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看了化外先生的《为朱容基打分》一文，有感乎中，遂决意作些表示。
一，关于讲硬话
大家知道，朱上任之初讲了不少硬话，事实是到今天仍然硬话不断。这些话大都兑现得勉强，他为什么要硬着头皮说呢？
化外的说法是逗老百姓高兴，但事实是老百姓并不高兴。朱也不至于如此《低级趣味》吧。据我观察，朱把讲话作为一种工作的方式，他很重视自己讲话的功效。讲硬话的目的是为鼓劲，制造好的经济预期，吸引外资和鼓动内需。外电经常说朱是最好的招商者，这是事关中国经济全局的问题，朱不得不发挥所长，硬着头皮讲硬话。中国的特色是实际情况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朱的硬话还能起作用，他应该也会继续讲下去--为了支撑起大局。
二，关于世贸
朱推动入世不遗余力，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入世对中国真有这么重要？
确如化外所言，从纯经济而言，入世虽有长期之利，短期则因为中国尚未准备充分，祸福难料。但入世对于今日中国，另有两大妙用，不可不知。
1是使改革开放不可逆转。
不要说是危言耸听，改革开放确实存在发生逆转的危险。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不断发展和被释放出来，基层对改革的不满日益强烈，高层则很多人认为改革危及政权和正统，新左派应运而起，这些都构成逆转改革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在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是无章可循的，政策的连续性也缺少保证，完全仰赖于继承者的忠诚。因此从毛到邓都不能不担心身后事和身后名，何况后来者？这样路线政策客观的不可逆就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今日决策之争的一个砝码。
2借外力推动改革
由于意识形态和产权制度的束缚，改革至今尤其是国企改革可供腾挪的余地已有限。改革要靠自己的力量向前走已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外力乃是不二法门，当然可能要付出一定代价--无非是一种权衡。
事实上按照龙永图的说法，入世对国内的冲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大。中国政府在逐渐开放中已形成了一整套实行调控，自我保护的做法。冲击无可避免，但会受到调节。
三，日本问题
讲实话，对日本问题我不甚了了。但据媒体反馈，朱访日普遍反应优于江访日，等于是给江擦屁股。当然也没取得《伟大成果》。如化外分析，中日关系短期内客观上难有大的起色。朱也无法完成不可能的事。
无法实现重大突破，是否就不宜访日？这似乎是一个伪问题。
四，国企改革
债转股当然不是什么伟大创举，它实际只是一种惠而不费的做法。既在宏观〈帐面上〉好看，又在微观上减轻了企业非良性的压力，并且解开了不少三角债，何乐而不为？
化外兄有几个责问：为什么只搞外向出口？为什么只顾让出国内市场？为什么不占稳国内市场，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
对此不知朱要怎么回答，我的回答是反问：怎么做？
以中国目前现状，除非是闭关锁国，独立自主，否则是没有可能做到上述几点的。而这种做法又显然不是化外兄的主张。因此以我的理解，化外在此有点象指给我们看星星，然后问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摘下来。
与一般的理解相反，我认为朱所谓国企三年解困只是障眼法。今天谁都清楚，国企只有死路一条，无非是争得一个体面的死法而已。朱真正要做的是：维持国企表面的存在，尽量不动声色地逐渐将其消解转化为社会所有〈股份制〉或民营企业；同时创造尽可能公平有序的环境，鼓励和促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是今日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朱在整顿经济秩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基础设施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五，关于人民币不贬值
确实，人民币不贬值后面有很多政治考虑。这些考虑，很多都是必须的，在其位就必然谋其事。
从结果来看，不贬值，经济还是挺住了，这应该反证了当初决策的有效。
从经济角度补充几点：
1，不贬值不是做给别人看，不是讨好，而是自我需要。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尤其与亚洲地区相关度越来越高。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必使中国难以自免于祸。当时危机来势汹汹，谁也不知道将伊于胡底。因此，在自己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作出努力，化解危机，是当时自救救他的首要之亟。事后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势和人民币不贬值，是遏制危机的两大关键。
2，香港确是软肋。香港那时风雨飘摇，说人民币贬值而港币肯定能坚挺是不现实的。
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很强，而且开放的市场受心理预期的影响很大。当时国际炒家狂攻香港，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之慨，港币摇摇欲坠。再加上人民币贬值这一下重击，港币确有可能失守。至少谁都不敢轻易赌这一把--毕竟不如自己家务事来得有把握。
3，外债也是个问题。中国上上下下明里暗里欠债不知凡几。人民币贬多少，外债就要涨多少，这可不是小数目。花不来，给今后的压力也太大。
综上所述，还是不贬值的好，虽然也不会不要代价--谁叫你运交华盖呢？
六，金融政策与资本市场
化外给出的罪状一是：在国企改革急需资金时紧缩银根，与人民币贬值造成的出口下降一道，成为通货紧缩的罪魁祸首。
所谓国企改革的真义，前面已经谈过，勿庸再叙。来看看通货紧缩。
中国经济原来有一个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要医治这种发虚火的症侯，必须从金融和企业两方面入手，改变其运行机制。总之要动手术。改革，转换机制的过程，必然会对经济运行有所影响，如果仅仅因为市场疲软了一点，经济放缓了一点，就高呼〈通货紧缩〉，要求改革停下来，为企业进行传统式输血〈机制未转换完成，一切运作只可能是传统的〉，让经济再发虚火，那么一切改革只可能是空谈。难道有人竟以为可以在真空微波炉中搞好改革再端出来吗？
顺便提一句，紧缩银根，挤出泡沫，在中国抵御金融危机中已显其效，被国际上引为成功的经验。
罪状二：未能充分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至使几万亿存款睡大觉，造成巨大资源乱费。
沉睡的资源要唤醒容易，要有效运作，产生效益难。
我理解朱的思路：当前金融和企业机制转换均未完成，市场经济规则和体系尚不完善，斥资于国企是有多少化多少，而且不符合转化国企的战略，应该是尽可能地不投入或少投入；民营经济发展则存在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只能一步一步来，增量上不适宜体现政策倾斜。在此情况下，巨大存款正好构成大发国债的底蕴。朱相信自己直接主导下的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其效益比分散投资于国企好，且更有效率，更能发挥效用。
实际效果如何，不好遽断。但基础设施建设大有进展，内需受到刺激启动，宏观上更符合战略目标，是事实。同时政府行为也带来巨大浪费，低效和腐败。其中优劣利弊，尤其是比之国企，确实不好评判。
化外兄寄予厚望的债权进入资本市场，债务重组，最近似乎颇有动作。
七，教育问题
从道德角度讲，政府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获得发展通道的机会。社会一旦做到这一点，对社会的活力和均衡也有极大作用。可惜，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属奢望。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太多。以中国今日的资源和经济，要承载如此数量的人口，注定了一部分人要成为边缘人，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的帮助最后也将止于社保。
问题是让哪一部分人成为边缘人？教育是个天然的筛子。正常的社会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学业高低决定每个人的上升下降。中国今天实际上是在实行学业和经济力的双重标准，这当然是拜收费教育之赐。
收费教育的实施，固然有为政府省钱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理顺办学机制。原来一切由政府包起来的体制，实践证明在今日中国是走不通的。效率低下，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学校留不住人才，教师缺少责任心和动力，教育水准持续下降，这些与国有企业类似的问题，在原有体制下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此，似乎没有两全的方案选择。
也要看到收费教育的成效：教师队伍稳定了，教师待遇和地位提高了，职位的竞争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招生一年比一年扩大。这些，没有新的机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真正的教育失败在农村的基础教育。民办教师的处境日益艰难，教学条件没有大幅改善，失学儿童越来越多。这些，都与三农政策的失误有关。
减轻农民负担，重视三农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出台了无数政策办法，可能都不及一个老办法可行有效：轻徭薄赋。
政府多拿几百个亿出来，不但可以搞费改税，甚至可以干脆免除农业税，农村财政的开支，由中央包起来。如此：农民高兴，农村经济必有起色，对内需也必有促进；民办教师收入有保障，农村入学率也必然提高；农村干部免去收钱收粮之苦，收入有保障，既可定编载员，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加了社会稳定，这笔帐应该划得来。至少比花钱涨公务员工资更有效益，也更公平合理。
我赞成给公务员加薪，这迟早也是必须的。但事有轻重缓急，农村更迫近。
理解朱的考虑是：粮食问题解决后，储存成为问题。朱不想在政策上造成误导，宁愿花大力气，加大投入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以此促使农村产业上一个台阶。这既是农村的根本出路，也是迎接入世挑战之必须。但这条路见效太慢。
八，老年化
这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没有老年化，中国的人口依然难以消受。将一半的中国人移到美国，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可能立马崩溃。人口是中国最大的难题，因此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必须的。借用朱一句话：不要听那些人权分子胡说八道。
化外指责工人五十即退休是人力资源大浪费，其实这是个误会。原来国企是经济主体，因此给人以国企代表整体经济的错觉。国企工人往往五十即退休是事实，但民营三资并非如此。国企中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工人，退下来正好直奔民营三资，往往受到高薪聘用。这一部分人早日退下来是一种幸运，不然绑在国企破车上，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只能与之俱衰俱亡。当然，重新获聘的只会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指望社保。这是竞争社会无可奈何的铁律，也是当今效率优先之必须。将来会不一样的。顺便说一句，社保只有扩展到农村，才能算真正成功。
九，最后的话
话外老兄要我不拘而谈，实在是学识有限，只能到此为止。
中国事难办，中国难办事，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有切身体验。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社会纠缠着无数矛盾，潜伏着无数暗礁中展开他的总理之行的。本来以他的才干个性，朱是最有望打破僵局，开创出国家发展新局面的。他甚至比邓更适合此一工作。遗憾的是，他掌握的权力是极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受到种种限制制约，但这种束缚究竟有多大，看法不尽相同。
在我看来，朱不掌握人事权这一点，已足使其一事无成。
在国企干过的都知道，厂长如果不能处置工人干部，一切改革都是假的。你使尽浑身法宝，厂还是那个厂，倒下的只会是你。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
如果再加上权力层的争斗《这是必然的》，你还干什么干？
朱的决策权无疑也是有限得很。他还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确属不易。
今天的中国总理，其实质只是个管家。作管家，朱未必是合适人选，对此邓看得很准。可能出身总管的温家宝更适应管家一职，只不知他驾驭经济的本事如何？
中国仍未摆脱人治的轨道。人治社会，社会的进程，端赖于统治者的才德。天生朱某，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能尽展所长。
这是朱之不幸，更是国之不幸。
强人时代即将终结，人们很难期望再出现一个朱。如果今天不启动民主，中国的未来，绝望将多于希望。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一，关于讲硬话
大家知道，朱上任之初讲了不少硬话，事实是到今天仍然硬话不断。这些话大都兑现得勉强，他为什么要硬着头皮说呢？
化外的说法是逗老百姓高兴，但事实是老百姓并不高兴。朱也不至于如此《低级趣味》吧。据我观察，朱把讲话作为一种工作的方式，他很重视自己讲话的功效。讲硬话的目的是为鼓劲，制造好的经济预期，吸引外资和鼓动内需。外电经常说朱是最好的招商者，这是事关中国经济全局的问题，朱不得不发挥所长，硬着头皮讲硬话。中国的特色是实际情况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朱的硬话还能起作用，他应该也会继续讲下去--为了支撑起大局。
二，关于世贸
朱推动入世不遗余力，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入世对中国真有这么重要？
确如化外所言，从纯经济而言，入世虽有长期之利，短期则因为中国尚未准备充分，祸福难料。但入世对于今日中国，另有两大妙用，不可不知。
1是使改革开放不可逆转。
不要说是危言耸听，改革开放确实存在发生逆转的危险。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不断发展和被释放出来，基层对改革的不满日益强烈，高层则很多人认为改革危及政权和正统，新左派应运而起，这些都构成逆转改革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在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是无章可循的，政策的连续性也缺少保证，完全仰赖于继承者的忠诚。因此从毛到邓都不能不担心身后事和身后名，何况后来者？这样路线政策客观的不可逆就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今日决策之争的一个砝码。
2借外力推动改革
由于意识形态和产权制度的束缚，改革至今尤其是国企改革可供腾挪的余地已有限。改革要靠自己的力量向前走已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外力乃是不二法门，当然可能要付出一定代价--无非是一种权衡。
事实上按照龙永图的说法，入世对国内的冲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大。中国政府在逐渐开放中已形成了一整套实行调控，自我保护的做法。冲击无可避免，但会受到调节。
三，日本问题
讲实话，对日本问题我不甚了了。但据媒体反馈，朱访日普遍反应优于江访日，等于是给江擦屁股。当然也没取得《伟大成果》。如化外分析，中日关系短期内客观上难有大的起色。朱也无法完成不可能的事。
无法实现重大突破，是否就不宜访日？这似乎是一个伪问题。
四，国企改革
债转股当然不是什么伟大创举，它实际只是一种惠而不费的做法。既在宏观〈帐面上〉好看，又在微观上减轻了企业非良性的压力，并且解开了不少三角债，何乐而不为？
化外兄有几个责问：为什么只搞外向出口？为什么只顾让出国内市场？为什么不占稳国内市场，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
对此不知朱要怎么回答，我的回答是反问：怎么做？
以中国目前现状，除非是闭关锁国，独立自主，否则是没有可能做到上述几点的。而这种做法又显然不是化外兄的主张。因此以我的理解，化外在此有点象指给我们看星星，然后问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摘下来。
与一般的理解相反，我认为朱所谓国企三年解困只是障眼法。今天谁都清楚，国企只有死路一条，无非是争得一个体面的死法而已。朱真正要做的是：维持国企表面的存在，尽量不动声色地逐渐将其消解转化为社会所有〈股份制〉或民营企业；同时创造尽可能公平有序的环境，鼓励和促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是今日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朱在整顿经济秩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基础设施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五，关于人民币不贬值
确实，人民币不贬值后面有很多政治考虑。这些考虑，很多都是必须的，在其位就必然谋其事。
从结果来看，不贬值，经济还是挺住了，这应该反证了当初决策的有效。
从经济角度补充几点：
1，不贬值不是做给别人看，不是讨好，而是自我需要。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尤其与亚洲地区相关度越来越高。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必使中国难以自免于祸。当时危机来势汹汹，谁也不知道将伊于胡底。因此，在自己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作出努力，化解危机，是当时自救救他的首要之亟。事后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势和人民币不贬值，是遏制危机的两大关键。
2，香港确是软肋。香港那时风雨飘摇，说人民币贬值而港币肯定能坚挺是不现实的。
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很强，而且开放的市场受心理预期的影响很大。当时国际炒家狂攻香港，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之慨，港币摇摇欲坠。再加上人民币贬值这一下重击，港币确有可能失守。至少谁都不敢轻易赌这一把--毕竟不如自己家务事来得有把握。
3，外债也是个问题。中国上上下下明里暗里欠债不知凡几。人民币贬多少，外债就要涨多少，这可不是小数目。花不来，给今后的压力也太大。
综上所述，还是不贬值的好，虽然也不会不要代价--谁叫你运交华盖呢？
六，金融政策与资本市场
化外给出的罪状一是：在国企改革急需资金时紧缩银根，与人民币贬值造成的出口下降一道，成为通货紧缩的罪魁祸首。
所谓国企改革的真义，前面已经谈过，勿庸再叙。来看看通货紧缩。
中国经济原来有一个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要医治这种发虚火的症侯，必须从金融和企业两方面入手，改变其运行机制。总之要动手术。改革，转换机制的过程，必然会对经济运行有所影响，如果仅仅因为市场疲软了一点，经济放缓了一点，就高呼〈通货紧缩〉，要求改革停下来，为企业进行传统式输血〈机制未转换完成，一切运作只可能是传统的〉，让经济再发虚火，那么一切改革只可能是空谈。难道有人竟以为可以在真空微波炉中搞好改革再端出来吗？
顺便提一句，紧缩银根，挤出泡沫，在中国抵御金融危机中已显其效，被国际上引为成功的经验。
罪状二：未能充分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至使几万亿存款睡大觉，造成巨大资源乱费。
沉睡的资源要唤醒容易，要有效运作，产生效益难。
我理解朱的思路：当前金融和企业机制转换均未完成，市场经济规则和体系尚不完善，斥资于国企是有多少化多少，而且不符合转化国企的战略，应该是尽可能地不投入或少投入；民营经济发展则存在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只能一步一步来，增量上不适宜体现政策倾斜。在此情况下，巨大存款正好构成大发国债的底蕴。朱相信自己直接主导下的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其效益比分散投资于国企好，且更有效率，更能发挥效用。
实际效果如何，不好遽断。但基础设施建设大有进展，内需受到刺激启动，宏观上更符合战略目标，是事实。同时政府行为也带来巨大浪费，低效和腐败。其中优劣利弊，尤其是比之国企，确实不好评判。
化外兄寄予厚望的债权进入资本市场，债务重组，最近似乎颇有动作。
七，教育问题
从道德角度讲，政府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获得发展通道的机会。社会一旦做到这一点，对社会的活力和均衡也有极大作用。可惜，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属奢望。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太多。以中国今日的资源和经济，要承载如此数量的人口，注定了一部分人要成为边缘人，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的帮助最后也将止于社保。
问题是让哪一部分人成为边缘人？教育是个天然的筛子。正常的社会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学业高低决定每个人的上升下降。中国今天实际上是在实行学业和经济力的双重标准，这当然是拜收费教育之赐。
收费教育的实施，固然有为政府省钱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理顺办学机制。原来一切由政府包起来的体制，实践证明在今日中国是走不通的。效率低下，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学校留不住人才，教师缺少责任心和动力，教育水准持续下降，这些与国有企业类似的问题，在原有体制下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此，似乎没有两全的方案选择。
也要看到收费教育的成效：教师队伍稳定了，教师待遇和地位提高了，职位的竞争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招生一年比一年扩大。这些，没有新的机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真正的教育失败在农村的基础教育。民办教师的处境日益艰难，教学条件没有大幅改善，失学儿童越来越多。这些，都与三农政策的失误有关。
减轻农民负担，重视三农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出台了无数政策办法，可能都不及一个老办法可行有效：轻徭薄赋。
政府多拿几百个亿出来，不但可以搞费改税，甚至可以干脆免除农业税，农村财政的开支，由中央包起来。如此：农民高兴，农村经济必有起色，对内需也必有促进；民办教师收入有保障，农村入学率也必然提高；农村干部免去收钱收粮之苦，收入有保障，既可定编载员，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加了社会稳定，这笔帐应该划得来。至少比花钱涨公务员工资更有效益，也更公平合理。
我赞成给公务员加薪，这迟早也是必须的。但事有轻重缓急，农村更迫近。
理解朱的考虑是：粮食问题解决后，储存成为问题。朱不想在政策上造成误导，宁愿花大力气，加大投入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以此促使农村产业上一个台阶。这既是农村的根本出路，也是迎接入世挑战之必须。但这条路见效太慢。
八，老年化
这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没有老年化，中国的人口依然难以消受。将一半的中国人移到美国，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可能立马崩溃。人口是中国最大的难题，因此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必须的。借用朱一句话：不要听那些人权分子胡说八道。
化外指责工人五十即退休是人力资源大浪费，其实这是个误会。原来国企是经济主体，因此给人以国企代表整体经济的错觉。国企工人往往五十即退休是事实，但民营三资并非如此。国企中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工人，退下来正好直奔民营三资，往往受到高薪聘用。这一部分人早日退下来是一种幸运，不然绑在国企破车上，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只能与之俱衰俱亡。当然，重新获聘的只会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指望社保。这是竞争社会无可奈何的铁律，也是当今效率优先之必须。将来会不一样的。顺便说一句，社保只有扩展到农村，才能算真正成功。
九，最后的话
话外老兄要我不拘而谈，实在是学识有限，只能到此为止。
中国事难办，中国难办事，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有切身体验。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社会纠缠着无数矛盾，潜伏着无数暗礁中展开他的总理之行的。本来以他的才干个性，朱是最有望打破僵局，开创出国家发展新局面的。他甚至比邓更适合此一工作。遗憾的是，他掌握的权力是极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受到种种限制制约，但这种束缚究竟有多大，看法不尽相同。
在我看来，朱不掌握人事权这一点，已足使其一事无成。
在国企干过的都知道，厂长如果不能处置工人干部，一切改革都是假的。你使尽浑身法宝，厂还是那个厂，倒下的只会是你。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
如果再加上权力层的争斗《这是必然的》，你还干什么干？
朱的决策权无疑也是有限得很。他还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确属不易。
今天的中国总理，其实质只是个管家。作管家，朱未必是合适人选，对此邓看得很准。可能出身总管的温家宝更适应管家一职，只不知他驾驭经济的本事如何？
中国仍未摆脱人治的轨道。人治社会，社会的进程，端赖于统治者的才德。天生朱某，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能尽展所长。
这是朱之不幸，更是国之不幸。
强人时代即将终结，人们很难期望再出现一个朱。如果今天不启动民主，中国的未来，绝望将多于希望。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