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川西平原，沃野丰饶。由于水利资源丰沛及水利事业的兴建，到了战国时代，成都平原的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华夏农耕文明这一大背景中，成都平原的地域文明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文化有丰富的内涵，它的传统习俗也在如此包容中生成。习俗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阶层中，社会交往的实际做法。它是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约定行为，是民族、地域千百年历史文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积淀；习俗也是一种精神方式，是民族、地域集体精神外在投射于日常社会生活的表现形态。它对一个地域社会生活的集体精神方式发挥着潜在的影响，而地域文化则处处浸透了地域习俗的内涵。
成都是我们的故乡。所谓“故乡”，总使我们将它的自然景观、人文遗存、民俗风情等，自然地集合成特定的观念或情愫，它让你难以忘怀，更令远在天涯海角的游子梦绕魂牵。它告诉我们的不止是邮政地区编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比房屋、街道和企业的总和要多的东西。这里指的是方言、文化、习俗、风景、传统和历史。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每天的行为习惯，以至于我们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达方式，均含有习俗的成份。川西平原的习俗有其充满生活情趣的一面，也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乡土人情：
“乡俗最重插秧时际。春深绿暗红稀，流澌渐活，土膏乍酥，筒车竞响，缫声隔林，布谷交啼，子规在树。田畔水鸣，黄花涨天。遥闻袅袅纤歌，发于桤湾柳曲间。味其语意，大都设为男女赠答之词。其歌必以‘石榴花’叶，盖即此以起兴也。清音婉转，听者怡神。凡插秧者必终日恒饮，方能入水。或五酒或四酒，食必以肉；或以豆花，佐以肉或豆乳。田家风味如见。”1
所谓“五酒或四酒”即指正常的二餐或三餐之外，再加送二顿“幺台”。
这正是川西平原农村习俗的一个方面——农家劳动、生活的生动画卷之一，即为人们心仪的“农家乐”。
“远近林盘如绿岛，万倾嘉禾似海洋”。川西平原独特旖旎的自然风光，川西平原源远流长的风土人情，构成了川西平原基本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禀性：热闹的青羊宫、幽静的望江楼、天下闻名的武侯祠与草堂、曾经豪奢的少城、也历经过繁华的东大街、富丽堂皇的昭觉寺、香烟袅绕的文殊院……它何曾不引起古往今来无数名士豪杰的赞叹！“天府文明”自有它的独到所在。
生长在成都，对府河、南河流域人民的生活方式、习俗耳濡目染。儿时的童谣唱道：“城门城门有好高？三十六丈高，几匹骡子几匹马？走进城门砍一刀！”；“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存钱买皮袄，你买一件，我买一件，你接婆孃我来看”；“青羊宫，真热闹，糖油果子三大炮”；“清早八晨，来了一人，大吼一声：‘倒马桶子’……”
逝去的时代，逝去的童谣和市井街巷的吆喝！这些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地域习俗、生活方式、时代氛围，或一种精神气质或心智。
清代前的成都人，即成都的真正土著人，只占人口中的少数，而清以后的成都人，多数为四川附近各省的移民。成都近代市民阶层形成的历史较短，远不能和上海那样的城市相比，其人际关系，世俗伦常中禀有浓厚的地缘亲情意识。我们说“明末清初湖广（人口）填四川”，是否也可以认为，成都在近代城市的形成中，温、郫、崇、新、灌……等周边农村人口是成都近代城市早期市民的主要构成来源。当然，这里所用的“市民”概念，仅是中国近代城市形成过程中，市民构成的特指。地域习俗普遍存在于地域社会各阶层中，它的形态殊异众多。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习俗确实是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
“吃闲茶”。指只为消磨时光上茶馆喝茶。据清代宣统年间《成都通览》载：1909年，成都有街巷516条，茶馆454家。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统计，成都街巷有667条，茶馆599家。直到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成都市茶业同业工会记载的茶馆数目为598家，几乎是有街巷就有茶馆、茶铺，实居全省之冠。李劼人先生在其作品中，曾生动地描绘过清末时成都茶铺的特点：“茶铺都很不干净。——茶碗哩，一百个之中，或许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疤万补的碎磁。而补碗匠的手艺也真高，他能用多种花色不同的破茶碗，并合拢来，不走圆与大的样子，还包你不漏。也有茶船，黄铜皮锤的，又薄又脏。”2卫生恶劣的茶铺，补碗匠人的手艺，作家的笔下记录了历史的陈迹。“茶”，在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中蕴含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茶铺大致具有三种功能：一种是各业的交易市场（如解放前的安乐寺）；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称为“吃讲茶”）；再有，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了，即是“吃闲茶”。清晨，昏黄的街灯未灭，而茶馆却已门庭若市，有的以茶代早餐。更有不少“闲人”，起早贪黑，在茶馆从早泡到晚。如此日复一日单调的闲适！其动机似乎仅仅是融入“茶友”这一社会群体，悠闲地消磨时光。
“喜遨游”。成都人自古号称“喜遨游”。川西平原为典型的静风区，日照少，无霜期长，居民出行率高，户外活动较多。古人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到了近代，每年正月初一游武侯祠、望江楼及方正街丁公祠，名曰出行；初五、初九、十五再游武侯祠；初七游草堂祠，取义于“草堂人日（正月初七）我归来”的意思；正月十六登城墙漫游，名曰“游百病”，意思是游此则一年不生疾病。真可谓：好游苦于无名山大川，城里转悠，城墙上放眼巡游，登城聊作精神振，但求一身病不留！城墙为旧时成都城内居民难得的登高之处。以城墙之高，视野之远依然有限，但久居院落、平房的人们，领略到的眼界已算开阔，从而享受到精神上的愉悦。
至民国年间，社会中上层的户外出游已向城外延伸：
“成都中上层的人，没有不知道新都。因为新都有一个有名的桂湖，这里是夏季最好消暑的地方。湖大虽不及扬州瘦西湖之一半，而却浓荫盖道、曲港含情、小桥桂径、画榭波栏。游人如初游其地，顿觉进入清幽境界。成都的青年男女学生讲恋爱者，少不了要到桂湖来游游，而‘桂湖之夜’这一类的新诗和小品，又正是热恋的情人们回到成都以后，相互赠答的题目。至于上层社会的人物，特别是军人，他们是干脆带上姨太太，在自己建造的别墅，或占据一定的公共场所，大‘消’其‘夏’。月明之夜，他们是‘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女人的嬉笑声，老爷的呵斥声，与役夫们的急步声相应和。益以游人的谈话声、蚊声、拍扇声、小孩的哭声、劳动者的怨语声，使人感想万端”。3
这是30年代中期成都中上阶层的风习之一瞥。
再看40年代中期，较殷实、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市民在星期天的出游安排：
“上午早点起来，早点吃饭，早点过瘾收拾（抽大烟）；然后带着继祖（作品人物的小儿子），到东门外四川大学农学院去看晚菊花，顺便到望江楼喝茶，看石牛堰掘藏金的遗迹。如果望江楼没有馆子，就绕九眼桥新村，到新南门外竟成园吃一顿小餐。唐淑贞打几个烟炮带去，就不必回家过瘾，等到断黑，就一直到春熙路三益公看《孔雀胆》话剧。散场之后，再回家消夜。这是何等舒适的一天！”4
精致、节俭的一天：观花、品茶、赏戏、看文物、下饭馆，还不愿耽误抽大烟（足见陋习之深）。其出游方式非常经济实惠而又不失别致风雅的审美情趣。
“看热闹”。此风习至今未衰。爱热闹，是川西民间的世俗情怀，特别是像成都这类历史上无大工业的纯消费城市，市民社会和城市周边的乡村集镇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日常习俗亦大体相似。地处内陆闭塞的地理位置，自得其乐的孤陋寡闻，使蜀人在历史上常常是得国人时尚风气之后，由此更逆反萌生出“看稀奇”，这种少见多怪的社会大众心理。近代以降，成都人好不容易开始感受到工业文明的气息，电灯、电影（“西洋景”）、等稀罕之物，终于也相继传入成都。一位老成都描述了1929年，电灯第一次在蓉城“点燃”，百姓争相看稀奇的热闹场面：
“市政府张贴出告示，通知市民分区试灯时间，在春熙路、劝业场一带。市民们下午提前吃了晚饭，许多人都自带椅子板凳，比赶花会还闹热，争先恐后地前去占位置，满街夹道，阶沿上下，人山人海。霎时间阻塞了交通，警察局派警察维持秩序、黄包车、私包车、少数的汽车全绕道而行，当官的行政首长全集中在孙中山铜像的下面，漱泉茶楼上加价卖茶，堂倌高呼：‘不要上来了！楼要挤垮了！’卖剪刀的廖广东、卖钟表的亨得利、……楼上全招待亲朋好友，他们都眼鼓鼓地看着新安装的街灯、店铺灯：‘看你不用火点，咋个会燃？’……临近燃灯时间，大家都屏着呼吸，有手表看手表，准8点正，不声不响地一下子真亮了。众人不约而同地震耳欲聋地欢呼着：‘亮了！’”5
亮了！确实亮得有点晚，快迈入30年代了！
过了40年，1969年，为了迎“九大”，人民南路广场试明碘钨灯，大批群众蜂拥而至，说是去看“小太阳灯”……
置“公馆”、说“安逸”。温湿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再加地理上与外界的相对封闭，为“安逸舒适”的自得生活提供了天然的物质基础。我们可以从成都方言中撷出使用率颇高的“安逸”一词，对其进行语源的观照，也许可以对地域文化的深层结构作某种把握。《庄子.至乐》有：“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安逸”，来自于古代的通语，成都方言保留了“安逸舒适”之义。如：“她更知道当太太的、奶奶的、少奶奶的、小姐的、姑娘的、姨太太的，是多么舒服安逸”。6在30、40年代的成都，“安逸”还特指性生活的满足，当时的大姑娘如口出此词，是要挨嘴巴的。川西的大小地主、商人、官员、军阀等等，均置“公馆”于成都市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寓公”社会阶层，与之相应的社会消费形态也就随之形成，茶馆、饭馆、戏院、妓院……他们的生活方式、时尚等等具有社会风标作用，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普遍的影响。对于成都一般的城市贫民来说，确也谈不上多少“安逸”。他们大多一天只吃两餐，即上午八点前后一餐，下午三点前后一餐，天明即起，打二更就睡，不吃午点，也不吃消夜。其原因可能出于经济上的节俭，更有可能源于城市生活的各方面仍保存着农村的早作早歇的习惯。
这些丰富而颇显地域特色的习俗，印证了古人对成都的形容：“俗好娱乐”。
即：市俗社会日常生活风习好“舒适”、“享乐”的地域习俗特征。
由于现代文明的引入较晚，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整个民国年间，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川西平原许多小县城的生活内涵别无二致，市民的风习均有浓厚的“小县城”生活方式的烙印。透过习俗，可窥见日常生活中，大众禀有的某些精神方式。有学者从中归纳出了“成都味的人格气质”：
“土肥物富，人情温暖，长时期笼罩着一种消消停停，悠游慵懒的世态氛围。这种氛围熏陶习染的结果，形成了一种独特性格和精神气质，它若以圆滑、乖巧、狡黠、灵活、机智、八面玲珑、自由主义、乐观主义等等而言，似乎都不够准确和完整，又似乎正是所有这些形容的综合才能道其神髓。它总是渗和着好的或坏的人品而存在，却又很难笼统抽象地评判好坏是非，如果把它抽象出来，姑且叫做‘成都气质’吧。”7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特定文化的道德、审美等意识评价性元素称为“精神气质”（ethos）。而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特征和品质，它的道德、审美风格和情绪。
这种气质的具体精神方式浸渗在日常生活中。

名人们若果运气不好，偏偏选着冬季到成都平原来，那，实在不能为讳，虽说不象伦敦那么雾得化不开，虽说不象巴黎那么阴沉得要终日开电灯，可是到底不象六月炎天，火伞高张，晒得名人们对着月亮也喘气的天气；自然更不能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天气相比拟。以此，每到冬天阴霾季节，不但外来的名人们不自在，就是在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土著们也不舒服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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