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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蝶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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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些东西令我们泪流满面

(一)

最近这一次跑北京,是为了采访一个日本人。这个人,在中国的上层,很少有人知道他,即使知道,也绝没人喜欢他。可在中国的最下层,在那些已经日薄西山的老人中、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中、那些一生在贫穷和歧视中苦苦挣扎的穷人中,却有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郑重地订过合同,一纸不平等的合同--对于他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纸合同将会把他牢牢地系在责任和义务上,却无法给他带来任何眼前的利益。

他是日本一位著名的律师。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在田中访华的时候,我国领导人轻轻一挥手,宣布了放弃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领导着十亿中国人的领导人啊,没有人想过去问问人民,没有人想过那些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的感受,甚至,这一回,连所谓人大这种橡皮图章都没盖一下,八年的苦难(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从他们最初进入中国东北算起,则已经十五年),就这样一笔勾销了。而那个时候我的同胞们,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领导人的这种决定。一来,在那个年代里,除了领导人的脑袋,哪个人还长着自己的脑袋呢?除了抽象的所谓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谁的生命还有价值呢?二来,宽容,不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吗?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中国才有学者站出来说: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不是一回事,七二年政府宣布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而受到日本侵略军祸害的中国人有权利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此话一出,上下紧张,据说,这位学者,以后很长时间,时局一有风吹草动,就被组织上关心地安排旅游离开北京。在日本人的日圆面前,曾经浴血奋战过的中国人好象得了软骨病。

但这位学者的话到底使一些战争受害者激动起来了。他们在试试探探地问自己,话还没出口就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难道,那些血海深仇,今生今世,真会有一个说法吗?

此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陆续开始:山西慰安妇案、刘连仁劳工案、七三一部队细菌案、平顶山屠杀案、花网暴动案、无差别轰炸案......陆陆续续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或其他地方开庭。到今年初,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部分胜诉,标志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不会有人想到,推动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政府、不是中国的知识界,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而其中,我所有幸结识的这位律师是始作甬者。而我深受日本侵略者屠戳的国家,它的政府、它的官员、它的知识界法律界和民众,也包括我自己,却表现出可怕的冷漠。

当我流下泪的时候,我不仅仅是为了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为了我的同胞和我自己。

我是专门为了认识这位律师去北京的。当在本子上准备着采访大纲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戒备、猜忌和怀疑:一个日本人为什么无偿地为中国人打官司?他有什么个人目的?他会把心底的话告诉我吗?如果他在我面前表现出傲慢和歧视我将如何应对?以往的采访从来不做大纲,这一次,我做了,并且想好了各种应对之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如果他摆出一付中国人的救世主的架式的时候,我要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中国的落后和日本的经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你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这样做!

他事先并不知道我的来访。但在从翻译那儿得知我的来意后,他从在北京停留的一天半时间里挤了半天和一顿晚餐的时间给我。刚开始,我就对他说:希望我们以一种真诚的态度交谈,哪怕是会令对方难堪的想法。他听着,笑了,然后说:好的。

我就这样开始走近了这个日本人。


(二)

采访在他的房间里进行。开始,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此行的目的,最后说:我读过您的文章,从而知道,您是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您爱着您的国家。我也是个爱国主义者,我也爱着我的国家。但是我希望,将来我做成的东西,既不是中国的正义,也不是日本的正义,而是人类的正义。他仔细地听着,很有力地点了点头。
我列举了七个要采访的问题,例如:您为什么代理此案?您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您的个人经历?您在此案中的风险和收获?此案在日本法律上的障碍和突破?它的前景?请您谈谈您对日中两个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差异......我选择的是一些我急需了解和想来他比较乐意回答的问题。另外还有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想留待采访进行了一段气氛比较好的时候再提出来。
他拿着一个大本子,把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记在上面,然后说:我很乐意回答,但我会把这些问题打乱。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开始。
这位律师出生于日本一位贫困的矿工家庭,当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因为在矿山工作得了夕肺病而被解雇,因而造成父母婚姻破裂,而他也因为家庭的变故饱受社会的歧视。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今天的采访可能是会收获颇丰的。因为我知道,在他说的五十年代,在日本,离婚是一件很少见很不寻常的事,对当事人来说,那是一个家丑,而他就这样毫不掩饰地告诉了素昧平生的我。这应该是个姿态,告诉我他并不打算过多地保留什么。
贫穷的家境使他无力读大学,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到化工厂工作。但人的奋斗也就从这窘境中开始了。他说:正因为饱受贫穷和歧视,因此我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这种状况,同时,少年的这些感受,也就成了我以后走上今天这条路的基础。
在工厂工作一年后他去读大学,选择的是法律。大学四年级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毕业后,他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在日朝鲜人人权案。
就在这时候他的介绍使我产生了第二个兴奋点。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律师,在更大意义上,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为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和改良人类社会的斗士--
我问他:您主要代理哪方面的法律事务?刑事?民事?他想了片刻,才回答说:“既不是刑事,也不是民事。我的诉讼的性质,我叫它现代型诉讼。”这个词汇,我后来想了许久,我觉得,可能用社会型诉讼更为恰切。
为了方便我理解,他给我举了他刚出道时代理的一个案子。
东京的六十年代初,还有许多的贫困区,其中一个贫困区里有一条脏水沟,某一天,一个孩子掉在里面淹死了。警察把妈妈抓了去,法院判妈妈没尽到监护的责任,判了缓刑。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日本的社会现状就是这样的。被判了刑的妈妈找到了他。如果他按照一般的处理方法,这将是一个民事案例。但他代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一带后来又对全东京的贫困地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贫困地区有许多这样的脏水沟,并曾经有很多孩子丧命于此。于是他发动所有受害儿童的家长和周边居民参与诉讼,诉讼的对象是地方自治体也就是当地政府。这场官司打了很久,官司的结果是以后这样的水沟都加了盖,再也没有孩子被脏水吞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代理在华劳工诉日本政府案中,他的处理方法如出一辙。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律师也从关注自己同胞和国家的命运逐步走向了国际,走向了关注人类命运和前途这样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后他回答我关于战争的问题。在那时候我感到了第三个兴奋点。
他说:我的一个舅舅在战争时期被强行征兵,到了菲律宾,登陆时被美国飞机炸死,另一个舅舅战时被强行征到军事工厂做工,工伤而死。可以说,我们家也是战争受害者。我妈妈是和平主义者,她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她只是一位从受害者意识出发的和平主义者。他这句话使我精神一振--在他以前,我还没听到有人把和平主义者做过如此的分类。我不由得打断了他,问:您的意思,是不是,比如,日本挨了原子弹,因此许多人反对核战争,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对,日本的反核团体,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日本的和平团体,也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意识不到日本在战争上的责任,意识不到在战争中日本是加害者。从加害者意识去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日本很少,并且,被排除出主流意识。
他没说他自己。但是,当他从理性上对反战者做了如此分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从那种境界中走出来了。
他在律师的行当里干了三十多年,代理过在日朝鲜人人权案、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我代理在华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是很自然的。
但是,要有契机。这个契机,就是他九四年第一次访华。

(三)

一九九四年,这位日本律师参加了一个法律代表团,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这次的行程是从沈阳到南京,然后到北京。在沈阳和南京,他参观了许多与日军侵略有关的遗址,与许多战争受害者交谈。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话又一次使我感动。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知道,这是他的真实感受。

他说,那时候,面对战争受害者的控诉,他无颜以对,只能一次又一次表示谢罪。

从南京走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当时的日本法务大臣记野茂门公开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他说他感到非常耻辱,当即和团里其他几位律师写了抗议声明,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回到宾馆又招来一些日本记者召开招待会,在会上宣读他们的抗议声明。就在这次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把他推上了现在这条路。

那是一位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已经在中国驻了三年。其间曾经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报道发回日本,期望用这种方式引起日本民众的注意,不意却毫无反响,令他怒火万丈。在这次招待会上,他用挑衅的口吻对这位律师说:你们来中国搞什么法律事务调查?有比法律事务更要紧的事你们律师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他说面对这位记者的当面发难,他仍然不是无路可退。但犹豫再三,他决定还是走上了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这条路。

“那使你犹豫的东西是什么呢?”我问。

“你知道,在日本打官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官司拖十多年是很平常的。而这种战争赔偿诉讼更艰难。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战争受害者败诉的判例,也就是说,即使我去打,拖上十几年,其结果也很可能是输,而我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就是从时间、精力和财力上,我也不可能再承受得起了。”

“哦,那个时候,您已经功成名就,又已经年过五旬,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迟暮之感?而接受了这样一种挑战,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生命被重新激发的感觉呢?”

他笑了,连声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做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诉讼,对我确实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

当他决定迎接这次艰难的挑战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种过人的谋略、远见以及组织才能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说,他想到了自己的年龄,他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但最终一定要取胜的诉讼。为此,他需要组织一个团队。当时他已经在日本法律界颇有名气,但他觉得还不够,于是一回去,就去拜访律师界的一位泰斗尾山宏,尾山宏曾经为教科书的问题和日本政府打了三十多年的官司,最终终于胜诉,在日本社会各届都影响极大。他要组织一个在华战争受害者诉讼日本律师团,请德高望重的尾山宏出任团长,他自任干事长,又煞费苦心地找了另外一位年轻力壮的后起之秀进来,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核心。他说他想到了此类案件在日本法律上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选择进入律师团的成员时,他要选择那些富有智慧的律师。他说的富有智慧,是指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在法庭上确保胜利,另外,这种律师还要能通过诉讼创造法理,也就是说,能够在诉讼过程中想办法逾越法律障碍,或者通过诉讼迫使日本国会修改法律。

此外,他还想到了,这种官司,事实上要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一个在法庭。法庭上的官司,重点是有不可能被推翻的证据,利用这些证据,迫使日本政府论罪;第二个战场在法庭外,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利用社会的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并迫使国会为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最终立法。因此,几乎在律师团成立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成立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支援团和由各届民众组织的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并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保证他们的诉讼能旷日持久地进行到底。

当他这样运筹帷幄地指挥和布置着这样一场战役的时候,我想这个已经五十三岁、开始走向暮年的生命真的是被激发出来了。

(四)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谢罪索赔诉讼目前已经有十几起了。这十几起官司中,除了花冈暴动幸存者案是由另外一些日本律师代理外,其他的全部由这位律师所在的律师团代理。我看到好几份代理合同,上面受委托律师一栏里,都恭正地写着他的名字。而且,这十几起官司中,除了花冈是起诉加害企业鹿岛企业外,其余的十几起,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他以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他说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他最终目的之所在,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所有的原告都是他找上门去的。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在日本山林里当了十三年野人的山东农民刘连仁。在这一选择上,可以充分看出这个人的智慧:他说,之所以首先选择刘连仁案,是因为他考虑,可以把刘连仁案当成整个诉讼的突破口。他谈了几个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一、刘连仁的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更容易在日本民众中赢得广泛同情,也使日本政府无法逃脱;二、他对刘连仁案事先做过分析,确定起码有一部分,必定能够胜诉,而胜诉则会对以后的诉讼形成巨大的影响。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按我们九五年提起诉讼时的设想进行的。
外人很难想象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和本国政府打官司经受的艰辛。
最大的艰辛可能并不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最大的艰辛可能恰恰来自他们极力想帮助的中国人。
官方对他们的热诚并不欢迎,前些年,会给他们制造种种障碍。比如,事先约好的受害者突然避而不见,再比如,已经安排好的见面会又突然取消。再比如,受害者赴日到法庭上做证会在批准出国的手续上一再出麻烦。还比如,为他们搜集证据的学者会在私下里得到忠告。
我得公正地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极大改善,起码,当局不再阻挠。比如,我这次采访没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压力,甚至,官方的媒介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另一些阻力来自那些他们帮助的战争受害者。
我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战争、奴役、贫穷,使他们从来没有接受教育、接触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境界的机会。他们把他们经受的一切当成了命运使然。当别人问他们对过去受到的伤害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会茫然地抬起眼睛,不知所对。如果解说得更详细一点,他们会眼睛发亮,因为知道可以得到金钱的赔偿。当然有人表现出铮铮硬骨,但大多数,就是这种蒙昧的状态。
有人告诉我,代理慰安妇案的,是日本一位女律师。为了取证,她一次次自费跑中国(顺便说一句,这些律师到中国来的所有花销自理。请人调查取证、请受害者赴日出庭的费用也由他们出。总之,全部花销)。在山西,她经常会和慰安妇一起住在窑洞里,而有些人,把日本人都看成阔佬,还想在她身上敲下几个。
我相信,有这种经历的一定不是她一个。
这也是我想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之一:当你面对那些素质比较差的当事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你会卑视他们吗?我想对他说不要那样做。他们蒙昧,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里。后来,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没来得及向他提出。但我想他不会的,因为活出来的人会比较容易理解没活出来的人。
还有的阻力来自长期的战争和隔绝造成的两个民族心理上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
他找到的每个受害者开始都对他们有深深的戒备:你们为什么要免费代理我们?你们在这案子里有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你们怎么向我要钱?万一我赢了你们会把钱给我吗?
他们苦口婆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动机。后来,他们和受害者都建立了比较信任的关系。我说比较信任,是因为那只是较之开始而已。事实上,就在我这次采访中,一个受了他们无偿帮助了六七年的当事人还对我说:我懂点日语,小日本儿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儿。
我不能责备他。事实上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戒备。
因此,这也是我准备在采访后期向他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互相沟通的过程。您可能发现许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相信您一定也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到头来也是无法沟通的。告诉我,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想象当初他们的情景:在国内忍受着右倾势力的巨大压力(换到中国,这样的人,完全是可以被骂做卖国贼的);在中国,得不到支持;在当事人那儿,得不到信任。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支付着生命,到底为了什么?
而他们,仍然活得这样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自己和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我想,能鼓舞他们的,只有信念--相信自己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的信念了。

(五)

他确实需要有智慧的律师团队,因为,他们在日本法律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

只指出一点就可以了--在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为二十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想到提起诉讼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十多年。事实上,许多索赔诉讼就是以这个理由不被法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以这个理由被判败诉。

也就是说,如果严格依照日本现行法律,所有的索赔诉讼都是不可能取胜的。

我后来想了想他们的诉讼策略,大概有以下三点:

一、用国际法来逾越日本法律。国际上,对奴役劳工,对战争受害,有着详细的索赔条例,并且明确规定,战争赔偿,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用法的精神,逾越法的条文。各国民法的精神都大致相同,那就是公平正义。在他们的辩护词中,我屡屡看到,当被告方用法的条文反对诉讼请求的时候,律师们引用这一法的精神反驳说,这种说法,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的精神。

三、那就是要找到胜利的突破口了。如上所说,他找到了刘连仁。

在刘连仁诉讼案中,刘所诉受侵害的事实大概分两部分,一是被强迫抓到日本做劳工并受到奴役待遇;二是战后在山上过了十三年非人生活。这位律师说,前一部分,在现行的日本法律下很难胜诉,但一定要提出来,要强迫法庭认可这个事实。认可事实就是胜利,就可以让日本国民知道;第二部分,则是必定可以胜诉的。这一部分认定的是日本政府可以救助而没有尽到救助责任的事实,而这种救助,一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也没进行。他说,只要这一部分胜诉了,那么刘案就成为战争索赔胜诉的第一个突破口,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提到刘连仁的时候,这位律师的脸上写满了敬重。

他说,当初他找到刘的时候,就对刘说:他代理刘的案子,但目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诉讼,而只是要用他的案子做突破口,迫使日本政府最终解决所有在华受害劳工的问题。他说,刘当时欣然应允。

尽管当时刘已经八十多岁,尽管他知道一旦被纳入如此庞大的一个战役中,他在有生之年很可能得不到任何赔偿。

对他的过去,也许只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他的气节和为人:

1958年,当他在北海道的山林里被人发现时,十三年穴居的生活已经使他几乎忘了人的习性和人的语言。三个月后,当他被送回中国时,日本各界为他捐了数目不菲的一笔钱,刘分文未取,全部送给了当地的中小学。当他登船时,当时日本的官房长官岸信介到码头上去送他,又拿出二十万日本给他。刘问:这钱是谁的?如果是你个人的,我收下,如果是日本政府的,我不要。岸信介含糊其词,于是刘一把推开,然后身无分文地上了船。

习性和语言都丢了,一身的骨头还没软化。今天的中国人,有多少人能做到?更何况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

五十年后,当他到日本法庭上做证时,被告律师问他是不是识字,他回答说识。可实际上他识的,差不多只有刘连仁三个字。儿子说:何必这样呢?他回答说:我在日本人面前再也不想输一点儿了。

还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对日本律师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将继续替他打官司,儿子不行了,有孙子。这位律师从他的话里一定想起了中国的愚公移山,后来他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引用了刘的这句话,对法院说:不要指望拖下去,拖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死光了就没人追究了,他们还有儿子孙子。

从刘的身上,我想到,不要抱怨自己在国外或者在什么人面前受人歧视,只要你活得真的象个人,你就会赢得尊重,哪怕你是大字不识的农民。

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经过漫长的诉讼,今天初终于由东京地方法院宣判。一切如这位律师所料,对战争期间的事实法院给予了认定,但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理由驳回;对战后十三年,法院以日本政府该救助没救助为由,判日本政府败诉,赔偿金额不低于两千万(这部分要求的赔偿金额是两千万)。

刘的儿子介绍说,当法院宣判了最终结果的时候,这些为此案奋斗了六年多的律师都哭了。律师团团长尾山宏没哭,但当刘的儿子和他握手时,他居然一下子瘫倒了在地下。

谁能体会他们那一刻的酸甜苦辣?

当夜,他们喝酒到天明。

(七)

十月二十四日从广东出差回来,二十五日在家休息一天,二十六日一早,就坐上了去青岛的火车--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的小野寺先生、高桥融先生、森田太三先生和另外几位律师定于那天到青岛,我赶去和他们会合,继续我的采访。
突然发现他们每次来中国都是周五,问了一下一直在义务给他们做翻译的朱女士,她告诉我,这么多年,他们总是这样安排他们来中国的行程:周五早来中国,利用一个整天两个半天在中国工作,周日下午返回日本(这次因为在北京要参加一个会,他们的行程延长了两天)。朱女士介绍说,在周一至周四的时间里,他们在代理别的案子,用那些案子的收入,来维持这些诉讼的庞大支出。
中午下了火车,租了一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往流亭机场,正好赶上迎他们下飞机。然后就和小野寺先生继续乘着那辆出租车,驱车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到高密刘连仁家--小野寺先生提出要亲自来给刘连仁扫墓,把初审胜诉的消息告诉泉下的他。事先,朱女士遵小野寺的嘱咐,在青岛给他买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许多人是从莫言的《红高粱》中知道高密这个地方的。在莫言的笔下,“我爷爷”和“我奶奶”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活得肆意汪洋、任性天然。当日寇踏进他们的家乡的时候,这些手持着大刀长矛的农民吹着娶亲的锁呐上了战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漫山遍野的红高粱。但今天我眼里的高密农民温顺而安静,庄稼收了,地里没了营生,人就在村头闲站着,汽车从他们身边驰过,引来几许好奇的目光。
刘连仁一家早就知道小野寺要来的消息了,我们刚进村口,远远地就看到一所红砖小院前站满了人。刘连仁高大的儿子把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介绍给小野寺,用浓重的高密话说:这是俺娘。老太太满头白发,身子还硬朗,小野寺通过翻译对她说:很遗憾没能早些来,没能见刘连仁最后一面。老太太却只是沉默着,听不明白一样看着他。我不由得为她着急,再看小野寺先生,似乎也有几分尴尬。
在屋里沉默地坐了几分钟,有人提议到院里坐,于是又转移到院里。小野寺刚要坐下,老太太冷不丁地抓住他的手,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俺的亲人啊。”一边说着泪水就顺着皱纹纵横的面孔源源而下。小野寺愣住了,随后,仍然抓着老太太的手,弯下腰,稍稍仰起头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地看着老太太哭泣的面孔。在那一刻里,院里的人都不说话,只看着他们一个哭,另一个默默注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老太太饱经风霜的面孔,令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按年龄算,如果他的母亲还健在,也应该是这个岁数了)?
老太太说完这句话就再没说过什么,而小野寺却没了当初的尴尬,继续在翻译的帮助下向老太太介绍着情况。其间刘连仁的儿子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委托书和一盒印泥,抓起母亲的一个手指在印泥里按了一下,然后按在委托书上。我们大家都被他逗笑了,只有老太太没笑,仍然看着小野寺,而小野寺则在她的注视下低下头去,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面巾纸,拿起老太太刚刚按过指印的手指,帮她把上面残留的红印泥细细地擦了去。
刘连仁的坟墓离村庄有一里许,听说是县里的特批,墓地比旁边的坟墓要大。没有墓碑,只有一道青砖矮墙,围着一堆黄土。听刘的儿子介绍说,有人捐了一块好几吨的花冈石碑,因为太大,一直还没运过来。心里竟有些微微的遗憾,觉得那块巨碑其实不必。刘连仁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正因为他的普通,他一生的经历和他的斗争才更有普遍的意义。
小野寺把那束白玫瑰献在刘连仁墓前,在墓前双手合十长久地默哀。后来,有人问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他说,他脑子里总晃动着第一次见到刘连仁时刘的样子。那时候他曾经对刘连仁说,总有一天,他会把胜诉的消息带给他,但今天胜诉了,却已是天人永隔音讯难通了。
从刘连仁家出来,我们又在暮色中摸到另一个村,当年,这个村也有一个农民和刘连仁一起被掳到日本,后来和刘连仁一起从煤矿上逃出来。和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很快就被当地的日本军警抓了回去,还被打坏了一条腿。如今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我们进院时,仍然在拖着一条跛了的腿在收拾院里晾晒的玉米。小野寺详细地向他询问当年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追问再三,一边问一边在带来的大本子上记。天迅速地黑了下来,他仍然摸黑写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可能是老人的孙女不声不响地跑到屋里,打开了挂在窗口的电灯。
当我们从老人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没吃晚饭,马不停蹄地往青岛赶,因为第二天,我们将在那儿和一些受害者以及受害者遗属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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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13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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