人口数不变的基准点2.1个，同时也由于穆斯林人群比其他宗教的人群要年轻，平均年龄仅为23岁，生育的欲望更旺盛。⒃

　　 

　　 

　　 

　　 

　　 

　　 显示世界各国的出生率（2017年度 ）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世界实情书（2017）⒄

　　 

　　 欧洲穆斯林的增长率数据表明，穆斯林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移民和高出生率⒅。英国伦敦大学的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认为，伊斯兰教正在扩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伊斯兰教信仰的皈依，而主要是依靠其宗教的性质，他称之为“亲孕育”，穆斯林往往有更多的孩子⒆。据最新研究表明：即使在没有新移民的情况下，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在2050年的时候比目前的数量将要翻三番⒇。

　　 

　　 （三）恐怖分子祖籍地资料

　　 

　　 本世纪，西方国家中成长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恐怖袭击渐渐成了主流，恐怖分子本土化让西方人头痛不已，家贼难防。尽管一部分恐怖分子从国籍身份来说，可以称为“西方人”，但是他们祖籍地还是可以追溯到的，几乎都是来自于沙漠地带的游牧部落，因此有迹可查，只是西方国家受约束于“政治正确”，未可公布之。

　　 

　　 从下面的一些图片和表格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理性的认识：恐怖袭击者的祖籍地集合群，与世界穆斯林群体的原籍集合群，以及与世界上沙漠地区分布的集合群，这三者是高度重叠的，相关度极高。

　　 

　　 据“2016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统计，有四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伊斯兰国，博科圣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对所有2015年度恐怖袭击所造成的死亡人员中的74％负责。而这四个团体的成员构成几乎来自于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日利亚，前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较大部分位于沙漠和半沙漠上，而非洲的尼日利亚国内沙漠和半沙漠地集中在北方边境，恐怖分子也来自于该地，稍微例外。（21）

　　 

　　 最近几年里，乌兹别克斯坦输出恐怖分子激增。乌兹别克斯坦人是ISIS等恐怖组织极力招揽的对象。按照“国际危机组织”（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说法，大约有2000到4000名中亚人投奔到ISIS旗下，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和邻近国家的乌兹别克族人。而该国的地理气候特征就是沙漠和半沙漠居多数，降水量稀少，而国民人口数量相当大，实际可生存的空间狭小。该国位居地理通道——丝绸之路的要冲，历史上一直是各大游牧部落争霸鏖战的主战场，杀戮频频。该地区杀戮后获胜余下者见证了成王败寇的历史德性，并积淀为“自性”内容（荣格的术语），运用身上携带着的遗传基因来认证来实践之，并使该国的人权问题非常突出。

　　 

　　 

　　 图：世界穆斯林人口分布，来源：维基百科

　　 

　　 

　　 图：今天欧亚非大陆板块上的沙漠分布

　　 

　　 

　　 图： 全球沙漠化脆弱性分布地图，来源： 美国农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