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的真正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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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工程被历数七大弊端:一、防洪效益纸上谈兵,二、发电效益难以落实,
三、航运效益功不抵过,四、生态效益“弊大于利”,五、泥沙淤积危害巨大,六
、移民问题难以解决,七、难逃经济破产结局。所以三峡工程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工
程,也将是中国最大的祸国工程。

  对这一工程,国内外已多有负面评价,其中论述最为全面系统者,当首推旅德
学者王维洛先生的专著《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王维洛先生不仅
亲自参与过三峡工程前期规划,还得到一批反对派专家的支援。因此,这本专著可
视为三峡工程反对派之代表作。
  
  三峡工程引来举世反对之声,何以当政者仍一意孤行,坚持上马?背后到底隐
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 三峡、葛洲坝的离奇计划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积尘,追溯三峡工程的直接起因。

  三峡大坝工程曾几次提起,最高决策当局都知难而退。

  1969年文革时期,水电部、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再次联合提出报
告。这次不再以历次报告所申述的“防洪、发电、航运”为主要理由,而提出了…
…坦克和装甲车。——原来,在湖北深山里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实际上还担负着
重要的军工任务:生产坦克、装甲车。这些重型武器最后神话般地成为一个超级水
利工程的催产素。

  这是一个大圆圈:

  ——生产坦克、装甲车要用特殊钢板,于是从德国引进了1700毫米轧板机
,准备就近安装在武钢;

  ——武钢没有炼钢的生铁,于是为此规划建设了宝钢;

  ——1700轧机耗电量大,尤其是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
,于是必须在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电厂;

  ——既然要建电厂,水电部就势再次提出上三峡;

  ——毛随时准备打世界大战,不愿背上这个大包袱,再次驳回:“在目前战备
时期,不宜作此想。”

  ——水电部、军方、湖北省在寻找替代方案时,提出了葛洲坝低水头电站,解
决了毛怕敌方炸坝的顾虑;

  ——于是,便有了葛洲坝工程十万火急上马。(了解了“坦克装甲车”之背景
,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葛洲坝会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十万人马挑着箩筐就匆
忙上阵的苦衷。)

  在这个连环套里,作为坦克装甲车生产线和1700轧机的配套工程,葛洲坝
必须在开工后三年半就发电,五年全部完工。但事实上十一年半才开始发电,十八
年才完全建成。坦克、装甲车和1700轧机等候不及,早已用拼拼凑凑的办法解
决了用电困难。在这个角度来看,葛洲坝工程的规划与决策是失算的。但是,葛洲
坝工程局这个拥有十万之众的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此羽翼丰满。水电部更如虎添翼,
上下联手,挟葛洲坝工程之余威,三峡工程已是志在必得。我曾于八十年代到葛洲
坝采访,对这种情形颇有感受。公开的,他们宣扬葛洲坝是三峡的练兵工程,营造
“三峡必上”的舆论;私下里,他们斥巨资修建通往上海的输电线路,进口大量眼
下并不需要的设备和载重车辆,制造既成事实,向决策当局施加压力。他们最终如
愿以偿:1995年,三峡工程上马。坦克装甲车终于奇妙地变成了世界绝无仅有
的超级大坝。

⊙ 三峡工程的真正秘密

  什么是三峡工程“主上派”的真实动机呢?

  下列动机是易于并已被世人所觉察到的:毛泽东是好大喜功,想以“高峡出平
湖”的超级工程来显示他个人和新政权的政绩;周恩来则是投其所好,曲意奉承;
林一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报毛周的知遇之恩;邓小平是维护共产党和他个人的政治权
威;赵紫阳、胡耀邦是秉承邓的旨意;李鹏一方面代表水利工程利益集团的利益,
一方面也为自己安排后路。

  除了上述较为明显的动机之外,还有其他更加隐秘的动机吗?特别是在经过长
期论争之后,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前景已日渐明朗,“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之想已
不可得的情形下,上马派那种集体性的狂热动力又来自何处呢?

  1989年,戴晴女士曾问三峡工程的终生反对派李锐。李锐回答:“这也是
我三十多年来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李锐先生不可谓不勇,御前廷辩针锋相对,
毛邓两朝圣上之眼色皆视若无睹,但至今不敢言明硬上三峡之秘。这个能让李锐噤
口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只能是某种利益,某种共同的利益,泼天的利益。

  但,究竟是什么利益呢?

  有一天,一位朋友吴道平递给我一份在海外也未能发表的稿件:

  “……从1875年起,满清政府计划拨款建海军,当时曾打算每年拨款白银
400万两。但是经费被大量挪用,相当一部分款项在1885-1886年间被
拿去修建颐和园了。当时清政府连年战争,内外交困,为什么要花钜款做这种不紧
要的事?一方面,是当政者慈禧贪图享乐,另一方面,是满清内务府的鼓动。内务
府负责皇室生活供应事务,是当时最大的贪污场所。内务府贪污,一是从其常年经
费中克扣,但常年经费有成数,靠从中刮一点,发不了大财。另一是从经手的工程
款中贪污,这就可观了: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据估
计,一笔工程款最后几乎有一半落入私囊。因此内务府最怕的是皇家不办工程。为
了让慈禧‘修园子’,一边要骗当太后的说天下太平,该您享享福了,一边要威胁
手上有经费的王公大臣掏荷包。当时管海军的是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他明知葫芦
里卖的是什么药,虽贵为亲王,既不敢得罪慈禧,也不敢得罪内务府。他懂得‘光
棍不断财路’,若一味公事公办,会有不测之祸,只得拿出大笔军费交内务府‘修
园子’。于是,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民不聊生,而内务府的官员却大发横财,乃至
街头民谣说‘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

  三峡工程数千亿投资,即便仅“雁过拔毛”似地剥一层皮,千分之一中饱私囊
,也是上亿!利益如此之大,当然要强行上马。至于对国计民生有多大危害,甚至
最终建得成建不成,或建成之后因为危害太大而不得不炸掉,只要私囊已满,他们
并不关心。曾经有许多人建议以建设几个较小的水坝来代替三峡大坝发电。对主建
派来说,这真是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跑到什么金沙江、大渡河上去建坝,有省长
厅长当吗?搞小水电站,能出国考察,招标,订货吗?有美元上腰吗?

  以上种种,以宦海沉浮四十年之历练,李锐先生岂有“难以理解”之理?在庞
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连权柄在手的醇亲王奕譞也不敢点破,又何况已告老还乡的“
老右派”李锐。不点破,谈科学技术,尚有些微抗辩之余地;点破了,当今中国大
陆社会,说有“不测”也未可知。

  到此,一些断片式的疑点也许可以连缀起来了:

  为什么“长办”执法犯法,在国家法令不允许垦殖的分蓄洪区重新安置移民?

  为什么“长办”违反规定,允许在分蓄洪区内建筑永久性建筑?

  为什么三峡工程上马前要“寻找、安排”耗电企业用地,以消耗过剩电力?

  为什么水利部对国务院加固长江堤防、安排行蓄洪区的决定阳奉阴违?

  为什么“长办”(“长委”)和水利部百折不挠地想上三峡工程?

  为什么政府当局要实行“舆论导向”,压制不同意见?

  为什么可行性报告的提出、审批和批准竟然是同一批人?

  哲学家罗素在研究政治权力时,对支配大型工程的“巨大组织”有以下论述:

  “尼罗河从很早时候起就在助长着整个埃及的内聚力,因为只要控制住尼罗河
的上游,就足以破坏下游埃及土地的肥力。这里没有使用先进技术,但是田纳西流
域管理局和已提出的圣劳伦斯水路,则是河流的同一种内聚力效果的科学延伸。向
各地输送电力的中心发电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在疆土辽阔时比在疆土狭小时
要有利得多。……所有这些现代的进步,都增加了那些支配巨大组织的人们对个人
生活的控制……”

  罗素所批评的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缩写TVA,又译田纳西流域署),在
美国社会学界已是公论。后期的TVA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
坏生态环境,不理睬经济发展趋势和舆论批评,为自身既得利益盲目扩张。有旅美
中国学者概括道:“一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一个公共机构
,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
转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当初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
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了钜额公款,并留下种种后患。”

  中国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正是这样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巨大组织”。

  在他们利用大型工程猎取集团和个人私利之同时,政治家们强化了对国家权力
的控制,黎民百姓也获得了民族自豪的心理满足。

  也许,这才是三峡这个“政治工程”的真正秘密。

⊙ 重现云梦泽之巨灾

  从宏观生态的角度来考查,三峡工程背后隐藏着一些怎样的秘密呢?

  兴建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是解决长江水患。

  前文已述,自古以来有河患而鲜有江患,盖因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云梦泽、洞庭
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可调蓄洪水的低地与湖泊。

  自明代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实行“舍南保北”政策以来,云梦泽基本消失,
行蓄荆江洪水的功能南移至洞庭湖。

  上世纪中叶,洞庭湖面积与湖容达至极盛,后因淤积与围垦由盛至衰,尤以中
共建政之后为甚。

  五十年代初,“长办”提出并开始实施荆江分洪工程,治理长江水患。向北分
洪或向南分洪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利益。因此,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前,湘
鄂二省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湖南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
个“出了力却淹了自己的”局面。

  七十年代中后期,在重新讨论长江防洪问题时,两湖又爆发激烈争吵。因文革
期间洞庭湖被大面积围垦,湖北要湖南尽量退田还湖。湖南当然不愿放弃已开发出
来的鱼米之乡,更记着荆江分洪工程的一箭之仇,便提出最早是你们湖北人先围的
田,“沧海桑田,要退就退到云梦泽时代去”。

  在这种情形下,三峡工程被再次提出,实际上是把最早由云梦泽,继而由洞庭
湖所承担的分蓄洪功能转移到三峡去。为了这一防洪目标,“长办”提出的三个方
案都是高坝,分别是坝顶高程190米、195米和200米。这一次,矛盾的双
方成了四川和湖北。三峡工程将给湖北省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而四川省却要淹没土
地,迁移人口,加剧水患,威胁重庆,有百害而无一利。四川认为为解荆江之险,
不惜四川之灾,实属“与邻为壑”,明朝“舍南保北”,现在不能再是“舍上(游
)保下(游)”。

  为了缓解四川的反对,水利部又提出了一个少淹四川的150米方案,防洪功
能基本上没有了,一心想的就是上工程,捞利益。1982年,邓小平权衡折冲,
同意了这个低坝方案,以为既可解决荆江之险,又可向家乡父老交代。邓小平哪里
明白其中之奥妙:所谓150米,系指正常蓄水位150米,而实际坝顶高程则是
165米或175-185米(第二期建成)。

  于是,一个把古云梦泽从洞庭湖移到三峡的宏伟计划开始实施。

  以三峡来取代洞庭湖的计划将孕育着怎样的灾难呢?

  “当云梦泽被割断与长江的联结而干枯后,正是长江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洞庭湖
建立了姻缘,用其特有的方式扩大了湖区,使其成为吞蓄洪水的地方。当洞庭湖走
向死亡时,大自然已在孕育着一个新的云梦泽,沧海桑田,桑田沧海”(王维洛)

  一个新的云梦泽会怎样出现并将出现在哪里呢?

  最温和的方式是“和平演变”,即防洪功能接近于零(或退一步:待淤掉大部
防洪库容之后)的三峡大坝任由洪水在荆江河段去与人争地,闯荡出一个新的云梦
大泽。

  最暴烈的方式是“暴力革命”,即在漫长且极为脆弱的施工期间,大坝被一个
特大洪峰所摧毁,刹那间荆江大堤全面崩溃,漫天洪水,在富饶的田园上杀出一条
血路,再建云梦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荆江北岸溃决,将在古云梦泽之旧址上再现云梦泽;如果
荆江南岸溃决,而萎缩了的洞庭湖难以容纳,则洪水必然向北摧垮北岸堤防;又因
为“舍南保北”造成南岸不断溃堤分洪,地面越淤越高,现南岸已比北岸地面高出
7~10米(今日武汉低于长江水面30米的固定资产已达400个亿);如此形
势,洪水必然北蓄,于旧址上重造云梦泽;如果南北两岸同时溃决,情形亦无二致
,同样是洞庭灌云梦,在江汉平原上重现云梦泽。

  —沧海桑田,桑田沧海,本是大自然之铁律,不足为奇。只是苦了亿万生灵。

⊙ 隐蔽于生态灾难后面的制度因素

  从生态平衡角度观察,这是一个与水争地的轮回报应。

  其根本症结在于生态破坏而导致的国土承载力超载。

  简而言之,这主要是一个生态平衡问题,而不是工程技术问题。

  剔除社会的政治的种种因素,荆江水患和三峡工程之弊,说到底,是犯了一个
企图用工程手段来解决生态困境的错误。前总理周恩来曾就数十年间水电工程的“
急躁情绪”下过一个颇为沉痛的断语,叫做“屡犯屡改,屡改屡犯。”其实,“急
躁情绪”恐言之过轻。错误之一是:在治水的工程问题上,违反了先民自大禹以来
以疏导为主的科学思想,层层堤坝,四方围堵。错误之二是:试图以工程措施来解
决生态问题,其结果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主要不是一个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问题。

  农民懂得,水旱灾害归根结底缘于森林植被之破坏。农谚曰:“水是一条龙,
先从山上行,治下不治上,到头一场空。”去问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县长、县委书
记,他们都会给你宣讲“一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
行封山,第一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
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

  封疆大吏和官员们也懂得“治水必先治山”。江西省先欲治湖,劳而无功,发
现治湖先要治江,继而发现治江要治山,最后总结出“治山为主,林草为先”的“
山—江—湖”经验。1981年四川大水后,省委的结论是:一定要下决心坚决制
止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扭转林业落后的状况,把植树种草,保持水土搞上去,否则
我们就将犯历史性错误,受到自然界更严厉的惩罚,愧对子孙,遗害无穷。

  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先生早就提出过“先上后
下,先支后干,先易后难”的三项原则。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进行大量考
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3万元,即可做到
“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10~11万平方公
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投资,)国家投资不过30~33亿元,就可根
本改变面貌,而投资仅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一。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
过是抵挡一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而且,这还
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8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
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森林
覆盖率下降10个百分点所损失的蓄水能力,相当于现有水库总库容的2·27倍
,也就是说需要再造18万座水库。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
也无济于事。

  林业部官员指出:砍了几十年,林子基本砍完,不能说一棵树都没有了才算砍
完。而林业上投入的造林资金一年只有2亿,水利部门上百亿,91年华东大水之
后,国家一下子能拿出60亿。造林投入太少,国家损失太大。

  治水先治山,古今中外皆然。清人赵仁基《论江水》一文说:“水溢,由于沙
积,沙积由于山垦”。日本、欧洲、北美根治水患的共同经验都是治山。日人更称
:治水在于治山,治国在于治山,“能治山者才能治国”。

  这是一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分散的数额有限的林业投资“油水”太小。

  这个明白的道理违背了一个强大的水工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这个利益集团指
鹿为马,上下勾连,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

  在现存社会制度下,他们如鱼得水,他们永远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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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24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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