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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遏止萨斯捐躯的乌尔班尼

coolients (苦丁山)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萨斯病例。


萨斯是英文SARS的音译,SARS全称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mdrome,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这个病,中文官方文献一直都把它叫做“非典”。但是这么用词是有问题的。“非典”的意思是非典型肺炎,这是对一系列原因不明的肺炎的统称。萨斯已经查明是冠状病毒导致,并非原因不明,所以我们应该按国际规范,叫做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或者按英文缩写简称萨斯。当然,有些部门为了政治考虑,还是会坚持把萨斯叫做非典。只要界定为“非典型”的疾病,若需要跟人解释当初中方对疫情控制的拖宕,语言的组织就会便利许多。


12月,内地和香港的萨斯发病人数越来越多,民间气氛开始紧张,但官方态度依然轻描淡写,《羊城晚报》最早的报道措辞是“河源市民争购抗生素,事因传闻出现未明病毒,但有关部门证实并无任何病毒流行”。


1月底,官方意识到,从顺德发源的这个病,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并开始组织专家调查。媒体报道则还是严格控制,尤其禁止对外报道。


疫情已经延续了几乎三个月之后,2月10日,中国官方终于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但还是没让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到广州实地察看。这个阶段,中国官方一直致力于让世界卫生组织相信,疫情在中国很轻微,不需要采取重大措施。


官方不让世界卫生组织介入,可能的原因很多。我们往最好的角度去理解,假设官方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实力控制疫情。


官方展现出了这种实力吗?


从2002年11月16日出现第一例,到2003年5月21日最后一例萨斯病人出院,前后半年,大陆本土内5328人感染,349人死亡。


一次疫情迁延半年,这算长还是算短,可以看看一个对比,跟发生在越南的一个故事做对比。


2003年2月26日,一个美籍华人陈强尼(Johnny Chen)在广东停留了三天,然后要去新加坡。


经过越南河内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病了,发烧,浑身酸痛。于是他到河内最好的私立医院越法医院去看病。


起先越南医生觉得他得的是禽流感。可是病人病情迅速恶化,呼吸越来越微弱,于是越法医院的医生觉得需要找水平更高的专家来看看。


找谁呢?


当时河内有个意大利医生,叫卡洛-乌尔班尼(Carlo Urbani),是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


2月28日,越法医院的医生们请来了乌尔班尼。


乌尔班尼询问了情况,检查了病人,发现这个病人肺部X片出现严重炎症迹象。这是病人呼吸衰竭的原因。乌尔班尼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这不是流感,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他当时的描述是: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能识别出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乌尔班尼做了一个敬业的医生该做的:2月28日当天立即通知世界卫生组织,河内发现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有高度传染性,请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


乌尔班尼判断出这种新型疾病有高度传染性,也从临床检查觉察到这个病对生命有严重威胁,所以他提供了诊断之后并没离开。他留在越法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做最大努力,指导他们采取各种应对措施,隔离病人,控制医患接触方式,加强设施消毒,使用高强度口罩和双重工作服,尽量防止疫情扩散。


5天之后,陈强尼生命垂危,被转送香港医院治疗,这时越法医院里已经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萨斯。医院方面意识到情况严峻,对职员提出的要求是:如果家里子女幼小的,可以选择不来医院上班。单身的,和子女已经成年的,请自愿报名参加抢救小组。


确实有一部分职员选择了不来上班,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越南和香港医院人手不足,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坚持在医院抢救的人还是很多。内科人手不够时,兄弟科室主动支援,连眼科医生都过来帮忙。其中一些特别敬业的医务人员,为了防止意外把病毒传到外面,整个疫情期间一直住在医院里。


乌尔班尼的太太叫乔日尼,当时她跟三个孩子都在河内。乌尔班尼跟传染病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作为乌尔班尼的妻子,乔日尼知道传染病的凶险,于是试图阻拦乌尔班尼到医院去。她说,你是儿童寄生虫病专家,不是呼吸系统专家。你已经报告了疫情,尽到了责任。然后你就等外界援助到来就好了——不为别的,你为三个孩子想想。如果你被传染了,我们怎么办?


乌尔班尼的回答是:这种时候我不去看病人,那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查邮件?看公文?参加宴会?


3月11日赴泰国参加学术会议之前,乌尔班尼一直都在越法医院工作,一天都没离开。


他到医院,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导别人干活。他自己亲自看病人,详细记录症状和检查结果,给病人采集血样,送世界卫生组织做分析。美国疾病控制中心3月25日从血样里分离出冠状病毒,揭示这种疾病是病毒感染,最早的血样就是乌尔班尼提供的。


这里我们需要短暂闪回到北京:北京方面,在疫情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似乎一直对国际合作没有兴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北京方面一直到3月10日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实验室技术援助的要求。在那之前,中国一直坚持“自主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一度还真的出现成果:中方媒体2月18日宣称,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这个研究成果让中国官员们很高兴,可惜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


衣原体感染是慢性感染,不直接威胁生命,可以用抗生素治疗。这样的感染,危险性跟萨斯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错误判断让中国官方一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这这就让一些病人,包括一位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带病到境外旅行。


而那导致了萨斯疫情迅速向全球扩散。


我们接着说乌尔班尼的故事。


乌尔班尼知道,仅仅在越法医院内部做防疫是不够的。陈强尼刚从外国入境,而越南境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病例,所以这个病的源头极有可能来自境外。病史提示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所以必须在全国采取措施,尤其需要迅速在边境口岸增设疫情检查。


于是他代表世界卫生组织,请求跟越南卫生部官员紧急会谈。


这里应该高度赞扬越南官方。乌尔班尼从医学角度考虑,建议越南官方对国际社会公告疫情,呼吁援助,对所有边境口岸做疫情监控检查,隔离可疑人员。这些做法能防止疫情扩散,但是肯定会对越南的经济造成冲击:大批商人会取消正常业务活动,旅游消费会急剧减少。另外,如果越南官员很在乎面子的话,可能会认为,对国际承认本国出现烈性传染病,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是有损政府形象的。


乌尔班尼是一位很敬业的医生,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多年辛勤工作,让他深得越南官方的信任。3月9日星期天,经过4个小时的会谈,乌尔班尼说服了越南卫生部。越南官方同意一切照乌尔班尼的建议去做。即刻向国际请求援助,边境口岸对所有出入境人员检查可疑症状,所有医院防疫措施立即升级,派军队守卫越法医院,严格控制出入。


世界卫生组织接到乌尔班尼报告的当时就意识到事态严重,3月9日跟越南卫生部召开紧急会议,制订了越南境内的防疫措施。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发布了疫情警告,并且迅速派专家到越南协助控制疫情。除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派来专家。无国界医生组织不仅派人,还送来一批为应付埃博拉疫情准备的高密封防护服。


这些快速而高强度的措施确实起了作用: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已经连续20天没有出现新的萨斯病例。也就是说,越南实际上在4月8日就已经控制了萨斯的传播。


从2月28日乌尔班尼第一次见到萨斯病例,到越南全境控制萨斯传播,一共39天。越南境内感染人数63人,死亡5人(这5位死亡的都是医务人员)。


我们回来看看中国方面的数字。


中国方面,即使到2004年仍然有零星病例。我们就以2003年5月21日(当年确诊的最后一例萨斯病人出院)为大爆发的结束标志吧。那么,萨斯在中国这次疫情共延续了187天。


整个疫情里,中国感染5328人,死亡349人。全球感染8273人,死亡775人。


中国跟越南的对比:一边是187天疫情,5328人感染。一边是39天疫情,63人感染。


不用因为全国人口基数不同而觉得这对比不公平。萨斯不是从天而降均匀分布的瘴气。萨斯是通过人对人直接传染,传染幅度跟全国人口总数无关,但是跟传播源所在地点人口密度高度相关。人口密度越高,这种经空气传播的疾病就越容易扩散。


河内人口密度是高还是低?我们看看三个被感染城市的人口密度对比:北京701人/平方公里,广州1146人/平方公里,河内2279人/平方公里。


河内人口密度是广州的两倍,北京的三倍。


河内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乌尔班尼的及时诊断和通报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越南政府的开明态度也确实必须点赞。用新英格兰内科杂志一篇文章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河内萨斯疫情的故事,是把大众健康置于政治考虑之上的一个最佳案例。”


这话用口语来说,就是:河内官员在这次疫情处理中,把老百姓的健康看得比政客的面子重要。


假如,年前第一次出现萨斯病例的时候,中国也及时邀请一位乌尔班尼那样的医生参加诊治;又假如,中国的官员也像越南官员那样放下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积极跟国际合作,尽最大努力控制疫情,或许中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世界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死亡人员里包括几十名殉职的医护人员,其中中国13人,台湾11人,香港8人,新加坡5人,越南5人,加拿大3人。


中国方面撤销了卫生系统最高长官的职务,算是对国际一个象征性的交代。但那些死去的人是不能复活了。


乌尔班尼以他的洞察力和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及时通报疫情,让世界卫生组织得以迅速在全球展开警戒和监控。他的这项努力,让萨斯在越南的传播范围降到最低限度,有力遏制了萨斯病毒在越南乃至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由此激发的国际关注,最终也迫使北京方面在4月下旬公开信息,在疫区施行严厉的检疫和隔离措施,让中国境内的疫情在5月中旬得到控制。


令人扼腕的是,乌尔班尼自己没有逃过这一劫。


过于密切的接触病人,让他染上了萨斯病毒。3月11日,在前往泰国参加会议的路上,他开始发烧。


身为医生,他立刻做了最坏的打算,在飞机上就开始避免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动作。飞机一落地,他主动请求隔离,让到机场接他的当地同事保持三米的距离,然后请同事叫救护车。救护车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到来。乌尔班尼进入医院之后就被被隔离,那是按最高级生物安全要求做的全面隔离。按这样的隔离要求,他太太乔日尼来到医院也只能通过对讲机对话——实际上,乔日尼赶来之后,多次探望乌尔班尼,但乌尔班尼总共只苏醒过一次,其他时间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2003年3月29日,萨斯病毒彻底摧毁了乌尔班尼的肺脏。上午11点45分,乌尔班尼在曼谷去世。


去世之前,最后一次意识清醒的时候,乌尔班尼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一位牧师为自己做临终祷告。第二,死后把自己的肺脏切下来做研究,尽快查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疾病。


乌尔班尼没能活着看到研究结果,但是他的同事们没有辜负他。18天之后,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现代版科赫法则检验,已经确认了萨斯的致病原。那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原因确定之后,曾经有人打算根据病毒特征给这种疾病起一个名字,但后来为了纪念乌尔班尼,大家同意就沿用他刚刚发现这种新疾病时随口说出的病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就是萨斯。


目前萨斯病毒在全球范围已经被控制,除了在戒备森严的医学研究机构里还保留一些样本,社会上已经没有“野生”的病毒流行。

 

(#11067213@0)
2017-9-23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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