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奇缘- 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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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希望找那些由衷地笑着面对现世苦难的人,没想到,在两个小孩儿身上,我找到了。
  他失去了双腿只因他捡了一个像钥匙链的放射性金属条
  他得到了爱情只因他在凌晨五点瞎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他是中国第一例核辐射案的当事人,而更离奇的是他失去双腿与左臂后的爱情故事;
  凌晨五点,他胡乱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想着如果是一个女孩接了,那他们就有缘分。结果,电话那边振铃了,是一个很好听的女孩的声音:“喂——”
  他捡了一个“钥匙链”,于是,七次大手术后,这个人只剩了脑袋和一段躯干,别的都没了。
  说起来没有比这个叫宋学文的更倒霉的人了,二十多岁、身强力壮、白白净净的帅小伙子,胡乱在地上捡了个“钥匙链”,拿着问了周围一圈儿人;“谁掉钥匙链儿了”,见没人接茬儿,他就把“钥匙链儿”放在自己裤子口袋儿里准备呆会儿再问另一拨儿人,而这个所谓的“钥匙链儿”竟是有关部门遗失并在急切寻找的一块做金属探伤用的放射性物质,所以还没有等到宋学文再从裤兜里把它拿出来,就已经 被严重辐射,突然昏迷不醒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年轻人被送到医院,医生手忙脚乱地查了半天,也弄不明白这个人得的是什么病,谁能想到好好
儿一个人裤兜里会藏着那种玩意儿?所以,他一边被救治,一边继续被辐射,当病因终于被查明时,一切都来不及了,他浑身溃烂坏死,先切掉一条腿,再切掉另一条腿,又截去一只胳膊,仅剩的一只胳膊还残缺不全。七次大手术后,这个人只剩了脑袋和一段躯干,别的都没了。
  后来在采访时我问他:“没事你捡那玩意儿干吗?是不是以为是项链儿企图占为己有?”
  宋学文脸红脖子粗地解释:“向毛主席保证我真以为是别人丢的钥匙链儿呢,不信你自己看看去有长那模样儿的项链儿吗?”
  我还是不看的好!
  他的化妆品是“羽西”和“美宝莲”,是抹在他身体的断壁残垣处以便穿假肢的。
  说实话采访这样的人我是有疑虑的,看过的苦难太多,害怕了!尤其害怕生理苦难:病骨支离、残肢断臂什么的,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宋学文在长春的家的,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衣着光鲜兴高采烈手脚齐
全地坐在屋子中间,抬头看见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忽然就问:“你用的润肤露是什么牌子的?”我当场傻掉,全然想不起来我用的润肤露是什么牌子了。
  “我用羽西”他说,接着又问我:“那你用的唇膏是什么牌子?”
  “不知道,随便买的”
  “我用的是美宝莲”他说。
  果然,我看到他床头小架子上放着一堆膏哇油哇。
  “你没病吧,挺大的男人天天在屋里化妆?”
  “化化怎么了,我长得那么漂亮。”他嘻皮笑脸。
  后来我知道,那些化妆品不是用来化妆的,是抹在他身体的断壁残垣处以便穿假肢的,当然,抹多少油也帮不了他,残肢依然会磨破。
  不过,后面的采访却异常轻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随时打压他“臭贫”和“穷逗”的企图,命令他:“好好说话!”“严肃点儿!”
  很显然他的高兴和轻松不是装的,也不是那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坚强”“乐观”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大痛之后的达观?是快活幽默的天性?是百般无奈后的自嘲?这些都是,可能更是后来神秘的命运……
  凌晨五点,他胡乱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想着如果是一个女孩接了,那他们就一定有缘。“喂!……”果真是一个女孩子接起来的,声音很好听。四肢截掉之后,宋学文已经完全绝望了。躲在单位宿舍一间小屋的床上度日如年,脑子里什么都想,或者说什么都不想,白天等着黑夜,黑夜盼着白天。去死不甘心,活又不知道为什么要活。每天趴在那个窗口,他觉得他的天空就是窗户那么大,他趴在窗户上看外面 的行人,看鸽子飞过,看外面的花,看外面的树,电话是他唯一的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有一天,又是一夜的煎熬之后,到了凌晨时分,这个极度孤独的小伙子忽然有了一个强烈的欲望,他想听到一个女孩儿的声音,他觉得只要拿起电话拨一个号码,他就一定能听到一个女孩儿的声音,她就能是他的女朋友。
  12月24日早上5点,他的手就放在电话机旁边,冥冥之中似有神助,他用残肢夹起电话胡乱按了一些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号码。他没以为它会通。
  结果那边一下振铃了,他一下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振第二遍铃的时候,那边就接起来了,而且是一个女孩子接起来的,声音很好听。“喂!……”女孩儿好听的声音穿过夜与昼交替的雾霭传到宋学文的耳边。
  后来我问昕子:“为什么在凌晨五点跟一个陌生的男人交谈?”昕子说她当时睡得迷迷糊糊,但电话里男孩子的声音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使她不得不听下去。男孩儿说:“二十多年前的这个时刻,我妈妈把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今天,没有人祝我生日快乐。我想听到一个人对我说‘生日快乐’”!
  昕子说:“生日快乐!”那时候她在医院里上班,刚醒,接的是值班电话。
  男孩儿说:“能不能跟你聊会儿天儿?”
  “可以呀,当然可以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天南海北,什么都聊,但是唯一没有聊的就是他是一个残疾人。不知不觉聊了四个小时,吓得他们连姓名、地址、电话都没交换就匆匆挂线。那一天,宋学文在出事之后第一次有了幸福的感觉。感谢科技昌明,感谢
科学家发明了电话上的重拨键,第二天宋学文又找到了昕子。很多天过去了,他们天天在电话里会面。
  宋学文发现他们俩简直是太相像了。到后来他们通信的时候,他说她是他的克隆,她说他是她的翻版,连吃东西的口味也是一样的,而且看报纸看杂志的习惯也是一样的,都喜欢从后面往前看;而且对某一个新闻事件的看法,也出奇的相似。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昕子跟她的同事逛街时,给小宋打了一个电话,先只是简单问他在干什么呀,最近好不好。然后她说:“哎呀我有一种预感,说出来你别生气。”小宋说:“你说吧,什么生不生气的,朋友嘛。”她说:“我预感你是个残疾人。”小宋就非常吃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马上说:“不是不是,怎么可能呢?”当时心情真是太复杂了,挂了电话之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他马上就给她打传呼。 他告诉她:“我刚才骗你的,我确实是个残疾人”。
  就在这半分钟他想了很多,他本能地快速地撒了谎,就是怕她知道自己是残疾人而不理他了,然后他就失去这么一个好朋友。但是他马上就感觉到,他不应该骗她。电话里女孩轻松地说:“残疾怎么了?如果你是个残疾人我可能会喜欢上你呢!”
  “昕子捧着一大束红色的康乃馨,她的样子跟我想像得一模一样,她走进来,很熟悉的样子,好像她来过这里好多次,好像我们早就认识。
 后来他们就不再通电话了,改为写信,而且写得挺勤的,但依然只是作为普通朋友。直到有一天,小宋在信里暗示她:“你可能不能明白也不能理解,一个残疾人想爱不能爱的那种感觉。”小宋给昕子寄了一张照片。
  有一天,昕子说要去看他。宋学文慌了,自己像一截小木桩,哪个女孩儿受得了?他准备了一系列方案,随时准备女孩翻脸。
  那天,小宋一夜都没睡觉,什么都想,又高兴又害怕。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很早就起来了,坐在轮椅上,非常一本正经地在那儿等她,想象会不会吓着她呀,进屋的第一句话我应该说什么。他就在那儿一遍一遍背台词。后来,两个孩子分别向我描述了他们见面时的情形。
  宋学文说:“昕子捧着一大束红色的康乃馨,她的样子跟我想像得一模一样,她走进来,很熟悉的样子,好像她来过这里好多次,好像我们早就认识。”
  昕子说:“那天很暖和,我带了一束红色康乃馨,一进门,就觉得这里特别熟悉,好像我来过好多次,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她才走。小宋在轮椅上坐了一天,感觉挺好的。
  宋学文要到北京治病去了,火车开动,宋学文一抬头,眼前站着昕子,从此,他们生活在一起。
  女孩儿的母亲知道女儿要跟那个男孩儿去了,只说了一句话:“好好想清楚,你能不能对得起他?”
  漫长的北京的日子,最后一个馒头也吃完了,他们决定去要饭。要了一天,只得到半截烟头。“在整个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们俩没掉过一滴眼泪,从来没有。”
  漫长的北京的日子,治病、关于赔偿的艰难的诉讼,一间破旧的廉租屋,没有收入,每天以凉馒头为生,冬天,升不起火,男孩把女孩的双脚捧到自己的心口上取暖,因为“我们两个人就这一双脚,可得保护好”,最后一个馒头也吃完了,他们决定去要饭,女孩把男孩推到“城乡贸易中心”门口,男孩说:“走吧,别看着我!”
  女孩走了,走到旁边的立交桥上悄悄看着。要了一天,只得到半截烟头,第二天昕子再也舍不得让他去了,自己拼命给别人织毛衣赚一点点钱。
  宋学文讲这一切的时候都挺轻松,甚至得意,他说:“我要饭那地儿离你们中央电视台可近了,弄不好我还碰见过你呢,你肯定不给我。”又说:“不过我也不怪你们,我要着了半根儿烟,还是七匹狼呢,正经不便宜!”小宋说:“在整个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们俩没掉过一滴眼泪,从来没有。”
  他们觉得很幸福,是在享受生活,不管有多难。当他很渺茫很无助的时候,她就给他打气她说:“怎么了,宋学文,这么点小事,就把你打倒了吗?”他说:“不能,我都等于死过7次了,那么大的痛苦,都没有把我压倒,一般的事情更压
不倒我。”
  上市场买菜的时候,昕子推着小宋,每次买菜都买一捆大葱让小宋抱着,因为大葱便宜。小宋风趣地说:“总买大葱,我抱着大葱,别人都看,不知道是看大葱还是看我。”
  一个医生曾经对小宋说,老天总是公平的。他在这方面对你有欠缺,但他肯定在另一方面补给你。老天拿走了你的两条腿和一条胳膊之后,就还给了你一部电话。去年以来,不止一个人问过小宋:“如果要你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就是在你受伤的一刹那,你是选择现在,还是选择另一个没受伤的时候?”小宋说:“我选择现在!”
  “为什么?”
  “因为我拥有她!”
  我问昕子:“对于绝大部分女孩子来说,她这一辈子是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做母亲。你考虑过吗?”昕子说:“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还年轻吧,没想那么多。或者说有没有孩子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昕子所面对的事实是,小宋已经受过辐射了,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
  昕子说:“即使假设将来没有孩子的话,也不准备要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最起码在他心里,总把我当小孩看。这样心态都比较年轻。如果要是有个孩子的话,他全部的爱肯定得分出一部分给那个孩子,给我的就不是全部的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个小孩儿一边儿讲一边儿乐,不断地很不雅观地你拧我一把,我掐你一下,家里没菜了,瘦瘦小小的女孩儿把没了四肢仍有90多斤重的爱人往肩上一背,一溜小跑下楼买菜去了,过了一会儿,女孩背着男孩,男孩抱着一捆大葱回来了,换衣服收拾屋子做饭,我们问:“需要回避吗?”男孩儿说:“随便”,就把假肢解了,衣服脱了,于是我们看到,他不光没有四肢,他的胸前也没有 皮肤,都剥下去植在别的地方了。女孩由衷地说:“他不戴假肢都很帅,戴上就更精神了!”男孩儿收拾房间擦地板,一会儿就摔了个大跟头,女孩儿先自己笑,也不管他,男孩就在地上爬着做事,自己也哧哧笑。
  我们的策划、编导、摄像师全是男人,他们都悄悄地哭了……临走的时候,我问他们:“对未来,害怕吗?”他们反问我:“怕什么?”他们不怕,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他们在相爱,他们无所畏惧!
  我怕!我怕他们会失去这一切,我怕我们已经失去这一切,我真的很怕!
  我们一直希望拍那些由衷地笑着面对现世苦难的人,没想到,在两个小孩儿身上,我们找到了……《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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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8-10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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