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著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著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份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著一切牛鬼蛇神，冲击著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送交者: transfer 2001年11月28日13:41:34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要深入客观地讨论林彪，请把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和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区别开来----不要因为林彪的政治行为去否定他的军事业绩，也不要因为林彪的军事业绩就肯定他后来的一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也许有人说，无论军事还是政治，事都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为人是有连续性的，你怎么可能区分开“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呢？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人是可以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或兼而有之……我由此想到好多往事，让我试着叙述分析“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表现， 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吧。
对于林彪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我不想参加讨论，也不想把林彪与刘伯承、粟裕等人做简单类比。林彪可圈可点的是他后来的政治行为。1955年全军授衔，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足以说明他的军功，无须争论。要知道当年授衔是一件何等不易的工作，定下授衔名单已经费了好大力气，获同级军衔的人的排名顺序更是大有学问，一再反复斟酌。据我所知，除了党内军内的资格和历任职务等等，每级军衔获得者还要列出所指挥的战斗、战役，列出胜仗次数和败仗次数。当然最后军衔评定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政治元帅、政治大将、政治上将均有且不在少数，政治中将和少将就更多一些，但是作战次数和胜负次数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哪位仁兄了解内情，希望贴一篇专题报告，现在网上有关授衔的文章很少，涉及内情也不深。

　　元帅排名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罗荣桓的资历强点。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功，单凭毛泽东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不知各位弟兄听到过没有，我是从未听说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私下里的不服气和争论大概是免不了的)，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称道，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例，如丁盛率四野8纵135师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时的的“腰斩七军”。

要知道授衔名单中的排名位置可是不那么简单地一排了之，更没有象后来“按姓氏笔画为序”。关于授衔的事我多说几句，与主题无关。10员大将排名顺序是：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粟裕排名第一，也靠的是响当当的战功，如果比资历和红军时期的职务，粟裕逊于多数大将，但大家同样对第一大将心服口服。军中一直有传言，网上也时有帖子，说粟裕争当元帅，或对粟裕没当上元帅表示惋惜。粟裕的战功是不争的事实，可与林刘比肩，远大于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诸帅，更不必说叶剑英罗荣桓，但粟裕的资历确实还够不上评元帅，如果他的战功超过林彪，也许有可能。此外以我通过三野老人们对粟裕大将为人的了解，他不大可能去争元帅位置。历史上他两次让出正职甘居副职，并不以职务地位为重；尤其后一次，如果他不让，官拜华东野战军司令，授衔时评元帅倒真的有可能，军委不会让一个大野战军不出元帅。粟裕1951年1月即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其时聂荣臻任代总长，副总参谋长只有这一位，不象后来那么一大堆，可见对军委他军事才能的器重。其后军委于1952年11月任命黄克诚和张宗逊、1953年2月任命李克农为副总长。1954年10月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副总长多达11位：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粟裕乃一“全心全意”式的纯军人，丝毫不想粘政治的边，出任总参谋长的四年时间里，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所为半点也不“政治”，为人又坚持原则，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毫不退让据理力争。粟裕与彭德怀许多事上观点不同，关系恶劣，毛泽东对他也产生了看法，终于于1958年5至6月遭到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斗争，同年10月被免职。粟裕挨整表面原因有若干，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必须“毛指挥枪”，任何潜在的可能对这一铁的原则有影响的人和事都必须予以铲除，即使是粟裕这样主观上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人在其指导思想和拟议的规章制度“削弱”党的领导时也得戴上“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的帽子；粟裕与彭关系不好、观点不同只是表面原因罢了，彭也只不过做了毛的工具。一年后彭德怀挨整下台，核心原因是相同的，诱因不同而已。以粟裕那样的为人，毛泽东要命也不会相信粟裕会有威胁他的动机、能力和胆量，但一旦该人要建立的制度有可能影响其集权，无论此种可能性多么潜在或微小，毛都会将其尽早彻底消除。在这一点上毛的敏感和远见无人能及，堪称大家圣手。比如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要当总书记，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觉得没什么，就让他当好了，中央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也都不反对，唯有毛泽东断然说不行，宁可交出红军总政委职务，也不能交总书记。回话给张国焘，张也就没坚持原议而当了红军总政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众人即使是心怀异志的张国焘都不及毛的深谋远虑，如果张国焘拿到了总书记的名义，那么后来开会“另立伪中央”就不是“另立”而是中央合法的人事变动，新中央自然也不“伪”。真是这样，张国焘“此间用中央、中革军委名义”，原中央毛、周、张、博“用西北局、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毛的政治家敏感性和对策、应变能力就是比别人棋高一着，学是学不来的。“天生大任于斯人”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如汉高祖刘邦，在战败逃入韩信大军驻扎的广武城时，根本不去韩信军中，先找个小旅馆住下，睡了一夜，第二天在一大早来到韩信驻地，以汉王名义直入中军，先取了韩信的将军印信，然后才把韩信从床上叫起来，二人商量事情。刘邦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战败时，孤身一人(还有几个随从)去到韩信军中，韩信如有异心，一夜的时间，足够酿成阴谋，下定决心，而自己无丝毫还手之力。先不让韩信知道自己来了，待他知道时，不仅汉王人已到，将军印都已在汉王手中，想要如何，时间、兵力、形势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也就无从谈起了。看看一流的政治家，滴水不漏，潜在的危险事件被他“扼杀”得半点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活得也够累的??也许对政治家来说，这不是累，而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话回头说粟裕。粟裕下台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在历史上基本与彭无关，而且是被彭德怀搞下台的，批彭可谓一身清爽，公私两利，但他没有因为挨彭德怀整而多说一句！有人劝粟裕把受彭整一事提出来，粟裕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了。”他终其生都是“军事粟裕”，从未做过“政治粟裕”。其他大将各有千秋，本文无力涉及，奇怪的是大将中除了粟裕，真正的名将、战将很少，徐海东曾是一员，但因病退出战场太早，陈赓也算一员，他经历不凡，多才多艺，别的方面也很出色，给人有点博而不专的感觉，军事能力在他身上不是绝对强项，但由他主持军事科研、教育如任哈军工院长则如飞龙在天，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上佳人选。其余黄克诚半军半政，谭政和罗瑞卿本就不是军事干部，张云逸、王树声、萧劲光、许光达虽主要做军事工作，但每人都没有什么拿得出的傲人战绩，还不如若干上将。

大将们望众弟兄陆续给予介绍，我这里不再多说。值得补充几句的是当时曾拟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因为如果这样，其他几位比傅作义原地位资历更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程潜、龙云等人无法安排，来自我军将领方面的意见也太大，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听说(只是听说)后来还是暗中给了傅作义大将。消息来源是1969年我们在嫩江抗洪时，听参见指导抗洪的水利电力部一个人和黑龙江省军区一个干部说的：1963年黑龙江发大水威胁哈尔滨，水电部长傅作义亲临哈尔滨抗洪现场视察，当时洪峰太猛，黑龙江省军区部队负责的一段大堤吃不住劲了(部队绝对是在最危险的位置上，那是一种信任和光荣)，部队拼命堵也岌岌可危，在场的黑龙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看那么多战士可能会牺牲，要下令撤退，傅作义发话不能撤，不然哈尔滨就全完了。某副司令员吼道：“你管不着我们军队！撤！”傅作义大吼：“我是大将！当然管得着你！你敢撤我马上毙了你！”随即傅急电告总理，总理回话同意傅的意见，并授予傅临机处置全权。最终部队没有撤，堤没有垮，哈尔滨也保住了。事后据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大赞扬了傅作义，说傅部长这样做非常正确，真正是对人民负责，不考虑个人(指他国民党出身而敢于管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不然国家人民损失就太大了等等。此事听起来有演义成分，但是出自两位“当事人”之口，姑且记之存疑，希望诸位仁兄帮助证明其真实性如何。

上将共57员，1955年授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一人。前10名上将名次排列是：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萧克名列第一，这已经够委屈他的了。萧克是井冈山红四军的老人，当大将资格绝对够，只因当年支持张国焘站错了队，尽管资历仅略低于张云逸而不逊于其他诸位大将，并在红军时期(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120师副师长)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四野参谋长、第一参谋长)的职务高于任何一员大将，仅解放战争期间职务低于粟裕，还是没能侧身大将之列，屈居上将，但名列榜首。上将最后十名是陈明仁、贺炳炎、阎红彦、谢富治、陶峙岳、乌兰夫、周桓、杨勇、李志民、赵尔陆。1956年补授王建安、1958年补授李聚奎上将军衔，未排名。如果重新排名，王建安不知会排在什么位置，但李聚奎即使进不了前5名，也会在前10名之内。李聚奎的资格甚老，而且上上下下人缘甚好，若干员上将如杨得志等人曾是他的部下，见了他毕恭毕敬。1958年他从石油工业部回军队，军委和总政觉他的军衔如何授可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授上将吧，他的资历比绝大多数上将都老，授大将吧，元帅大将授衔时有定数，岂可轻易增加；最后内定授上将，又怕李不满意，于是总政派人先与李协商这件事，未及开口，李单刀直入：“我的军衔，就低不就高，上将就可以了！”于是皆大欢喜。

获中将军衔者175人，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排在首位，这是因为原拟授他上将，但后来上将名额减少，他主动提出自己授中将，说自己做评军衔的工作，理应带头做榜样，最后把他放在中将第一位。中将前10名是徐立清、肖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压尾的10名是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胜、黄新廷、吴先恩、阿沛?阿旺晋美、朵噶?饶错彭杰。1956年补授聂鹤亭中将军衔，1958年补授贺诚中将军衔，中将总数达177名。聂鹤亭是军史上一位蒙着面纱的神秘人物，参加南昌起义时是主力营长，其资格堪与大将们比肩，抗日战争时还身在中军帐，后又任过四野第一副参谋长。但长期不得志，鲜有人知其所终。有谁知道为什么55年没给他授衔而56年补授？为什么只授中将？我只知道他对自己仅获中将衔极不满意，受到中央严厉申斥。贺诚是我军卫生工作的鼻祖，建国后调地方工作，出任第二任卫生部部长，由于中医政策问题(他非常看不上中医，多方限制)犯了错误，毛泽东也发话批评了他。58年调回军队，补授中将军衔。中将是卫生工作人员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了，傅连璋(应为左目右章)也是中将。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者共802人，前10名是解方、陈沂、童陆生、詹化雨、刘其人、张瑞、彭富九、李信、曹广化、魏传统，最后10名是游好扬、赖光勋、李木生、徐其海、黎光、贺吉祥、张步峰、樊学文、汪易、李布德。少将中解方是第一名，对于解方的资历和战功，尤其是作为志愿军参谋长表现出的能力和起的作用，少将是授低了，作为某种补偿，他成了少将中的“状元”。在少将中，他的军事能力当之无愧地名列前茅。不过少将太多，名单如何排列一定非常棘手，大非周章，有人知道详情望能送一贴。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回头说林彪。前面提到元帅中林彪第三，刘伯承第四，文章也正在这儿。二人都是军事家，头脑都格外清楚，也都知道政治的险恶。天下打下来了，如果你只想当军事家，那么就到此为止，下面干什么你自己选，可以做军人远离政治，如果还想在政治舞台上继续表演，那就得军人参政做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最起码的一条，得会象真的一样地说假话。搞军事、打仗，说假话造假情况就只有吃败仗，没有一点疑问；而搞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是林彪的话，但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口中不说心中坚信的金言)，说真话必定吃大亏倒大霉，同样毫厘不爽。你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刘帅是一纯粹军人，对政治素无兴趣，1950年平定西南后立刻采取行动，辞去二野、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南京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林彪此时同样不愿涉足政治，打到广州后就开始生病。他有病是真的，但同时也是在避开政治。他曾想要到某个边远省区当个省委书记，朝鲜战争也拒绝率军出征，这里有身体的因素，有对美军实力我军实力的考虑，但离开舞台中心也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高岗事件里林彪是否参与、起了什么作用，远未解密，人们如今是在瞎猜，但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一直在养病。不过你躲政治也不见得躲得过，政治会来找你。刘伯承后来的遭遇、林彪后来的际遇和悲剧结局给出了一正一负两种形式的例证。刘伯承的事网上有过帖子，不多说了，还是扣紧林彪这个主题。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元帅授衔之时，有一个情况，虽然书中文章中叙述过，但没有人对此加以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这个细节所包含的信息却不那么简单----大家可能还记
得，当时十大元帅只有八位出席，缺席的两位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刘伯承。其时二人都称病在青岛休养，接到通知，均回答说不能参加授衔仪式(有的老人说，其实他们就是为躲开授衔仪式才去休养的)。认真说起来，二人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元帅服，列队从老毛手里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能参加此等盛会获元帅军衔？然而二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就是不来。为什么？刘伯承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彭德怀正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对刘伯承本人及其所创建的“教条主义大本营”(毛泽东语)----南京
军事学院进行批判，他不愿面对毛、彭，此外也不愿现身排在贺龙之前，因为贺龙对元帅排名不满，他认为“党军”来自八一南昌起义，自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朱德、刘伯承、叶挺、聂荣臻均在手下，林彪更是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自己帅位才排第五名？对刘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打下天下起他就想避开政治而就是避不开，在针对他的军内政治运动中，象这种公开的政治场合，还是不露面为好。林彪更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象南昌起义时这些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对此点极为敏感，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罗瑞卿：“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政治，躲避可能的麻烦困扰的一种具体体现----此时，他还是军事家林彪。

1956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这明明白白是毛泽东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彭德怀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明白毛泽东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林彪而不是你彭德怀！从而逐步淡出权力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1959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言并给毛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彭德怀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正如铁流兄于1999年写的《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林彪是明白政治这柄双刃剑的，对毛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毛泽东把他紧急召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林彪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林彪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林彪，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彭德怀，拖出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毛之命开军委扩大会议斗争彭德怀，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林彪惋惜、对他开始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史的正面肯定。彭德怀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而非真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对老百姓、对党、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可以对彭德怀有看法以致恨彭，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力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彭德怀说话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彭德怀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 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彭德怀无关(此事20多年来老毛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彭德怀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真实情况见告老毛。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林彪”能当面顶撞老毛：“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就能180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不是他不顾，而是政治家就
是良心的天敌！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刘少奇、彭真、柯庆施、罗瑞卿、李井泉等也一样，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世友之类对彭德怀开口骂娘则是出于对老毛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试想一下：如果林彪一面作为“政治林彪”猛批彭德怀历史上反对老毛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老毛，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老毛对林彪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掉彭德怀，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林彪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大声喝彩，彭德怀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彭德怀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林彪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简单的一厢情愿，以林彪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林彪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毛不说真话的何止林彪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的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林彪有负面看法？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林彪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再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那些人中周恩来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国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刘少奇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别的不讲，只举一个例子：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之后，刘少奇与彭真是肃清“高饶分子”最积极的，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造成不少冤案，当然政治斗争不可心慈手软，但事情也要留有余地，不能做绝。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长青)，为人耿直，外号“橛子”，与高岗无半点历史渊源，只对刘彭如此抓高岗分子看不下去，出面说了几句公道话，惹怒了刘少奇与彭真，立刻被打成高岗同党并撤销党内职务，因为李参加革命很早，不少老人为他说话，最后处理不算重，留党察看，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这个“橛子”本性难移，继续向中央说明东北抓高岗爪牙的真相，这一来刘少奇与彭真更加震怒，开除了李的党籍，下放至内蒙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岂不知李到了包头仍不断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而且毕竟入党多年，有很多老关系可能通天。于是在1961年8月某日，李延扈正在包头大街人行道上走路，一辆轿车神秘驶来，李延扈以“车祸”毕命。你说刘少奇、彭真挨毛泽东整是冤还是不冤？天道循环，天理昭然，“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林彪虽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1959?1964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毛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切颇得毛的欣赏。对比林彪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不同。战争期间，林彪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出政治，1947年9月毛泽东曾修改批转过四野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但那诉苦运动与改变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林彪很明白部队怎样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1959年后，以林彪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国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毛，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龙、罗瑞卿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林彪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的魔力！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林彪关系相当近，因而对林彪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林彪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心敬佩林彪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

林彪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1962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罗瑞卿替他监军，政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中，只见一张中有林彪，那是1962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但是，既已是“政治林彪”，再如“军事林彪”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大家记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果然，贺龙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泽东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白他的素质。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而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刘少奇曾于1965年5月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我不知此事真假，但罗瑞卿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毛泽东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一些文章说是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林彪担心罗瑞卿取其位代之。而毛泽东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毛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刘少奇，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林彪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又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敢保证留下的文件上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实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在北航批斗彭德怀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虽然叶剑英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罗瑞卿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得1959年9月斗争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点点记忆》文笔流畅，有一定思考深度，亦有反思，真实性也超过绝大多数回忆录，颇值一读；不过我们不知她是否知道军内很多老人称罗瑞卿“罗长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此外号内涵或可帮助说明罗瑞卿的人缘。附上一句：如果点点女士有机会看到这段文字请不必介意，我只是记述一点事实，绝无诬蔑罗将军的意思。人都是天生的保爹保妈派，非常自然和正常，我也一样。点点如果因此生气，我百分之百理解并在此预先致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推到党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言行也都是“政治林彪”的所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罗瑞卿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林彪”对决毛泽东，我可能会为林彪欢呼，但“军事林彪”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毛泽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史的悲剧兼闹剧。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毛的独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林彪上台会比毛泽东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毛泽东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不过令我感到林彪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毛泽东决裂后不再与毛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1971年天安门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毛晚到达，在毛泽东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毛泽东，坐了短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毛泽东见的最后一面。林彪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底政治化，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东山再起。林彪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毛泽东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在遭毛泽东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周恩来没有做到，彭德怀没有做到，邓小平没有做到，陈云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林彪。林彪结结实实给了毛泽东当头一棒，起码，林彪让毛泽东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哪怕只有一个。此外，毛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林彪问题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失蹄翻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林彪也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林彪在天安门晚会上转身离席而去、把毛泽东撇在身后时，我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毛泽东的争吵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1971年9月13日夜里一声巨响，无论林彪是死于蒙古荒原，还是死于传说中的北京某地，反正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林彪本人和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林彪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或是在开出毛的住地即将与火箭筒弹接吻的大红旗轿车上，他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句被鲜血浸透了的话：“政治就是充满罪恶，革命也不见得就是圣洁。”我想，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张在有生之年认识到了这一点，是他的幸运。张国焘五四运动时期求学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能力极强，帮陈独秀做了许多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大选陈独秀为总书记，李达为宣传局主任，张国焘为组织局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三个干部。中国共产党开山的第一代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论什么出身，什么学历，哪一个不是满腹学问，胸怀大志。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学问来讲，要在那时给自己混出个功名地位绝无问题，但他们向往中国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而奋斗。对于这一代人的革命初衷，我们唯有敬佩。为了上述目的，他们进入了政治“场”。然而，政治本身的属性不可能因为你追求向往的目标的崇高伟大而减少一丝它的黑暗可怕。我们现在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就其本身运作来说其实是最没有阶级性的，管你什么封建政治、资产阶级政治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游戏规则运行规律一样的残酷。曾经有多少人根据共产党宣言推理判断，既然无产阶级是代表了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先进阶级，其政治就应该且可能是光明磊落的，革命因而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凡是这样希望或认为的人，几乎无一不得出相反的结论，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后来的代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这不是说他们的目标、理想和追求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定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被过于理想化了。在政治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有的认识到自己的白日梦，引退了；有的无法适应政治的厚黑，被吞没了；有的被政治彻底异化，嘴里讲的笔下写的还和原来一样，但血管中流的已经不是血而是油；有的为了适应政治场中生存的需要，言行方法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心里仍顽强地坚持着理想，坚持奋斗……他们之中，多少人从知识分子、学生、“专业人员”化为政治人物，开始你死我活的拼杀，对敌人，也对自己人。后来的代代人，也在不断进入这个“处理器”，发生着不同变化。这变化过程中间，一代一代出现了多少让人敬仰、鄙弃、消沉、鼓舞、切齿、雀跃、迷茫和大彻大悟的人和事，多少人在人世沉浮中醒悟或更加沉迷……。就说张国焘，曾经尊师敬老，热心助人，处理党内事务与陈独秀意见不合时，陈独秀一发怒，张国焘立刻站起来老老实实听训，一如在学校中，还曾以自己恋爱失败(追刘清扬)的经验劝导别人，如此等等。曾几何时，在政治角斗场上已经变得血冷手黑。他在政治上的争夺和角逐包括和毛泽东的争斗，那些是非曲直我们就不予置评了(也难得评得清)，只说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肃反中他杀的大批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真的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就是该杀？或是为了神圣的革命目的，即使冤杀也是必要的代价，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希望他写出上述的那句话是真的认识到了政治的可怕和他个人被政治的异化，对因他而死的那些冤魂有过发自真心的忏悔，而不是仅因为安慰自己多年来政治上的失意而发出的一句慨叹。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尽早有类似的感悟和认识。

据说周恩来在证实了林彪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知道的党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写本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周恩来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国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党建军，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看得多了，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目标的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党、党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流氓集团头子，称为“马二爷”。此人在得知九一三事件时的评论是：“哥们不够意思！”??不是“亲密战友”吗？那两个人就是哥们了，哥们之间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怎么可以这样呢？他的评论可以列入“话糙理不糙”的范围。确实，即使流氓集团当中，哥们义气即互相对得起是极其重要的，谁要是“不够”，那就丧失了继续在此集团中混下去的资格，因而江湖上流氓集团也罢，黑社会也罢，乞丐的帮派也罢，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铁”的。你瞧，这就是政治家之间的友谊，到了全国全世界皆知的“亲密战友”程度，还赶不上江湖流氓们之间的关系牢靠！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泽东也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到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的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相比那许多人躲在后边， 形式大好之时， 又在指手画脚， 要好的多了。
天下唯有德者居之， 从历史的角度，华国峰当年在哪方面都欠缺经验， 筵席文革遗风。 中国还是需要老邓这样的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人物的。 我记得80年代时代周刊的一期， 邓小平和里根被选为封面人物， 里边的文章， 对邓也很是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