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教堂中国的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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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二000年第十一期

西方的教堂中国的庙

赵无眠

  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为了体现新中国首次露脸于国际舞台的光鲜形像,代表团成员每人都定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穿着走在大街上,只见路旁的行人纷纷恭敬地立定,向他们脱帽鞠躬。原来当地居民以衣貌取人,误认为中国来了一队传教士——也就是中国人眼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

  所谓“精神侵略”论,并不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发明。早在一八七○年闹“天津教案”,民间就怀疑这帮洋和尚、洋尼姑来我们中国的目的,大抵不过非偷即抢、非淫即盗、非拐即骗。看到外国教会堂而皇之办学校、办医院、办育婴堂,非常惊奇之余,还有点怪不舒服。总觉得其中必包藏祸心,不由得一哄而起,给他一顿“打砸抢”。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在人家的炮舰弹压下道歉赔款。又正好引为“国耻”,一并记在西方列强的账上。

  中国的和尚尼姑,是从不办什么学校、医院的,更别说孤儿院和育婴堂了。近年来国内几所著名的寺庙办“佛学院”,也只是为少数出家人开设的读经班,与民间百姓无缘。人一出家,六根剃净,万念皆空,哪还管得那许多其目的本不过是为着争名于朝的教育问题。办医院给人治病也显然是多余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人的身体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切病灾包括不可一世的癌症与艾滋之类也就无所寄附,没什么可怕的了。所以古往今来的和尚好像只有一个肯到处给人治病的,那就是济公。他喝酒吃肉,挤眉弄眼挖耳捉虱搓脚,行为本就出格。用的方子,听说都叫人恶心丧胆,不堪究其根底。

  道家倒是有一点悬壶济世的意思。但似乎更专精老年营养学(炼丹)与生殖工程(房中术)。其余无论什么病总离不了一把香灰和一张画符,或者设坛扶乩地念咒,披发仗剑地捉鬼;并且都是个体户开业,各自躲在密屋根据祖传秘方炮制些膏丹丸散,因此谁都搞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与中国的出家人相比,西式教会则显得俗气多啦,很入世。洋和尚们的教堂,大都建在人多眼杂的闹市,或居民密集的社区,你来我往非常方便,让大家都有个均等的机会与上帝对话。中国和尚的庙,多半筑在山上,远离尘世烦嚣,以免闲人跑来破坏了寺院的清规与清静。自古名山僧占多,除了山西五台、四川峨嵋、安徽九华、浙江普陀这四大庙宇林立的佛山,其他凡景致好一点的山上,都少不得要以寺院的香火来炫耀其人文背景。道士们也不甘示弱,见缝插针,战果亦颇可观。较为集中的有湖北武当、山东泰山和崂山。占住名山,横空出世,那种俯瞰芸芸众生的清高得意亦在所难免。

  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是哲学,高深玄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伦理学,明白浅显。哲学家喜欢关在僻静的地方冥思苦想,修行在个人,不大作宣传讲解。“道可道,非常道”,讲了反正你也听不懂。偶尔与三两私交甚好的同行“参玄”,也只着只言片语,指东说西,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先言他物然后引起所咏之词”,让对方隔云隔雾地去猜、似醒非醒地去悟,美其名曰“东方神秘主义”。伦理学家则善于跟民众打成一片,逮着个机会便滔滔不绝地说教。用尽可能人人都懂的比方和人人都听得烂熟的童话故事,试图把一切都讲清楚,透明度高得很。因为太玄妙的缘故,中国和尚十个有九个对经文不求甚解,根本不知自己念的是啥意思。为表示没有虚度年华,往往只好唱以高声,伴以打击乐(木鱼),虚张声势。西方的教士习惯轻读或默诵,作消化状,留着精神去拯救人类。

  东西方的神灵却恰恰相反。西方的上帝高高在上,看不见摸不着,来无踪去无影,更别说直接聆听他的指示了。他的福音要通过大量的使者来传达,弄得教士们终日忙忙碌碌,不能宁静以致远。中国的如来佛却很具体,塑造得方头大耳、慈眉善目、白白胖胖,颇像民间福大命大钱大的财主。其余的菩萨、阿罗汉、金刚、伽蓝等等,也一个个各具性格,每人身后都有些传奇的轶事和掌故。尤其供在如来佛身后的观音菩萨,神气清爽、仪态万方,分明是个令人敬而不惧、亲而不狎的“大姐,保姆”,并无一丝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罗里巴嗦、盛气凌人。关于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故事多到难以计数。人民由是推举她为职掌生育和应付灾害的神,相当于“危机对策本部”部长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由于她有求必应、通情达理、不给求愿者以眼色和事必躬亲的公仆品质,使她得以与我佛如来分庭抗礼背向而坐,膝下的香火常常更盛。

  上帝只有一个。他就是神,神就是他。此外谁都微不足道。就连他的儿子耶稣也未见得法力无边,照如今的眼光顶多有点特异功能罢了,不但要借助凡胎下世,最后仍躲不过被人血淋淋地钉死。圣母马利亚,虽然亦不乏观世音的雍容气度和端庄容貌,又有“感应受胎”的灵性与功劳,甚至多年被供在教堂正中接受顶礼膜拜与讴歌赞颂,仍然是人不是神,半点法力都没有。她似乎是仅以爱心,而不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征服世界的。经济她也搞得不太好,穷得只能把上帝的儿子生在马槽里,不像观世音,兜里的宝瓶玉器、西海珍珠、南非钻石以及景泰蓝、唐三彩,一把一把掏出来令人目不暇接。丈夫约瑟又只是个木匠,一生默默无闻,不但没借妻子的裙带关系从上帝那里走一点后门改善改善处境,反倒受尽磨难过早去世。

  中国的神却多到仿佛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佛门道家的寺、庙、宫、观里供的神像,身重影叠,开出来起码可以组成一个特种部队加强营。且个个神通广大武艺高强,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无不视如等闲。其他党派的神也不少,玉皇大帝就是一个,他大概属于君主立宪派。阎罗王介乎神与鬼之间,总管牛头马面母夜叉,是地下黑社会的教父。另外还有各界代表及地方势力,如四海龙王、雷公电母、灶公菩萨乃至城隍土地之类。他们每人头上一方天,摆出一副多元政治的架势,本应该相互尊重,讲究一定的游戏规则。然而一斗起法来就顾不那么多了,凶神恶煞、面目狰狞、恃强凌弱、大打出手,让人看了只觉得政治的可怕,觉得神与鬼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凭心而论有些鬼比许多神还耐看和受用,还讲一点人道主义。

  上帝是万物之源。上帝根据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中国的神则都是人变的。释伽牟尼、太上老君、玉皇王母,无一不来自人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出身无论贵贱,性别不分男女,只要修炼到家,都可以飘然成仙,享尽以前做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民间津津乐道的“八仙”,便来自从皇亲国戚到街头乞丐、从家庭妇女到幼稚儿童、从知识分子到残疾人等不同阶级。杀人如麻的凶犯也能够修成正果,而且更有捷径可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但不再追究罪责,反而比常人晋升快。即使是畜牲一类的东西,什么飞禽走兽、乌龟王八兔子贼、虾蟹虫鱼癞蛤蟆只要曾在某位佛陀或菩萨“身边长期工作过”,蹲在莲池旁或藏在瓦缝里偷听得到点真传,亦可自悟炼成精怪。名份上虽还不是“神仙”,本事可能比一般神仙大得多。如果再顺手拐一两件真迹法宝揣在怀里,那就连级别很高的真神都得被镇住,不是它的对手。

  机会看上去多,然真正能成为其中一员的毕竟少之又少。原因是修炼的过程拉得太长,其间戒律又严,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言、不准听流行歌曲跳迪斯科、不许性交等等。这样违反人性地苦苦打熬,还得国泰民安不遇上天灾人祸,数百上千年如一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方能脱去肉眼凡胎,修成正果。一般人哪有这份闲功与耐心?好容易捱上了神位的,又都享不尽的琼浆玉液、楼台亭阁、娈童美女,终日无事只须下下围棋搓搓麻将打打桥牌,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什么时候心血来潮俯察一下民间疾苦,也无非动动嘴巴使使眼色,根本用不着劳形伤体,所以个个身子骨硬朗得很,岂止“寿比南山”,简直都是“老不死”,腾不出位置接纳新神。

  中国的庙无一不神满为患,机构重迭、臃肿。这个殿那个殿,里三层外三层。走进去一看,开常委扩大会一样济济一堂,烟雾腾腾。留给人的活动空间却逼仄得转身都要小心,顶多只够放三五个蒲团让你到此下跪。刚看清这尊神的脸色,又发现那尊神的脸色不对劲;刚拜完那位菩萨,到这位菩萨跟前又还得拜。西方人的教堂则大异其趣。没有谁给上帝泥塑木雕地弄一尊像放在那里让人眼见为实。上帝派他的儿子来世间显过一回肉身尽够了,要塑只塑个耶稣供着。他形单影只,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副因敢讲真话而遭受迫害的样子,全无开会的兴致。也有塑他母亲马利亚的,那模样软弱无助,更不像来开会的,倒好像一个因儿子被侵犯了人权而到处上访的农村妇女。很多教堂干脆什么像也不塑。不论有无崇拜偶像,总之里面基本上空空荡荡,一排一排给人坐的座位修得整整齐齐,跟剧院一样。

  西方人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圣诞节平安夜去教堂做弥撒,办丧事请神父或牧师做祷告,结婚也到教堂举行典礼。此外还有唱诗班之类的文娱活动。中国的庙,从来不组织人们搞文艺节目,更别说为新人举行婚礼了。和尚道士们只跟人办丧事叫“做道场”。吹吹打打拍拍,除了让人感到形式繁琐、装模作样,看不出有半点诚意。所以请他们这么做的只是有钱人家。人们不到庙里做礼拜和弥撒,只去磕头的香客们大多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功利主义者。即使有事相求,也尽搞拉拉扯扯的关系学,许愿还愿,赌咒发誓,贿赂之风盛行,市侩气十足。从这点上看,又觉得只丢几个蒲团让他们去跪,真算是一种抬举。

  西方人只有一本《圣经》。天主教、基督教乃至犹太教都是用的它。不算很“西”因而谈不上全盘西化的中东人,也只有一本《古兰经》。它既是教义的经典又是历史,又是童话,又是小说,又是科普读物。一册在手,世间的万般要义皆一目了然。凡意义重大、庄严肃穆的场合,包括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都少不得要对着《圣经》起誓。中国的经书却名目繁多,汗牛充栋。道教的经书已数不胜数;佛经则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说美国总统拿不动,便是兰博一类的肌肉型力士来了也只得挂牌而去。为了使信徒们面对浩如烟海的经书不致于知难而退,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间念《毛主席语录》。任何识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易把那几句现话背得滚瓜烂熟。懂不懂无关紧要,反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在连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西方传教士为了把《圣经》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抛却先进的物质文明过苦行僧生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穷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怀疑,——主要是令我们中国人怀疑。想当年唐玄奘带领徒儿们去西方(其实就在印度,仍是东方)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只因忘了给经文馆馆长送礼,以为跟在咱们中国一样只要亮一亮公文关牒就可以到处白吃白拿,结果被塞给了一套《无字真经》便打发他开路。尽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怎么教大唐的国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当朝皇上赐予的紫金化斋钵这样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才换来有字真经。历史上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当然不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和富于戏剧性,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求取真理所经历的痛苦、艰险、误入歧途与一波三折的磨难,绝对较《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被传教士们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时,一直保留着他的本来面目:胡子拉匝身穿长袍或仅以遮羞布蔽体。不用说也没有受施过整容术,显然容易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他那高鼻深目的长相,又满脸晦气,饿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数,一看便能断定是个不得善终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话谁信?释伽牟尼就通达多了,懂得入境随俗,把脸孔打扮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闲气定,面色祥和,以不变应万变,有王者气度兼平民作风,使人深信跟着他肯定有饭吃。“佛”与“福”谐音,“佛像”又确是“福相”,塑造的时候往往极尽人力物力,不怕身岸伟大如同顶梁柱,供在庙中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伟大到连庙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实上,佛门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们虽未见得先富起来,至少没有谁沦落到沿街乞讨。中国做和尚又当叫化子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当的人多,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大师,大家也就非但不以为耻,反倒生出一种越穷越光荣的理直气壮。玄奘身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万里,称旅行家。其实他一边旅行一边托着钵子化斋,──说白了就是要饭。本来他早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打算,梵语也练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给发护照。及至贞观三年,经济萧条长安闹饥荒,太宗决心开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辗转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风露宿,日晒雨淋,皮肤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个。吴承恩说他持外交护照、拿“J-1”签证,用钦赐紫金化斋钵要饭,到哪个国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礼遇;少女们眉来眼去,爱他细皮嫩肉;妖怪们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饱口福,诚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据说耶稣将自己的身体变成面包,将自己的血变成葡萄酒,飨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则不然,只晓得向别人要吃要喝,口口声声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来真格儿的却舍不得把自身的肉无论肥瘦拿出来做一次爱的奉献。一部《西游记》,完全是一部“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史。他手下那几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强的妖怪,大闹天宫制造动乱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门,竟摇身一变都成了“护法使者”。尤其大弟子孙悟空,一贯以正统的如来主义者自居,唯我独左,到处打棍子扣帽子,斥这里“乌烟瘴气”,骂那个“妖精魔怪”,连师父都经常被他指为纵容自由化;取经途中动辄开打,张嘴喊杀,不知多少生灵被他打成“牛鬼蛇神”,关进集中营,或在他棍下成为怨鬼魂。

  小说中孙悟空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耍得几路少林醉棍的武僧。自古中国大一点的寺院都养得有武僧,如鲁智深等等。道家也出过无数精于拳脚的道士。武当与少林,分别代表内家拳派和外家拳派,一并称雄于天下,至今犹然。这种中国特色的寺庙风景,西方的教堂大概听都没听说过。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于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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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6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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