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
。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１９８８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
一次到巴黎，１９８９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
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
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
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
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三十年
，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
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
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
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
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
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 能轻易译的。
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
。１９８７年，他所译的《边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
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
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
１９４８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马悦然已
经历了４０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４０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
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
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
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译笔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
从文作品集一旦问世，马上赢得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
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
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
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
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
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
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衷心地爱他，可
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
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
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
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
。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
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
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
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１
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
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
成的长达４０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
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
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
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
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
典语《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
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
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
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８１章
，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
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
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
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
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
，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
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
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
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译得非
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
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１９９６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
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
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
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
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
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
小说家李锐。
●胡平：祝贺高行健荣获诺贝尔奖
现居巴黎的流亡中国作家高行健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该
奖设立百年来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作家。身为华人，与有荣焉，我们谨向高
行健先生致以热烈的祝贺。早几天，一些报刊和网站又有人猜测今年奖落
谁家，有人估计会是中国人，其中提到现居海外的北岛、杨炼、虹影和大
陆的苏童、莫言，结果却是他们未曾提及的高行健中选。不过，这种出人
意外的情况在诺奖评选史上并不罕见。
可能许多人对高行健的名字感到陌生，我想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因
为中共当局的文化专制(高行健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海外出版的，在大陆则遭
到禁止)。二是因为高行健的作品相当“阳春白雪”，一般人不大读得进去
。再加上在海外，严肃的文学评论势单力薄，对读书界影响甚微。其实，
高行健的文学成就在同行圈内早获肯定。
诺贝尔文学奖一向有较多争议，这主要和文学不是单一标准与缺少硬
尺度有关——在这一点上，它显然不如奥运会的奖牌来得分明。这次高行
健获奖，看来也免不了争议，特别是在中国人、中国文学界中间。我们知
道，许多中国人都对诺贝尔奖十分重视，有不少作家都以为自己最具获奖
资格(这倒不奇怪，“文章是自己的好”嘛)。倘若就事论事，我认为有争
议实属正常。本来，文学奖奖的是文学，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情况下，其影
响不可避免地会超出文学之外。我这里关心的正是这后一方面。
偏偏是一位流亡作家成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这事无疑
令中共当局老大不高兴。当局会如何应对呢?不理睬吗?恐怕不行，因为这
条讯息是封锁不住的，它势必会很快地传播开去，成为国人谈论的热门话
题，所以当局不能不公开表态，无非是下令禁止出版高行健的作品，同时
开展革命大批判，攻击作家“背弃祖国”，贬低作家获奖作品的文学价值
，指责诺奖评选委员会是出于“政治理由”授奖，居心叵测，如此而已。
我手边正好有一本中国作家研讨会文集《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
，其中收有高行健的一篇文字“为什么写作”。在这篇短文里，作家简要
地阐述了自己的写作观或曰文学观，也谈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高行健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超功利性。他并不赞成“纯文
学”的说法，他认为文学可以触及政治，但文学也应超越政治。高行健说
，他是“只有可言说而非说不可时才写”，“因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
”。说来也是，在海外用中文从事严肃文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借以为生
，要不是有非写不可的内在冲动，多半早就搁笔了。高行健认为，“文学
只有切实诉诸个人真实的感受，才有可能超越政见，超越种族，超越国界
，超越时代”。
高行健是在1987年离开中国的，他曾经公开谴责六四屠杀，并宣布退
出中共。高行健说:“我选择的是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隐讳我这流亡作家
的身分，并且公然宣告过，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
国。”注意，作家不是拒绝再回到祖国，而是拒绝再回到极权政治下的所
谓祖国。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拒绝认同极权政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身在海外的高行健是以只要极权政治不完结我就不回国这种方式表达。
高行健对文学与政治间关系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不把政治批评当做作家
的工作，他的文学不是从政文学，但他也不刻意地回避对政治的发言。道
理很简单，如高行健所说，他是作为一个人发言，“人面临政治或社会压
迫，不能不抗议”。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再一次刺激我们思考创作自由，言论
自由。就象我在1988年写的那篇“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一
文中讲过的那样，“中国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必须去
追求真正的自由的创作”。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一部作品要公开出版
还必须得到专制统治者如江泽民、丁关根之流的恩允，仅仅是想到这一点
，就足以令一切有自尊——还不说自负——的作家深感羞辱，就算你的作
品是心灵自由的充分表达而又碰巧不犯他们的禁忌或者能巧妙地避开他们
的禁忌，这种羞辱也是绝对不可忍受的。人类精神家园容不得狂吠的恶犬
，哪怕它咬别人没咬过你也罢。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１９８８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
一次到巴黎，１９８９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
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
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
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
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三十年
，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
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
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
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
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
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 能轻易译的。
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
。１９８７年，他所译的《边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
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
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
１９４８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马悦然已
经历了４０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４０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
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
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
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译笔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
从文作品集一旦问世，马上赢得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
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
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
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
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
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
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衷心地爱他，可
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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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
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
。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
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
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
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１
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
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
成的长达４０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
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
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
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
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
典语《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
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
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
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８１章
，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
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
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
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
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
，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
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
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
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译得非
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
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１９９６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
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
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
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
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
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
小说家李锐。
●胡平：祝贺高行健荣获诺贝尔奖
现居巴黎的流亡中国作家高行健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该
奖设立百年来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作家。身为华人，与有荣焉，我们谨向高
行健先生致以热烈的祝贺。早几天，一些报刊和网站又有人猜测今年奖落
谁家，有人估计会是中国人，其中提到现居海外的北岛、杨炼、虹影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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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许多人对高行健的名字感到陌生，我想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因
为中共当局的文化专制(高行健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海外出版的，在大陆则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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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的文学成就在同行圈内早获肯定。
诺贝尔文学奖一向有较多争议，这主要和文学不是单一标准与缺少硬
尺度有关——在这一点上，它显然不如奥运会的奖牌来得分明。这次高行
健获奖，看来也免不了争议，特别是在中国人、中国文学界中间。我们知
道，许多中国人都对诺贝尔奖十分重视，有不少作家都以为自己最具获奖
资格(这倒不奇怪，“文章是自己的好”嘛)。倘若就事论事，我认为有争
议实属正常。本来，文学奖奖的是文学，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情况下，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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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是一位流亡作家成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这事无疑
令中共当局老大不高兴。当局会如何应对呢?不理睬吗?恐怕不行，因为这
条讯息是封锁不住的，它势必会很快地传播开去，成为国人谈论的热门话
题，所以当局不能不公开表态，无非是下令禁止出版高行健的作品，同时
开展革命大批判，攻击作家“背弃祖国”，贬低作家获奖作品的文学价值
，指责诺奖评选委员会是出于“政治理由”授奖，居心叵测，如此而已。
我手边正好有一本中国作家研讨会文集《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
，其中收有高行健的一篇文字“为什么写作”。在这篇短文里，作家简要
地阐述了自己的写作观或曰文学观，也谈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高行健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超功利性。他并不赞成“纯文
学”的说法，他认为文学可以触及政治，但文学也应超越政治。高行健说
，他是“只有可言说而非说不可时才写”，“因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
”。说来也是，在海外用中文从事严肃文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借以为生
，要不是有非写不可的内在冲动，多半早就搁笔了。高行健认为，“文学
只有切实诉诸个人真实的感受，才有可能超越政见，超越种族，超越国界
，超越时代”。
高行健是在1987年离开中国的，他曾经公开谴责六四屠杀，并宣布退
出中共。高行健说:“我选择的是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隐讳我这流亡作家
的身分，并且公然宣告过，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
国。”注意，作家不是拒绝再回到祖国，而是拒绝再回到极权政治下的所
谓祖国。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拒绝认同极权政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身在海外的高行健是以只要极权政治不完结我就不回国这种方式表达。
高行健对文学与政治间关系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不把政治批评当做作家
的工作，他的文学不是从政文学，但他也不刻意地回避对政治的发言。道
理很简单，如高行健所说，他是作为一个人发言，“人面临政治或社会压
迫，不能不抗议”。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再一次刺激我们思考创作自由，言论
自由。就象我在1988年写的那篇“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一
文中讲过的那样，“中国的作家不必去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必须去
追求真正的自由的创作”。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一部作品要公开出版
还必须得到专制统治者如江泽民、丁关根之流的恩允，仅仅是想到这一点
，就足以令一切有自尊——还不说自负——的作家深感羞辱，就算你的作
品是心灵自由的充分表达而又碰巧不犯他们的禁忌或者能巧妙地避开他们
的禁忌，这种羞辱也是绝对不可忍受的。人类精神家园容不得狂吠的恶犬
，哪怕它咬别人没咬过你也罢。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