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日本惨遭“碰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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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性骚扰 留学生日本惨遭“碰瓷女”纪实

一位英俊的中国小伙儿,一位勤奋的留学生,黎明前送报,电梯里扶了一把成心倒向他肩头的日本女人,一场麻烦便死死地缠在他身上——

电梯里遭遇“碰瓷女”

谁能想到,性骚扰上有专以“碰瓷儿”为业的女人?中国留学生张晓冬不幸遇上一个,地点在日本福冈。

8月9日,记者越洋电话打到福冈时,张晓冬正在艰难地啃着陌生的日本法律,“强制猥亵”的指控,山一般压在他头上,孤军苦战,他说他必须要推翻这座大山,否则难雪奇耻大辱,所有梦想也将毁灭于此。

张晓冬,天津人,26岁,1998年10月留学于日本。

出国前他曾在天津理工学院读书,学的是科技英语。但他欣赏日本,认为日本科技发达,社会文明,特别是这个民族,在战败后短短数十年就能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中有许多东西值得学习。所以他毕业后不顾父母及亲朋好友的反对,执意前往日本,并且改学工科,考进日本福冈电脑教育学院。

张晓冬喜欢日本,就连他的妹妹张晓梅,一个英语托福考试过关,而且学过法语和德语的学生,也被他动员到日本留学。

张晓冬学习非常刻苦,在日本成绩常是系里第一名。张晓冬活得很累。他家不富裕,父母是一般干部,送他出国230万日元的费用耗尽家中所有积蓄,张晓冬必须靠打工支付自己每年60万日元的学费和生活中的各种开销。妹妹不懂日语,她必须要在8个月内拿下日语,才能参加今年的日本高考。她的学费154万日元自然也要由他来挣。

于是,张晓冬每天早上4:00至6:00,为《每日新闻》送报;晚饭之后,去空港超市上班,他还要给不会下厨的妹妹做饭。

去年11月3日清晨4:00,张晓冬像往常一样去送报。在日本,送报被视为低等的打工,张晓冬却喜欢这工作,一是不耽误白天的学习;二是可以锻炼身体;三是送报不用动脑,他可以背着单词去干活。

4:50分,张晓冬骑车到福冈市博多区天代新博多住宅楼三幢门口。此楼14层,每层12户,电梯居中,两侧是长筒式的楼道。那天广告特别多,报纸很沉,一次拿不了,他只好分作两拨送。

就在他从车上拿报时,不远处突然传来很大的说话声。循声望去,一位年近40的胖女人,浓妆艳抹,一双金光闪闪的高跟鞋,一身怪模怪样的服装及发型,正在和送她回来的司机告别。

两人同时奔向电梯。走近时张晓冬才知她是喝多了酒,难怪她走路时有些摇晃。那女人抢在前面,连按几下,按不开电梯的门。张晓冬代劳,按一下,门开了,那女人一步迈进去,堵在门口就要关门,张晓冬赶紧跟进去。

电梯动了,女人盯着张晓冬。张晓冬文质彬彬,身高1.76米,长得十分周正。女人开口问:“多大了?”张晓冬回答:“25岁。”女人又说一句,是方言,张晓冬听不清,但那一脸奇怪的笑,吓了他一跳,他立刻掏出了小词典,用查单词逃避眼前的尴尬。日本民用电梯空间窄小,两人面冲门口并肩站着,女人的头莫名其妙地靠向张晓冬的肩膀。张晓冬以为她是醉了,怕她摔倒,同时也怕有失体统,用手扶住她的胳膊,把她慢慢地顶了回去。

红灯闪到5楼,女人下了电梯。张晓冬随后从6楼起,向下顺着楼梯逐层分发报纸。5楼502、507室是《每日新闻》的订户。张晓冬下到5楼,发现那女人没回家,仍在楼道里打手机。张晓冬有了教训,走过时尽量离开她。女人说了一句方言,大概是“去玩”的意思,张晓冬不知她是冲他、还是冲着手机讲话,低头不语。等他给502、507室送完报纸重新回到电梯的位置时,那个女人突然领来一个中学生似的男孩儿(事后得知是她的儿子),不由分说上来就看张晓冬手中的报纸,“啊,是《每日新闻》!”张晓冬看那女人的表情兴奋得像是突然中了一个大奖,并且再三地叮嘱男孩儿说:“记住啦?一定要记住哟!”把那男孩儿吓得接连地倒退。张晓冬觉得奇怪,但未多想,径自向4楼走去。

6:30,张晓冬送完报纸回到报社。

负责发行的日本人三原功突然问他:“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人?”

张晓冬说:“一个喝醉的女人。”

“你对她是否有过非礼的动作?”三原功又问。张晓冬说:“没有,绝对没有!”

平时,三原功知道这小伙子很老实,但没办法,只得提醒他说:“她已经把你给告了,说你摸她的胸部。现在没事,你先回家。”

张晓冬骑车回家,心想“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太年轻,不知日本社会的复杂性,不知眼前已有一个陷阱。

失落与恐惧抓住了他

早上7:00,张晓冬刚到家,报社打来电话说:“请来一趟,警察找你。”

张晓冬重回报社,一位便衣警察在等他问话。他以为事情很简单,三言两语便可说清,岂料警察却说:“请跟我们走一趟。”

发行所长三原功陪张晓冬去了博多警察署。到那之后,三原功向警方力陈张晓冬平时为人之忠厚,学习之勤奋,然后又劝张晓冬说话要实事求是,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久,三原功走了,张晓冬被扣在警署。整整一上午,无人理睬张晓冬,困得他直瞌睡。中午12:00,一群警察突然出现在张晓冬面前,为首的一个手执一纸公文,宣布了对张晓冬执行“留置”,也就是“拘留”的决定。张晓冬顿时蒙了。片刻,一位台湾人走来,安慰他说:“你虽然被拘留,但只是被怀疑。”

很快,张晓冬被押进称之为“留置所”的拘留所,就像是一只羔羊突然掉进陷阱一样。他气得发疯,心想那女人何以如此歹毒,若说是性骚扰,也是她骚扰了他,为什么要陷害他?又想貌似精明的日本警察何以如此糊涂,不做调查,仅凭一面之词就抓人?同时他又非常害怕,怕妹妹没人管,怕国内的父母急出了病,怕学校断了自己的学业。身在异国,没钱,没靠山,张晓冬知道是掉进了陷阱,谁能营救自己?失落与恐惧,紧紧抓住了他。

审案的警察名叫牛岛谦二,态度非常粗野。一次录取口供,张晓冬细述女人骚扰自己的事实,牛岛谦二问:“她向你倒来的时候,难道你没有预感?”张晓冬说:“没有。”牛岛谦二突然发火说:“那你们中国人是混蛋!”张晓冬一愣,当即反问:“什么?你说中国人什么?”声音之大,令所有在场的人侧目。牛岛谦二赶紧岔开了话题。事后,张晓冬向自己的律师提出抗议,律师劝他说这里警察许多没有上过大学,素质较低,他将向警署提出“抗告”。

事实上,这绝非仅是素质问题,而是一种民族歧视,随后发生的事件,更能证明这一因素的存在。例如警察们想都不想,一个送报的人,是否会在自己天天都要出现的地点作案?一个在生活上苦苦挣扎的外国留学生,是否再敢自找麻烦?警察们只凭一位日本女人的“指控”,就激起了“本国女人岂容外族欺辱”的民族情感,于是就不肯放过张晓冬。日本社会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性骚扰现象,犯事者若是日本人,情节较轻者一般是罚款了事;若是美国大兵,干脆装聋作哑。如今碰上张晓冬,警察们却要把文章做大。他们把张晓冬带到检察院,三言两语便让检察官同意了延长对张晓冬的“勾留”。在日本,“勾留”10天为一期。张晓冬被警察们一次次押往检察院,检察官的态度和警察一样,“女人怎会诬陷你?难道她想犯罪?”如此推理,“勾留期”一次次地被延长。

事情发生在清晨,双方皆无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如何结案?警察对张晓冬说:“你承认吧,罚5万日元了事。”张晓冬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想:名誉重于泰山,父母从小培育自己,难道要给他们背一个“流氓性骚扰”的罪名回去?

就连同室的两个嫌疑犯,西村秋人和岛田也对张晓冬说:“不能承认啊,你要对得起自己。那女人明显的是要敲诈你,相信检察官不会起诉。即使起诉了,也未必是坏事。你若这样出去,她会继续敲诈你。起诉之后,法庭若是判你无罪,不仅国家要给赔偿,那女人也别想再打你的主意。”

这时,又有信息传到《每日新闻》社,说指控张晓冬的女人以前就曾敲诈过其他男人,她在福冈最繁华的街上开有店铺,是个“妈妈桑”,其丈夫和父亲沾有黑社会的背景。

张晓冬从律师处得知那胖女人曾敲诈过别人的消息后,立即报告检察官,以回答他们“女人为什么要诬陷你”的问题。岂料时隔不久,张晓冬还是被推上了法庭。

陷阱里还有另一个陷阱

警察抓了张晓冬,吓坏了妹妹张晓梅。

兄妹俩儿第一次见面,晓梅吓得直哭。张晓冬叮嘱她,千万不要影响学习,千万别让父母知道,二老身体欠佳,别让他们担惊受怕。

张晓梅开始组织营救。《每日新闻》社同情张晓冬,主动提出帮助找律师,并且支付一定数额的律师费。请来的律师张口就要160万日元,判决前后各付一半,而且提出要用350万日元,才能办成保释的手续。张晓梅蒙了,别说是什么日本的法律和律师的行情,她连日本话还都说不利索,350万日元的保释金,到哪里去找?这时,远在天津的父母觉察到儿子出了问题。

去年12月28日,老两口儿突然醒悟到一个月来电话那头总是女儿一人在家。张晓梅搪塞不住,推说哥哥生病住院治疗,并说哥哥需要手术费350万日元。老两口儿一听焦急万状,到处借钱。工作在中国的一位日本朋友奇怪:即使是大手术,100万日元足够,何需350万日元?张晓冬的父亲立即质问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晓梅只好倒出了实情。其父一听怒不可遏,他了解儿子,深知儿子肯定是受到了冤枉。

老两口儿四处张罗着借钱。仍是在华的日本朋友提醒他们,说:“此类案件,保释金不多,当心有诈。”老两口儿迅速电告女儿。而此时,拘置所(即看守所)中的张晓冬也意识到律师有问题。像他这样的小案件,律师的费用一般是30万日元,官司打完之后,若是结果令人满意,作为奖励,可以再给30万日元,也可不给。而他的律师张口先要80万日元,结案之后还要再要80万日元,并说官司若是打赢了,政府依法支付的赔偿金还要再给他一半。最令张晓冬气愤的是,直到开庭的头一天,律师的注意力仍是在不停地与他谈价钱,而到开庭的时候他却表现得苍白无力,连对方一些明显的漏洞他都没有及时抓住,显然是没有准备。张晓冬万没有想到:在他掉进陷阱的时候,他自己的律师反在陷阱里给他铺设了一个更深的陷阱。

为自己,更为中国人的声誉

许多人以为通过检察院的调查,张晓冬不会被起诉。可惜结果张晓冬不仅被起诉,所被指控的罪名还是“强制猥亵”。

所谓强制,意即使用了暴力。张晓冬奇怪,心想连那个女人都说不过是摸了一把胸部,检察官为何却要加重罪名?

法院的法官大概是读不懂检察官公诉的案卷,开庭前特意找张晓冬问话。去往法院的路上,押送张晓冬的警察都说:“大概是法官认为这个罪名太重了。”种族歧视,连在法律的运用上都要有所表现。

今年1月24日,法庭第一次开庭。按照行政诉讼的原则,此案的第一被告按说不应是张晓冬,而是案发时张晓冬正在为之服务的《每日新闻》社。但不知为什么,法庭对此不闻不问。

原告名叫高松。庭审中高松漏洞百出,例如她在遭受侮辱后为何不去警署直接报案,而要先去报社了解了被告的底细之后再去报案?谁都清楚,一个初来乍到孤立无援的外国青年,既不了解日本的法律,也难以得到社会的同情,原告是否在有意利用这一点?可惜法官很少注意这些问题。以至张晓冬暗自猜想:假若自己不是一个外国人,不是一个以送报谋生的“报童”,法官的态度是否还会这样?

日本的审判制度是每月开庭一次。开庭6次,时间就耗过了半年。新请的律师向法官一次次地递交保释申请,明明是符合保释的条件,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直到第4次(包括在留置所里的一次)才办妥了保释的手续。

7月12日上午,张晓冬出了拘置所,坐在车上就打电话:“爸爸,我出来了!”电话这头儿,其父一听失声痛哭,良久不能说话。

回到居所,张晓冬立即借来许多日文书籍,认真研究日本法律。学校的老师同情他,答应保留他的学籍,让他明年4月开始重上。妹妹张晓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考出了连日本学生都难以达到的好成绩,被九州艺术工业大学画像设计系录取。张晓冬开始全力以赴地对付那些敢于欺辱和歧视他的人。

张晓冬瘦了,体重下降十几公斤,半年多的“拘置”生活,他的精神及肉体都受到很大伤害。原定8月24日,将是此案一审判决的日子,但到记者采访时,法院刚刚发来通知,说庭审仍将继续,理由是法官发现原告的证词存有问题———原告指控说非礼行为发生在上升的电梯里,法官们实地测量,测得新博多住宅楼三幢的那部电梯,从一楼升至5楼的时间仅为26秒,在这短短的26秒中,一个并非是跟踪而至,而且是背抱着大卷报纸的人,能否突然迸发出犯罪的念头,并用武力迅速予以实施呢?法官要重审相关的问题。看来,连法官对其指控的真伪性都产生了怀疑。

其实,只要查出一件原告曾经敲诈过别人的事实,原告一副被害者的伪装就会被戳穿。遗憾的是张晓冬所请的日本律师,对这种费时费力的工作没兴趣,除非张晓冬缴纳出更多的律师费。

案发之后,日本《中文导报》,随后天津的《每日新报》报道了这一消息。一些华人律师纷纷表示愿为张晓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如曾在日本留学的南开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耀东和上海的律师范云涛,正在日本工作的“在日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裘索女律师等,都说愿帮晓冬讨清白。

面对同胞们的支持,张晓冬非常感动。电话中他对记者说,他确实需要一个功夫过硬,并且是真心实意的好律师。但他也要痛报“一箭之仇”,亲手参加对原告的反击。他说他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为他自己,更为中国人的声誉。


《每日新报》 200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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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8-30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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