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美国汉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认为,清中叶在扬州、苏州、常州等地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图书辑佚、校勘、编纂、印刷和出版的产业链;众多学者文人参与到其中,他们通过往来书信相互交流学术意见,同时又得到江南盐商和丝绸商们的资助,还有众多藏书楼的资源支持,形成了一个庞大繁荣的学术群体,艾尔曼称之为“江南学术共同体”。他认为,这在很多方面堪比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近代科学诞生的条件,如果假以时日,它很可能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遗憾的是,这个学术思潮在席卷华南与华东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夭折)。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和胡适等人对此也有很高的评价,胡适尤其赞赏清儒们的治学理念,即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重要的不是清代汉学研究了什么,而是它实事求是的精神与现代世界对科学理性的追求有很多合辙的地方,这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现代科学思想提供了很好的预备,为科学主义在中国扎根生长提供了温床。事实也可以证明,清代汉学这二百多年的积淀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话语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甲骨文的发现和认识,还有边疆地理乃至地缘政治等学科,就得益于清代考据学中对文字和史地的研究。这还不是清代汉学全部的意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清代学者们对古代典籍的清理有助于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从根基上动摇了统治中国数百年的宋明理学的神圣地位,为中国文化从古代过渡到近代准备了条件。现代人普遍认为清代较之明代是非常落后的,我认为就学术来说,清代学术要比明代学术更为隆盛,遗产更加伟大,因为它处于连接古代和现代的关节点上,它承续了传统,又开启了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