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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二 战 劳 工 刘 连 仁 事 件 诉 讼
请您参加谋求正义判决和全面解决的国际签名活动

一、刘连仁事件
刘连仁1944年被从中国大陆抓到日本，在北海道的煤矿从事奴隶劳动。战争结束之前他逃出矿山，直到1958年2月，在北海道的荒野中辗转逃亡了13年。北海道严寒的冬天，他在雪中过着穴居生活，活了下来。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对刘连仁尽救助义务，甚至要将被发现的刘连仁作为非法入境者对待。

二、东京地方法院的7.12判决和日本政府的上诉
2001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对作为中国受害劳工的代表进行了长期斗争的刘连仁事件做出历史性判决，令日本政府支付2000万日元，全额满足原告要求。判决认定了二次大战中日本政府抓中国劳工、强制劳动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全面承认了战后对刘连仁不予救助、放置不管的政府责任。但日本政府不服此判决，提出上诉。

三、谋求正义的判决和劳工问题的全面解决
7.12判决肯定的是战后赔偿责任，但其前提是战争期间抓劳工、强制劳动的违法性，断罪包含着战争期间的违法行为。因此这个判决不仅是刘连仁个人的事，而是与被抓到日本的4万中国劳工的问题相关。日本政府应该认识到，判决得到了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民众的支持。对刘连仁，应该承认将其抓到日本和强制其劳动的事实及法律责任，表示谢罪和悼念，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同时应下决心全面解决抓中国劳工，强制劳动事件。

四、请参加签名活动
为了要求东京高等法院做出正义判决，同时为劳工问题的全面解决做出努力，我们要在日、中、美等国开展签名活动，请积极参加。

呼吁人：原告代表、刘连仁之子刘焕新
刘连仁事件律师团
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

东京高等法院 第14民事部 启

细 川 清 庭 长 阁 下

我们要求东京高等法院支持一审胜诉判决，在诉讼指挥中维护正义，做出刘连仁胜诉判决。
我们希望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二战期间抓中国劳工、强迫他们从事奴隶劳动的历史事实，明确其违法性，为使日本政府下决心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做出法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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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东西令我们泪流满面

（一）

最近这一次跑北京，是为了采访一个日本人。这个人，在中国的上层，很少有人知道他，即使知道，也绝没人喜欢他。可在中国的最下层，在那些已经日薄西山的老人中、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中、那些一生在贫穷和歧视中苦苦挣扎的穷人中，却有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郑重地订过合同，一纸不平等的合同－－对于他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纸合同将会把他牢牢地系在责任和义务上，却无法给他带来任何眼前的利益。

他是日本一位著名的律师。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在田中访华的时候，我国领导人轻轻一挥手，宣布了放弃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领导着十亿中国人的领导人啊，没有人想过去问问人民，没有人想过那些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的感受，甚至，这一回，连所谓人大这种橡皮图章都没盖一下，八年的苦难（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从他们最初进入中国东北算起，则已经十五年），就这样一笔勾销了。而那个时候我的同胞们，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领导人的这种决定。一来，在那个年代里，除了领导人的脑袋，哪个人还长着自己的脑袋呢？除了抽象的所谓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谁的生命还有价值呢？二来，宽容，不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吗？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中国才有学者站出来说：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不是一回事，七二年政府宣布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而受到日本侵略军祸害的中国人有权利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此话一出，上下紧张，据说，这位学者，以后很长时间，时局一有风吹草动，就被组织上关心地安排旅游离开北京。在日本人的日圆面前，曾经浴血奋战过的中国人好象得了软骨病。

但这位学者的话到底使一些战争受害者激动起来了。他们在试试探探地问自己，话还没出口就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难道，那些血海深仇，今生今世，真会有一个说法吗？

此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陆续开始：山西慰安妇案、刘连仁劳工案、七三一部队细菌案、平顶山屠杀案、花网暴动案、无差别轰炸案......陆陆续续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或其他地方开庭。到今年初，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部分胜诉，标志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不会有人想到，推动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政府、不是中国的知识界，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而其中，我所有幸结识的这位律师是始作甬者。而我深受日本侵略者屠戳的国家，它的政府、它的官员、它的知识界法律界和民众，也包括我自己，却表现出可怕的冷漠。

当我流下泪的时候，我不仅仅是为了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为了我的同胞和我自己。

我是专门为了认识这位律师去北京的。当在本子上准备着采访大纲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戒备、猜忌和怀疑：一个日本人为什么无偿地为中国人打官司？他有什么个人目的？他会把心底的话告诉我吗？如果他在我面前表现出傲慢和歧视我将如何应对？以往的采访从来不做大纲，这一次，我做了，并且想好了各种应对之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如果他摆出一付中国人的救世主的架式的时候，我要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中国的落后和日本的经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你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这样做！

他事先并不知道我的来访。但在从翻译那儿得知我的来意后，他从在北京停留的一天半时间里挤了半天和一顿晚餐的时间给我。刚开始，我就对他说：希望我们以一种真诚的态度交谈，哪怕是会令对方难堪的想法。他听着，笑了，然后说：好的。

我就这样开始走近了这个日本人。


（二）

采访在他的房间里进行。开始，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此行的目的，最后说：我读过您的文章，从而知道，您是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您爱着您的国家。我也是个爱国主义者，我也爱着我的国家。但是我希望，将来我做成的东西，既不是中国的正义，也不是日本的正义，而是人类的正义。他仔细地听着，很有力地点了点头。
我列举了七个要采访的问题，例如：您为什么代理此案？您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您的个人经历？您在此案中的风险和收获？此案在日本法律上的障碍和突破？它的前景？请您谈谈您对日中两个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差异......我选择的是一些我急需了解和想来他比较乐意回答的问题。另外还有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想留待采访进行了一段气氛比较好的时候再提出来。
他拿着一个大本子，把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记在上面，然后说：我很乐意回答，但我会把这些问题打乱。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开始。
这位律师出生于日本一位贫困的矿工家庭，当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因为在矿山工作得了夕肺病而被解雇，因而造成父母婚姻破裂，而他也因为家庭的变故饱受社会的歧视。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今天的采访可能是会收获颇丰的。因为我知道，在他说的五十年代，在日本，离婚是一件很少见很不寻常的事，对当事人来说，那是一个家丑，而他就这样毫不掩饰地告诉了素昧平生的我。这应该是个姿态，告诉我他并不打算过多地保留什么。
贫穷的家境使他无力读大学，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到化工厂工作。但人的奋斗也就从这窘境中开始了。他说：正因为饱受贫穷和歧视，因此我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这种状况，同时，少年的这些感受，也就成了我以后走上今天这条路的基础。
在工厂工作一年后他去读大学，选择的是法律。大学四年级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毕业后，他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在日朝鲜人人权案。
就在这时候他的介绍使我产生了第二个兴奋点。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律师，在更大意义上，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为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和改良人类社会的斗士－－
我问他：您主要代理哪方面的法律事务？刑事？民事？他想了片刻，才回答说：“既不是刑事，也不是民事。我的诉讼的性质，我叫它现代型诉讼。”这个词汇，我后来想了许久，我觉得，可能用社会型诉讼更为恰切。
为了方便我理解，他给我举了他刚出道时代理的一个案子。
东京的六十年代初，还有许多的贫困区，其中一个贫困区里有一条脏水沟，某一天，一个孩子掉在里面淹死了。警察把妈妈抓了去，法院判妈妈没尽到监护的责任，判了缓刑。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日本的社会现状就是这样的。被判了刑的妈妈找到了他。如果他按照一般的处理方法，这将是一个民事案例。但他代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一带后来又对全东京的贫困地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贫困地区有许多这样的脏水沟，并曾经有很多孩子丧命于此。于是他发动所有受害儿童的家长和周边居民参与诉讼，诉讼的对象是地方自治体也就是当地政府。这场官司打了很久，官司的结果是以后这样的水沟都加了盖，再也没有孩子被脏水吞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代理在华劳工诉日本政府案中，他的处理方法如出一辙。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律师也从关注自己同胞和国家的命运逐步走向了国际，走向了关注人类命运和前途这样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后他回答我关于战争的问题。在那时候我感到了第三个兴奋点。
他说：我的一个舅舅在战争时期被强行征兵，到了菲律宾，登陆时被美国飞机炸死，另一个舅舅战时被强行征到军事工厂做工，工伤而死。可以说，我们家也是战争受害者。我妈妈是和平主义者，她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她只是一位从受害者意识出发的和平主义者。他这句话使我精神一振－－在他以前，我还没听到有人把和平主义者做过如此的分类。我不由得打断了他，问：您的意思，是不是，比如，日本挨了原子弹，因此许多人反对核战争，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对，日本的反核团体，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日本的和平团体，也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意识不到日本在战争上的责任，意识不到在战争中日本是加害者。从加害者意识去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日本很少，并且，被排除出主流意识。
他没说他自己。但是，当他从理性上对反战者做了如此分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从那种境界中走出来了。
他在律师的行当里干了三十多年，代理过在日朝鲜人人权案、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我代理在华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是很自然的。
但是，要有契机。这个契机，就是他九四年第一次访华。

(三）

一九九四年，这位日本律师参加了一个法律代表团，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这次的行程是从沈阳到南京，然后到北京。在沈阳和南京，他参观了许多与日军侵略有关的遗址，与许多战争受害者交谈。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话又一次使我感动。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知道，这是他的真实感受。

他说，那时候，面对战争受害者的控诉，他无颜以对，只能一次又一次表示谢罪。

从南京走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当时的日本法务大臣记野茂门公开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他说他感到非常耻辱，当即和团里其他几位律师写了抗议声明，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回到宾馆又招来一些日本记者召开招待会，在会上宣读他们的抗议声明。就在这次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把他推上了现在这条路。

那是一位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已经在中国驻了三年。其间曾经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报道发回日本，期望用这种方式引起日本民众的注意，不意却毫无反响，令他怒火万丈。在这次招待会上，他用挑衅的口吻对这位律师说：你们来中国搞什么法律事务调查？有比法律事务更要紧的事你们律师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他说面对这位记者的当面发难，他仍然不是无路可退。但犹豫再三，他决定还是走上了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这条路。

“那使你犹豫的东西是什么呢？”我问。

“你知道，在日本打官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官司拖十多年是很平常的。而这种战争赔偿诉讼更艰难。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战争受害者败诉的判例，也就是说，即使我去打，拖上十几年，其结果也很可能是输，而我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就是从时间、精力和财力上，我也不可能再承受得起了。”

“哦，那个时候，您已经功成名就，又已经年过五旬，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迟暮之感？而接受了这样一种挑战，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生命被重新激发的感觉呢？”

他笑了，连声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做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诉讼，对我确实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

当他决定迎接这次艰难的挑战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种过人的谋略、远见以及组织才能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说，他想到了自己的年龄，他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但最终一定要取胜的诉讼。为此，他需要组织一个团队。当时他已经在日本法律界颇有名气，但他觉得还不够，于是一回去，就去拜访律师界的一位泰斗尾山宏，尾山宏曾经为教科书的问题和日本政府打了三十多年的官司，最终终于胜诉，在日本社会各届都影响极大。他要组织一个在华战争受害者诉讼日本律师团，请德高望重的尾山宏出任团长，他自任干事长，又煞费苦心地找了另外一位年轻力壮的后起之秀进来，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核心。他说他想到了此类案件在日本法律上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选择进入律师团的成员时，他要选择那些富有智慧的律师。他说的富有智慧，是指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在法庭上确保胜利，另外，这种律师还要能通过诉讼创造法理，也就是说，能够在诉讼过程中想办法逾越法律障碍，或者通过诉讼迫使日本国会修改法律。

此外，他还想到了，这种官司，事实上要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一个在法庭。法庭上的官司，重点是有不可能被推翻的证据，利用这些证据，迫使日本政府论罪；第二个战场在法庭外，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利用社会的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并迫使国会为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最终立法。因此，几乎在律师团成立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成立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支援团和由各届民众组织的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并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保证他们的诉讼能旷日持久地进行到底。

当他这样运筹帷幄地指挥和布置着这样一场战役的时候，我想这个已经五十三岁、开始走向暮年的生命真的是被激发出来了。

（四）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谢罪索赔诉讼目前已经有十几起了。这十几起官司中，除了花冈暴动幸存者案是由另外一些日本律师代理外，其他的全部由这位律师所在的律师团代理。我看到好几份代理合同，上面受委托律师一栏里，都恭正地写着他的名字。而且，这十几起官司中，除了花冈是起诉加害企业鹿岛企业外，其余的十几起，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他以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他说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他最终目的之所在，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所有的原告都是他找上门去的。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在日本山林里当了十三年野人的山东农民刘连仁。在这一选择上，可以充分看出这个人的智慧：他说，之所以首先选择刘连仁案，是因为他考虑，可以把刘连仁案当成整个诉讼的突破口。他谈了几个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一、刘连仁的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更容易在日本民众中赢得广泛同情，也使日本政府无法逃脱；二、他对刘连仁案事先做过分析，确定起码有一部分，必定能够胜诉，而胜诉则会对以后的诉讼形成巨大的影响。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按我们九五年提起诉讼时的设想进行的。
外人很难想象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和本国政府打官司经受的艰辛。
最大的艰辛可能并不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最大的艰辛可能恰恰来自他们极力想帮助的中国人。
官方对他们的热诚并不欢迎，前些年，会给他们制造种种障碍。比如，事先约好的受害者突然避而不见，再比如，已经安排好的见面会又突然取消。再比如，受害者赴日到法庭上做证会在批准出国的手续上一再出麻烦。还比如，为他们搜集证据的学者会在私下里得到忠告。
我得公正地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极大改善，起码，当局不再阻挠。比如，我这次采访没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压力，甚至，官方的媒介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另一些阻力来自那些他们帮助的战争受害者。
我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战争、奴役、贫穷，使他们从来没有接受教育、接触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境界的机会。他们把他们经受的一切当成了命运使然。当别人问他们对过去受到的伤害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会茫然地抬起眼睛，不知所对。如果解说得更详细一点，他们会眼睛发亮，因为知道可以得到金钱的赔偿。当然有人表现出铮铮硬骨，但大多数，就是这种蒙昧的状态。
有人告诉我，代理慰安妇案的，是日本一位女律师。为了取证，她一次次自费跑中国（顺便说一句，这些律师到中国来的所有花销自理。请人调查取证、请受害者赴日出庭的费用也由他们出。总之，全部花销）。在山西，她经常会和慰安妇一起住在窑洞里，而有些人，把日本人都看成阔佬，还想在她身上敲下几个。
我相信，有这种经历的一定不是她一个。
这也是我想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之一：当你面对那些素质比较差的当事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你会卑视他们吗？我想对他说不要那样做。他们蒙昧，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里。后来，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没来得及向他提出。但我想他不会的，因为活出来的人会比较容易理解没活出来的人。
还有的阻力来自长期的战争和隔绝造成的两个民族心理上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
他找到的每个受害者开始都对他们有深深的戒备：你们为什么要免费代理我们？你们在这案子里有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你们怎么向我要钱？万一我赢了你们会把钱给我吗？
他们苦口婆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动机。后来，他们和受害者都建立了比较信任的关系。我说比较信任，是因为那只是较之开始而已。事实上，就在我这次采访中，一个受了他们无偿帮助了六七年的当事人还对我说：我懂点日语，小日本儿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儿。
我不能责备他。事实上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戒备。
因此，这也是我准备在采访后期向他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互相沟通的过程。您可能发现许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相信您一定也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到头来也是无法沟通的。告诉我，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想象当初他们的情景：在国内忍受着右倾势力的巨大压力（换到中国，这样的人，完全是可以被骂做卖国贼的）；在中国，得不到支持；在当事人那儿，得不到信任。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支付着生命，到底为了什么？
而他们，仍然活得这样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自己和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我想，能鼓舞他们的，只有信念－－相信自己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的信念了。

(五)

他确实需要有智慧的律师团队，因为，他们在日本法律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

只指出一点就可以了－－在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为二十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想到提起诉讼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十多年。事实上，许多索赔诉讼就是以这个理由不被法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以这个理由被判败诉。

也就是说，如果严格依照日本现行法律，所有的索赔诉讼都是不可能取胜的。

我后来想了想他们的诉讼策略，大概有以下三点：

一、用国际法来逾越日本法律。国际上，对奴役劳工，对战争受害，有着详细的索赔条例，并且明确规定，战争赔偿，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用法的精神，逾越法的条文。各国民法的精神都大致相同，那就是公平正义。在他们的辩护词中，我屡屡看到，当被告方用法的条文反对诉讼请求的时候，律师们引用这一法的精神反驳说，这种说法，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的精神。

三、那就是要找到胜利的突破口了。如上所说，他找到了刘连仁。

在刘连仁诉讼案中，刘所诉受侵害的事实大概分两部分，一是被强迫抓到日本做劳工并受到奴役待遇；二是战后在山上过了十三年非人生活。这位律师说，前一部分，在现行的日本法律下很难胜诉，但一定要提出来，要强迫法庭认可这个事实。认可事实就是胜利，就可以让日本国民知道；第二部分，则是必定可以胜诉的。这一部分认定的是日本政府可以救助而没有尽到救助责任的事实，而这种救助，一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也没进行。他说，只要这一部分胜诉了，那么刘案就成为战争索赔胜诉的第一个突破口，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提到刘连仁的时候，这位律师的脸上写满了敬重。

他说，当初他找到刘的时候，就对刘说：他代理刘的案子，但目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诉讼，而只是要用他的案子做突破口，迫使日本政府最终解决所有在华受害劳工的问题。他说，刘当时欣然应允。

尽管当时刘已经八十多岁，尽管他知道一旦被纳入如此庞大的一个战役中，他在有生之年很可能得不到任何赔偿。

对他的过去，也许只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他的气节和为人：

1958年，当他在北海道的山林里被人发现时，十三年穴居的生活已经使他几乎忘了人的习性和人的语言。三个月后，当他被送回中国时，日本各界为他捐了数目不菲的一笔钱，刘分文未取，全部送给了当地的中小学。当他登船时，当时日本的官房长官岸信介到码头上去送他，又拿出二十万日本给他。刘问：这钱是谁的？如果是你个人的，我收下，如果是日本政府的，我不要。岸信介含糊其词，于是刘一把推开，然后身无分文地上了船。

习性和语言都丢了，一身的骨头还没软化。今天的中国人，有多少人能做到？更何况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

五十年后，当他到日本法庭上做证时，被告律师问他是不是识字，他回答说识。可实际上他识的，差不多只有刘连仁三个字。儿子说：何必这样呢？他回答说：我在日本人面前再也不想输一点儿了。

还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对日本律师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将继续替他打官司，儿子不行了，有孙子。这位律师从他的话里一定想起了中国的愚公移山，后来他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引用了刘的这句话，对法院说：不要指望拖下去，拖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死光了就没人追究了，他们还有儿子孙子。

从刘的身上，我想到，不要抱怨自己在国外或者在什么人面前受人歧视，只要你活得真的象个人，你就会赢得尊重，哪怕你是大字不识的农民。

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经过漫长的诉讼，今天初终于由东京地方法院宣判。一切如这位律师所料，对战争期间的事实法院给予了认定，但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理由驳回；对战后十三年，法院以日本政府该救助没救助为由，判日本政府败诉，赔偿金额不低于两千万（这部分要求的赔偿金额是两千万）。

刘的儿子介绍说，当法院宣判了最终结果的时候，这些为此案奋斗了六年多的律师都哭了。律师团团长尾山宏没哭，但当刘的儿子和他握手时，他居然一下子瘫倒了在地下。

谁能体会他们那一刻的酸甜苦辣？

当夜，他们喝酒到天明。

(七）

十月二十四日从广东出差回来，二十五日在家休息一天，二十六日一早，就坐上了去青岛的火车－－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的小野寺先生、高桥融先生、森田太三先生和另外几位律师定于那天到青岛，我赶去和他们会合，继续我的采访。
突然发现他们每次来中国都是周五，问了一下一直在义务给他们做翻译的朱女士，她告诉我，这么多年，他们总是这样安排他们来中国的行程：周五早来中国，利用一个整天两个半天在中国工作，周日下午返回日本（这次因为在北京要参加一个会，他们的行程延长了两天）。朱女士介绍说，在周一至周四的时间里，他们在代理别的案子，用那些案子的收入，来维持这些诉讼的庞大支出。
中午下了火车，租了一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往流亭机场，正好赶上迎他们下飞机。然后就和小野寺先生继续乘着那辆出租车，驱车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到高密刘连仁家－－小野寺先生提出要亲自来给刘连仁扫墓，把初审胜诉的消息告诉泉下的他。事先，朱女士遵小野寺的嘱咐，在青岛给他买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许多人是从莫言的《红高粱》中知道高密这个地方的。在莫言的笔下，“我爷爷”和“我奶奶”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活得肆意汪洋、任性天然。当日寇踏进他们的家乡的时候，这些手持着大刀长矛的农民吹着娶亲的锁呐上了战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漫山遍野的红高粱。但今天我眼里的高密农民温顺而安静，庄稼收了，地里没了营生，人就在村头闲站着，汽车从他们身边驰过，引来几许好奇的目光。
刘连仁一家早就知道小野寺要来的消息了，我们刚进村口，远远地就看到一所红砖小院前站满了人。刘连仁高大的儿子把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介绍给小野寺，用浓重的高密话说：这是俺娘。老太太满头白发，身子还硬朗，小野寺通过翻译对她说：很遗憾没能早些来，没能见刘连仁最后一面。老太太却只是沉默着，听不明白一样看着他。我不由得为她着急，再看小野寺先生，似乎也有几分尴尬。
在屋里沉默地坐了几分钟，有人提议到院里坐，于是又转移到院里。小野寺刚要坐下，老太太冷不丁地抓住他的手，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俺的亲人啊。”一边说着泪水就顺着皱纹纵横的面孔源源而下。小野寺愣住了，随后，仍然抓着老太太的手，弯下腰，稍稍仰起头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地看着老太太哭泣的面孔。在那一刻里，院里的人都不说话，只看着他们一个哭，另一个默默注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老太太饱经风霜的面孔，令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按年龄算，如果他的母亲还健在，也应该是这个岁数了）？
老太太说完这句话就再没说过什么，而小野寺却没了当初的尴尬，继续在翻译的帮助下向老太太介绍着情况。其间刘连仁的儿子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委托书和一盒印泥，抓起母亲的一个手指在印泥里按了一下，然后按在委托书上。我们大家都被他逗笑了，只有老太太没笑，仍然看着小野寺，而小野寺则在她的注视下低下头去，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面巾纸，拿起老太太刚刚按过指印的手指，帮她把上面残留的红印泥细细地擦了去。
刘连仁的坟墓离村庄有一里许，听说是县里的特批，墓地比旁边的坟墓要大。没有墓碑，只有一道青砖矮墙，围着一堆黄土。听刘的儿子介绍说，有人捐了一块好几吨的花冈石碑，因为太大，一直还没运过来。心里竟有些微微的遗憾，觉得那块巨碑其实不必。刘连仁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正因为他的普通，他一生的经历和他的斗争才更有普遍的意义。
小野寺把那束白玫瑰献在刘连仁墓前，在墓前双手合十长久地默哀。后来，有人问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他说，他脑子里总晃动着第一次见到刘连仁时刘的样子。那时候他曾经对刘连仁说，总有一天，他会把胜诉的消息带给他，但今天胜诉了，却已是天人永隔音讯难通了。
从刘连仁家出来，我们又在暮色中摸到另一个村，当年，这个村也有一个农民和刘连仁一起被掳到日本，后来和刘连仁一起从煤矿上逃出来。和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很快就被当地的日本军警抓了回去，还被打坏了一条腿。如今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我们进院时，仍然在拖着一条跛了的腿在收拾院里晾晒的玉米。小野寺详细地向他询问当年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追问再三，一边问一边在带来的大本子上记。天迅速地黑了下来，他仍然摸黑写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可能是老人的孙女不声不响地跑到屋里，打开了挂在窗口的电灯。
当我们从老人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没吃晚饭，马不停蹄地往青岛赶，因为第二天，我们将在那儿和一些受害者以及受害者遗属见面。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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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在青岛，在一次由中国学者和律师、中国战争受害者及遗属以及日本律师团参加的见面会上，我见到了几位中国战争受害者。对他们的采访，极大地改变了我原来的担心和歧见。
当年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掳到日本做奴隶劳工的，据日本政府自己的统计，不计途中大量死亡的，有四万之巨，实际人数还要多。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幸运者回到了家乡，但过去的的创伤远远没有痊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生活在由此造成的贫困、伤病和政治的歧视中，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和过另一种生活的机会，终生挣扎在贫穷和愚昧里。岁月流逝，许多人已经辞别人世，活着的，也已经是风烛残年，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频率一批批在人世间消失。在会上，就有参加过劳工情况调查的学者说，头一年统计的数字，第二年再落实时就消失了一大半。早有日本律师介绍说，日本政府和当年的加害企业，考虑到自然规律，所以对受害者赔偿问题也多怀了几分侥幸心理，希望再坚持几年，人死光了，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也正因如此，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希望能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情况开展抢救性的调查取证。但因为资金、因为人力，更因为有许多复杂的考虑，有关方面至今仍不见动静，任凭那些脆弱的生命负冤死去。
当握住来自山东诸城的王子安那粗糙的大手时，我的心里一动。面前的老人，慈眉善目，眉眼或神情里，不知哪儿总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父亲。甚至，他们早年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同长在山东胶东地区，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投身到反抗侵略的战斗。但命运在那以后开始分叉：我的父亲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而王子安老人则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俘，随后被强送到日本做了劳工。如果相似的遭遇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今天我会在哪里？
王子安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文革时流行的人造革提包，把手全坏了，包着黑布，用粗大的针脚密密麻麻缝着。说话的时候，声音不急不徐，微微笑着，带几分窘迫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但那温厚的讲述中，总有些东西让人动容。其中一处，是谈到在日本做劳工时受到的苦时，他突然把话题一转，和善的目光看定了坐在他对面的几个日本人，说：战争，给日本也带来多少苦啊。那时候你们国家实行配给制，哪有什么吃的？在我干活的那个地方，你们的老百姓吃什么呀？土豆和南瓜煮煮就是饭。我正在记录，听到这几句话时，突然有点绷不住：这就是中国人啊，这就是中国人仁爱宽厚的胸怀。那个时候，他自己吃的什么？可他还记得日本人受的苦。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温顺和气的老人，数年间，却一直自费到处联络着当年生死与共的受害者，准备和日本政府打一场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结束的战争。他仍然用那种平静的声音说：我和他们几个商量，这官司可能打不赢，我们还打不打？商量的结果是：打得赢也打，打不赢也打。语气仍然平和，字字掷地有声。一语即出，全场气氛为之一震。
来自河北的农妇王小扶是另外一种风格。她不是劳工，她是劳工的女儿，但她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当年，日本兵到她家掠她父亲时候，她才五岁。五岁的孩子看到有人要绑了父亲走，哭喊着扑过去，一个日本士兵端起刺刀对着她就捅过去，在她肚子上留下一个伤疤。也许童年时的这段经历，造就了王小扶刚烈不屈的个性。十年前，一听说有人和日本政府打索赔官司，王小扶就激动起来。当劳工的父亲没等到这一天已经死了，可留在她肚子上的那个伤疤似乎从来没有痊愈。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起诉，她只知道，那笔债，一定要让日本政府给个说法。从那时候起，整整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靠自行车、靠两条腿，靠从一家人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跑遍了河北的村村镇镇，到处联络当年和父亲一起受害的劳工。中国有那么多懂得诉讼的人，没人指点过她，中国有那么多有权势的人，没人帮助过她。甚至，因为她四处串连，当地还限制过她的活动自由。但有着这种精神的人是没有人能限制得了的。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在乡间的小路上奔走呼号，用她的激情、她的勇气、她的至死咽不下这口气的硬骨头。这次到青岛，她带来了年轻的女儿。她说如果她死了，就让女儿代替她继续努力。那戴着眼镜的女儿，可能是顾虑到在座的有日本人，因此当王小扶说话的时候，她一次次去扯母亲的衣袖，提醒她要注意分寸。最后一次，女儿用的力气大了些，王小扶竟一把把她的手打开了，用很大的声音说：“别管我！不取得胜利，我死不罢休！”
十年中，她前后找过的人有三千多个，找到了几百名劳工或者他们的家属。三千这个数字把日本律师吓住了，他们用怀疑的口气再三问：“三千？”“三千！”王小扶一次次用肯定的口吻答。日本律师看着她窃窃私语，小野寺先生仍然用怀疑的口吻问：“你找到的劳工，记下名字了吗？”王小扶朗声答道：“我自己印了登记表，一式两份，一份留给他们本人，另一份找了他们的村上盖上印，全在我这儿保存着。”说着就把厚厚一叠表拿出来。日本律师这一回信了，同时发出了惊叹，在他们注视这位农妇的目光里，我看到由衷的敬意。
最近，王小扶终于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中国律师，并且和她联络到一起的受害劳工集体向河北高院提起了起诉。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在国内提起的第一起状告日本加害企业的诉讼。诉状去年递了上去，河北高院收下了，到现在还没消息。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和日本律师谈到了这几位受害者。我说：以前，我有种担心，总怕这些受害者因为一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机会受教育和见识更多的东西，会表现得不够好。可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令我自豪。日本律师频频点头，并且告诉我说，在他们这几年的工作中，这样的受害者他们还见过许多。“今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愚公移山。”他们这样说。

（九）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象王子安和王小扶一样表现出应有的骨气，贫困和愚昧，原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也就有了我后来这次永难忘记的、充满了耻辱的采访，采访的地点在北京，采访的对象是我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代理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女律师。
她代理的慰安妇案今年五月已经败诉，她又代理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她这次来北京，一是约见来自山西的一位小学教师，请他陪同几位受害者赴东京出庭做证，二是在一次中日两国共同召开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汇报慰安妇案的进展情况。她在北京一共呆一天半，热心的翻译朱女士硬在她紧张的行程中安排了一个晚上接受我的采访。
我到北京时她的飞机还没落地，朱女士建议我不妨等到这位女律师共进晚餐。可在此前青岛的两天里，我一直和日本律师们一起吃饭，而且全部是他们付费，这种情况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因此，一到北京，我就坚决拒绝了共同进餐的邀请。
晚饭在旁边的小餐馆里吃了一盘水饺。刚吃完饭，朱女士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到了。我说我已经吃过饭了，于是约定等她们吃过饭后在宾馆她的房间见。
我在房间里等朱女士的电话，一边等一边思考着一会儿将要进行的采访。对这次采访，我早就渴望已久，原因是早有许多人从各个角度向我描画过这位女律师的形象。
她是一位法官的女儿，当她大学毕业参加律考时，日本女人当律师还是很稀罕的事。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一共有三名女性，考官对她说：女人应该回家操持家务生孩子，把律师的位子腾出来让给男人做。她没作声，回过头却把这位考官的这番话向报纸捅了出来，结果引起日本女性上街抗议，闹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告诉我这件事的朱女士说，她在日本的旧报纸上找到这件事时，不由得大为吃惊，因为看她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竟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青岛，一次饭桌上，我好奇地问那几位日本律师：在日本，如果一个女人比丈夫收入多的话，家里是谁干家务？我的问题引得他们哈哈大笑。小野寺就告诉了我她的故事。小野寺说，因为她能干，因而收入很多，而她同为律师的丈夫，却喜欢打高尔夫、喝酒、下棋，玩的时候比工作的时候更多，因此收入远远不如她。但家里的家务，几乎全由她一人承包，有时候出差多了，还会引来一起生活的婆婆的训斥。不过，小野寺先生话题一转说，即使在日本，象她一样的女性也越来越少了，她的丈夫也公开承认，他幸运，讨到了一个好太太。
此外，我接触过的中国律师和学者，几乎都不约而同向我谈过她，一再对我说：你认识一下她吧，她是值得你认识的。
现在真有机会认识她了，但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我想来想去，决定放弃准备采访题纲的办法，让这个晚上，变成两个女人之间随意的漫谈。
九点过，我接到朱女士的电话，来到她的房间。朱女士开的门，她身后，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白晰、穿着一件棉毛衫、大约五十几岁的女人正忙着收拾行装。一看我进去，立刻转过身来，一边鞠着九十度的躬，一边用温柔的声音问候着。我知道，这就是她了，她和我想象的一样。
我刚刚坐下，心直口快的朱女士就用汉语告诉了我她们共进晚餐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位小学教师是这位女律师请到北京来的，因为她的当事人都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对这事了解比较多而且又有些文化的，就是这位教师了，因此，许多事情，需要他协助进行。朱女士告诉我，今天见了面，刚一坐下，小学教师就对这位女律师说：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我的行李也被人偷走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是把身份证押在宾馆出来的。于是她说：好吧，明天我把钱给你。然后进入正题，她向他介绍即将开始的二审情况，请他再度陪同她的当事人赴日本做证，当然和以前一样，所有费用由她来出。小学教师听了，第一个反映是：那你还得多给我点儿钱。她们老了，出门得买药带着。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笑微微地坐在那儿，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耐心地等着我开始。我看着她，想开口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了。

（十）

和我说话的时候，她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很随意的样子。那姿态，象极了山东胶东地区的农家妇女，感觉真是亲切。但看她现在的样子，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是个律师。

朱女士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是女性，因为担任着慰安妇诉讼律师团的团长，因为天性认真，她做这份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做得很累。只是，她不是个喜欢诉说的人，不知道我能不能从她那儿问出什么。感谢她的提醒，于是，我把当晚的交谈主题，定在她和受害者的关系上。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做为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律师，代理中国受害慰安妇与本国政府打官司，我相信，当您开始工作的时候，您和您的当事人之间一定有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我想，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您和您的当事人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过程。那么，经过五六年的诉讼，您觉得您和她们沟通了吗？互相了解了吗？如果沟通了了解了，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还没有，您觉得原因何在？

我的问题令她沉思了许久，后来，当她回答我的时候，朱女士还没翻译她的话就先自己评价了一句：“她回答得还真的挺坦率。”

她是这样回答的：“我做为一个日本律师，之所以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一，是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我应该做；二，我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长期的发展－－只有认真反思过去，正确对待过去，日本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很难得到她们（指中国曾经做过慰安妇的战争受害者）的理解。比如，我们觉得这场诉讼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钱，而当事人，对于钱的期待还是很大的。”

她是从九五年开始接触到中国慰安妇事件的。九六年代理几名受害者正式提起了诉讼，诉讼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她找到的受害者在山西，而她当时，还没到山西去过，调查取证的工作是委托中国律师协助进行的。她说，那时候，她只觉得这事应该和值得去做，但只有九八年去过山西以后，她才真正理解了自己这番奋斗的意义。

几年间她一直要求到山西，但有关方面和协助她工作的中方人员都不同意她去。理由有许多，但她觉得自己的理由是任何理由都无法反驳的：我是律师，我应该到案发地和我的当事人家里看看。

九八年，她不顾一切阻挠，几乎是强硬地闯去了山西。

这次山西之行使她了解了她以前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界，也使她彻底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之所在。

她脸上含着微笑对我说：现在想来，当时真可笑。因为决心要去山西见当事人，因此从日本出发时，就想该买点儿什么礼物带着。想到当事人都是女性，她选择了最具女性色彩的礼物：当时日本新出的带各种香味的香皂。她还没说完我就明白了：“那地方根本没水。”

“对。”她苦笑着回答我：“没水，连吃的水都没有，我却带去了香皂，你想想有多可笑。”

一路的艰辛自不必说：她们从太原下火车，租了一辆汽车开往目的地。山路上几乎没办法行车，许多时候要步行。半路车还坏了，因此坐车的时间不如推车的时间多。但她坚持前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看到那地方的时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她神情凝重地答：“当时的感觉，真恨不得把法官揪了来，让他亲眼看看这地方，看看生活在这地方的人。”

她说，来到那儿，她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日本侵略军罪行是多么的深重。“你想想，人生活在那儿，连吃的都没有，如果家里有一个女儿，就是人生唯一的欢乐了。可这唯一的女儿，还被日本士兵掠了去，遭受轮奸。一个人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

她的几位当事人，当年遭受的痛苦都不堪回首：如花儿般含苞待放的姑娘，最大的不满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被日本侵略者掠去后，几天的功夫，就在惨无人道的蹂躏中下体溃烂、全身浮肿。她们都是后来被家里人拿钱托人赎出来的，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自己行走，要么被家里用萝筐抬回，要么象床旧棉被搭在驴背上驮回。也许可以把这段时间当成一场恶梦，但这种恶梦永远不会醒来。她说：她的当事人就此被毁掉了。她们一生被过去的梦厣纠缠，却只能自己默默忍受，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而且，从此后，她们觉得自己活着都成了一种罪过，一生怀着有罪和自觉肮脏的心理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甚至连她们自己的儿女都不知道她们的痛苦，只是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疯。

她说，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对着自己的先人做下的如此肮脏和丑恶的事情，她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谢罪。

当天，因为车坏了，她们住在当事人家的窑洞里。她比划了一下，告诉我窑洞里的炕比宾馆的床稍大，那天，一张炕上睡了五个人，而炕的一侧，还躺了一个瘫痪病人。说到这儿时，她脸上掠过孩子讨了便宜一般得意的神情：“不许我去，可我不光去了，还在那儿住下了。”

（十一）

面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的时候，同情和怜悯肯定不是最好的反映，但却是一种基于正常人性的最本能的反映，那个时候，几乎不假思索，她表现出来了。

她说：“面对看到的那种情况，明明知道拿钱不是好办法，但是，我们只有把能拿的钱拿出来。”

我想，她的错误就是这么犯下的。

简言之，自从她第一次把手伸进自己口袋后，她就不得不一次次把手再度伸进去，哪怕她已经衣袋空空。

这些情况，大部分是我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她是个说话很委婉的人，涉及的又是自己的当事人，所以，尽管我问，她却出言谨慎，不肯明白地告诉我。她只是说：她们对钱有很大的期待。

倒是一直坐在一旁陪着我们的一位日本年轻律师忍耐不住，接过了我的问题：“我们觉得，打这个官司，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当年日本人犯下的罪行，重要的是把事实披露出来，即使不能胜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她们只想要钱。她们总给我们提这方面的要求，从钱到各种礼物。”他还举自己的例子：“我在日本是个普通的律师，自从参加这个律师团以来，已经自己支出了二百万日元，可他们还是不断地要。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地请当事人到日本去，我们很希望中国有企业能提供一点资金支持，但至今没人响应。”

我很尴尬，脸上发热。我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受害者本人会比他们的亲属好一些？

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事实上，张口最多的，是他们的亲属、女儿、儿子、亲戚朋友、村里干部或者当地的小头头。

我又问：在受害者中间，有没有表现得比较好的？

他俩互相看了看，这位日本女律师说：其中有一位＊＊＊，我们觉得很好。

我倍受鼓舞，赶快问：她的情况是怎样的？哪些地方让你们觉得好？

没想到，我的问题把他俩一起难住了，面面相觑地看着，许久没回答。

朱女士说：看样子也差不多，不然也不会让他们这么为难。

后来，那位年轻的男律师回答我说：我们觉得，她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我们的想法。

我不再问了，不敢问了。我沉默一阵，轻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同胞感到遗憾。但是，也请你们谅解他们吧。你们刚才说的想法，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而一生挣扎在贫困中的人们是很难把这种追求放在生存需要之前的。

他俩赶快鞠躬，对自己刚才的话表示道歉，并说：今天是因为你问，所以说的消极的方面比较多。而事实上，我们也在中国遇到了不少不顾自身利益而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奋斗的人，比如－－他们示意正在为他们翻译的朱女士－－我们和她已经成了好朋友。另外，经过这些年的诉讼，这些当事人也在不断地进步。

我很难责怪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当事人。事实上，能把自己当年的屈辱公诸于众，能到日本社会上去披露这些事实，已经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想想诉讼过后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将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苛求她们饿着肚子去表现气节？她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母亲。做为一个母亲，她们没能给她们的子女带来金钱、尊严和起码的温饱，如今，当年加害者的同胞找上门来，说要帮她们讨还公道，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能信任吗？如果是想利用她们怎么办？官司打不赢，他们当然是拍拍屁股走了，而她们除了让别人知道了那些丢人的事还能剩下什么？

从来没人为她们的长远利益考虑过，那么，她们抓住眼前利益又有什么错？

我看二战时的资料，当德国战败时，高傲的日尔曼女人有时竟为了能有一个温暖的夜晚而随便和占领军士兵上床。人到了那种窘迫的境地时，生命都顾不上，廉耻能坚持多久呢？

真正可恶的是另外一些脑满肠肥却欲豁难平的人。

朱女士告诉我，当年这些受害者受这位女律师邀请第一次要走出国门到日本出庭做证的时候，为她们办理出国手续的某官员竟然对她们说：要不是我帮忙，你们没办法出国。我们签个合同吧：我帮你们办出国手续，等你们胜诉了，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我。

朱女士说：连这种钱，他都要挣！而我，只能无语。

日本政府一直拒不承认慰安妇的事实，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是一种连禽兽都不如，世上所有的人都不齿的行为。后来，实在抵赖不过，又狡辩说那是当时的色情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政府没有责任。再后来，由政府发布的征召慰安妇的文件被发现了，再也无法抵赖了，于是从日本民间征集了一部分慈善金，说用这部分钱来慰问当年的慰安妇。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当即义正辞严发表声明拒绝，韩国企业则站出来，宣布他们出资资助本国的慰安妇受害者。

我问：当时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表态了吗？

朱女士说：嗨，根本没中国慰安妇的事儿，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把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放在眼里！

我得承认，听到这句话，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对日本政府的气愤已经被另外一种担心盖过了：如果当时这笔慰问金里真的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相信，这些受害者，即使她们再需要这笔钱，但在周围人的劝说下也会放弃－－她们已经被毁掉的个性使她们即使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但是中国会有人象韩国企业一样出面说：不要他们的脏钱，我们来帮助你们！中国企业家们，有人会这样说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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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案九五年提起起诉，经过五年漫长的诉讼，今年五月初审败诉，而且，是一个“最坏的败诉”（这位女律师语）－－法院连基本事实都没认定，甚至，都没给这些积一生的勇气、付出可能丧失名誉的代价准备走上法庭的慰安妇受害者们一个在庭上说话的机会。

五年中，这位日本女律师多次把几名受害者请去日本。为了交流，为了让她们能理解诉讼的意义，当然，也为了节省开支，每次受害者去了，她不安排她们住宾馆，而是租一套公寓，自己，或者请日本的志愿者们和她们同住，如女儿般照料她们的起居，刻意营造一种家庭的气氛。同时，组织日本各届人士集会，鼓励她们当众讲出自己当年受过的苦难，一方面，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知道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也让她们一生的痛苦有个渲泄的机会。她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这些受害者眼界不断地开阔，开始理解诉讼的意义。同时，另外一个以前没想到的变化是：因为郁积了一生的耻辱和痛苦终于当众说了出来，这些受害者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人开始变得开朗。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很温暖，我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一个女人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入微的、充满人性的关怀。

尽管从开始提起诉讼就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可能胜诉，可败诉判决下达时，她还是心情非常糟糕。“关键不在于败诉，关键在于一个最坏的败诉。”她斤斤计较最坏的三个字，也许，她觉得，作为一个律师，得了一个最坏的败诉，从而给以后此类诉讼提供了一个最坏的判例，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失职。

可是，一国的政治，哪儿是一个律师－－哪怕她是再能干的律师所能改变的？

朱女士告诉我，败诉后，这位女律师一直心情不好。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结果告诉她的委托人？

其实，照我想来，既然提起诉讼时已经知道必定要败诉，面对委托人的问题也一定早有准备。但是，五年的诉讼改变了她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她们不再单纯是委托者和受委托者，五年中的互相理解和体谅，使她们之间建立了某种不是亲情的亲情。当她面对败诉的结果感到没办法向委托人交待的时候，我想，她一定对委托人的失望、愤怒和无可奈何感同身受。

她要亲自来中国，到山西，把败诉的消息当面告诉受害者，向她们表示她的歉意并分担她们的痛苦。

事先通过电话和信件，先把败诉的消息告诉了当地协助她工作的中方人员，然后她赶到了山西。

“她们听到这个消息什么反映呢？”我非常担心地问。

“她们非常非常气愤。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原来不被人知道的耻辱都公诸于世了，法庭居然不认定事实。”

我为这些受害者的反映高兴。是的，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没得到她们当初预期的金钱的补偿，她们愤怒，不是为没得到钱，而是法庭不承认事实。

日本政治教育了这些受害者。我相信，她们从此会更努力地参与诉讼，首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事实。

就在这次去山西时，她又和这些受害者签定了上诉委托合同，尽管，她和委托人都知道，再上诉，还是会败诉。

不仅如此，今年，他们又代理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了诉讼。明明知道会失败，还是一如既往。中国儒家文化中有句话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她们要让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知道这句话。

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细细地聊着，不知不觉夜已深了。朱女士提醒我，她今天刚来，明天还约了那位教师一早谈话。我该告辞了，但还觉得有许多话想说。

我说：这几年，您真不容易，打这样一个官司，不光有金钱的付出，还有国内政治的压力，另外－－心灵的疲惫。

心灵的疲惫这几个字还没翻完，她和那位年轻律师不约而同地长长地啊了一声。是那种从胸腔里发出的声音，仿佛多少郁闷、多少苦恼、多少辛劳，都在这一声啊中渲泄了出来。

朱女士说：你把她说中了。

我又说：以前已经很不容易，但可能，您还要有另一种准备：经历那么多的付出，最终还是败诉，可能还要面对当事人的责备。

她对这句话却不认同。

“即使最终败诉，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意义，我们让那么多的日本人知道了事实真相。如果全体日本人都知道了事实真相，我们就胜利了。我们要为此努力。”

第二天，在中日两国法律界和学术界共同举办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我又一次遇到了她，这一次，让我认识了她身上的另一面。

（十三）

第二天，在芦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缩纪念馆，我参加了由中日双方法律界学术界共同参加的“战争遗留问题中日学者研讨会”，会议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日本与会人员介绍各个诉讼案的进展情况，中国方面发表和战争遗留问题有关的学术论文。

第一天，整整一天会场的气氛都很沉闷。所有的发言都事先发了文字材料，再听发言者照本宣科，便觉得几分倦怠。正在想在这儿坐一天值不值的时候，一位日本律师在自由讨论时的发言，一下子使整个会场激动起来。

这位日本律师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京都律师团团长。后来朱女士告诉我，他是个老日共，其实对战争的态度经常比中国人还激进。但是，那一天，坐在那儿听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发言的时候，某些字句触动了他作为日本人的某根神经。

这位中国学者的发言中有如下一些文字：当年那些侵华日军士兵，尽管他们在家时可能是善良的工人、农民，但当他们来到中国，手上沾上了中国人民的血，他们就变成了杀人的恶魔（大概这意思）。

这位律师说：当年侵华日本士兵有二百多万，如果这样看他们，是不是不利于我们建立统一阵线呢？要知道他们也是受害的，他们是受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骗。他还举自己为例：我也是受着军国主义教育长大的，如果不是长大后自己学习，也许我到今天还是个军国主义者。所以，真正犯罪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而大多数士兵是受了骗，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中国方面五十几岁的学者发言。他态度温和地同意了这位律师的话，并对自己发言中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解释，很委婉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他的话还没完，刚才那位发言的年轻学者就说开了，语气非常激烈：我同意要建立统一阵线，但说到战争责任，却不能用因为统一阵线而不提。当然从某个角度，那些士兵也是受害者，但他们的受害，和中国人民的受害不同。他们还同时是加害者。受害，并不能掩饰他们加害的事实。再则，我们不能让个人承担历史的责任。难道日本侵略的责任，东条英机一个人就能承担的了吗？那个时候，你们日本全国民众一致支持对外扩张，难道这些用一个受害就可以避过不提吗？对于那场战争，日本人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他刚说完，另一位中国年轻学者又把话筒接过去，他的语气比较缓和，但观点同样尖锐。他明确提出日本全体国民应该反思自己的战争责任，并且大声地说：现在看，这种反思，比追究某个小集团和某个个人更重要。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反思，与其从宽，不如从严！

我坐在那儿，勉强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心里充满着骄傲。这些年轻的学人，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真是出色。唯一的遗憾，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提醒别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应该对本民族反思吗？

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议题是那位日本女律师报告慰安妇案的情况。主持会议的小野寺先生宣布讨论结束，那位京都律师团长却示意他还有话要说。不知道是不是担心会冲突起来，小野寺不给他发言的机会，便准备把时间交给那位女律师，这时候，这位京都律师一下子把话筒抢了过去。

全场人，特别是中国人都一下子抬起头来，准备迎接一场挑战。

但是，他的发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刚才诸位的发言，特别是年轻人的发言都是很上品的发言。受害者是不同，有受害和加害之分。这些年轻人都是很优秀的，而年纪大的则比较圆滑。”

说完这句话，他便象闯了祸的老顽童，脸上浮着得意的笑容，几乎是一蹦一跳地去了洗手间，而我，也在这一瞬间喜欢上了他。

接下来便是这位女律师发言。

她一打开话筒便把讲稿丢开了，语气激动、有力，和昨天晚上温婉的语调判若两人。我想，她做为一个职业律师出现时一定就是这样子。

刚才那位律师是她的前辈，在日本，辈份的观念是很强的，而她开始便把矛头对准了他。

“我现在讲的和某某先生无关，我只讲我对刚才大家争论问题的观点。当年二百多万侵华日军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杀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强奸过中国女性。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当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人而是恶魔。我们日本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每天会面对孩子这样的问题：在纳粹时期你干了些什么？我们日本人也要这样问问自己！”

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位日本女性赢得了我彻底的、完全的敬重。

（十四）

当我第一次去北京，开始着手进入这件事的时候，我对自己提的要求是：把了解这件事的过程，当成我学习和理解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价值观念的过程。因此，在和日本律师聊天的时候，我的兴趣，往往不在那些能给我将来写作有具体帮助的事情，而在对身处其中的两个文化体系中的人－－他们的沟通和隔膜、信任和猜忌、误解和理解。第一次准备和小野寺先生的谈话时，我的采访题纲上有：代理的过程，也就是互相沟通的过程，可能发现有许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但可能到头来会发现有某些东西是无法沟通的。告诉我，那是什么？
是的，诉讼的过程，也就是互相沟通地过程，但确实有些东西，到底是无法沟通的。
也许花冈暴动案的诉讼过程和它的结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知道国人对这一事件了解有多少。当年，九百多名中国战俘被押送到日本秋田县的花冈，在鹿岛组企业做苦工。他们不堪忍受奴役，愤然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前后有四百多名中国劳工死于奴役和暴动失败后的残害。八九年，花冈暴动幸存者开始和日本鹿岛组交涉，九五年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向日本法庭年提起起诉，开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之先河。十二年间无偿代理他们的，是另外几名日本律师。
99年，花冈暴动案最终败诉，但日本最高法院发出庭外和解劝告，鹿岛组接受调解，针对998名花冈劳工，拿出五亿日元（每人五十万日元，是当初诉讼要求的十分之一），建立“花冈友好基金”，资助花冈暴动幸存者和他们的遗属。2000年11月29日，原被告双方代表在和解协议上签字。
这个和解方案一旦达成，日本方面一片欢腾，左冀的、右冀的，朝野一片叫好之声。特别这些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无偿工作了多年的律师，个个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在那么久无望的奋斗之后，花冈能迫使加害企业拿出钱来，无论这钱叫什么，总是诉讼方的胜利和历史的进步。他们认为，在诉讼目前无法取胜的情况下，花冈模式，提供了一种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途径。但是，在中国和海外其他地方，这个和解方案受到了强烈的抨击，说它是一个妥协方案、出卖受害者的方案。他们的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受害者提起诉讼，不是只为了几个小钱，而鹿岛组在甩出这笔钱的同时，还甩出一个声明，说自己当年对中国劳工已经尽力给予了照顾，不谢罪，不认错，拿钱，只是因为他们慈善。同时，这还是个一揽子解决方案，签字的前提是，这是花冈暴动案最后的解决方案，签字，就意味着所有幸存者和遗属从此没有了追究鹿岛组的权利。
方案的出台，顿时造成了原告和原告律师之间、原告和日本支持者之间、原告和原告之间、受害者和遗属之间的彻底分裂。有些原告接受了方案，对鹿岛组、日本法院、日本律师表示感谢；另外一些原告则发表声明，声明是受了律师和鹿岛的骗，坚决不接受和解方案，坚持继续诉讼（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有人呼吁，暂时不要领取这笔钱，而基金的发放工作，早已按每人二十五万日元的标准进行，并没听说谁拒领。在一次集会上，一位海外华人批评花冈解决方案，与会的一位日本支持者竟然愤怒地要动起手来。
为什么一个方案，彼此的理解会有这么大的偏差？风雨与共十二年并肩战斗，难道彼此对对方的想法、要求还没弄明白？站在日本律师的立场：十二年了，财力和精力都几乎耗尽，坚持原来的要求，胜诉仍然无望，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适当的妥协，得到局部的胜利，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但站在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立场：我们不是乞讨者，没有谢罪，拿几个钱，难道是打发要饭的？
如果只有这些，沟通似乎也不困难，但另外一些东西，也许就是那种无法沟通和互相信任的东西在这种时候就很自然地掺杂进来：中国方面，有受害者考虑到律师是日本人，又联想到美国加州最近通过法律，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到美国起诉日本在美国有分公司的企业，而鹿岛组恰好在加州有分部，因此怀疑律师和日本企业、政府串通一气，为了避免在鹿岛组美国受到追究，最大限度地保护日本企业的利益，欺骗中国战争受害者；而当事的日本律师，在为达成这个和解协议努力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中国受害者不满意，真的是那么粗心，还是因为，对中国受害者的想法从来没能真正理解？
针对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已有报纸发出呼吁，希望当事双方坐下来，加强沟通。但两个民族心理上的隔膜，十二年的时光之箭都没能穿透，如何能谈谈就能谈得明白？
这次在青岛开会的时候，劳工律师团团长高桥融先生发言时说：他来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总是在想，他们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受害者的理解，万一无法理解怎么办？他担心的事情，是面对目前诉讼非常困难的情况，将来，律师团可能要建议受害者接受某些妥协，因此，就想到了花冈案的前车之鉴。他和小野寺先生，把这一点反复向与会的受害者说明，受害者鼓掌表示完全理解。但，当分歧摆在面前的时候，这共事的两国人真的能互相理解吗？
我也曾把那个问题向高桥先生提出过，他和小野寺先生都回避了。可是，那无法沟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说不清，但能清楚地感觉到，它存在着，象个定时炸弹，嘀嘀哒哒地走着。总有一天，它还会爆炸的。


（十五）

花冈和解，象一道巨大的伤口，割在原告方身上。原告和他们的律师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都感到创巨痛深，而当年的加害企业鹿岛组却只拿出了九牛一毛就洗清了自己的一切罪责，从此一了百了，心安理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我也赞成这种说法：花冈和解，是原告方的失败和耻辱。
可问题是这个失败是谁造成的。
其中一个主要角色，我至今还没见到，我怀着强烈的期待，等待着有机会和他面谈的那一天。
他就是花冈诉讼案代理律师新美隆。
为了花冈事件的最终解决，说新美隆殚精竭虑可能并不为过。在日本律师界，他可能是最早站出来，代理中国受害劳工向本国企业讨还公道的一个。从八八年算起，他为花冈事件的全面解决已经整整奋斗了十二年，十二年中，所有的花销都由他承担。尽管最终他能从鹿岛组拿出的钱中得到应有的酬报，但想到十二年前类似的事件还根本看不到胜诉的希望，我们得公正地说，当初他无偿地承担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实在需要足够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花冈和解后，新美隆受到了中国方面和海外华人的强烈指责。其中最激烈的言辞，说他欺骗受害者、是做了圈套，利用中国受害者不懂日语的特点，引诱他们上当，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日本的根本利益.......在支付了十二年的生命和努力之后，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新美隆心里对中国人会怎么看？会不会说：呸！这些忘恩负义的中国人！
尽管，花冈和解是后来进入我的视野的，但采访之初，新美隆这个人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从那以后，每遇到一个认识新美隆、曾经和新美隆一起工作或者配合过新美隆工作的人，我总是饶有兴致地谈起他，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这个人。
对这个人谈得越多，一个印象越强烈－－新美隆落得今天的下场咎由自取，或者说，今天花冈事件的有这样的结局，新美隆有极大的责任。
据和新美隆一起工作过的中方学者介绍，新美隆的父亲是侵华老兵，一直到死，过去在中国犯下的罪孽还在折磨着他。当谈到自己为什么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时，新美隆会谈到这一段前因，他的意思，用中国话来说，叫父债子还，也就是说，他是为父亲赎罪来的。
这是否真的是他介入此事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即使是，这个动力也显得太初级和太感性，这个道理，想必不用过多地解释。
其实我怀疑新美隆是有强烈的个人目的的，这是我听到另外一件小事时的想法：九五年，小野寺先生开始组织律师团，广泛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时，曾经多次和新美隆联系，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做，但是新美隆拒绝了。坚持自己做，而且拒绝了小野寺他们要把日本政府做为起诉对象的建议（可能考虑起诉政府难以胜诉），当听说小野寺他们要提起诉讼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先等等，先由花冈起诉（此前数年中花冈一直处在和企业的谈判调解中），于是，花冈成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起诉的第一案。
这些事情都不能说他错，但我在其中闻到一种可疑的气息。我由此怀疑他有个人目的。
新美隆辛勤工作十二年，十二年中每年都多次往返中国，十二年中所有的诉讼费用都有他支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心态？
最近这次去北京，采访一个熟悉新美隆也熟悉小野寺的人，他顺口说了一句话：新美隆是为日本人打官司，小野寺是为中国人打官司。
很可能，十二年中，新美隆是以一种救世主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需要他帮助的中国人的，很可能，尽管他只是律师，但有意无意之间，他把自己当成了诉讼的主角，而那些真正的诉讼的主人－－原告们，只是配合他这次正义行动的群众演员。
我不相信新美隆最后是有意欺骗受害者的，我也不相信，当他没认真征求受害者的意见就让他们在一张他们不了解全部内容的授权书上签名的时候是有意做了个套，但确实，是这种目中没有原告的心态导致他犯下了对一个律师来说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以为他是他们的恩人，他们一切都应该听他的，他是他们意志的体现者。
花冈和解后，新美隆有意无意地回避见他的原告，特别那些反对和解的原告。有一天，一位原告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经过多方寻找，在一次集会上找到了他，当着众人的面对新美隆痛加指责。新美隆无言以对，只好沉默。
他真的是咎由自取。
也是在新美隆身上，我突然好象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日本政府为什么对历史的罪恶不认错的根源。这个发现，留待下次说。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WHY你好,
谢谢您的支持。任何一点支持都表现出了我们的一份热血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我附上的文件,是日本律师团寄过来的。第一页，是有关刘连仁诉讼案的简介，第二页，是用来签名的文档。日本律师告知，日本法院只承认纸上的签名，因此，您必须把这个文件（特别第二页）下载，排版后打印到A4纸上，在给主审法官的信下方签名。希望您能多发动您周围的朋友和同志一起签。如果能多打印几份更好。第一页，是用来宣传的，您也可以少打印几份让您周围的朋友知道。日本律师希望在中国的签名能征集到一百万。这将对二审胜诉起非常大的作用。让我们一起为此目标努力。
刘连仁案明年二月在东京高等法院开庭，这项签名活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期待着您的不断关注。
请向您周围的人宣传和征集他们的签名。
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
又及：这次签名活动中，律师希望在其他国家征集到二十万，您和您征集到的签名是这二十万的一部分。希望您能尽可能多征集一些。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感谢的话我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