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电影局长骂姜文:“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一，姜文：鬼子就是鬼子
在今年的嘎纳电影节上，姜文送上了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给人们讲了一个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故事：
村民马大三，跟所有头顶高梁花子的农民一样，只想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从不想招惹是非。日本鬼子固然不是东西，跑到中国来折腾，倒没见他们来村里杀人放火。他娘说，他八字好，好在哪儿呢？生逢战乱，还能混个全家平安吧。就这么一个老实巴结的农民，突然碰到一件怪事──一进门，院子里多了两个黄麻袋，那个腰里别著枪的军人告诉他：“看好了，我们过几天来取。”
马大三连声答应──不用说两个麻袋，就是二十个麻袋他也看得住──不就是麻袋嘛！军队开拔了，麻袋却活动起来。马大三与媳妇打开了一看，可不得了！那里面装的不是衣服粮食，也不是枪枝弹药，而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是鬼子，一个是汉奸。
马大三傻了。养著吧，怎么个养法？放了吧，人家来取怎么办？马大三伤透了脑筋。这一对坏蛋成了马大三家里的成员，你得给他们吃，给他们喝，让他们到院墙西南角的茅坑拉屎撒尿，还不能让他们跳墙逃走半年过去了，这半年对于马大三夫妇简直是半辈子。
可半年过去了，中国军队还没来取那两个麻袋，日本的炮楼却越修越近，已经修到了村口。既要养，又要看，还不能让这两个坏蛋知道真实情况，马大三心劳力拙。左邻右舍给他出主意──灭了这两个造粪的杂种！马大三下不了手──杀鸡杀羊杀猪，他从不含糊，却杀不了这两个整天吃饭的东西──他们毕竟是人呀！何况，半年来的相处，马氏夫妇与这两个杂种之间，已经渐渐消除了敌意。
村里粮荒闹的再也瞒不住精明的鬼子了，鬼子向马大三建议，用几车粮食换取自由，马大三与村民们商量，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至少他们相信，人心是肉长的，就是养了半年的猫狗，也通人性了，何况人，总不至于恩将仇报吧。开头，似乎证明了马大三们所料不差──日本兵拉来了粮食，并且与村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然而，马大三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和睦共荣的宴会竟成了落实“三光政策”的序幕──所有的村民们都被打死，村庄变成废墟──日本侵略者行动昭示一切善良而天真的人们：鬼子就是鬼子。
二，专家：不修改就枪毙
这个故事感动了评委们，《鬼子来了》获得了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是，它却像田壮壮的《蓝风筝》一样，遭到了国内禁映的命运。原因是，违规操作所谓违规操作，指的是，第一，姜文没有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第二，姜文没有按照送审的剧本拍摄，擅自加了一段村民与鬼子会餐的戏。第三，姜文到国外冲洗底片之后，应把片子拿回国，送电影局审批。第四，姜文擅自参赛──只有电影局才有权决定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片目。
这四件事是彼此联系的：因为姜文拒绝按专家的意见修改，并且擅自加了一段戏，所以他不敢把片子拿回国送审；因为他知道，送审就意味著枪毙，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索兴竖起杏黄旗，当一把梁山好汉，跟电影局，跟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叫一回板。
姜文被逼上梁山首先要归功于专家们，归功于专家们的意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专家们一致认为：剧本扭曲了史实──马大三有句台词：俺们这地界，没见过日本人杀光烧光抢光。专家们的理由是：冀中平原是抗日根据地，是遭受日寇“三光政策”最烈的地方，马大三没见过不可能！因此十四位专家中，有十二人建议修改，两人建议枪毙。最后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不修改就枪毙！坦率地说，专家们的意见实在有点小儿科──以冀中平原之大，鬼子要想全部“三光”，谈何容易？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平原作战》、《地道战》不是发生在冀中吗？那里如果“三光”了，还有什么抗日活动可言？再说，一介农夫，活动范围不过百里，他怎么能知道百里之外的事？姜文硬抗不过，只好阳奉阴违：就像他在《芙蓉镇》里演的那个秦癫子一样，表面上唯唯诺诺，后脑勺上反骨嶙峋。他有自己的小九──反正你电影局批准我到国外冲洗，我索兴再加点戏。于是，村民们与鬼子联欢的戏拍出来了。不用说，对于专家、领导来说，这种艺术虚构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习惯于在文艺中看到“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不能容忍《鬼子来了》这样悲惨的结局。他们相信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靠地雷与地道的奇迹取得的，而拒绝正视一个基本的史实──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于万一，正面抵抗日本百万军队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他们思维只能接受觉悟的人民的英勇反抗，而不能接受麻木的民众毫无反抗地被敌人杀戮。但是对于影片来说，这种虚构却必不可少。非如此不足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农民那近乎愚昧的善良天真，不足以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不足以反驳那些“伪人道主义”作品。这是影片的叙事结构和人物性格的必然要求。是按规矩办事，把自己心爱的片子弄成了残疾儿？还是冒权力话语之大不韪，保持艺术的完整性？在两难之中，姜文选择了后者。
三，导演年会：呼吁电影立法
说不清是姜文的勇敢行为激励了导演，还是多年的管制激怒了导演，反正在今年五月十九日的导演年会上，导演们，不管是拍主旋律的，还是拍商业片的，都异口同声向电影局发难。
发难的话题之一是：为什么人拍电影，是为掌权者拍电影，还是为老百姓，为市场拍电影──邓小平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局主持拍摄的“许多影片仿佛是专门为一些领导人拍的，取悦领导人而得到一些奖赏。……据有关材料披露，那些‘重点影片’投资上亿元，结果收回的票房还不到万。”（王童：《睡狮的惊醒：来自第三届中国导演年会的呼声》，《戏剧电影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２日）这可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来都是电影局拿毛、邓的话教育文艺工作者，现在倒好，导演们反戈一击，拿中共的文艺政策质问起中共的电影局来了。
发难的话题之二是：电影审查的依据是什么？是人治还是法治？为什么在中国不能“以法管理影视业，依法审查影视作品”？为什么不能增加透明度，接受舆论监督”？（出处同上）这是个痛苦而又敏感的话题，除了个别的紧跟政策，紧跟“主旋律”的导演之外，几乎所有的导演都有一腔怒火，一肚子苦水。
《大决战》的导演之一，八一厂的杨光远，以自身经历控诉审查影片中的人治现象：“《铁血昆仑关》，各个部门原本审查都已通过了，已准备公开上映，就因为某位领导人一句话，便将整个审查条例的法理依据全部推翻了，几百万的投资也就亏在那里。”（同上）报上不敢明说，业内人士都清楚，他所说的“某位领导人”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刘的理由是：“指挥昆仑关战役的杜聿明将军在解放战争中是我军的手下败将，影片为什么要把他表现得如此英勇？”（同上）真是一句定乾坤，刘副主席真是不讲情面，杜聿明看来是万劫不复了，尽管他是政协常委，是杨振宁的岳父大人，他抗日的功劳竟顶不住如此荒诞的理由。
年会的主持者，电影学院教授谢飞去年拍的《益西卓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本来片子在剧本审查和拍摄阶段都通过了，但拍成之后许多有关人士全都指责起他来了，问他何以拍了这么一部带有敏感性的影片，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实际上这部尊重西藏历史现实、并拨开一些历史迷雾的影片，应该说是填补了少数民族题材（特别的西藏题材）的一个空白。”（同上）
谢飞以为他尊重西藏历史，在官方看来恰恰是歪曲历史──西藏自治区主席提出，这部电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文革中，心中只有毛主席的藏民，怎么可能手捧哈达，匍伏在地，跪拜要躲到山洞里悟道的活佛。
发难的话题之三是，电影局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好电影？导演们提出：“电影主管部门对一些有艺术造诣的影片百般挑剔，却大力褒奖某部艺术上有许多漏洞和毛病的影片。如影片《黄河绝恋》……艺术质量上的不成熟之处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就是宁静在黄河岸边张开双臂模仿《泰坦尼克号》中的镜头，也就足以让人难以接受了。但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却强行被送到奥斯卡竞争去了。”（出处同上）人们质问电影局：为什么选这样的片子？为什么不选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电影局总拿“舆论导向”说事，这种“舆论导向”除了丢中国人的脸外，意义何在？
导演年会成了诉苦会，抗议会。在进入世贸之际，在中国电影日益衰败之时，导演们痛感真正的压力不在市场、不在票房，而在电影局，在僵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一致要求为电影立法，使电影审查从人治走向法治。
电影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导演年会的报道引起了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首先，总局负责人赵实责令北京市委宣传部查核此事。《戏剧电影报》挨批，记者被迫写了检查。与此同时，电影局传出话来：电影审查早就有法可依──年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就是国家二级法。连这都不懂，还侈谈什么立法！
电影界对此议论纷纷──谁不知道，中国的法律，从国家大法到地方法规，哪一个落在了实处？哪一个不是纸上文章？哪一个不是长官意志的奴仆？军委副主席一句话就可以毙一部电影，西藏自治区主席一个电话就可以否定专家们的意见。这不是人治是什么？明明知道《电影管理条例》不过是一纸空文，电影局却睁著眼睛说瞎话。
电影局又传出话来：别以为立法就能解决问题，人治比法治要好得多──姜文不就是沾了人治的光吗？《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条规定：“电影底片、样片的冲洗及后期制作，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成。”要不是电影局局长刘建中私下通融，姜文能带出《鬼子来了》的底片到国外冲洗吗？
这种解释非常好笑，电影局自己违规，把本来就是长官意志的《管理条例》变得更加廉价。这并不能说明人治比法治好，恰恰相反，它只能说明，《电影管理条例》这个国家二级法既没有权威，更缺乏监督。以至于电影局局长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
《鬼子来了》得奖后，一个国人欢庆的大好事，在中宣部眼里变成了大坏事，要处理姜文──不准其演电影，拍电影。姜文也不示弱：“你要砸我的饭碗，我就给江泽民书记写信！”广电总局责成刘建中写检查。刘一边写检查，一边大骂姜文：“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情无义的姜文有些得意忘形，在法国报纸上道破天机──“在中国拍电影太难了，谁当官谁就是专家，谁官大谁的话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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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姜文：鬼子就是鬼子
在今年的嘎纳电影节上，姜文送上了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给人们讲了一个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故事：
村民马大三，跟所有头顶高梁花子的农民一样，只想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从不想招惹是非。日本鬼子固然不是东西，跑到中国来折腾，倒没见他们来村里杀人放火。他娘说，他八字好，好在哪儿呢？生逢战乱，还能混个全家平安吧。就这么一个老实巴结的农民，突然碰到一件怪事──一进门，院子里多了两个黄麻袋，那个腰里别著枪的军人告诉他：“看好了，我们过几天来取。”
马大三连声答应──不用说两个麻袋，就是二十个麻袋他也看得住──不就是麻袋嘛！军队开拔了，麻袋却活动起来。马大三与媳妇打开了一看，可不得了！那里面装的不是衣服粮食，也不是枪枝弹药，而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是鬼子，一个是汉奸。
马大三傻了。养著吧，怎么个养法？放了吧，人家来取怎么办？马大三伤透了脑筋。这一对坏蛋成了马大三家里的成员，你得给他们吃，给他们喝，让他们到院墙西南角的茅坑拉屎撒尿，还不能让他们跳墙逃走半年过去了，这半年对于马大三夫妇简直是半辈子。
可半年过去了，中国军队还没来取那两个麻袋，日本的炮楼却越修越近，已经修到了村口。既要养，又要看，还不能让这两个坏蛋知道真实情况，马大三心劳力拙。左邻右舍给他出主意──灭了这两个造粪的杂种！马大三下不了手──杀鸡杀羊杀猪，他从不含糊，却杀不了这两个整天吃饭的东西──他们毕竟是人呀！何况，半年来的相处，马氏夫妇与这两个杂种之间，已经渐渐消除了敌意。
村里粮荒闹的再也瞒不住精明的鬼子了，鬼子向马大三建议，用几车粮食换取自由，马大三与村民们商量，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至少他们相信，人心是肉长的，就是养了半年的猫狗，也通人性了，何况人，总不至于恩将仇报吧。开头，似乎证明了马大三们所料不差──日本兵拉来了粮食，并且与村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然而，马大三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和睦共荣的宴会竟成了落实“三光政策”的序幕──所有的村民们都被打死，村庄变成废墟──日本侵略者行动昭示一切善良而天真的人们：鬼子就是鬼子。
二，专家：不修改就枪毙
这个故事感动了评委们，《鬼子来了》获得了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是，它却像田壮壮的《蓝风筝》一样，遭到了国内禁映的命运。原因是，违规操作所谓违规操作，指的是，第一，姜文没有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修改。第二，姜文没有按照送审的剧本拍摄，擅自加了一段村民与鬼子会餐的戏。第三，姜文到国外冲洗底片之后，应把片子拿回国，送电影局审批。第四，姜文擅自参赛──只有电影局才有权决定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片目。
这四件事是彼此联系的：因为姜文拒绝按专家的意见修改，并且擅自加了一段戏，所以他不敢把片子拿回国送审；因为他知道，送审就意味著枪毙，所以一不做二不休，索兴竖起杏黄旗，当一把梁山好汉，跟电影局，跟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叫一回板。
姜文被逼上梁山首先要归功于专家们，归功于专家们的意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专家们一致认为：剧本扭曲了史实──马大三有句台词：俺们这地界，没见过日本人杀光烧光抢光。专家们的理由是：冀中平原是抗日根据地，是遭受日寇“三光政策”最烈的地方，马大三没见过不可能！因此十四位专家中，有十二人建议修改，两人建议枪毙。最后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不修改就枪毙！坦率地说，专家们的意见实在有点小儿科──以冀中平原之大，鬼子要想全部“三光”，谈何容易？被列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平原作战》、《地道战》不是发生在冀中吗？那里如果“三光”了，还有什么抗日活动可言？再说，一介农夫，活动范围不过百里，他怎么能知道百里之外的事？姜文硬抗不过，只好阳奉阴违：就像他在《芙蓉镇》里演的那个秦癫子一样，表面上唯唯诺诺，后脑勺上反骨嶙峋。他有自己的小九──反正你电影局批准我到国外冲洗，我索兴再加点戏。于是，村民们与鬼子联欢的戏拍出来了。不用说，对于专家、领导来说，这种艺术虚构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习惯于在文艺中看到“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不能容忍《鬼子来了》这样悲惨的结局。他们相信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靠地雷与地道的奇迹取得的，而拒绝正视一个基本的史实──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于万一，正面抵抗日本百万军队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他们思维只能接受觉悟的人民的英勇反抗，而不能接受麻木的民众毫无反抗地被敌人杀戮。但是对于影片来说，这种虚构却必不可少。非如此不足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农民那近乎愚昧的善良天真，不足以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不足以反驳那些“伪人道主义”作品。这是影片的叙事结构和人物性格的必然要求。是按规矩办事，把自己心爱的片子弄成了残疾儿？还是冒权力话语之大不韪，保持艺术的完整性？在两难之中，姜文选择了后者。
三，导演年会：呼吁电影立法
说不清是姜文的勇敢行为激励了导演，还是多年的管制激怒了导演，反正在今年五月十九日的导演年会上，导演们，不管是拍主旋律的，还是拍商业片的，都异口同声向电影局发难。
发难的话题之一是：为什么人拍电影，是为掌权者拍电影，还是为老百姓，为市场拍电影──邓小平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局主持拍摄的“许多影片仿佛是专门为一些领导人拍的，取悦领导人而得到一些奖赏。……据有关材料披露，那些‘重点影片’投资上亿元，结果收回的票房还不到万。”（王童：《睡狮的惊醒：来自第三届中国导演年会的呼声》，《戏剧电影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２日）这可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来都是电影局拿毛、邓的话教育文艺工作者，现在倒好，导演们反戈一击，拿中共的文艺政策质问起中共的电影局来了。
发难的话题之二是：电影审查的依据是什么？是人治还是法治？为什么在中国不能“以法管理影视业，依法审查影视作品”？为什么不能增加透明度，接受舆论监督”？（出处同上）这是个痛苦而又敏感的话题，除了个别的紧跟政策，紧跟“主旋律”的导演之外，几乎所有的导演都有一腔怒火，一肚子苦水。
《大决战》的导演之一，八一厂的杨光远，以自身经历控诉审查影片中的人治现象：“《铁血昆仑关》，各个部门原本审查都已通过了，已准备公开上映，就因为某位领导人一句话，便将整个审查条例的法理依据全部推翻了，几百万的投资也就亏在那里。”（同上）报上不敢明说，业内人士都清楚，他所说的“某位领导人”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刘的理由是：“指挥昆仑关战役的杜聿明将军在解放战争中是我军的手下败将，影片为什么要把他表现得如此英勇？”（同上）真是一句定乾坤，刘副主席真是不讲情面，杜聿明看来是万劫不复了，尽管他是政协常委，是杨振宁的岳父大人，他抗日的功劳竟顶不住如此荒诞的理由。
年会的主持者，电影学院教授谢飞去年拍的《益西卓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本来片子在剧本审查和拍摄阶段都通过了，但拍成之后许多有关人士全都指责起他来了，问他何以拍了这么一部带有敏感性的影片，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似的。实际上这部尊重西藏历史现实、并拨开一些历史迷雾的影片，应该说是填补了少数民族题材（特别的西藏题材）的一个空白。”（同上）
谢飞以为他尊重西藏历史，在官方看来恰恰是歪曲历史──西藏自治区主席提出，这部电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文革中，心中只有毛主席的藏民，怎么可能手捧哈达，匍伏在地，跪拜要躲到山洞里悟道的活佛。
发难的话题之三是，电影局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好电影？导演们提出：“电影主管部门对一些有艺术造诣的影片百般挑剔，却大力褒奖某部艺术上有许多漏洞和毛病的影片。如影片《黄河绝恋》……艺术质量上的不成熟之处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就是宁静在黄河岸边张开双臂模仿《泰坦尼克号》中的镜头，也就足以让人难以接受了。但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却强行被送到奥斯卡竞争去了。”（出处同上）人们质问电影局：为什么选这样的片子？为什么不选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电影局总拿“舆论导向”说事，这种“舆论导向”除了丢中国人的脸外，意义何在？
导演年会成了诉苦会，抗议会。在进入世贸之际，在中国电影日益衰败之时，导演们痛感真正的压力不在市场、不在票房，而在电影局，在僵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一致要求为电影立法，使电影审查从人治走向法治。
电影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导演年会的报道引起了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首先，总局负责人赵实责令北京市委宣传部查核此事。《戏剧电影报》挨批，记者被迫写了检查。与此同时，电影局传出话来：电影审查早就有法可依──年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就是国家二级法。连这都不懂，还侈谈什么立法！
电影界对此议论纷纷──谁不知道，中国的法律，从国家大法到地方法规，哪一个落在了实处？哪一个不是纸上文章？哪一个不是长官意志的奴仆？军委副主席一句话就可以毙一部电影，西藏自治区主席一个电话就可以否定专家们的意见。这不是人治是什么？明明知道《电影管理条例》不过是一纸空文，电影局却睁著眼睛说瞎话。
电影局又传出话来：别以为立法就能解决问题，人治比法治要好得多──姜文不就是沾了人治的光吗？《电影管理条例》第二章第条规定：“电影底片、样片的冲洗及后期制作，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成。”要不是电影局局长刘建中私下通融，姜文能带出《鬼子来了》的底片到国外冲洗吗？
这种解释非常好笑，电影局自己违规，把本来就是长官意志的《管理条例》变得更加廉价。这并不能说明人治比法治好，恰恰相反，它只能说明，《电影管理条例》这个国家二级法既没有权威，更缺乏监督。以至于电影局局长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
《鬼子来了》得奖后，一个国人欢庆的大好事，在中宣部眼里变成了大坏事，要处理姜文──不准其演电影，拍电影。姜文也不示弱：“你要砸我的饭碗，我就给江泽民书记写信！”广电总局责成刘建中写检查。刘一边写检查，一边大骂姜文：“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情无义的姜文有些得意忘形，在法国报纸上道破天机──“在中国拍电影太难了，谁当官谁就是专家，谁官大谁的话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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