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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刊获得授权，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翻译家吕丁倩的77高考回忆录。本系列文字翔实、生动，作者非同寻常的经历让我们坚信，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1977年11月7日立冬。
所有留在记忆里的77年高考都跟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寒冷。那个漫长的冬天真的是"冷彻骨"。
(苍穹之下，一群年轻的知识青年，生活在偏僻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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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央恢复高考通知后，内蒙古考试日期为12月10-12日，英文专业加考英语，1978年1月份进行口试。接着是体检，2月底，各大学发出录取通知书。4个月正处于内蒙冬季严寒季节。
我下乡的村子地处偏僻高寒山区。正值严寒冬季，气候环境更为险恶，经常在零下十多度到零下二十多度。虽然信件时有延误，但是在高考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高考的重要通知，包括成绩，英语口试，体检，甚至连大学录取通知书。令人费解的是，连一次口信都没有收到过。
然而，为了追随那一缕游丝般的高考线索，我不得不顶着凛冽的寒风，往返奔波在被冰雪封冻的旷野山沟里；我不得不踏着齐膝的积雪，往返奔波在36里长的河漕路上；我曾经迷失在风雪弥漫中，滚下山坡陷入雪坑；我还曾经在黑夜降临时，冒着危险在公路上拦车去赶口试；......我的第六感官几度察觉到死神的影子在身边徘徊。所有滞留在记忆深处的寒冷，焦虑，恐惧，疲劳，饥饿，时而会出现在梦里。那些清晰的画面，经常浮现在眼前。似乎就发生在昨天。我常常说，我是从内蒙山沟的雪堆里爬出来，走上我的求学之路。
追溯77年高考细节，虽然经历了难以想像的寒冷，难以形容的千难万险，但是每个重要的环节都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巧合，在万分惊险中峰迴路转，并且在难以置信的艰险中得以奇迹般地完成。毋庸置疑，命运之神执意要把这个赋予我平等机会的1977年高考，淋漓尽致地为我演绎了一场十分悲沧的，绝处逢生的人生经典。
(常常爬到高山头上,望到连绵起伏的群山,好像置身在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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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冬天已经临近，清晨可以看到田野山坡上覆盖着一片薄薄的白花花的冰花冷霜。土地也渐渐冻硬了，踩上去咔嚓咔嚓地响。
夜里气温骤降，听着外面阵阵大风呼啸而过，那凄厉的号叫，掠过知青房屋顶，不时地，门窗颤抖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好像随时会把屋顶掀翻，把整排空房子刮走。
知青们的房间连在一起相依取暖。隔壁两边的房间没有烟火，我的房间就特别清冷。碳也剩下不多了，不敢多烧炕灶火。膝盖受伤不能挑水，尽量省着用水。粮食也不多了，煮白菜，土豆，煮糜米粥，撒点盐花。炕上冰冷，看书时得把毯子折起来垫在炕上，然后坐在毯子上。风吹透门窗进了房间，屋里也有嗖嗖的风。我用围巾包住了头。身上穿着短棉大衣。到深夜，更是寒气逼人。我把棉被围在身上，只露出眼睛和手指。
这几天里，收到我父母一封厚厚的来信。用很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写了许多复习资料夹在信封里。这么厚的信越行迢迢三千里路，碾转投递，没有丢失确实是个奇迹。资料中大多是史地和时政内容。父母告诉我，在家乡常熟，高考复习已是热火朝天，各学校都在印刷资料。不知道哪种资料对我有用。所以先寄给我一些。父母的亲笔字迹，字里行间的殷切期盼。我捧着信看好久舍不得放开。
几天以后，有位知青回村取衣物。他说，整个包头市已经是热火朝天。成立了许多高考复习班，很多人参加。他问我准备去哪里参加复习，我说哪儿都不去。就待在村里。一边回答。突然意识到这是令人悲哀的现实。厂汉是我的家，知青房就是我的家。虽说到内蒙投奔亲戚，我的心像一根小草般随风飘荡，时时都有无家可归的感觉。
平时我最怕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哥住在包头工厂单身宿舍，我去看他还要借住女宿舍。我有叔叔在包头，家里有老有小，负担很重。自小我便懂得家庭出身不好，不要去连累亲戚，免得讨没趣，反而受委屈，失去尊严。我知道不可能去参加任何复习班，只能在厂汉知青房里复习功课。
(1977年高考准考证照片。标志了第一次得到公平竞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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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一月上旬，扭伤的右膝盖稍好些，可以慢慢走动了。我急着要尽快到固阳县城去报名，并了解复习情况。我背上书包，只随身带几本书和笔记本。瘸着腿慢慢地顺着那条长长弯弯的河漕路,到二合公村附近去搭乘公交车。那里叫三岔口，有个汽车站，虽然没有标记，只要站在路边等，来往汽车会在这里停下来。四面群山漫坡，渺无人烟，河漕路的沙土地上有一道道车胎印迹。这旷野里的寒风吹起来更是猛烈，简直能把人推出去老远。而且冷得彻骨。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紧紧地用棉大衣裹住身体，一边来回走动取暖。
汽车终于出现了，远远地象头老牛似的，缓缓地爬过来，好大一阵才开到跟前。冬天在这旷野里搭乘公交车很受罪。但在高考期间，为了到固阳县办理种种琐事，我不得不在这里坐车往返好多次。
汽车一路颠簸着，车厢里很冷，呼呼的风从车下面钻进来。好不容易捱到固阳县城时，已经是下午，我还没有吃午饭。但是那个年代固阳县城里没有餐馆。普遍物资匮乏，城里小食品店的货架上经常是空的。很难觅到一点食物。我出门时没有干粮可带，只好忍耐着。
先要赶紧去拍照片，报名时需要交给招生办。固阳县只有一条大街贯穿全城，所以很快找到照相馆。里面挤满了参加高考的年轻人，吵吵嚷嚷的，都在谈论高考的事情。自从早上出门，一路上冻了好几个小时，手脚也不灵活。在热乎乎的照相馆里暖了一会，反而觉得全身酥软无力，有点瞌睡犯困。正在这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作准备。我赶紧脱掉短棉大衣和薄棉袄，里面穿的是探亲时买的深蓝色的运动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摄影师又喊我名字，轮到我了。慌乱中把衣物书包全扔在墙角处地上，着实有点狼狈。旁边一个好心的女孩子催我快去，说替我看着东西。我就穿着运动衣，赶快跑过去坐到照相的凳子上。
强烈的灯光照得我一时睁不开眼睛。在亮光的刺激下，我突然意识到：这可是拍高考准考证的照片，下面要对付的将是一场神秘的，艰难的竞争。我不禁挺了挺肩膀，打点精神起来，脸颊和耳朵还是冰冷的，赶紧定神看摄像镜头。没来得及再想什么。摄影师已经在喊下一个名字。
这张准考证照片就此准确无误地记录了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的公平机会。高考准考证，大学申请表，以及大学入学登记表上都用了这张照片。距离1966年拍小学毕业照，即报考中学照片，整整过去了11年。
为了报名，我借宿在固阳堂弟雪峰家。他是工厂学徒工，也请假在家复习功课。他那里只有一间房间，进门左边有个单人床，里面炕上也摆一个单人床，有时来客人小住。我就用这个小床。
晚上找不到地方吃饭，雪峰带我去县委食堂。听说县委食堂只接待工作人员和家属。我就跟着他进去。5毛钱一顿晚饭，我吓坏了。强劳力干两天也赚不出5毛钱。但只好硬着头皮，买了饭菜。确实很不错，饭菜都盛得满满的。听说县委食堂优待干部和家属。我奔波了一天，饥肠辘辘，好多天没有吃一顿象样的饭菜了，总算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晚上在暖和的屋子里睡了一大觉，第二天觉得身上舒服多了。
(《五四散文选讲》从1966年保留至今。对只有小学毕业的我，影响很大。是我读过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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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次高考就颇具戏剧性：当恢复高考消息刚播出，我在土豆地里劳动，摔倒后扭伤膝盖，不能走动，拖延了报名。当我到县里报名时，已经快到报名的尾声。我才有机会了解到报考英文的考生很少。
上午，我到县教育局招生办登记报名。听说很多人都报过名了，一个中年干部负责办理手续。他拿着我的证明信，问了几个问题。我说打算报化学，四年本科。他随口说了句，大多数考生都报考理工科。我警觉起来，马上追问文理科报名情况。这位干部耐心又健谈。他说报考文科本科专业的较少，报英语专业的只有寥寥几个。他主动拿出了英语专业报名表，一张张地翻给我看。我眼前立刻一亮，说让我考虑一下。思考了一会，我当机立断改报英语本科。这位干部立即替我作了登记，把报名表交给我，并查看了英语专业招生的几所院校。仅仅是内蒙师院，包头师专，河北大学，还有两三个北方的省立大学。至于北京，上海的高等院校一个也没有。没有什么选择。
多年来，我常常想起这段戏剧性的改报专业。仅仅发生在15分钟时间之内。如果真的报化学专业，我很可能考不取，也可能会不喜欢这个专业。我的1977年高考，一定会是另一番结局。我的人生轨迹一定会就此改道。回想起来很是令人感慨不已。
填写大学报名表，使我特别激动和紧张。这表格有点眼熟。想起1974年下乡那天，在忽鸡沟公社办公室停留了一下，偶然看到前公社书记的女儿正在填写大学申请表。当时我羡慕极了。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拿到一份高校招生表格该多好。
那时候我出门身边习惯带着一方砚台，一截墨和一支蝇头小楷笔。常常用蝇头小楷代替钢笔。回到堂弟那里，准备好了笔墨，我便开始认真地用小楷逐项填写。我很明白，唯一的选择就是师范类的院校。我父亲仍然在专政管制之下，只拿到一个人的生活费，我母亲长年有病休息，工资常打折。家庭经济十分窘迫，无力供我上大学。对我自己来说，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只要任何一个学院愿意接收我，能够离开农村，那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内蒙师院外语系为第一志愿。第二和第三分别为呼市和包头师专。
最令人苦恼的是填写家庭出身。这好比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每次涉及到家庭出身，都会使我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每一次填写家庭出身成份，都逼迫我重温一遍家庭的罪恶，重新体验一次认罪的羞辱，再一次提醒自己是黑五类子女。诛连，从两千年来的封建朝代沿袭至今，作为政治统治手段，确实具有它巨大的震慑威力。
我倔犟地用小楷，一笔一划地把报名表填好，交给了招生办。可是，每次这样的经历，我都像挨了一顿鞭子，被抽得皮开肉绽，心里淌血。留下无数的坑坑洼洼。
没想到，我用蝇头小楷填写大学申请书的事很快被传出去。我堂弟听说了，回来笑着说，固阳县里从来没有见过。前不久和一位学生联系上了，四十年未见，这位已经当了教育局局长的学生发微信给我，还提到这件事。他说： “1977年恢复高考，您是固阳县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用小楷填写报名表的考生。四十年过去了，至今还在固阳传为佳话。”
（在下乡时每天练习蝇头小楷。用的是作文本。可惜都丢失了。仅剩一张半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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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之后，我立刻到城里去了解复习班的情况。我对这个小城很熟悉。走在大街上，我觉察到固阳城里有一种异样的激情在骚动着，一反过去那种懒散缓慢的生活节奏，这时候的城内沸沸扬扬地到处都在流传各种关于高考的消息，有真的也有假的。无论走到哪里，高考都是人们闲谈热议的主题。
固阳中学开办了各类课程复习班，全部免费。据说这是建国以来高考历史上唯一的提供全社会免费复习的一年。在那条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去上课的年轻人络驿不绝，有的骑着自行车。每个人都带着书包，或夹着书本，行色匆匆的样子。涌入校园的人潮，又分别涌入各个教室。我选了一节午后的史地复习班去试试。当我按时来到教室门口时，里面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头簇动，至少有六，七十个学生，连过道和门口都坐得满满的。
自从1966年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全社会出现这样如火如荼的学习热情。在文革中不敢拿着书在街上走路。我常把书藏在腰背后，夹在胳膊肘下，或者卷起来塞在袖子里面。一小时后复习课结束，，我决定回厂汉村复习。课上讲的内容太少，太松散。我宁愿自己挑重点学习，提高效率。况且我不能在固阳久住。
晚上回去后，总觉得有什么事搅得自己心神不安，坐卧不宁。不由自主地反复思考着报名的事情。其实，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摆脱不了的对政审的恐惧和忧虑。有如惊弓之鸟。政审是非常可怕的，无异于残酷的审判，可以在瞬间断送我的一生。到底是择优录取，还是"重在个人表现"？我越想越心慌。借鉴以往的经验，重在表现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怎么办呢？我想起以前有领导曾指点过我，教我写一份对家庭的认识，以表示自己跟家庭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也算是重在表现了。
事实上，我曾经无数次地写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对家庭的检讨和认罪。为不是自己的罪恶而作出认罪态度，比如：斗私批修，思想学习汇报，学习最高指示心得，都必须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此提高娴熟了写作能力。记得有一次，我被点名批评，当时的我才15岁。虞山镇城西分社的干部说我交的斗私批修不象是我写的，一定是大人替我写的。花了好一番力气才说清楚。事后我父母说丁倩写的文字挺老练。
我又趴在灯下，端端正正地用蝇头小楷写了小半页纸。大意是：我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在政治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线。我是可教育好子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庭不能选择，走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等等。我的叙述平静而不乏据理力争。真情实意，措词恳切，连我自己读了都很感动。
在77年的高考，文化考试本身确实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只是抱着临阵磨枪，竭尽最大努力去拚博一回的态度。真正的精神负担来自对政审的惶恐和忧虑。即使广播里说了，重在本人表现。谁相信呢？我多么希望招生院校的政审人员，能够同情理解我的处境，给予一点点宽大和仁慈。
以往在各种群体里，我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和权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谪的。这种体验给我留下了铭肌镂骨的委屈和耻辱感。同时，不断会有人告诫我说，在宽大的政策之下，作为可教育好子女，是非常幸运的。我应当对此怀有感激之情。
到了青少年时代，我阅读的书多了，自然地发现这一理论与我在书中获得的道理相悖。渐渐地，这更是培育了我性格里强烈的不肯屈服的精神，也培育了同样强烈的正义感和自豪感。
高考，这个赋予我的第一个公平机会，霍然间敞开了希望的窗口，一缕温暖明媚的阳光透进了我几乎绝望的心灵。照亮了我整个生命。我渴望这温暖，渴望这光明，渴望得太久太久了。我要不顾一切去追随那一缕阳光。
我回到招生办，把这份写好的对家庭的认识夹在我的大学申请表里。这时才感到一点内心的释然。
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那时候，我深藏心底真正想说的，但是万万不能说的，只有两句话：我父亲是无罪的，我是无辜的。我父亲在反右运动时，被嫉妒他的小人使计诬陷，一路追逼，硬是在1958年反右末期时，被加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好在1979年，父亲得到平反，那是后话。
(我的一部分语文书籍收藏，珍藏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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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手续完成后，心里踏实了。我立即回到村里，开始了这段艰苦的复习。改考英语专业，使我格外兴奋。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
我拼命地埋头复习英文，每天逼迫自己默写1-200个单词和词组。我的应急策略是：死记硬背单独的句子，练习写短文。同时，系统整理语法规则。每天翻译课文或故事，译过一遍之后会记得很牢。这是我从一开始养成的习惯。
我喜欢英语是由来已久的。我很喜欢外国文学，小时候我家有不少小人书，比如《哈姆雷特》，《冰雪女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很多苏联的寓言童话书。在初中时，常常跟同学偷偷地借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觉得作品风格和内容十分丰富新颖。
小时候常听我妈妈唱英文歌曲。关着屋门，我们姐妹围着炉子，妈妈会给我们轻轻唱《老黑奴》《当我们还年轻》《可爱的家》等等。妈妈说她读大学时选读的英文原著，这令我十分向往。
我真正的英语学习启蒙阶段是在68年初，正值文革武斗时期。学校都关门。我到济南姥姥家去。我的才华横溢的大舅正在探亲，他教我英语，我学得津津有味。可惜大舅很快回四川了。这短短的英语学习给我一生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时我的姥爷是济南市颇有名望的英语老教师。在蔡元培当校长那个时代，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要赴牛津大学深造，由于太姥姥坚决阻拦而作罢。围绕着家庭的故事，给学习英文增添了不少神密色彩。况且，姥爷家有那么多的英文书籍，我只能翻看插画，读不懂故事。馋得要命。我时常仰望那一叠叠的书，心想将来学会了英文，再回来读这些书。
初中后我失学在家，广播电台开始教英语，我在家跟着听。不久我被临时分配到针织厂烘烫车间去学工，机器一天到晚轰轰地响，震耳欲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这轰鸣声中大声背诵英语，把《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课文和单词都背得滚瓜烂熟。在美国读书时，有的连美国学生都不知道的词汇，诸如"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我仍然可以脱口而出。幸亏车间主任是个很善良的女工。她总是朝我微笑着。从来没有阻止我。
70年代初常常听到有人被控告偷听敌台，里通外国。我不敢经常听了。怕被人诬陷。就偷偷地读写。在这期间，我在下乡和分配工作上屡遭排挤和刁难，情绪万分沮丧。有一天，我父亲亲手把一本旧的初中英文课本摊开，放在我面前，鼓励我好好坚持自学。正巧，有一位老教师来找我父亲。房门是开着的，他一踏进门口，就听到我们正在谈自学英语。三个人都楞住了。我紧张地看着他，真害怕他去告发我爸。可他只是点着头，微笑不语。我爸对他解释说：孩子不能上学读书就自学吧。那年我16岁，从此我便真正开始了认真的英语自学。但是没有书，没有老师，自学一门外国语言还是有很多困难。
我曾经在固阳和包头的高中插班学习一年多，化学成绩超过其他课程，一点都没感到费力。我常常拿满分连带思考题都完成。老师时常说我有"发挥"。可能因为我会死背硬记。父母认为最好能学科学，远离政治。在77年里花了好多时间复习数学和化学。幸好一直没有放弃过我最喜欢的英语和中文。
复习期间没有时间准备中文，休息时间浏览一下自己保存的书。其实，文革以后我一直没有停止过阅读。文革初期弄到一本《五四散文》，是北大中文系56年的阅读书。汇总了鲁迅，郭沫若等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将近十年来，我不仅熟读里面的文章，差不多能背出大部分文章。还有一本北大中文系的《写作知识》，北师大的《古代散文》，还有一些好书，《荔枝蜜》散文集，《评红楼梦》，唐诗宋词，还有历史方面的书籍，都是天天翻读的书籍。有时我父亲不得不把家里和我弄来的书籍烧掉，眼看着心爱的一本本书在火焰中变成了一片片飞舞的黑色蝴蝶，我伤心欲绝。父亲只是叹着气。有一回，我奋力抢下两本我父亲曾用过的常熟师范文学教本。并重新用针线缝订好，包了黄色的牛皮纸，一直随身带着它们，这两本书也被我读得滚瓜烂熟。其中一本至今摆在我的书架上。
在这一书难求的关健时刻，我的书箱简直就是"聚宝箱"。
(英语自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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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知青房埋头读书的那段日子，生活来源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粮食，土豆，白菜，煤炭都所剩无几了。入冬之前，村里派马车到银盘湾煤矿去给各家拉碳。记得交几元钱，每过几天马车回来一次。可以给好几家拉回碳来。马车轮流停在各家门前，赶车的老汉会约摸着重量把黑碳卸在每家的屋门口。由于高考，我忘记拉碳的事。原来剩下的碳都是碎末，大多像石头那样。烧不着火。炕头冷冰冰。水缸里结了冰。到井上担一次水变成最头痛的事。我舍不得多用水。渴了就把水缸里结的冰块含在嘴里。干脆每天煮土豆，或者煮糜米粥，在粥里撒点盐。有时看书入神，煮糊了锅还不知道。听说这些都被传为村里的轶事。40年后，一些当年村里的孩子们还记得听大人说过。
我从未觉得读书艰苦。从早到晚埋头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真正的艰苦是寒冷，是饥饿。即使没有高考，知青的生活也同样会这么困难。每天缺乏的，要克服的却是生活的基本需要。普遍来说，知青们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当我们一群知青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还容易些，精神上互相帮助支持。但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处境显得尤其窘迫。
屋里有零下好几度，我整天穿着棉短大衣，再裹着被子，头上戴着棉帽子，像个大棉花包。有时看着书累了，就斜靠在木箱上睡一会。躺在炕上背后实在太冷，常常冻醒。买不到煤油，从供销社买的柴油。点上灯不一会儿，一股黑烟缭绕，在房间里散开来，不长时间就烟雾腾腾。鼻子里黑黑的。我只好戴上口罩。又遮烟，又保暖。但是白口罩上很快会出现两个黑洞洞。
早上在寒风呼啸声中醒来，风穿透了房间，脸盆和水缸里结了厚厚的冰。体单赢弱的知青房和我一样，勉强挺立在冬日的寒风中。
临近高考日期还有十多天，我在这白雪皑皑山村里，似乎与世隔绝。心里很不踏实，不知外面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我给雪峰发了一封信，希望提前到他那里借住，直到考试完毕。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另作打算住到旅馆去，熬十天左右。过了几天，估计雪峰收到信了，我就把书包装得满满的，顶着寒风，吃力地踏着厚厚的积雪，到三岔口车站坐车到固阳去。先见到雪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也舒了一口气。就在他那里待下来。
小桌旁边立着个铁炉子，长长的圆铁筒，放一铲子黑碳，炉火轰隆轰隆地燃烧起来，屋里暖烘烘的。比我的知青房暖和多了。小桌上放我们的书，我俩面对面坐着，各占一半，各看自己的书。互不干扰。
桌子中间放着我的小收音机，不停地响着。除了听新闻联播以外，许多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也开始播放。每天都听到在文革时期禁锢的电影插曲，和小时候唱过的革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我的祖国》，时隔十多年，听起来那么熟悉，亲切。一边看着书，一边听着久违的优美音乐，很是轻松。
虽然这些与复习功课毫无关系，可还是觉察到广播里的音乐文艺作品送来的是一种承诺，一片光明和一线希望。这时候，外面社会气氛显然随着高考的恢复也在迅速改变。我隐约感觉到一个新时期的来临，新潮流的来临。我多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加入到这个新时代潮流中去。
(1976年探亲期间，看电影《甲午风云》。心有灵犀，听过几遍后记住了这悲愤的旋律。根据我父亲回忆在抗战中经常唱的岳飞词《满江红》，我整理笔录了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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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固阳城里，高考热情上升到白热化。而天气温度向相反方向急剧下降，低于零下冰冻点。
有一天，我走出去，迎面遇到一个年轻姑娘。有些面熟。她抬眼看了看我，又低下头。那不是前公社书记的女儿吗？我愣了一下。她变了好多，胖了些。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神态呆呆的，没有了以前的灵气。74年时我见过她拿到推荐高校招生表，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名额。可是被人告发说她没有下乡锻炼，而是在公社学校教书。听说她的招生资格被取消后，得了精神病分裂症。这件事曾在公社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公社书记也调走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微微臃肿的身子走过去，心里很难过。许多干部为子女铺好了完美理想的路，顺利通过招生和招工离开了农村。但是她却不幸成为牺牲品，我知道她肯定不会参加这次高考。
我在街上又遇到一位曾经邂逅的女孩子，父亲是县委书记，她正匆匆赶回包头市读复习班。我为她感到遗憾，如果是76年，像她这样的干部子女哪里需要去复习呢。有一个招生名额也会送她的，而哪里会轮得到我呢。
据说还有一些高干子女，当地驻军部队干部子女，包头某大公司书记的知青儿女，及其他一些干部子女，都将和我一样参加高考。对我来说十分新奇。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一次。我真的还有些不习惯享受这同等待遇。的确有点奇怪。
我清楚地意识到，高考改革提供给我们一个平等的机会，对一部分干部子女来说，我们和他们之间只是作了一个换位。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女，还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成熟的条件抓住这个机会。他们被荒废得太久了。无法跟上社会的骤变。
这次来固阳时，带了一些糜米交到固阳国家粮库收购站。粮库付给我一点现金和粮票，用来维持在固阳高考的期间伙食费用。那是队里分给我的粮食。
但是我预算了一下钱和粮票还是很紧张。我就沿着大街找到一家旅馆里的食堂。每天傍晚卖饭菜。进去一看，柜台上挤满了人。客人大多是开卡车跑长途的男司机，大多在旅馆过夜。我连边都靠不上去。只好在后面等。最后轮到我，到柜台上一看剩下的都是残汤冷菜和馒头（混合玉米面）都冷了。但是很便宜。1斤粮票，5个馒头，只要1毛多。
我急于复习功课，没有时间排队。在最后十天里，每天傍晚在旅馆食堂快关门时去买五个馒头。晚饭吃两个馒头，因为晚上要熬夜。早上起来吃一个。中午只吃两个，喝白开水就馒头。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考试结束。
(我们常在这高坡上眺望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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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终于开始了。12月10日一早，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有许多学生，旁边的小路上也有很多学生，汇合成人流，涌进固阳中学校园。文理科考场分开两边。理科考生多，在固阳中学校园的左边，右边是文科，英文专业在同一个教室，靠近学校的操场。
每天考两门课，中午休息。考史地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考政治印象也不深，但是超乎预料地顺利，而且分数较高。我想，原因之一不外乎我常常替厂汉大队写汇报稿件。大队干部文化不高，不喜欢动笔，每逢公社的政治学习会议都派我作代表。在公社开会结束前，每个大队的代表必须就会议内容写篇文章。我对适时的政治词汇都熟悉。
考数学时出现了奇迹。那是个上午，一早起来，喝着白开水啃两个馒头。多日不吃盐，嘴里又发苦又发甜，时不时地有点噁心。早上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复习，立体几何没来得及复习。我镇静了一下，想了个办法，把几个复杂的立体几何公式抄写在一块小纸片上。提前出门，一边慢慢走一边背这些公式。
到了考场门口，我在外面又站了一会儿。使劲盯着纸上的公式，恨不得把这些公式刻印在脑子里。直到考生差不多到齐了，不得不进考场。我就在门外把小纸条撕碎扔掉。刚进去坐好，老师发给一人一张白纸作草稿。我灵机一动，立刻把刚才记的那几个公式刷刷的写在白纸上。其中有一个计算圆锥体积的公式。几分钟以后，考卷发下来。我浏览一下，一时惊讶得不知所措。最后一个大题20分，正是计算园椎体体积的应用题。我立刻率先把这个题目仔细计算好了，又复查一遍。好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是否老天在冥冥中关注着我。为什么偏偏把这个公式放在考卷里，而且设置为20分呢。可以想像，这个20分在录取我的天平的那一端，重重地压了一码。
最后一门考英文。报名时全固阳县18个考生。可是，那天考场里不满10个人。已经有人放弃了。刚开考15分钟左右，坐在我右边一个大个子男生推开课桌，大踏步地离开了考场。我抬头目送着他走出教室。那双皮鞋的响声很坚定果断。好像已经决意不再恋战。
英语考卷上的生词并不是很多。而是语法部分根本不熟悉。我只能胡乱对付。考卷中部有两个短文题目。我选的题目是"我的朋友"，复习时背诵了很多句子基本都用上了。我饶有信心地写一位知青朋友，我们共同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整个考试时间，手里的笔没有停过。满满地写到考试结束，不过，我估计语法错误，拼写错误百出。
印象最深的还是考作文。从第一天开始，两位监考老师就经常轮流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答卷。刚开始我有点不自在，后来我就顾不上这些了，只管埋头答卷。
内蒙命题有两个，可以选择其中之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谈实事求是》。在农村自学时，我曾经自己练习写过各种小文章。其中就有"谈谈事实求是"。这一概念我从小就耳熟能详。我父亲为了申诉他的冤案，我看着他写了十几年审诉。他老是说"要实事求是"，因为有人硬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
在考场上，我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涌上来，头里热烘烘的。脑海里出现一副副画面：家里烟雾缭绕，我爸爸坐在桌旁，使劲抽着烟，面对着政治外调人员，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蜷缩在窗外走廊里，正好听得见我爸爸说话声：......我要实事求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不能编造，不然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自从四清运动开始，我家常常有政治外调人员来找我爸爸，把我们赶到外面院子里。有时天很冷，我就躲在窗下走廊里避风。这些话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一套一套的，还跟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挂上，我闭上眼睛也能背出来。记得有一次抄家，我眼看着爸爸侃侃而谈，说要实事求是，毛主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根本核心就是要实事求是（大意），把那几个抄家的造反派说得缄口无言。还记得我爸下班回家来生气地说，这些人不实事求是，明明不符合标准的零件，硬要我替他们返工，再返工也磨不出来，还要给我上纲上线，说我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干脆推辞不干。"
我仔细思考了一会，立了个题纲。然后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基本没有草稿。还来不及修改时间就到了，我坐在教室的中间一排。老师收卷时从第一排开始，走到我身边，我正在写最后两行字。我说老师，马上完了，等一会儿。那老师什么也没说，走到后边去了。我急匆匆写完。顾不上再看一眼，立即把考卷递上去。这时候，教室里还有两三个学生趴在桌子上。
高考结束了。考场没有一个人。我呆呆坐在座位上。三天的考试，尤如一场梦。不一会儿，那位监考女老师进来提醒我，该锁门了，走吧。我跟在她后边往外走。神差鬼使地，我突然问道，你看大家考得怎么样？她摇摇头，忽然又稍稍转身，一边轻轻说了声：你还行。
教室门都锁了，固阳中学校园里突然变得空空荡荡，人都走光了。我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拖着疲惫的步子往校门走去。忽然间，一种强烈的情感猛烈地攫住我的全身，双腿顿时瘫软起来，走不动了。我一下子坐在教室侧面的石头上，失声痛哭起来。长久以来以来忍受的折磨，憋在心里的怨屈，全部涌上心头。
我用围巾捂着脸，泪水湿了一大片围巾。冬天的黄昏更显阴晦，空旷的操场一片寂静，只有一阵阵凌厉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吹过，似有凄凉万古之感。
多年后回忆，仍然觉得我需要痛哭一场。好像是个拳击手，经历了反复的生死拚杀，浑身伤血，没有一滴眼泪。从拳击场撤下来时，反而要为自己还活着而痛哭。
(厂汉村大部分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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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傍晚，我径直走到那家旅馆食堂吃晚饭。怀着要犒劳自己一下的心情，排队买了一个菜和馒头。内蒙冬天只有大白菜和土豆。在柜台前接过菜碗时，连汤带菜都是冷的。菜汤里的羊油，凝结成了白色的小片片，漂浮在上面。我问柜台上的师傅是否可以热一下，他说没办法，开始是热的，卖到最后就冷了。一碗菜汤如要在大灶锅里热不方便。最后他想了个办法，给我倒了些滚热的开水。我坐在饭桌旁边喝着有盐的热菜汤，边啃着馒头。那咸味真香，真美味，喝着真舒服。我痛痛快快地吃完饭。心满意足。已经有十天没有吃盐。喉咙和嘴巴里发苦又甜，非常难受。后来我曾经告诉别人，红军长征时不吃盐就是这个滋味。
考完后我立即返回厂汉村。我乘坐公交车回到忽鸡沟公社。趁着天还早，站在河漕路边等候往神水沟去拉矿石的卡车。1975年到忽鸡沟公社来下乡的知青有很多是包头市交通运输局的子女。而这些司机都属于交通运输局。所以，大多数司机愿意在荒无人迹的山沟里，把这要求搭车的知青带上车。这天我一个人站在河漕路上，试着向卡车招手，顺利地搭上了一辆拉石头的空卡车到神水沟。经常遇到一些看上去五大三粗的男司机，还不停地唠叨几句同情知青的话，叫我们"娃娃们"。每逢这时，我的眼睛就模糊了。下车后，步行几里路就回到厂汉门洞村。但是卡车进山沟的时间不是固定的，有时步行到神水沟也没看到一辆卡车。
回到村里，老乡们对我去参加高考没有很大的反应。可能不知道。我疲惫不堪想好好睡一觉。路上，有人告诉我，分给我的土豆还在地里早就冻坏了。我只是答应了一下，懒得去找。身边没有钱了，否则可以买一点。知青房里也没有粮食。得找队里的保管从仓库里领取一部分口粮。记在我的帐上。
离开十多天回来，知青房就像一座冻得凝固起来的泥土雕塑。顶着朔风，伫立在山坡上。开门走进去一股寒气扑面。土炕冰冷，水缸里结着一层冰。脚下的土地冻得硬梆梆的。连一点尘土都没有。站在屋里感觉四面都有寒风吹透，不知道是从哪些缝缭中钻进来的。我赶紧到坡上捡了些树枝条，点燃了炕灶取暖。
天渐渐黑了，站在知青房门口往远望去，还是那个被白雪皑皑的群山环抱着小山村。那么安静。可是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我又回到这个山穷水尽的境地，又开始了我的孤单穷困的生活。
艰难还没有结束。
（厂汉门洞村的南边的一块地，常常在这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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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高考消息的这段日子非常缓慢，心绪不安，计算着日子。天天眼巴巴地往山下那条小路上张望，看有没有邮电所的人来送信。常常去供销社问询是否有人捎信来。
整个12月里，知青房冻得硬邦邦的象一座冰雪女王的皇宫。屋顶上压着一层又一层的积雪，屋檐下挂满着冰凌。显得知青房又矮又低。到晚上，我穿上所有能套上的毛衣裤，棉衣和短大衣。再把棉被子围裹在身上，斜靠在我的小木箱边。躺着迷迷糊糊的看见房梁顶上闪着几道微弱的亮光。仔细观察了一下，原来是房顶和后墙上绽开了几处裂缝。在缝缭里看到星星在闪烁。我不禁觉得一阵心酸。昏昏沉沉不敢睡得太沉。半夜三更冻醒了，就起来加点火。碎碳块质量很差，烧不了一会就灭了。一清早起来再出去找点树干，树枝点上炕火，烧些热水。房间里才稍稍有点温乎气。
为了取暖，我白天干脆到老乡家去，带着书，坐在老乡家热乎乎的炕上。有时太阳从窗口晒进来，热烘烘的。因为夜里冻得睡不着，我常常在老乡家的热炕头上沉沉地补睡上一大觉。有时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打扑克牌，暂时忘记了烦恼。村里乡亲们的憨厚和朴实使我回想起来更觉得可贵可爱。
过去我从不参于打扑克。有时知青伙伴们在隔壁房间玩牌，缺一个人。过来叫我，请我，求我，我就是不干。死心塌地要看书。有时交通局的知青带队干部也在玩牌，我也不给面子。想起来有点惭愧。在下乡四年里，从来没有象这样串门，也没有象这样玩过扑克牌。
就这样，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整天都像逃难流浪一样，白天找个老乡家里取暖，晚上才回知青房挨冻，熬过那些长长的黑夜。
（我的英文自学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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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是元旦，阳光灿烂。清早就我把唯一没有补丁的夏天的确凉长裤穿上，擦洗了大头鞋。把洗干净的上衣穿好。给自己过个新年的第一天。我面对着东南方向的那片连绵起伏的群山，思忖良久。我的1978年新年计划应该是继续努力学习，如果这次没有考取，就参加6月份的考试。一定要在新一年里考上大学。
等待在焦虑中继续着。中间，我只好步行36里路到公社学区打听消息。公社中学有考生，去找他们聊聊考试的情况。
一个多月了，没有任何动静。
正值一月份严冬，连下几场大雪不化，漫山遍野都是皑皑的白雪。雪地冻得硬硬的。
每天早上起来，我站在知青房门口，呆呆地想着，猜想会不会有人送来高考消息。其实我也不知道高考的程序是什么，该送来什么消息。
门前不远处，常常有几只黑乌鸦飞来，在觅食，呱呱大叫着。我心里一阵紧张，这不是好兆头吧！我把洗脸水朝着讨厌的乌鸦泼过去，再捏几个雪球扔过去，把它们赶走。有时又看见几只黑喜鹊飞来了，叽叽喳喳的叫着，挺热闹。我心里又一阵高兴，隔着窗户观察它们，希望能辨出什么幸运的迹象。
终于，这一天，我等不下去了。为什么是这一天，始终是个谜。这天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危险，最恐怖的一幕。
（网络照片。这情景和我在忽鸡沟公社的关卡拦车去包头“赶考”的情景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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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天空阴沉灰暗。我感觉有点烦躁，坐立不安。书也看不下去。突然觉得应该到公社去打听一下消息。
满山遍野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都变成了冰。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呼啸着掠过，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身上，吹透了身上的棉衣，一阵阵透心凉。寒冷的空气如针刺般扎在脸上和手上。一会就麻木了。
冬天村里的老乡都穿着翻毛羊皮大袄。戴着毛绒绒的皮帽子。我们知青没有羊皮袄。我学着老乡把一根绳子在小棉袄外面绕了几圈，紧紧地把棉袄箍在身上。这样风吹不透了。外面再套上短棉大衣，厚厚实实的。然后把两条毛线裤都套在一起。臃肿不堪的样子。再加上大头皮鞋，走路像个笨熊似的。
一眼望出去，漫山遍野，白雪皑皑。没有一点人走过的踪迹。河漕路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看不出哪里是路。只能看着两边山坡辨认方向。虽然我也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我焦急的心情催促着我快点动身。
山沟里的河漕路一片冰雪，很少见到人或牲畜的足迹。我只能沿着两边山坡之间，摸索着朝公社去的方向走。过了神水沟石矿之后，就不大容易辨了。本来我以为神水沟石矿会有卡车去公社。哪知由于天气恶劣，没有卡车来拉矿石。地面上的白雪没有一点车辆和行人的痕迹。冰冻的白雪地的表面光溜溜的，闪烁着一片片亮光。我一步深一步浅地走着，尽量往凸出的地方踩下去。我把裤腿扎起来塞在大头鞋帮里。一点一点地往前走得很慢。有时一只脚陷进雪坑里。弄得鞋里都是雪。
走了好长时间，一路有上坡，用两手帮着爬上去，下坡就干脆坐在冰冻的雪地上，往下滑去。走得很慢，走了好久。看到右边河漕路上面的半坡上有几座白雪覆盖的房子，远远看去像几个大白蘑菇，房顶上冒着几条炊烟。老乡很勤快。他们会马上把屋顶上的雪铲掉。免得厚厚的积雪会压坏屋顶。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那是窑子湾。窑子湾村紧挨着河漕路。以前往返路过，我常弯一下路，到村里找点水喝。老乡的家门不上锁，推门进去就成了这家的客人。
我不敢耽误，继续在雪地里赶路。一面辨别着方向。徒然间，天色变得更加阴沉起来，灰暗的浓厚的云层在头顶上飞速移过来，带来大片大片的鹅毛大雪。由远而近，雪花片密密地落下来，听得到哗啦哗啦的响声。我仰面朝天望去，什么也看不见，天地之间浑然一片，全是怒气冲冲的雪团团在飞舞。很吓人。至今我很怕看天气变化时的天空。
风吹起来，凄厉地哀嚎着，灰暗中雪片猛烈地旋转，扑头盖脸朝我打来。一会儿功夫，两条腿的膝盖，都被埋在雪里，帽子上，身上全都是雪。我将要被吞噬在暴风雪中。四面一片混沌的，这时我的视线模糊，只能看到几米远的地方。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惊吓得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任凭雪片堆积在我身上。一会儿手脚冻得麻木了。忽然我意识到，不能停止活动，否则会冻死在这荒坡雪地里。我不停地抬起腿，踏着雪，挥动手臂活动着。一点点往前移动。前面是一面斜坡，我得爬上去，到高处安全些。手上戴的棉手套已经湿了又冻得硬梆梆的。顾不得这些了，我用右手使劲在雪地里刨出一个坑，再用左手使劲刨一个坑，用大头鞋踢，踢出两个坑，让手和脚都紧紧抠住雪坑，一点一点往上爬。受伤的右膝盖一使劲就疼。实在爬不动了，就趴在雪地上休息一下。但是想起这样要冻死的。马上又继续往上爬。正在半截坡面上，不知怎么一滑，我整个人滑下坡去，翻滚着掉到了坡底，摔在雪堆里。白茫茫一片，好像是雪的大海，阵阵寒风不停地刮起雪花碎粒旋转乱舞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卧躺在雪地里，我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冻死了，我就要冻死在这里了。
是的。我记得那是前两年的一个严寒日子，我路过忽鸡沟公社关卡，看见好几个人站在公路边往下看，我也看了一下。坡下卧着一具女尸，面朝下趴在雪地里。公安人员在调查这案件。后来才弄清楚：那是前一天傍晚一辆小轿车从固阳返回包头，路过关卡检查。这个女干部想找个隐蔽处方便一下。独自走到坡下去了，没有跟同车人员打招呼。大家找了好久才找到她。据分析就是冻死在那里。听人们说，在严寒天气零下二，三十度时待在户外，一旦停止活动，人就会冻僵或冻死。
我不敢继续趴在雪地上。硬撑着站起来，不停地来回跺着脚。身上还斜挎着书包，里面有我宝贵的英语书和笔记本。无论到哪里去，身上总是带着这几本书。这时候，我看看自己，头发上挂着冰凌，浑身全都是冰雪。
人的勇气和力量来自求生的本能，我又拼命再爬一次。把坑挖得深一点，不敢停留。幸亏是个斜坡，终于呼哧呼哧地慢慢的爬上去了。往四面瞭望，隐约可见一个个象大白面包一样漫坡，其它什么也看不见。这时，我彻底绝望了：我会冻死在这里。我想大声喊，也许有人听得见我。可是刚一张口就被呼啸而过冷风和雪呛得直咳嗽，喘不上气来。
我的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但我的第六感官还在告诉自己千万保持清醒。我机械地，努力不停地往前迈着步子。慢慢地，发现风雪渐渐变小，视野也渐渐清楚些。我并没有走远，前面有几个起伏不大的小山坡连在一起的，走到尽头可以直接走上公路。平时常走那条山沟，虽然被雪覆盖着，大约方向还是眼熟的。于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我奋力朝着那几个小山坡方向，沿着沟里走过去。终于，我看到前面的公路。当我的脚板踏在硬梆梆的公路上时，我才松了口气。忽鸡沟公社就在前面了。
忽鸡沟公社所在处是固阳县海拔最高点。冬天气温更低，变化莫测，风雪更多。当我趄趔着走进公社学区，才知道已经下午4点多。平时2个多小时的路，走了6个小时。
（网络照片。与我冒着风雪经常在山沟里步行36里路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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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鸡沟是包头市和固阳县之间的必经之地。有个关卡设在路边。来往的车辆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过了关卡，往包头方向的盘山公路弯弯曲曲，一路下坡，往下旋转的坡度很大。一面靠山，另一面山沟。有时遇到下雨路滑，冰雪未化，非常危险。公路上的车减少。
到了学区办公室，主任不在。有个工作人员说，好像有一个通知是给你的。什么！我大吃一惊。他胡乱找了找，没找到。他说你报考英语的还要考一次，是面试。我从未听说英语还要考口试。我问什么时候考？他说明天。我问，在哪里考？他说，在昆区。
我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呢？这工作人员说，地点好像是在包头昆区的一个中学。他立刻给固阳县招生办打了个电话，证实了确切地址和时间。
至今我也不明白，怎么偏偏会在这天突然执意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公社来呢？遇上暴风雪，幸好又停了。是冥冥中的天意吗？是上天在考验我吗？我真的不能再承受了。
此外，自从高考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有一点风吹草动，消息不胫而走，全公社办公室，中学区所有的人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唯独不通知我这个当事人？使我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万险，艰苦跋涉才拿到这个复试的通知。
我本来就差不多冻僵了，浑身像是被风雪吹透了。一听了这话我就开始浑身簌簌地发抖起来！又生气，又着急。这位干部一看时间说，坏了，去包头的末班车已经过了。你得赶快拦个车去包头。
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公路边的关卡。天空阴沉得很，我站在路边等卡车，远远有车来了，我赶紧跑到满是冰雪的公路中间，顾不得脚下滑溜，一边跑一边招手示意。汽车都得停下来接受检查，有的车不能带人。有的不直接去包头。我跑到关卡跟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明原委，要求他们帮忙。关卡人员的权力很大。除了查汽车证件，还要查车上有没有从固阳后山往包头私自带粮食，白面，肉类等食品。因为这些都是国家有控制供给的。司机们常走这条路，忽鸡沟是知青搭车集中点，关卡和司机都习惯了。
听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快过年了，后山的一帮知青买了白面，猪羊肉搭车回家去包头。如果关卡上检查发现了，按规定要没收的。这帮知青站在车上，叉着腰，一个个摆出要拼命斗殴的架势。关卡人员往车里一望，每个白面口袋上放一把尖刀。吓得二话没说，把车放走了。这故事是在知青学习大会上讲的。现在忽鸡沟的关卡有个工作人员自己就是知青，对我们比较同情。常常愿意帮个忙。
眼看就天黑了，我正着急，来了一辆卡车，正巧卡车后面是空的。司机听说有个知青要回包头"赶考"，没费事就同意了。可是前面的司机炉里已有两人，坐满了。我只能坐在后面敞车上。我说行。只要能带我去包头就行。卡车开动了，那种呼啸的飓风完全让我窒息，好像身上一点衣服都没有穿。猛烈的风随时要把我撕裂开，要把我拎起来扔到车外边去。我紧紧地蜷缩成一团。把头埋在胳膊里，背靠着司机室。紧闭着眼睛。心想这样不知能不能活着到包头。听天由命了。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一片空白。
一会儿，车停了，我有点吃惊。因为以前搭过车，正下小雨路滑，司机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我们步行走下盘旋的那段公路，在下面等他。我心想这可麻烦了，天这么黑，都是冰雪，怎么走呢。不料，司机朝我嗨了一声，扔给我一件大羊皮袄，说："穿上吧，太冷了。小心冻坏个呀！"我鼻子一阵发酸。赶紧把又大又宽松的羊皮袄反套在身上，把胳膊伸进袖子里，把头钻在长毛领子里。这件羊皮袄几乎盖住我蜷缩着的全身。一路只听见风呼呼地在耳边叫着。我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候的温度至少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二十度。
卡车停了，我听见司机说到了。这是进包头东河区的转盘街口，叫红星。路灯点点，昏暗的，显黄色。包头显然温和一些，风平浪静的。
我身体僵硬还是蜷缩着，腿也伸不直，站不起来了。当我慢慢地直起腰，扶着车厢板，一点一点地挪动步子，司机出了驾驶室，我把皮袄递给他，并说谢谢。当我硬撑着从卡车上跳下来，双脚落地时，震动得身上的骨头架子都散掉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底心上升直到腰背，肩膀，耳朵，到头顶。好像戳电之后引起全身每个部位都在崩裂。我蹲在地上好半天不能动。司机问我怎么样，我回了声，没事。等我慢慢地缓过来，卡车已经离开了。
红星，这个东河区的街口，忘不了。
（ 网络照片。与我在风雪严寒中，在公路边搭车的情景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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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到了东河区，已经是万家灯火。我已半死不活，饿得有气无力。幸好我哥的工作单位离开下车地点不远。我千方百计地走到我哥厂里，借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天色朦胧，街上冷冷清清的。我找到公共汽车站，搭乘公交车到昆区去。那个公交车像散了架子似的，一边开一边叮叮铛铛地响着。车厢里很冷。到站下车后很快找到包头九中，考场设在初中部。当时已经有好几个考生在等候。里面一间屋子是考场。内蒙师大外语系的老师正在面试考生。外间有个女工作人员，不记得按什么进考场，就记得不准带任何书本。
当时我看自己浑身上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很是自惭形秽。想着过去的这一天经历了千难万险，心有余悸。脑子里不断地闪过一连串的问题：别人都穿戴整齐，可我身上这么脏。这双大头鞋真难看。口试考什么呢？考什么样的口语呢？怎么考法？我一概不清楚，心里有点上下。
听着其他考生们的谈话，他们好象大多是当教师的同事或互相认识。从闲聊中知道他们很内行，懂得考试的基本方式和内容。我也和几位考生打招呼，稍稍谈了谈，他们大多是教了好几年的英语老师。有的是包头重点中学的教师，北京，天津老三届的高中生。基础很扎实。我心里很羡慕
本刊上期的《绝处逢生: 1977年高考》（一）和（二）发布之后，许多读者深受感动，纷纷在微信群评论、留言。现以读者李抜元的留言作为本期的导读：
微信上的文章，只要行数稍多，我都“不忍卒读”(确切点说不耐卒读)。可吕丁倩的《绝处逢生》(一)(二)居然花了好长时间认真读完，还回过头去再浏览疏理一下，还期待着(三)。作者以感恩的心情描述了参加高考过程中得到诸多好人的帮助，以调侃的口吻戏说自己的运气，以冷峻的笔触素描应试的艰辛。令人读來唏嘘不已！可能由于同是七七级，同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是“修理地球”的知青，同是曾在混沌、迷茫、无望中彷徨的青年，认同感特别强烈！七七级学生从年龄角度看是世界级的“怪现状”，我比同班一些同学大13岁。也就是我上高中了他们还在幼儿园，后來同时参加高考，成了同班同学。我想这应是空前的也该是绝后的现象，此现象人类别再有了。希望人类别再有的“怪现状”，更在于《绝处逢生》里记录的那些陷人于绝处的社会现象。祈望千秋万代千万千万别再出现！感谢吕丁倩同学以精彩的文笔写实了我们这一代，並期待着《绝处逢生》(三)。
上期链接：
（那个不一样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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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4日立春，迎来了那个不一样的春天。阳光普照大地，带来的是很久未有的暖意。
1978年3月18日，内蒙师院新生报名。全国27万被录取的考生在这个时间奔向全国各大学院校。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高考。
1977年恢复考高，把十一届的学生挤在一起考大学，读大学。真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一场社会变革。为这次高考制定的规定和政策与以往不同，各地在具体执行中也有差误。有的地区出现因年龄不允许报名，因家庭出身不予以录取。这些纯属执行政策中的失误，确实是遗憾，后来的高考中逐渐纠正。
我经历的这场变革，为我们打开了希望的大门，开启了崇尚知识，崇尚学习的新时代。从那以后的八十年代里，各类进修学习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促进了那个时期的文化恢复和发展。
但是，在这社会的骤变中，还是有大批优秀青年落榜，我耳闻目睹了他们流露的深深的失望和叹息，使我感到痛心。绝大部分下乡知识青年没有摆脱他们的宿命，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经历了回城，就业，下岗。
3月18日上午，我乘坐的列车从包头东河站出发，驶向"我的大学"时，我内心很平静，并没有若狂的欣喜。在历尽千难万苦之后的疲惫不堪，在绝处逢生之后的感激之情，同时抱着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所有这些十分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我安祥地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继续追溯1978年1月发生的事情。
英语口试之后，我在包头东河区逗留了两三天。并到我叔叔家去看望。我父亲自从抗战离家后，未曾有机会再见他的父母兄弟。思念之情甚笃。来信中常嘱咐我，要我替他看望叔叔全家，我不忍辜负父亲的愿望。叔叔家有四个可爱的小女孩儿，老二晓莉最是伶牙俐齿。我一进门，她就大声把我高考成绩一门门地喊了出来。我毫无思想准备，目瞪口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这个才9岁的小女孩嘻笑着把我的高考"隐私"一件件全部抖露出来，真有点难堪和尴尬。这就是我唯一收到高考成绩的方式。除此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成绩通知。
这时我才知道，我叔叔有个朋友在包头招生办工作，他去打听到了我的成绩。招生办看了我的材料，说我的总成绩超过吉林大学外语系的分数线，可以改报吉林大学。看我的意愿如何。
乍一听，我很兴奋，可是转念想到父母无法供我读书，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师范院校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死心塌地盼望着内蒙师院的回复。
由于77年高考采取先报志愿，再考试。如若成绩超出分数线，允许改报志愿。也有考生没有改报志愿，而被更好的学院录取的情况，在1978年入校后零星听到过。这与最近2017年12月份央视《国家记忆》节目中，关于1977年高考回忆也是吻合的。在录取中，不一定完全按照考生最初填写的志愿顺序录取。但是绝大多数考生都抱着能考取就不错的心态，听天由命。
顺便提一下，在内蒙古招生则出现另一类情况。当时国家把四类学院列为重点录取学院，其中包括师范院校。曾经听到一些关于内蒙师大与其他院校竞争抢招优秀考生的消息，内蒙师院曾派人到各城市招生办，拿走所有超过分数线、在报考志愿中填写了内蒙师大的考生资料，予以抢先录取，不给其他院校查看资料的机会。有位同学亲自告诉我，她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成绩超过了分数线，由于她填写的志愿之一是内蒙师大，最终被录取内蒙师大。怪不得内蒙师大的77级这届学生在各个系科都是人才济济！
就在包头逗留中，听到周围不少议论和传言都围绕着高考录取这个话题。最令人胆颤心惊的仍然是政审。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变化。开口闭口都是"他家什么成份"？多年来围绕着政治运动出现了社会阶级划分，导致了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尤其在招工，招生和招干这类关健时刻，政审可以直接让你飞黄腾达，也可以把你直接打入炼獄。每想到政审我就像得了焦虑症，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虑不安。这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奇想：独自去闯内蒙师院外语系。既然成绩上线，我一定要亲自去力争通过政审。我应该亲自去弄个明白，按新的招生政策我应该通得过政审。由于当时心急如焚，我根本没有考虑万一造成不好的结果该怎么办。我已经把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部置之度外，一心要闯一下内蒙师院外语系。
（我冬天打水的井，有个轱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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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即从包头趁坐火车到呼市。有一位年轻的亲戚名叫建国，他正巧在内蒙师院所在区域的派出所工作。他自告奋勇，打听到了外语系书记的住址。当晚，他带着我到内蒙师院家属院找到王履安书记家。建国年纪比我还小些，我们俩什么都没考虑，莽莽撞撞地摸黑到王书记家。
敲了敲门，王书记太太应声开门，她很客气地请我们进屋。屋里摆设很简朴，一张大床，桌子和椅子，灯光略显昏黄。当王履安书记高大的个子出现在我面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带着微笑和蔼的样子，立刻使我崩紧的心情放松下来。
当我说明来意。王书记呵呵地笑起来。然后他很果断地说，你不要担心，家庭是家庭，我们主要看成绩和本人的表现，招生政策是重在本人，过去那样搞是不对的。我顿时觉得心里压着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王书记又询问我的考区和成绩，我一一说了。他说，你放心吧。第一批只招到40名，我们计划要招60名学生，把你们全部招进来人数还不够。所以我们降低了分数线，又招了一批，口试通知刚发出去。
王书记笑呵呵地说着，一副平易近人的态度，但他的言辞却是直率，诚恳，而且非常果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听上去他对高考招生情况了如指掌，对有关家庭出身的招生政策的观点明朗正确，在言谈中显露出他的魄力和正义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位领导干部就家庭出身问题大胆地发表公正的看法。我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我们没有多待，简单地谈了一会很快就离开了。临出门，王书记微笑着对我说，回去耐心等吧。
一路出来，我十分兴奋。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怀着信心，我很快又返回村里去。现在四十年以后回顾那次冒险行动，那情景真的好比"上访"。
从后来看到的各种资料中了解到，全国有很多省市，很多学院和科系，仍然把政审这一关控制得很紧，并没有真正执行"主要看本人表现"这一政策。所以，在1977年录取工作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拒绝录取的考生很多。1978年高考时，政审才有好转。一直到1979年，政审才真正普遍放松。
就此而言，我对母校内蒙师院外语系怀有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在录取新生的过程中保护了一些象我这样无辜的，家庭出身有重大问题的求学青年。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善良和正直。
一月份剩下来的日子在耐心的等待中捱过。寒冷仍然在春天来临时之前任意肆虐着。我仍然小心翼翼地跟踪着有关高考的任何风吹草动，每过几天就顶着寒风，踏着雪步行到公社去打听进展情况。爬山越岭，风餐露宿，路上经常遇到漫天风雪。但是我知道，除了咬牙坚持到底，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厂汉门洞的知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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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4日立春，紧接着7日就是春节。我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独自一人度过了这个凄凉的春节，小屋里零乱地堆放了许多东西。有时我看看被寒风吹破了的窗纸，灶前零乱的柴禾杆，快烧完的碎炭面，屋里狼籍一片的样子，不禁有点自我解嘲地想起了《范进中举》。......日子一天天地在极度的寒冷，饥饿，以及焦灼的等待中度过。一天的大雪之后，漫山遍野披着闪光的银装，格外迷人。但是我只能"对景自叹"。
我曾经用饥寒交加，一无所有来描述我的知青生活状况。知青房里除了我的两个书箱和简单衣物被褥，完全可以用"家陡四壁"这四个词来概括。整个冬天，所有为高考的奔波费用，全靠把自己的口粮逐渐交到固阳县的粮库，换回一些粮票和现金来维持，这完全和任何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两样。
到了这地步，我再加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状况：穷愁潦倒。事实上，其他知青的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队的知青们常常往包头家里跑，没有父母家庭的收留和资助，哪个知青能够维持生活上的自立呢？哪个知青不为自己的前途忧心重重？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担忧是如果考不取大学，该怎么生活下去。
记得1979年，出现了全国知青大回城，结束了全国上山下乡的局面。引发大回城也是因为知青生活窘迫，出了人命，实在过不下去了。
按照内蒙农村的风俗习惯，家家户户在腊月里就赶着把干粮做好，炸油糕，炖好猪肉，存放在凉房里。在农历正月里他们尽情地休闲，串门走亲戚，把熟食热一下就可以了。我常常在老乡家取暖，老乡们会热情留我吃饭。但是我自尊心很强，每到快要吃饭时间就找个借口，溜回知青房，自己随便煮点什么吃。炕灶里不经常烧火，就有潮气，有了潮气就更烧不着火。屋里冷，柴禾也有潮气，所以一个劲地冒烟，呛得直咳嗽流眼泪，放进去的炭块象石头，根本烧不着，常常连水都烧不热。这日子真的是过到头了！
有一天，村里有个年轻人来串门，看我手忙脚乱烧不着火，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回来时端了一大簸箕黑油油的炭块，放一些到炕灶里，一会儿就听到锅底下呼呼燃烧的火。我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可真是雪里送炭。
因为我常常煮东西吃，得用井水。提起冬天打水，令人不寒而栗。坡下有个公用的井，很深很窄。井上有个轱辘，拴着一条长长的铁链子，铁链子上再拴着一个黑色的橡皮桶，把桶放下去后来回摇晃着铁链子，等橡皮桶里灌满水后，要摇轱辘，把水桶吊起来。要非常小心，不能把手直接放在轱辘把手上，寒冬里的铁会把肉皮沾住，就像铁锅放在炉灶上烧热了一样危险。但是戴上手套一边摇，手会滑脱。有时候水桶会掉下去，最后打上来只有半桶水。井边都是冰坨子，很滑，常常要挖一把土撒在冰坨子上面，把脚踩在土上，才能使得上劲儿，不然会滑倒。有一次我滑倒后，一条腿就伸到井口里，很吓人。挑着两只铁水桶上坡去很艰难，要斜侧着身子走，有时水桶一只高一只低，路上又有冰雪，不小心要滑倒。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扁担压在脖子后面的背上，不是肩膀上，我硬是驼着背把两个半桶水背回去。每次挑水，我都在咬牙对自己说，坚持到家就能考上大学，一定要坚持！坚持！
过了春节，阳光渐渐变得柔和些。但仍然春寒料峭，尤其是一早一晚。知青房前面的打谷场的尽头，每天还是有一群群的黑乌鸦飞来寻找食物，还是哇哇地叫着。过一会儿，一群群黑白羽毛的喜鹊飞来了，又是叽叽喳喳吵闹一阵。对它们的轮流出现，我已经不在乎了。乌鸦，喜鹊和我一样，在严寒天气里都要生存下去，它们享有公平的机会出来觅食。我再也不去打扰它们。
刚过春节，我的房间成了村里的“广播站”。不久前厂汉大队购买了一台播放机，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可以通过有线广播通知全村。开始有人要我帮忙播发消息，弄了几次后，干脆把播放机搬到我的房间里，但是用得很少。我建议播放一些音乐，每天我都在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中，找到新解禁的歌曲放给全村人听。
随着1978年春天的到来，山区外的世界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经常听新闻和文艺节目。在我的印象里，音乐艺术首先挣扎着摆脱了禁锢，我经常挑些老乡们熟悉的歌曲《南泥湾》、《我的祖国》、《洪湖水》等等。同时在文化政治领域，春天的气息也扑面而来，各种被解禁的文学戏剧、电影作品象春天冰雪融化以后汇成的涓涓流水，重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滋润着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一边学着播放音乐，一边欣赏着，小时候的记忆渐渐都变得清晰了。我时常派两三个孩子到前村后村去听听播音是否清楚，直到厂汉山村里荡漾着美妙的音乐。我感到十分欣喜，村子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呢。唯一遗憾的是，有个小零件经常烧坏，我不得不缩短播放的时间。
在这个时期，报刊杂志上也陆续登出许多令人振奋的报道。我每次到县城都会光临新华书店。尤其当《哥德巴赫猜想》文学报导出来后，轰动全国。当我断断续续地读到关于陈景润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受到很大震撼，同时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做的远远不够，消磨了很多时光年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再振奋起来，抓紧时间看书学习。毫无疑问，一种强大力量已经在萌动，向整个社会预示着：一个不同的时代就要来临。
（2015年，38年后重返厂汉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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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公社去时，见到一位家住在固阳的知青。她说固阳县教育局门口已经贴出大红榜，说是高考初选名单，实际也是后来的录取名单。可能最后录取还有些变化，我不清楚，没有更多的消息。全县上初选高校的以理工科为多，文科本科28人，英语本科1人。也就是说，英文专业18人报名，就我一人上了初选。
她看到我的名字列在红榜上！我所在的忽鸡沟公社上榜6名。其中3名是本地回乡男青年，他们分别考到到北京某理工学院，内蒙医学院，内蒙师大物理系。另外2名男知青分别考入内蒙师大体育系和西北地区某理工大学。我是本公社唯一考上大学的女知青，固阳县唯一考上英语专业的知青。
忽鸡沟公社有600多知青，再连同回乡青年，无论是否参加报考，上大学的人数低于1%。可见当时在固阳县的公社里，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比例很小。
发榜后，整个固阳城都沸腾了，每天都有很多人围在红榜旁边观看谈论。这位知青邀我一起去看，我谢绝了。奔波了几乎整个冬天，我再也没有力气赶到固阳去看红榜。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既然尘埃落定，看不看都不重要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希望那时去看一回。
我顿时觉得心情舒畅，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不由地想起在1976年高校招生中所遭遇的无情排挤和蓄意诬蔑。那次高校招生经历，给我造成的很深的伤害始终还留在心里，无法忘怀。
（知青魏克岩送给我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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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1976年招生，使我看到1977年招生的改革的深远历史意义。
在1976年秋季，我已经插队超过两年，有资格得到招生推荐。由于我常去公社开会，认识我的人很多，都知道我想读大学。显然是个竞争对手。那时候，大批知青和回乡青年滞留在农村，没有其他出路。遇到招生，走后门现象猖狂，没有党纪国法的制约。有家庭背景的青年可以直接拿到上学的名额。公社干部理所当然也要把好的学校名额留给自己的亲友，使他们的亲友得以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
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忽鸡沟公社学区设计了一场所谓的"考试"。所有想报名的知青和回乡青年都集中到学区的一个大教室"应试"。学区主任则坐在讲台上，依次读着题目，下面的考生们可以随意举手，但是，一定要叫到名字的才可以站起来回答。我们注意到有两三个男生经常被叫起来，而且答案正确。我举手多次，但只被点到一次，回答了一个物理"摩擦力"简单问题，答对了。"考试"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在那以后，轰轰烈烈的招生闹得不可开交。据说，县里发给公社的几个较好的专科学校名额都给了那几个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青年。在"考试"后不久，就有谣言传出，说厂汉大队的小吕考试答不出问题，还答错了。谣言传播得飞快，我知道后很气愤，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先把人推到井里，再砸下一块石头。我不想去费力作辨解。因为有人透露出来，学区有人提前给那几个青年私底下作了辅导，安排他们在"考试"时回答哪几个问题，在考场上"秀"一下。我们全都受骗了。
出于我好奇，我询问了一下，得知公社发给我所在大队一个名额是包头市师范（中专）体育专业预备名额。也就是说，哪个被录取师范体育专业的考生放弃了这个名额时，小吕可以顶上去。谁都明白，这只是个"空号"。
义愤填膺，我去找主管文教的公社副书记。正好他太太在家，她直率地说，某某，那个在考场上常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年青人，是我的外甥，他是回乡青年，男孩子不推荐去读书待在农村怎么办？我楞了，无法回答。我一向也同情回乡青年的处境，那个男青年看上去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看来这是个社会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它。
我干脆跑到固阳县教育局，谁知发现县里走后门更加令人膛目结舌。相比之下，公社接到的几个中专名额简直是"残汤剩饭"。县里的高校指标有：上海外语学院，哈工大（分校），北京工学院，内蒙师大外语系，等等。全部被有"长"字的干部子女占有。奔波几天下来精疲力竭。一无所得。
我正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县里招生办，人们纷纷议论有个神秘的"中央"首长的女儿，从北京来插队，拿到了北京工学院的名额。我偶然遇见她，瘦小个子，自然是一副骄傲的模样，开口就是"我爸"。据说，她父亲通过关系把插队的资料转到固阳县，我不清楚她到底下乡了没有，大学名额直接拨到固阳县给她。看着坐在我对面正在胡吹海侃的她，心里想，我与你的确属于两个不同阶层。然而，特别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这偏僻小城里的人们仰望北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首长女儿，带着无限的顺从，羡慕，甚至一种敬畏，把这个首长女儿"神秘化"，给她带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光环。不但默许了她走后门的事实，而且以十足的奴性接受这一事实。可见我们屈服于权贵的本性，已经根深蒂固地蕴藏在文化里，人们根本不懂得自己也应该有同样权力和机会的。
有个早上，我和一群毫无希望的知青们照例又来到教育局，挤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等待着出现什么奇迹，诸如：有个名额空出来了。站在这人群里，我不经意回头看了一下，看到眼前这样一幅画面：深秋的冷风吹得每个人鼻子红红的，早晨的阳光惨淡，映照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明显流露出忧虑和又焦灼。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处于多么可怜卑微的地步！十几岁就失去读书的机会，被弄到农村去修地球，一年到头干活也养不活自己，渴望上大学进工厂不能如愿。除了对父母，我们对谁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像我这样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还要为父亲没有犯过的罪行去赎罪终身。什么前途不前途，谁都可以踹我一下，随时把我踢下更深的悬渊。
目睹招生中极度的不公平。我再次领会被边缘化的耻辱。我们这些普通的知青，守在教育局的门口，就像是一群绝望的流浪小狗，巴望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施舍。
我立即离开了固阳回到村里。内蒙的冬天没有什么活儿，要到第二年开春后才下地。我便向队里请了假回南方探亲去了。目的就是为了去找书，利用冬季时间在家里好好学习。粉碎四人帮以后，听到些谣传，将来可能还要实行高校考试。我决心努力学习，将来有一天国家需要知识的时候，我要做个有用的人。
在家里复习功课三个多月，埋头苦读，把代数高次方程学完，复习了三角函数和立体几何。春天来了，在我返回内蒙之前，我父母特意和我到家乡常熟郊区的桃园涧去，那里有一望无边的桃树林。父母和我拍了一些照片，祝我的前途在1977年如即将盛开的桃花。
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面临的将是如何残酷的现实。
（1977年春天，在家乡江苏常熟郊区的桃源涧留影，期盼前途如盛开的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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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二月上旬，我到固阳县办事时得知凡是上榜的考生都要去人民医院体检。当我赶到医院门口，已经有不少人排队，男女分两处，鱼贯而入。我的前后两位都是女知青，都是考的理工科专业。一位个头和我差不多，很壮实。皮肤粗糙，脸庞红通通的。一看就是长年在野外被风吹日晒的，另一位个子矮小瘦弱些。医务人员特别客气，几乎用带着羡慕的眼光目送着我们。有许多项目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作检查，不免有些紧张。我们三人待在一起，边聊边接受检查，互相帮着拿衣物。那位红脸庞的女孩在查心脏时被卡住了，女医生说她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缺陷。医生问她自己知道不知道，女孩说不知道，从来没有检查过，插队几年一直是强劳力。她急得连连向医生哀求，我也赶紧向医生说好话。我说，她有心脏病怎么继续在农村劳动呢。谢谢你放她过去，好不容易考上了，过后让她自己去作检查治疗吧。有病在农村呆下去更麻烦吧。这位中年女医生没说话，她想了一会，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去，过了一会出来，用笔在检查单子上划了一下，通过！不过这女医生严肃地告诉那女孩尽快自己去检查一下。那女孩高兴得连声道谢。我们三人一起又跳又蹦地跑到下一个检查室去了。
体检结束当天，我正在固阳城街上走，有人停下自行车喊我。原来是一位考上分数线的忽鸡沟回乡青年的姐姐，她因弟弟体检不放心，特地赶到县城。她说，她弟弟被查出色盲，以前从未查过。看来只能放弃第一志愿北京钢铁学院，到内蒙师大去。说着，她脸上露出很可惜的表情。我认识这位考生，回乡后在公社中学代课。对回乡青年的家庭来说，考上大学是一步登天的大喜事，是全家的荣耀。我很羡慕，有个这么好的姐姐多幸运啊。
体检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县城里，公社里，大家都激动了好一阵子，又渐渐安静下来。无休止的等待再一次继续着。下面该是什么，不得而知。毕竟还是要等待录取通知书发下来才算数。
这时候，我已经给自己制定了新的每日作息时间，开始了新的自学计划。二月里的天气似乎稍有和缓。有时我会到户外待一会，习惯地遥望着朦胧的远方和白雪覆盖的群山，常常陷入沉思。年复一年，在这苍穹之下，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生活在这偏僻的山区里，年复一年，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难道真的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知青们还没有回来，这知青房显得格外冷清。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一篇日记里作了这样的记载：三月初，刚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有位老乡告诉我说，神水沟有个回乡青年也参加考试的。我想去他那里打听一下，看他有没有接到通知。神水沟村离厂汉有几里河漕路。我马上动身，踩着半尺深的雪，走到村里。找到那个青年的家。他的父母正坐在炕上，一脸愁容，说儿子没考上。我问你们怎么得到消息的？接到通知或者信件了吗？他们茫然不知。那个青年出门去了，暂时不会回来。
我在雪地又走着返回厂汉村，心里更是焦急。脑袋里象演电影一样，回想着一幕一幕的高考过程。难道在哪个环节又出了新问题吗？会是什么问题呢？难道政审没有通过吗？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似乎是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同时，感觉自己的体力也渐渐支撑不住了。
3月6日那天，我正在一家老乡家"取暖"。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一边在想：老天到底为我安排了一条什么样的坎坷人生之路呢？让我磕磕绊绊地走到这个地步，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1977年3月18日，在包头东河火车站，即将登上火车去内蒙师院。左边小字：上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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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候，有个孩子匆匆忙忙闯进屋来，一副又惊喜，又紧张的样子，说"小吕，你可能考上了！"我吃了一惊，问他哪里得到的消息。他说，听人家说的。我一下子又泄了气。人们经常在议论，有的事情会被传得天花乱坠，不敢相信。
但是，我跳下炕就往外走。虽说是三月初，漫山遍坡还是白雪茫茫。封冻了整个冬天，连雪都是硬梆梆的，还没有化呢。我背着书包，到公社去打听消息。有的地段的积雪几乎达到膝盖那么深，在脚底下咯吱咯吱响。又是36里静寂的山路，在大雪覆盖着的山坡和山洼，我吃力地一步步走着。爬上坡去，再撒手滑下坡去，有时歪着身子滚下去，浑身上下都是碎冰雪碴。我完全不在乎了，一心一意要到公社问个结果。
后面的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刚到公社大院，还没有进学区办公室，有人就认出我，老远朝我大声喊着，小吕，你考上大学啦！那一刻，我不知道想哭还是想笑。
我问，我怎么不知道！通知呢？这人回答，他也是听说的，还报出其他考上大学的考生名字。
这干部热心地带着我到学区办公室到处翻找，我紧张得头上都渗出汗来了。最后谢天谢地，在会计的一个抽屉里找到录取通知书。就在那一刻，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我看到在学区会计的抽屉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落款是"内蒙师范学院"，正在急速跳动的心反而平静下来。我屏住呼吸，抽出里面那张白色的硬纸张，一行黑纸大字"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立刻跳入眼帘。我凝视着这一行行字，瞬时间，泪水模糊了视线。
回到村里后，赶紧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我并没有感到欣喜，只是觉得由衷的轻松。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马上要办理一些手续，觉得有点措手不及。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公社和固阳县。
在公社填写迁户口的表格时，办公室主任说，出生日期你随便填。很多人少填一，二岁，没关系。我正要下笔，又停了手。我说，不用，就照实填了。这届考生普遍觉得自己年龄很大，减小点岁数似乎可以挽回一点时间，给自己更多些机会。
在公社院子里，遇到一位曾经在厂汉和我住在一起的女老师，她也是代课的回乡青年，业务一般，但为人很善良，整天不声不响的，小时候得病落下稍有腿瘸的毛病。我喊她时，她勉强笑了笑，面色忧郁苍白，很沉闷。1977年高考恢复考试，她没法得到推荐了，只能等待代课教师转正。这在农村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我对她说，希望她一切顺利。
一种说不出的同情，油然而生。回乡青年与我们知青同命运，农村学生读了12年书再回家劳动，没有其他路可走，也是一样可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后门，在那个没有出路的社会，找关系是唯一的办法，是那个时代出现的社会特征。
在办理手续过程中，得知很多优秀的知青没有考上。我打听着以往认识的知青，觉得好像在大地震之后到处奔走打听谁还活着，而被告知的大多是坏消息。我衷心希望他们在以后的高考中胜出，搭上这部历史的列车，希望他们的人生道路顺利平安。
在固阳邮电局，我给父母发去了一份电报。
那天要到固阳县办手续，我正在忽鸡沟的公路边上等公共汽车。眼睛的余光瞥见右面有几位男知青，他们正朝我这边看着。我扭过头去，目光遇到他们中间的一双眼睛。就是那双让我忘不掉，又使我困惑的眼睛。还是那么灼热，似有艾怨，似在躲闪。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我记得在半年前还遇到他，格外豪爽热情地招呼过我，陪伴我到包头的几个地方去。听说他在知青中很有威望，言语举止成熟。我知道那双灼热的眼睛一直在追随着我，使我心怦怦直跳。但是我不敢看他，很害怕。知青们都明白，一旦卷入情感的漩涡，等于落入陷阱，可能会葬送自己前途，永远扎根农村。
因此，许多知青的情感历程没有浪漫，而是一片沧桑，一片干涸。尤其在贫困潦倒，前途渺茫的境况下，许多知青选择了空白的一页。对我来说，除此之外，再加上一层政治上的威胁，我不能承受再向更多的人暴露我那罪恶的家庭出身。
这边公共车来了，我下意识地忙着挤在队伍里，再一回头，只见他们几个人的深色背影，走远去了。我真后悔刚才没有抓住那一瞬间打个招呼。他们一定在等我打招呼，他也在等我打招呼。但是太晚了。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来，责备自己没有勇气。至少应该说个再见，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在人生中有许多人和事情，错过了就错过了，做错了就做错了，总是有个原因的，但是不能再回头了。
（1988年第一次赴美国读研。在弗蒙特，圣麦可大学门口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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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春的阳光夹着一丝妩媚，带来了不一样的暖意。
连日办好手续，开始做个人准备工作。打开门窗，擦洗了冬天的尘土，洗衣服，拆洗被褥，再缝好。设法交售了剩下的一点荞麦，换成粮票和现金。很快就收拾了行李，装好书箱。还把剩下的那些土豆磨成了粉，村里未嫁的姑娘们有时来帮我擦土豆泥。
我每天都在坡上张望着坡下供销社旁边小路的拐弯处，希望看到知青伙伴们熟悉的身影。盼望他们早点回来，在我离开之前，一起重温以往的生活。多么奇怪，年年月月，朝夕相处，好像这是自然的，永无止尽的，然而这一切突然停止了，再也没有了。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我明白，这个冬天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十分艰难，他们要面对难以接受的失望。
杨锐回来了，他很沉默，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什么都说不出口。终于，我忍不住了，问他，你考了没有。他说，没考。我又问，没去试一下？他摇摇头，唉了一下。小杨毕业于包头一中高中，他至少可以考上技术类的专科学校。秋天他离开时，他说要去考的。我知道很多知青在这场来势迅猛的变革面前感到懵了，来不及做出正确的选择。
魏克岩回来了，我期待他说什么，他也是一样的沉默，什么也没有说。关上他的房门，一点声音都没有。
四十年后知青团聚时，王桂兰说过好几次，小魏谁也不怕，就是服贴小吕。小魏到小吕房间去串门，小吕在学习，递给他一本书，小魏就乖乖的看书不出声。我都不记得这些了，可我记得老魏发的微信上说的：1977年夏天，石队长分配给我和小吕把东南坡的坡地包了，那片坡地离开二合公村不远，还遇到二合公的知青在休息。我们望着远处的群山谈天说地，谈理想和未来，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叫我永生难忘。
是啊！我记得。怎么不让人感慨呢？小魏是有理想，盼望未来的知青！我们在太阳暴晒下，胳膊，脖子都脱皮了。好疼的。我们踏踏实实地把地锄完。
想起来挺奇怪，没有人祝贺我。其实，我无法开口说我考上大学了，更不忍听到任何祝贺的话。否则我会感到很残忍。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将要离群的大雁，即将独自飞走。心中涌起无限的惆怅，歉疚和说不清的留恋不舍。我真希望我们一起飞走！你们不能和我一起离开，我很难过。本来我们就不应该来到这里的！我们生不逢时，还在读书的年龄，就被卷入时代的洪流，被抛弃在这个像孤岛一样的山坡上，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我们各自的归宿。
再见了，知青房！它的出现是历史的使命，它和我相依为命捱过了严冬。它和我一样已经显得十分赢弱和憔悴。等知青们都回来了，烧上炕火，化了冰，让人声话语充盈着它，它才会在春天温暖的怀抱里慢慢恢复元气。我不由自主地绕着这栋房子走了一圈又一圈。这里曾经是我的家，这个山坡是我们最喜欢眺望远方的地方。但是没有知青伙伴们，房间是空空荡荡的，每一扇门和窗都在呲牙咧嘴，晚上挺怕人。我不敢到外面去。
整个严寒的冬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这里。眼前的荒漠，凄凉，那种孤寂，那种挣扎，永远地印刻在记忆深处。多年后在美国看电影《与狼共舞》时，影片中的荒漠，寒冷和孤寂的画面，那篝火，与狼相随的惊险情景会立刻使我的心跳急剧加速。似曾相识：那就是我的1977年到1978年的冬天的情景。不仅仅是记忆，那段知青的生活经历在心理上留下深深的伤痕。
再见了，我的蹉跎岁月！平时我们分住在这一间间窄小的房间里，听惯了隔壁宿舍伙伴们的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听惯了打扑克，下棋，聊天，抽烟，喝酒，嘻笑。常常会听见有人半夜玩得高兴得大声喊叫。白天还放鸽子，玩狗狗，引来老乡看热闹，有时候我们还会干些更荒唐的傻事。我们自己懂得其中的乐趣，互相会心地哈哈大笑。我时常边看着书，也会被逗得笑起来，甚至会饶有兴致地掺合进去，不是吗，我也偷着骑过骡子！我弹琴吹箫到半夜，大半个村子都在睡梦里！有人会批评我们懒散，颓废，不听话？我认为不是。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趣事，傻事，荒唐事和恶作剧，每天都在发生，那么琐碎，那么微不足道，就像五香佐料，搅拌在枯燥无味的，疲劳怠倦的农村生活中，酿制成真实的知青生活，这才是原汁原味的蹉跎岁月。我们干的傻事，趣事，荒唐事和恶作剧，是知青生活的一部分，是苦中作乐的一部分，是消愁的一部分，是我们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而沮丧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一代被消磨掉的青春时光的一部分。
说到消磨时光，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道，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卻多。我们的美好青春时光在广阔天地里无所事事中，渐渐地消磨殆尽，这不就是悲剧吗？
再见了，厂汉门洞！我的受难之地，也是我的修行之地。真的没有想到，即将要离开的时候，我却变得如此伤感和恋恋不舍。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是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将带走的是永远不会泯灭的记忆。
四十年以后回顾这段知青生活，我突然明白了：在这偏僻贫脊的山村里，无论多么艰难，多么绝望，美丽的青春以它特有的方式顽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那是多么美好，多么珍贵，多么挚着的青春。在这段青春逝去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青春岁月永远值得怀念和珍惜。
临走前一天，小魏突然叫我，站在门口，递给我一个笔记本。黑沉着脸。说了简短两句话：送给你这个本子，就又回到他的房间，关上了门。我打开笔记本，第一页几乎写满了。我明白他花了不少心思为我准备的。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住在这屋里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思绪如泉涌，想了很多，很多。我回想起下乡的第一天，很多天，一幕又一幕；想起考大学的经过，一幕又一幕。
记得姚生梅说，在春天里, 烧牛沟里开满了粉红的杏花，漫山遍坡都是，非常漂亮。我也想去看看，可惜等不到了。
再见了，我的大青山！在房屋对面那片青黛色的山峦，总是显得那么忧郁和神秘。翻过山头是官府沟。那山上有人们踩出来的小路。路边有簇簇灌木丛，盛开着黄色的花。在春天里开的。听说叫"马茹茹"，很漂亮的名字！以前上学的孩子们会折几枝留在我的窗台上，送给我。马上又要开花了，可惜等不到了。
这一切，还有很多很多，无论多么难割难舍，只能都留下来。
我的日记里写道：
还有两天学院报到。我必须动身了。再见，厂汉门洞！我曾经的受难之地，再见，知青房！我曾经的家，再见，我的大青山！见证过我最美好年华的群山。
（2017年，知青们返回厂汉门洞，和乡亲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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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早上，我离开了厂汉门洞。这天天气晴朗，蓝天白云，春风轻拂，没有一点点寒意！
我一早起来准备动身。小杨总是乐于助人，想得很周到。一如即往，他主动先把我的行李送到山坡下的村口去，一个行李卷，两只木箱子。
我轻轻地最后一次掩上房门，匆匆环视四周。所有熟悉的远山，漫坡，知青房，都沐浴在早春的阳光里。小魏的房门紧闭着。我三步一停留，想好好记住这个情景，慢慢走下坡。
村口有一大群乡亲在村口送我。队里有个老头说要赶毛驴车去公社，愿意顺路带我。把行李提前搬到毛驴车上。
我倒着坐在毛驴车上，眼看着村子渐渐远去，消失在视野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幽静的山沟里，一只小毛驴车吱吱扭扭地，孤零零地走在这条走过无数次的河漕路上，往公社方向去。
再次踏上这条河漕路时，已经是38年以后。
2015年，38年以后，我重返厂汉门洞村，老乡们告诉我。小杨早已在十多年前病世。
2017年，40年后知青在包头第一次团聚。当年的小魏已是老魏，他穿过人群，跑过来抱住我的肩膀说，这些年一直在叨念不知小吕去哪了呢。老魏说他那天躲在屋里哭了，眼睛红红的，不愿让人看见。等我离开知青房不一会，他又跑出来送我，站在坡上看，小驴车已经拐弯走远了。我知道，小魏就是有那种任性的怪脾气。
在38年后，我第一次联系上小姚的时候，我们分别在电话两边抹泪，听她讲述和小杨回城以后结婚的故事。当姚春梅说，再找不到小吕的话，她想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节目上去找小吕。我拿着手机，顿时泪流不止。
2017年，我们在包头团聚，互诉衷肠，谈到往事，不胜唏嘘。我走了以后，他们又撑到1979年全国知青大回城。大多被招到父母工作的交通局单位。全部干粗活，有的女生还当了一年装卸工，男生有的做电焊工等等。后来结婚，有孩子，下岗，又找工作。也有老伴早逝，单独生活，上有老下有小，带孙子，看外孙。还有老年歌唱团......，过着普通，但是平静的，愉快的生活。我为他们高兴。
我们聚在一起时，总是让我忍俊不禁。还是40年前的个性，还是那时候的样子，感觉非常亲切。在赴厂汉门洞看望乡亲们那天，郭宝社高歌一曲《我们这一辈》感动了所有的人。
再叙述一下当年我离开厂汉回包头的路上，还有一段插曲，很有戏剧性，值得提一下。好像这么几年的折腾还不够，最后还得给我作一次难。那位老汉驾着小驴车，刚走到一半多路，突然改变主意了。他说要到别村去，不走了，要把我就地放下来，我急了。劝说他，跟他讲理，没有用。他就像听不进话去的犟驴，硬是把我的行李和箱子搬到路边。把小车拉到另一条路上，径直走了。
无可奈何，我站在河漕路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脚边摆着两只书箱，一个行李卷，一筹莫展。幸亏天色还早，碰运气吧，希望在河漕路上拦卡车。过了好久才来了一辆卡车，我赶紧远远地就挡在路中间，摇摆双臂示意。卡车停了下来，我跑到司机窗口，紧张得语无伦次。司机说好吧，你在这里等我装了石头返回来时再带上你。我连连谢他，说就在这里不走。等了一两个小时，四面荒无人迹，心里直犯嘀咕。果然，那卡车回来了，就在我跟前停了下来，把我和所有行李搬上车，好歹算是把我带到包头东河区。那是最后一次从厂汉回包头。
内蒙师院3月18日开始报到。
当天一大早，我哥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送我从东河区火车站踏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火车上有不少带箱子和行李的年轻人，一看就是考上大学的新生。呼和浩特市有五所大学。刚下火车，外语系高年级学生组织的迎新生人员已经在车站门口等候。三下两下，他们就把我的行李和书箱都搬上了学院的卡车。我们都站在车上，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着卡车轻轻地晃动着，我闭上眼睛，那感觉和在神水沟搭卡车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就这样，我作为第一批新生被接到师范学院。
系里接待新生的是李维成老师，他是前几届留校工作的政治辅导员。他开玩笑说，你是77级第一个到校的学生。其实，这话触动我，心里有点伤感。因为我没有家，离开了知青房，没有什么地方可待，只能尽快到学院宿舍去。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睡一觉，到食堂好好吃一顿饭。学院宿舍将是我新的家。这几个月以来，实在太累了。
上午，刚在宿舍安定下来，一位风度优雅的老教授轻轻推门进来。她问道，哪一位是吕丁倩？我正坐在床边，马上站起来说，我就是。她走过来看着我，微笑着说，哦，我听梁老师介绍你的情况，他说你在逆境中自学，对你评价很高。他跟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学生招进来。我听了，又一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外语系的又一位权威教授金龙驹。
就在报到后的第二天，我乘公交车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作为入学纪念，唐诗和宋词，《艰难时世》，《曹禺剧作选》等等。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
几天以后，偶尔在教学楼里遇到梁教授，他眼睛一亮，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我也很高兴，他还像口试时那样看着我说，好了，以后好了，以前在逆境里自学，以后可以在顺境里好好学习了。我回答说是的。说完，梁教授匆匆走了。这句话竟然几十年都清楚地记着。
一切都好了？在刚进校不久，一封匿名信送到外语系，信中的内容是：吕丁倩隐瞒了家庭出身，才考上大学的。她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吕丁倩回来探亲的时候"趾高气扬"，......没有落款，信是从江苏省常熟市寄出来的。李维成老师拿着信到王履安书记那里去请示，王书记读了信，不屑地一口回绝说，这种信件不理它，......现在还来搞这些东西！那时候，我可能在教室里专心读书，也许正在树丛里大声朗读课文，也许在图书馆里做作业。又一次，王书记，李老师，内蒙师院外语系坚持执行“重在本人表现”，正气凛然。在三年后，我才偶然得知这个故事，那个卑鄙的"诺名检举"。
每天，我背着书包，手拿着英语字典，走出女生宿舍，沿着小路向外语系教学楼走去。外面阳光明媚，灿烂无比，路的两边栽满了杏树，满园已显出一片热情的粉红。枝条上已经抽出绿绿的芽，红红的花蕾含苞欲放。我离开小路，走到茂盛的花树丛中，闭上眼睛，仰面朝天，让自己沐浴在阳光里，尽情地感受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春天。
（离开厂汉门洞村，小毛驴车往公社去的河漕路。）
— 全文完 —
吕丁倩 写于纽约
2018年1月11日
吕丁倩：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教育世家。曾是内蒙下乡知青，七七年考入大学。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后赴美国读研、从事写作和翻译，美国翻译协会会员。现定居纽约，为中美文化交流笔耕不缀。
谨以此献给厂汉门洞的知青伙伴们。感谢你们曾经的相伴相依。四十年不忘之情。
谨以此献给厂汉门洞乡亲们。感谢你们的善良，包容和帮助。
谨以此献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不知名的卡车司机们，感谢你们的同情和相助。
谨以此献给那位扔给我羊皮袄的不知名的司机，感谢你在那个紧要关头救了我。
谨以此献给梁守涛教授，感谢您的同情，理解和帮助。使我就此改变命运。缅怀恩师梁教授。
谨以此献给王可教授和胡平老师。感谢您们的同情和支持。缅怀胡平老师。
谨以此献给王履安书记，感谢您的正义之举，实践"以本人表现为主"政策的先行，保护了象我这样家庭出身有重大问题的求学青年。缅怀王履安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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