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余杰：“勇敢者”游戏 ——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刚刚结束百年校庆的北京大学。


克林顿首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发表长篇演讲。演讲以后，有七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先生就对中外新闻界说，北大将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参加聆听克林顿总统讲演的学生名单。然而，许多北大学生并没有获得参加抽签的机会，他们纷纷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场券分配的内情。


据1998年8月号的《华声》月刊报道说，四百多张“珍贵”的学生入场券，以三种方式发放下去：一是直接进入班级，由学生民主抽签，运气好的自然“登堂有门”；二是流入学生团体，由平时就喜好参加此类活动的积极分子获得；三是系里支配，主要“照顾”对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通过第一种途径分发的票数量最少。后来，进人礼堂的学生大部分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有向这两方面发展的“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能够代表北大吗？尤其是那七名学生所提的问题，真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水准吗？


当时在会场外面，就有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场外的北大学生。有几名学生就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里面。”里面与外面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分野。


那天北大学生所提的问题，大多数确实非常尖锐，有的甚至有挑衅的味道。事实上，北大校方在提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暗示学生：要注意友好气氛，毕竟克林顿是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和访问北大的美国总统。但是，提问的学生依然要表示他们的勇敢和爱国，他们的“勇敢”使整个提问过程充满了火药味。他们的’情绪普遍都激动，仿佛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似的，仿佛被压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克林顿在会后坦率地表示，“当天批评的成分多了一些”。这些学生也许因此而满意了——他们在提问中表现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勇气”和“信念”。


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谈论谁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了，我们能够到白宫门口去张着标语贸罗斯福。”而苏联人说：“那算什么，你们充其量只能到白宫外面，而我们却能够到克里姆林宫里面去，当着斯大林的面大骂罗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礼堂里，无论怎样尖刻地质问克林顿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有利可图的游戏，谁不愿意玩呢？今天，一本万利的好事也许就只剩下这么一桩了。


持续半个多小时的“辩论”，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国的观众，很大程度上从这七个学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这所大学，是中国最进步的力量的集结地。这所大学，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扇窗口。然而，这次北大的形象却在克林顿访问的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们由此对北大产生了彻头彻尾的失望。北大不仅没有把握住一次站起来的机会，反而再次重重地跃了下去。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勇敢者”们的游戏，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寻找一条条的线索，那让我们羞愧的一切之所以发生的线索。找到了这些线索，复杂的疑团也开就迎刃而解了。这次北大学生的表现，是若干年以来北大疾病的一次大发作，是一次原形毕露一一丑陋虽然丑陋，但丑陋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对北大自身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疮长到了脸上，怎么办呢？


从《华声》杂志上，我们发现了提问的学生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在会后的想法。于是，结合会场一问一答，让我们返过头去，对这一特殊的、意味深长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读。


克林顿的演讲十分精彩。鉴于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庆，演讲中，克林顿以中文“恭喜，北大”开始，引起全场长时间的掌声。在演讲中，他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展开，着重谈了中国的转型、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权问题。克林顿强调人天生的基本权利的普遍性，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说：“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并推动它的变革。”他也反复恭维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爱听恭维话的习惯。他说：“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个提问的是北大艺术系学生梁山鹰。他的问题是：“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开放改革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这个学生后来表示，当时所提的问题只是大家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却并非自己认为最感兴趣的问题。他坦白说，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熟悉美国许多摇滚乐队，如同熟悉他的广告专业术语。“如果有时间，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样，问问克林顿，他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是哪一支？”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于，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在外部的压力之下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动放弃说自己心里话的自由，这样的人是最可耻的人。


梁山鹰同学有什么样的理由认为他在大会上所提的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他经过怎样的统计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使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关心，为什么就不能问自己的问题呢？老想充当大众的代表和代言人，这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一个连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够代表谁呢？这种“代表”是虚幻的代表。


接着我们来分析梁山鹰所提问题本身的矛盾和混乱。首先，中国是否很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一直仅仅是游离体，像油浮在水面一样，并没有被中国真正地吸收。对于美国的清教主义、对于美国的人权理念、对于美国的法律制度，即使是自称精英的北大学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了解？梁山鹰同学用《泰坦尼克号》来作为自己了解美国的例子，显得十分荒唐。这部电影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的精华吗？这样的自信还是少一点的好。在这样自以为是地发言之前，应该好好泡在图书馆里，读读杰斐逊、富兰克林、爱默生等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了解究竟什么是美国和美国的精神。凭空而来的自信是空中楼阁。作为北大学生，举一部娱乐电影来证明自己了解美国的文化，未免有点太掉价了。为什么不说惠特曼、梭罗、马克·吐温、福克纳呢？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频频引用胡适的名言，与对方相比，倒是显出自己不了解美国了。


其次，强迫别人了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行为。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是因为美国已经民主、富强到了非让我们了解不可的地步。美国对我们的了解，确实远远没有我们对美国的了解那么多，这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让美国必须深刻了解我们的程度。关键在于，我们得从自己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来了解你的，那时候，用鞭子抽他们也抽不走。而现在呢？还是埋头苦干吧，埋怨别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美国人即使一点也不了解中国，他们也没有必要内疚。梁的理直气壮实际上最没有理由。


第三，梁山鹰很轻率地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也许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中国，但是就能够忘却文革的中国吗？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大城市的中国，但更加广袤的农村就能够抹掉吗？


梁同学很轻松地谈到文革。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梁本人能有多少呢？作为文革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文革已经极其陌生了。第一流的文革研究的著作是美国人写出来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质问别人？作为一个中国的青年，梁同学自己倒是需要读一些有关文革的历史书籍，包括就在北大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甚至就在这个办公楼礼堂里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批斗会。你知道这里曾经染过多少人的鲜血吗？你知道北大有多少位教授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吗？好像文革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伤疤，自己不说，也不让别人说。


再就是关于农村的问题，张艺谋等导演所拍摄的农村题材的电影在海外获奖，国内就有人表示谴责，谴责西方世界的猎奇心理，谴责他们希望看到我们的落后和愚昧。然而，谴责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村是不是这样落后和愚昧？稍微对中国农村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农村比电影里所表现的还要落后与愚昧。农村的苦难不是梁同学这样整天喝着可口可乐的孩子所能了解的。农村是中国的大多数，为什么我们要回避农村呢？在梁同学的叙述语气里，仿佛农村与中国无关，这是他的表述里最要命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谈一个具体的问题——台湾问题。问问题的方式是咄咄逼人的，克林顿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第三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糟糕的一个问题。这是地质系学生段玉棋提的：“据我们所知，你来中国之前，在国内表示，之所以去中国，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接触是最好的压制方式，你这句话是否是为了使这次访华成行而向反对派作出的承诺？此时你站在讲台上，带着他善的微笑，这微笑背后是否还藏着真正的、压制的初衷呢？请总统先生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听到这样的问题后，面露惊讶之色。他没有想到北大学生会这样对待一位客人。他把北大学生当作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来看待，没有想到他们连起码的待客之道都不具有。受到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北大学生，居然缺乏基本的外交礼貌，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呢？难怪总统先生要神色大变了。而许多北大人则以此为荣：克林顿为难了、克林顿尴尬了、我们难倒了克林顿！我们多么伟大啊！殊不知，想侮辱别人，首先侮辱的是自己。全世界都发现，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的学生怎么这样没有礼貌？连幼儿园的孩子也比不上？


这时，克林顿表现出大国领袖的风范来，他从容地回答说：“要是我有遏制中国的意思的话，我不会把它藏在笑睑后面。但我没有，那就是说，我讲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必须做决定，我们大家都得做决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的人，更得决定如何界定他们何以是大国。”他谈到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选择了向前看，他希望中国也如此。而美国的政策是：“我想要有伙伴关系，我没有笑里藏刀，这是我真正的信念。”


相比之下，段玉棋同学的说话的方式让人极其不舒服。这种叙述，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来。斩钉截铁、不容对方有回旋的余地。将对方逼进死胡同，自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位年轻的学生，是怎样沾染上文革的气味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避免粗暴和专横。这两种性格，是文化的对立面。段同学两者兼而有之，并且很是为此骄傲。念了十几年的书，连粗暴和专横都没有磨洗掉，这书是怎么念的？一向自称最有礼节的中国人，却表现得最没有礼节，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机前面摇头。


第四个问题是问高等教育对未来的意义以及克林顿对中美两国青年的期望。


第五个问题的恶劣程度直追第三个问题。提问的是经济学院的学生刘丽娜。她的问题使会场的气氛再次变热：“老实说，中美两国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议题确有歧见。您非常骄傲地回顾了美国贯彻民主、自由的历史，同时也为中国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然欢迎发乎至诚的建言。可是，我记得有人说过，我们应该在虚心接受批评之余，勇于自我检讨。您认为时下的美国社会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是否同样存在问题产这位女同学的言谈是激情澎湃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抑扬顿挫，好像在演出一场话剧。她的炉火纯青的演技可以跟人艺的著名演员们相比美。她的观点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一模一样，她说的话，发言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她再来重复，有点画蛇添足了。


其实，克林顿在演讲中已经检讨了美国的民主历程：“当我们由于种族、宗教、价值观等问题而剥夺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便出现了。但当我们致力落实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对持不同政见人土的自由提供保护、并把自由交还给以往曾遭受剥夺之八时，美国的历史便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克林顿回答刘丽娜的问题时继续说：“我从未在其他国家——当然不只是中国——访问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认我国也有类似严重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作在应该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向理想迈进。”


女发言人不是在问问题，而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阐述官方的观点。她不知道什么是提问、不知道怎么提问。这就是北大学生的素质，能不让人失望吗？


紧接着，另一位女发言人发言了。这是中文系学生马楠。她反驳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这同样是阐发中国政治书本的上教条。


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女学生，她背下来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后来，马楠与第一个提问的梁山鹰一样，也透露说，这不是她所想问的问题，她与克林顿一家一样，是素食主义者，她想与总统交流一下对“健康、绿色的食品”的看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问自己内心深处想问的问题呢？连自己的心灵也不自由的人、连心目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洛克说过：“最低级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话，前提是“伟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并不伟大的道德精神，还有一些甚至是邪恶的价值观为存在。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既有融合的时候，也有冲突的时候，不然，人类社会就没有矛盾了。纳粹的集体与个人的自由有没有矛盾呢？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说里，有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不是积极自由的反面，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哪能分开它们呢？这名学生对自由理念的内涵与外延都缺乏起码的厘定，却轻率地、滔滔不绝地发表似乎是“自己”个人的见解，真让人啼笑皆非。


马楠当然是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她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林黛玉的感受与焦大的感受绝不会一样，虽然他们同样都生活在贾府里。这名清秀的短发的中文系女生，应该在学习之余到学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们的生活，看看失业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区农民的生活。那时，再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才不会如此轻率。


最后一个学生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是如果有人在外面示威，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克林顿对此作了很好的发挥。


这次对话，显示出北大学生似乎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似乎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们统统露出了“原形”。《华声》杂志披露说，七名北大学生在谈到对美国的看法时，都一致“叫好”。他们喜欢美国的理由五花八门，艺术系的学生说，“美国人自由奔放的民族个性非常吸引人。”经济系的学生则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环境，有利于个人成就的诞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别致：“因为美国吸引走了我的一个亲密朋友。”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处美国，也就身处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百分之二十。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七名学生中，有五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去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足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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