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格式化进消遥岛后:为朱容基辩护 -- 也驳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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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化外先生的《为朱容基打分》一文,有感乎中,遂决意作些表示。

一,关于讲硬话

大家知道,朱上任之初讲了不少硬话,事实是到今天仍然硬话不断。这些话大都兑现得勉强,他为什么要硬着头皮说呢?

化外的说法是逗老百姓高兴,但事实是老百姓并不高兴。朱也不至于如此《低级趣味》吧。据我观察,朱把讲话作为一种工作的方式,他很重视自己讲话的功效。讲硬话的目的是为鼓劲,制造好的经济预期,吸引外资和鼓动内需。外电经常说朱是最好的招商者,这是事关中国经济全局的问题,朱不得不发挥所长,硬着头皮讲硬话。中国的特色是实际情况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朱的硬话还能起作用,他应该也会继续讲下去--为了支撑起大局。

二,关于世贸

朱推动入世不遗余力,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入世对中国真有这么重要?

确如化外所言,从纯经济而言,入世虽有长期之利,短期则因为中国尚未准备充分,祸福难料。但入世对于今日中国,另有两大妙用,不可不知。

1是使改革开放不可逆转。

不要说是危言耸听,改革开放确实存在发生逆转的危险。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不断发展和被释放出来,基层对改革的不满日益强烈,高层则很多人认为改革危及政权和正统,新左派应运而起,这些都构成逆转改革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在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是无章可循的,政策的连续性也缺少保证,完全仰赖于继承者的忠诚。因此从毛到邓都不能不担心身后事和身后名,何况后来者?这样路线政策客观的不可逆就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今日决策之争的一个砝码。

2借外力推动改革

由于意识形态和产权制度的束缚,改革至今尤其是国企改革可供腾挪的余地已有限。改革要靠自己的力量向前走已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外力乃是不二法门,当然可能要付出一定代价--无非是一种权衡。

事实上按照龙永图的说法,入世对国内的冲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大。中国政府在逐渐开放中已形成了一整套实行调控,自我保护的做法。冲击无可避免,但会受到调节。

三,日本问题

讲实话,对日本问题我不甚了了。但据媒体反馈,朱访日普遍反应优于江访日,等于是给江擦屁股。当然也没取得《伟大成果》。如化外分析,中日关系短期内客观上难有大的起色。朱也无法完成不可能的事。

无法实现重大突破,是否就不宜访日?这似乎是一个伪问题。

四,国企改革

债转股当然不是什么伟大创举,它实际只是一种惠而不费的做法。既在宏观〈帐面上〉好看,又在微观上减轻了企业非良性的压力,并且解开了不少三角债,何乐而不为?

化外兄有几个责问:为什么只搞外向出口?为什么只顾让出国内市场?为什么不占稳国内市场,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

对此不知朱要怎么回答,我的回答是反问:怎么做?

以中国目前现状,除非是闭关锁国,独立自主,否则是没有可能做到上述几点的。而这种做法又显然不是化外兄的主张。因此以我的理解,化外在此有点象指给我们看星星,然后问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摘下来。

与一般的理解相反,我认为朱所谓国企三年解困只是障眼法。今天谁都清楚,国企只有死路一条,无非是争得一个体面的死法而已。朱真正要做的是:维持国企表面的存在,尽量不动声色地逐渐将其消解转化为社会所有〈股份制〉或民营企业;同时创造尽可能公平有序的环境,鼓励和促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是今日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朱在整顿经济秩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基础设施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五,关于人民币不贬值

确实,人民币不贬值后面有很多政治考虑。这些考虑,很多都是必须的,在其位就必然谋其事。

从结果来看,不贬值,经济还是挺住了,这应该反证了当初决策的有效。

从经济角度补充几点:

1,不贬值不是做给别人看,不是讨好,而是自我需要。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尤其与亚洲地区相关度越来越高。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必使中国难以自免于祸。当时危机来势汹汹,谁也不知道将伊于胡底。因此,在自己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作出努力,化解危机,是当时自救救他的首要之亟。事后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势和人民币不贬值,是遏制危机的两大关键。

2,香港确是软肋。香港那时风雨飘摇,说人民币贬值而港币肯定能坚挺是不现实的。

香港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很强,而且开放的市场受心理预期的影响很大。当时国际炒家狂攻香港,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之慨,港币摇摇欲坠。再加上人民币贬值这一下重击,港币确有可能失守。至少谁都不敢轻易赌这一把--毕竟不如自己家务事来得有把握。

3,外债也是个问题。中国上上下下明里暗里欠债不知凡几。人民币贬多少,外债就要涨多少,这可不是小数目。花不来,给今后的压力也太大。

综上所述,还是不贬值的好,虽然也不会不要代价--谁叫你运交华盖呢?

六,金融政策与资本市场

化外给出的罪状一是:在国企改革急需资金时紧缩银根,与人民币贬值造成的出口下降一道,成为通货紧缩的罪魁祸首。

所谓国企改革的真义,前面已经谈过,勿庸再叙。来看看通货紧缩。

中国经济原来有一个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要医治这种发虚火的症侯,必须从金融和企业两方面入手,改变其运行机制。总之要动手术。改革,转换机制的过程,必然会对经济运行有所影响,如果仅仅因为市场疲软了一点,经济放缓了一点,就高呼〈通货紧缩〉,要求改革停下来,为企业进行传统式输血〈机制未转换完成,一切运作只可能是传统的〉,让经济再发虚火,那么一切改革只可能是空谈。难道有人竟以为可以在真空微波炉中搞好改革再端出来吗?

顺便提一句,紧缩银根,挤出泡沫,在中国抵御金融危机中已显其效,被国际上引为成功的经验。

罪状二:未能充分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至使几万亿存款睡大觉,造成巨大资源乱费。

沉睡的资源要唤醒容易,要有效运作,产生效益难。

我理解朱的思路:当前金融和企业机制转换均未完成,市场经济规则和体系尚不完善,斥资于国企是有多少化多少,而且不符合转化国企的战略,应该是尽可能地不投入或少投入;民营经济发展则存在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只能一步一步来,增量上不适宜体现政策倾斜。在此情况下,巨大存款正好构成大发国债的底蕴。朱相信自己直接主导下的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其效益比分散投资于国企好,且更有效率,更能发挥效用。

实际效果如何,不好遽断。但基础设施建设大有进展,内需受到刺激启动,宏观上更符合战略目标,是事实。同时政府行为也带来巨大浪费,低效和腐败。其中优劣利弊,尤其是比之国企,确实不好评判。

化外兄寄予厚望的债权进入资本市场,债务重组,最近似乎颇有动作。


七,教育问题

从道德角度讲,政府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获得发展通道的机会。社会一旦做到这一点,对社会的活力和均衡也有极大作用。可惜,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属奢望。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太多。以中国今日的资源和经济,要承载如此数量的人口,注定了一部分人要成为边缘人,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的帮助最后也将止于社保。

问题是让哪一部分人成为边缘人?教育是个天然的筛子。正常的社会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学业高低决定每个人的上升下降。中国今天实际上是在实行学业和经济力的双重标准,这当然是拜收费教育之赐。

收费教育的实施,固然有为政府省钱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理顺办学机制。原来一切由政府包起来的体制,实践证明在今日中国是走不通的。效率低下,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学校留不住人才,教师缺少责任心和动力,教育水准持续下降,这些与国有企业类似的问题,在原有体制下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此,似乎没有两全的方案选择。

也要看到收费教育的成效:教师队伍稳定了,教师待遇和地位提高了,职位的竞争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招生一年比一年扩大。这些,没有新的机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真正的教育失败在农村的基础教育。民办教师的处境日益艰难,教学条件没有大幅改善,失学儿童越来越多。这些,都与三农政策的失误有关。

减轻农民负担,重视三农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出台了无数政策办法,可能都不及一个老办法可行有效:轻徭薄赋。

政府多拿几百个亿出来,不但可以搞费改税,甚至可以干脆免除农业税,农村财政的开支,由中央包起来。如此:农民高兴,农村经济必有起色,对内需也必有促进;民办教师收入有保障,农村入学率也必然提高;农村干部免去收钱收粮之苦,收入有保障,既可定编载员,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加了社会稳定,这笔帐应该划得来。至少比花钱涨公务员工资更有效益,也更公平合理。

我赞成给公务员加薪,这迟早也是必须的。但事有轻重缓急,农村更迫近。

理解朱的考虑是:粮食问题解决后,储存成为问题。朱不想在政策上造成误导,宁愿花大力气,加大投入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以此促使农村产业上一个台阶。这既是农村的根本出路,也是迎接入世挑战之必须。但这条路见效太慢。

八,老年化

这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没有老年化,中国的人口依然难以消受。将一半的中国人移到美国,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可能立马崩溃。人口是中国最大的难题,因此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必须的。借用朱一句话:不要听那些人权分子胡说八道。

化外指责工人五十即退休是人力资源大浪费,其实这是个误会。原来国企是经济主体,因此给人以国企代表整体经济的错觉。国企工人往往五十即退休是事实,但民营三资并非如此。国企中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工人,退下来正好直奔民营三资,往往受到高薪聘用。这一部分人早日退下来是一种幸运,不然绑在国企破车上,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只能与之俱衰俱亡。当然,重新获聘的只会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指望社保。这是竞争社会无可奈何的铁律,也是当今效率优先之必须。将来会不一样的。顺便说一句,社保只有扩展到农村,才能算真正成功。

九,最后的话

话外老兄要我不拘而谈,实在是学识有限,只能到此为止。

中国事难办,中国难办事,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有切身体验。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社会纠缠着无数矛盾,潜伏着无数暗礁中展开他的总理之行的。本来以他的才干个性,朱是最有望打破僵局,开创出国家发展新局面的。他甚至比邓更适合此一工作。遗憾的是,他掌握的权力是极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受到种种限制制约,但这种束缚究竟有多大,看法不尽相同。

在我看来,朱不掌握人事权这一点,已足使其一事无成。

在国企干过的都知道,厂长如果不能处置工人干部,一切改革都是假的。你使尽浑身法宝,厂还是那个厂,倒下的只会是你。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

如果再加上权力层的争斗《这是必然的》,你还干什么干?

朱的决策权无疑也是有限得很。他还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确属不易。

今天的中国总理,其实质只是个管家。作管家,朱未必是合适人选,对此邓看得很准。可能出身总管的温家宝更适应管家一职,只不知他驾驭经济的本事如何?

中国仍未摆脱人治的轨道。人治社会,社会的进程,端赖于统治者的才德。天生朱某,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能尽展所长。

这是朱之不幸,更是国之不幸。

强人时代即将终结,人们很难期望再出现一个朱。如果今天不启动民主,中国的未来,绝望将多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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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04@0)
2001-9-10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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