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記者張士雄報道)加拿大總督伍冰枝夫婿梭羅(JOHN RALSTON SAUL)新書︽均衡論︾(ON EQU ILIBRIUM)甫面世﹐即被加國右派政治人物及報章大肆抨擊﹐書中提及九一一慘劇發生的根源部分歸咎西方社會備受責難。有國會議員更將問題政治化﹐在國會山莊辯論。多城時事評論員文世昌認為﹐這只是右派勢力的無風起浪﹐小題大作。其實︽均衡論︾一書的重心﹐是作者提出六點現代人必需具備的生活質素﹐且不能有任何偏廢的社會價值觀和公民權利。
文世昌表示﹐梭羅新書︽均衡論︾引起爭議有三點原因﹕九一一恐怖事件美國應負上責任﹐批評美國總統及批判今日的商業主義。縱觀全書﹐作者對有關九一一及對布殊的批判﹐只屬書中的小部分。加拿大聯盟﹑右派主流報章﹁國家郵報﹂以頭版頭條來借此大肆抨擊﹐更提交國會討論﹐要求身為加國總督伍冰枝夫婿梭羅道歉﹐實是無風起浪。
他說﹕﹁從憲法的角度來看﹐加拿大總督雖是代表英女皇﹐加國總督在任時﹐不會對任何黨派的政治意見表態﹐亦不會參與﹐這是百多年來建立的傳統。但憲法中﹐亦沒有任何制度或條文﹐明確規定身為加國總督的配偶在制度上的規限和角色的定位。﹂
文世昌說﹕﹁要知道﹐梭羅本身是一名早具盛名的學者和寫作人﹐亦常以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自居﹐不時發表言論文章針對時弊﹐他雖是加國總督的夫婿﹐亦不應有今日的身分問題﹐已失去或放棄他原有寫作和言論的自由。這點﹐除了加拿大聯盟外的加國主要在野政黨﹐均認為梭羅有寫作和言論自由。他所扮演的只是他原本的身分﹐一名有良知知識分子的應有角色﹐他不應該道歉。梭羅的立身之道﹐可說與中國的梁啟超及林語堂有很多共同點﹐就是大丈夫有所為而有所不為。﹂
文世昌稱﹐︽均衡論︾中所引起爭議的言論﹐其實只是他一貫言論的延續。對有社會責任及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他的立場或言論﹐有人可以不同意﹐但不應攻擊。梭羅亦不用因為身為加國總督的夫婿而失去寫作自由。梭羅在他履行總督夫婿的公職身分時﹐業已盡忠職守。但梭羅同樣具有非政治化的傳統身分﹐亦沒有法律條文對他的非政治化傳統身分作界定﹐故他著作中的言論不涉及違規之嫌。他在書中批評九一一事件﹐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應負上責任的論調﹐加反對黨政客就借題大做﹐認為美加既是盟友﹐批評美國就等於批評加拿大﹐身為公職人員的丈夫對這些敏感問題﹐應該有所收斂。文世昌認為﹐不同意見者可以提出批評﹐但不可因而要作者禁言﹐因為這是有違加拿大公民所享有的言論和寫作自由權利。梭羅對九一一的批評﹐只是以他個人身分發表﹐亦只是盡公民的責任和義務﹐而引起爭論的部分﹐亦只是書中三百多頁中的少部分。
文世昌解釋稱﹐︽均衡論︾書中提及九一一事件﹐西方國家推不掉責任﹐是指梭羅在書中責問美國歷年不斷輸出大量武器給外國﹐這是否有道德上的責任。而在宗教倫理道德上﹐作者認為﹐強硬的基督教中的原教主義﹐其實帶來對世界的破壞性較回教更大。若從哲學上分析﹐梭羅的責問沒有錯。事實上﹐近五十年來﹐美國﹑歐洲對阿拉伯人的過分激進﹐二戰時德國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史實﹐均與基督原教主義不無關係﹐亦是導致二戰後阿拉伯人仇視西方國家的伏線。九一一事件不是中東問題﹐而是美國對阿拉伯人長久的高壓所引發。
文世昌指出﹐梭羅亦在書中批評美國總統布殊﹐指他在九一一事件發生當日﹁軟弱無能﹂﹐在電視上顯得﹁處理不當﹐不夠果斷﹂等﹐他本人亦不會全部認同作者的論點﹐但不會因而感到梭羅要收斂。而除了﹁國家郵報﹂及加拿大聯盟外﹐大部分各黨派人士﹐加國公民﹐乃至傳媒﹐均以平常心看待今次事件。從而證明﹐這是加拿大人對言論﹑寫作自由權利的重視和維護﹐這亦是一個有良好民主基礎的國家應有的表現和胸襟。
文世昌表示﹐︽均衡論︾書中要旨不是對美國的抨擊﹐或是對加國政治的含沙射影﹐而是著重陳述現代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六個不可偏廢的生活質素﹐六質素包括常識倫理﹑想象力﹑直覺﹑記憶﹑理智。他在書中以極大的篇幅﹐就上述六質素分點論述﹐意謂現代知識分子若能秉持六質素﹐且不會偏廢﹐就能在社會上獲得平等看待﹐若將六質素與社會結合﹐就會形成一股社會價值觀。︽均衡論︾中對每點質素﹐再分十個小項目探討﹐他要帶出大眾立身處世的哲學。
他說﹕﹁︽均衡論︾顯示出作者是在追求創意﹑社會及個人的公義。他用不少筆觸闡明罪惡是由沒有良心的魔鬼所導致。常識是社群分享知識和體驗的果實﹐社群是由公民組成﹐而公民亦要培養社群﹐這是責任和權利。而書中另一引起爭議的問題﹐是他對今日商業道德的看法。梭羅認為﹐商業行為一定是以私利為出發點。只有透過有道德的人管治商業行為﹐才不會因而以成本作為借口﹐來漠視環境和誠信﹐亦不會有泛商業行為和標準﹐將商業作為暴力﹑貧困的製作者﹐或以貪污手段來從事商業活動。他說這番話﹐是強調商業不等於公義﹐商業亦不能與民主﹑自由的價值並論。商業應服務公義﹑民主﹑自由﹐已非今日泛商業主義的本末倒置。﹂
文世昌認為﹐︽均衡論︾以富於感情的筆觸﹐將哲學理念溶入生活﹐與讀者一同分享對世界大事的看法。他的文采和感情﹐真如西方版的梁啟超和林語堂。︽均衡論︾可讀性十分高﹐但這本書亦暴露了作者過分夫子自道﹐過分賣弄他的知識淵博﹐以他的才華和博學﹐他可以寫得更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文世昌表示﹐梭羅新書︽均衡論︾引起爭議有三點原因﹕九一一恐怖事件美國應負上責任﹐批評美國總統及批判今日的商業主義。縱觀全書﹐作者對有關九一一及對布殊的批判﹐只屬書中的小部分。加拿大聯盟﹑右派主流報章﹁國家郵報﹂以頭版頭條來借此大肆抨擊﹐更提交國會討論﹐要求身為加國總督伍冰枝夫婿梭羅道歉﹐實是無風起浪。
他說﹕﹁從憲法的角度來看﹐加拿大總督雖是代表英女皇﹐加國總督在任時﹐不會對任何黨派的政治意見表態﹐亦不會參與﹐這是百多年來建立的傳統。但憲法中﹐亦沒有任何制度或條文﹐明確規定身為加國總督的配偶在制度上的規限和角色的定位。﹂
文世昌說﹕﹁要知道﹐梭羅本身是一名早具盛名的學者和寫作人﹐亦常以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自居﹐不時發表言論文章針對時弊﹐他雖是加國總督的夫婿﹐亦不應有今日的身分問題﹐已失去或放棄他原有寫作和言論的自由。這點﹐除了加拿大聯盟外的加國主要在野政黨﹐均認為梭羅有寫作和言論自由。他所扮演的只是他原本的身分﹐一名有良知知識分子的應有角色﹐他不應該道歉。梭羅的立身之道﹐可說與中國的梁啟超及林語堂有很多共同點﹐就是大丈夫有所為而有所不為。﹂
文世昌稱﹐︽均衡論︾中所引起爭議的言論﹐其實只是他一貫言論的延續。對有社會責任及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他的立場或言論﹐有人可以不同意﹐但不應攻擊。梭羅亦不用因為身為加國總督的夫婿而失去寫作自由。梭羅在他履行總督夫婿的公職身分時﹐業已盡忠職守。但梭羅同樣具有非政治化的傳統身分﹐亦沒有法律條文對他的非政治化傳統身分作界定﹐故他著作中的言論不涉及違規之嫌。他在書中批評九一一事件﹐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應負上責任的論調﹐加反對黨政客就借題大做﹐認為美加既是盟友﹐批評美國就等於批評加拿大﹐身為公職人員的丈夫對這些敏感問題﹐應該有所收斂。文世昌認為﹐不同意見者可以提出批評﹐但不可因而要作者禁言﹐因為這是有違加拿大公民所享有的言論和寫作自由權利。梭羅對九一一的批評﹐只是以他個人身分發表﹐亦只是盡公民的責任和義務﹐而引起爭論的部分﹐亦只是書中三百多頁中的少部分。
文世昌解釋稱﹐︽均衡論︾書中提及九一一事件﹐西方國家推不掉責任﹐是指梭羅在書中責問美國歷年不斷輸出大量武器給外國﹐這是否有道德上的責任。而在宗教倫理道德上﹐作者認為﹐強硬的基督教中的原教主義﹐其實帶來對世界的破壞性較回教更大。若從哲學上分析﹐梭羅的責問沒有錯。事實上﹐近五十年來﹐美國﹑歐洲對阿拉伯人的過分激進﹐二戰時德國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史實﹐均與基督原教主義不無關係﹐亦是導致二戰後阿拉伯人仇視西方國家的伏線。九一一事件不是中東問題﹐而是美國對阿拉伯人長久的高壓所引發。
文世昌指出﹐梭羅亦在書中批評美國總統布殊﹐指他在九一一事件發生當日﹁軟弱無能﹂﹐在電視上顯得﹁處理不當﹐不夠果斷﹂等﹐他本人亦不會全部認同作者的論點﹐但不會因而感到梭羅要收斂。而除了﹁國家郵報﹂及加拿大聯盟外﹐大部分各黨派人士﹐加國公民﹐乃至傳媒﹐均以平常心看待今次事件。從而證明﹐這是加拿大人對言論﹑寫作自由權利的重視和維護﹐這亦是一個有良好民主基礎的國家應有的表現和胸襟。
文世昌表示﹐︽均衡論︾書中要旨不是對美國的抨擊﹐或是對加國政治的含沙射影﹐而是著重陳述現代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六個不可偏廢的生活質素﹐六質素包括常識倫理﹑想象力﹑直覺﹑記憶﹑理智。他在書中以極大的篇幅﹐就上述六質素分點論述﹐意謂現代知識分子若能秉持六質素﹐且不會偏廢﹐就能在社會上獲得平等看待﹐若將六質素與社會結合﹐就會形成一股社會價值觀。︽均衡論︾中對每點質素﹐再分十個小項目探討﹐他要帶出大眾立身處世的哲學。
他說﹕﹁︽均衡論︾顯示出作者是在追求創意﹑社會及個人的公義。他用不少筆觸闡明罪惡是由沒有良心的魔鬼所導致。常識是社群分享知識和體驗的果實﹐社群是由公民組成﹐而公民亦要培養社群﹐這是責任和權利。而書中另一引起爭議的問題﹐是他對今日商業道德的看法。梭羅認為﹐商業行為一定是以私利為出發點。只有透過有道德的人管治商業行為﹐才不會因而以成本作為借口﹐來漠視環境和誠信﹐亦不會有泛商業行為和標準﹐將商業作為暴力﹑貧困的製作者﹐或以貪污手段來從事商業活動。他說這番話﹐是強調商業不等於公義﹐商業亦不能與民主﹑自由的價值並論。商業應服務公義﹑民主﹑自由﹐已非今日泛商業主義的本末倒置。﹂
文世昌認為﹐︽均衡論︾以富於感情的筆觸﹐將哲學理念溶入生活﹐與讀者一同分享對世界大事的看法。他的文采和感情﹐真如西方版的梁啟超和林語堂。︽均衡論︾可讀性十分高﹐但這本書亦暴露了作者過分夫子自道﹐過分賣弄他的知識淵博﹐以他的才華和博學﹐他可以寫得更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