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 ·龙应台·

zhu (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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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

·龙应台·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
、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
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长的老房子
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陈云、王震、邓力群有无可能以
‘六四’平反作为争权筹码。”走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
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可能。当我指着
一栋建筑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诞生,是德
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北京人正预测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后
的政坛变动。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蜕变》的老家和他
当年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扫视一番,继续他刚才的话题:
“何东昌下台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世界,我
只好沮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很可能从此不会再来,但
是他对眼前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视若无睹,而且,因为他根本
不感觉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与眼前多种异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压根儿不
觉得遗憾。他象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
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会忿忿指责到中国观
光的外国人,陡然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
毫无思古的联想,缺少历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说,在走过逐
鹿古战场时,会感情澎湃而致热泪盈框。

  他看不见自己的矛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这样只有
吊儿郎当半满的瓶难免就觉得看不顺眼。

  最近,我挨过两次骂。

  一位对农村研究相当有成就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否
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极少。

  “是吗?”访客用怀疑的眼光探询着,沉吟片刻,然后还
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满:“自己的国家弱,人家会平等看待你吗?
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认你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洋人
的世界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看待,怎么知道人家也这么看你
呢?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世界公民
,是可笑虚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觉……”

  劈头一顿义正辞严的教训,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因为我找不到可以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共同词汇


  当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矛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
受本地人攻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后,发现
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歧视,印度人在英
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
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
,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
别人歧视同时歧视别人;我因此并不随身携带一个“被害者情结”的
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被歧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乏
民族自觉,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觉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一流以中国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去
取悦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
出卖民族的片子。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欣赏。

  “什么?”戴晴声音高起来,用流利好听的京片子追问,
“你倒说说看,你欣赏它什么?”

  我欣赏电影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自然欲望间的张力,
喜欢其中各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电影暴露了“中
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
昧和偏执,表达了“人”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里发生,重要
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命运的澎湃冲突……这电影简直
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
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几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我也佩服她对北京当
权者的挑战。可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之后,我侧头说:
“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权决定谁是中国人
。”

  我恼火的是,怎么大陆知识分子老有那么一个自我满足的
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当然承认这是大大地以
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这个尺度——譬如“满涨
的民族意识”,他就赐给你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否则你就是洋
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化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
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重的谴责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个刻
度标准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
匍匐在地,敬领圣旨。台湾属于“祖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这个尺一旦决定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
我极尊敬的作家曾经说:“应台,你若赞成什么公民自决的话
,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意见不同都不行吗?不行!牵
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
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道德,不爱民族是没有道德。就这么清楚。刻
度分明的尺,不会模棱两可。

  这样一把尺有个名字——“文化沙文主义”。凡是沙文主
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因为自我极度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自己
的肚脐眼,肚脐眼以外的世界则毫无兴趣。自我膨胀有时候以
极傲慢的姿态出现。譬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赞美,称
“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候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
的面貌出现,譬如碰到任何冲突都不经考虑地以种族歧视的被害者
角度加以诠释;然后以这种诠释来指责他人,武装自己。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
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
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
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
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
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
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
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
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象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
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
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
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
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没给他们什么物
质和心灵的享受,只给了他们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
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
头的世界。

  然后,当然也觉得些微不安。对中国远大的未来,我实在
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点空间,时
时注入新鲜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吊儿郎当半瓶满的中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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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9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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