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面对质疑 吴征、杨澜在干什么？
01-12-25 上午 1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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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四通公司12月19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回应了我“对吴征的六点质疑”。对这个回应赵平波先生撰文指出了其特点：避实就虚、知错不改。
由于吴征太善于这种避实就虚的做法，所以我在这里再用问卷方式指出几个吴征完全没有回答的问题；然后就“国际艾美奖”的问题给读者讲述一下12月20号本文采访记者去“国际艾美奖”办公室的一段经历，和读者们一起探讨吴征杨澜面对质疑到底在干什么？
第一，吴征12月4日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免试保送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因为当时我的成绩在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中名列文科第一。”
阳光四通在12月19日的回应中说：“吴征因成绩优异，在1985年被复旦大学免试直升录取。”吴征这个答覆明显回避了原来宣称的“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和“名列文科第一”。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和“文科第一”？
第二，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证实吴征1989年入学，1991年毕业；为什么吴征发表的所有中英文简历都是1989年毕业？究竟为什么要把入学时间改成毕业时间？
第三，就北大网站上吴征的学历，阳光四通12月19日的回应说，“实际情况是北京大学网站上的履历有错，将吴征写成复旦学士，华盛顿大学之硕士写成了博士，故须纠正。”但是吴征为什么不说明这个错误是谁导致的？是北大的错误？还是吴征自己送上的简历错误？如果是吴征自己送了错误的简历，那么他要不要道歉？
第四，就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阳光四通回应说：“该博士学位是完成了学校设置的全部课程与论文后获取的。”在美国一个博士学位起码也得念个三、五年，那么吴征花了多长时间？完成了哪些课程？写了什么论文得到的博士学位？他说给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论文还得了奖，什么奖？在哪儿呢？吴征知不知道巴灵顿大学颁发的学位不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承认？直到现在还在为那个“博士学位”辩护是不是太蔑视大众的智力？
第五，吴征为什么只字不回答关于他复旦大学博士学位的质疑？他是否像其他复旦大学博士生那样在校上课、并有学习成绩单等资料？吴征花了多长时间得到的这个博士学位？
第六，为什么吴征只字不解释新浪网关于“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的消息？到底是谁把“第29届国际艾美奖”变成“第53届美国艾美奖”的？为什么这条消息在新浪网上被一改再改？谁导致的这些错误？新浪网的联席主席吴征要不要就此误导道歉？
就我在“六个质疑”一文中关于“国际艾美奖”的介绍，阳光四通的回应是：我的文章“将在与美国主办单位接触时得到的信息进行了包装与加工，以符合他卑鄙的目的。”“在文章中用假信息作为造谣中伤的靶子的行为也极为恶劣。”
不知道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受的什么新闻训练，她怎么竟然不知道“包装与加工”“假信息”“造谣中伤”这种语言是新闻写作最忌讳的空话，毫不具事实的力量。如果吴征杨澜认为我对“国际艾美奖”的介绍不正确，他们应该具体指出，我的哪一项介绍是错的？我错误地引用了国际艾美奖负责人的哪一句话？
阳光四通公司还提供了两封国际艾美奖负责人的信（中文译文），一封是“执行主席”给吴征的信，一封是“公关及市场经理”给执行主席的信，想用这两封信笼统地证明我对“国际艾美奖”的介绍有误。
由于信里提到了我的妻子康尼，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由于对吴征事件的调查、核实、采访是一个繁琐、费时的工作，而我的五篇文章又是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赶出来的，所以多数采访工作是我妻子协助做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对吴征这种事情（或对任何较大事件的报道），应该是由大的媒体分头派出许多记者（reporter）采访，然后把采访到的内容汇集到编辑部，由撰稿人(writer)写成长篇调查报告，然后注明采访是由哪些记者做的。留心《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的读者一定很熟悉他们这种常规做法。
而我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媒体的自由撰稿人，所以只有近水楼台请我妻子帮助。康尼是学新闻专业的，所以对新闻采访、写作并不陌生。由于她不愿意署名，所以我在文章中只好用“采访助理”来代表她。由于这组文章一开始就决定交多维新闻社发表，所以，在征得了多维的同意后，她以多维新闻社特约记者的名义进行采访。
对国际艾美奖负责人的采访就是康尼进行的。但19日晚读到《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国际艾美奖负责人两封信的中文译文，马上感到这里面有问题，比如在康尼采访过的“公关及市场经理”索伦森女士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
“最近在中国出现的文章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讲话，我特向您提供以下信息来反驳他们的说法。”
首先，我文中引用的话都是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并经过仔细核对的，索伦森女士不懂中文，凭什么说“错误引用”？这里明显地是有人把我的文章翻译或介绍给了索伦森女士，而这个翻译或介绍明显是不正确，或严重误导的。到底她的哪一个句子被“错误地引用”？为什么不清楚、具体地指出来？
其次，信的中文译文里还有这样的话：“本次活动……除了有实况在全球网上直播外，该节目还在美国A&E频道WNET及法国、英国，瑞典、南美、中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播出……”
令我们吃惊的是，完全像吴征在他的五个学历里面都做手脚、在艾美奖问题上的严重误导一样，在这么一小段的中文翻译里面，吴征杨澜居然继续误导！
首先，他们巧妙地创造出了“全球网上直播”这样的中文。这个原英文词是webcast，它是指把活动实况放到电脑网页上，读者可以上网看到。这点在我的文章中已经清楚地指出：“读者可以在国际艾美奖的网页上看（听）到这届颁奖典礼的实况。”
但这种电脑网上看到的情形和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实况转播”都完全不同，其商业效果更是天壤之别！你把在自己家里开的生日宴会放到自己的网页上去也是“全球网上直播！”无论在好望角还是在魁北克都可以看到！吴征杨澜怎么有胆量继续这么误导！
其次，索伦森女士和莱克瑞先生在接受采访时都明确说过，美国的电视台虽然往年曾经播放过“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片断，但今年没有（！）。以往其他国家有过剪辑播放，但今年也没有任何已经确定的播放。
但是索伦森女士信的中文译文却是“该节目还在美国A&E频道WNET及法国、英国，瑞典、南美、中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播出……”第一，这里一定是指以前播放过，不是今年这届！第二，什么是“该节目”？是指颁奖典礼？还是指获奖电视片？吴征杨澜用刻意模糊时间概念、混淆“颁奖典礼”和“获奖节目”的区别来继续他们在艾美奖问题上的误导！
在阳光四通12月19日的回应中，对国际艾美奖更有如此这般含糊的表达：“国际艾美奖中文转播权在往年由香港某中文电视台转播，今年则由其他电视台剪辑后播出。”
香港哪家电视台（我文中已清楚地说过凤凰卫视往年赞助过）？往年转播看到过吴征做主席吗？今年的“其他电视台”是谁？在哪里播放的？有两亿人看到吴征吗？
吴征还继续狡辩说“中央电视台覆盖的人群就不止这个数（两亿）”。中央电视台今年转播这个“国际艾美奖”了吗？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央台转播了，它和“全世界两亿人看到”的意义一样吗？
除此之外，吴征杨澜还把他们自己习惯的做法加到别人头上，以为别人做事也需要像他们那么夸张。比方说，在他们英文信的中文译文里，有句话说康尼“自称为‘在中国地位相当于美联社的Dou Wei新闻社的记者’”。
康尼不仅从来没有说过多维新闻社“在中国”，更没有表示“地位相当于”美联社。她只是在解释多维是个什么机构的时候说，“我们只是一个新闻社，就是说，一个像美联社那类的东西，但是，当然，我们小太多、太多、太多了（原话：We're just a news organization, say, a thing like AP, but of course, we're much, much, much smaller）。”她还重复了两遍说这个新闻社“只是在纽约”。（有什么必要说在中国呢？）
明显地，“美联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人所共知是干什么的机构，用来解释多维新闻社的性质。康尼的唯一错误是在口头拼写“多维”时把“Duo”拼成了“Dou”。幸亏作为正式的新闻采访，上述每一句话和关于国际艾美奖都有详细的录音记录。
我们发现上述译文中的种种问题之后，不太相信是美国人在编织什么。如果吴征杨澜可以在被质疑的情况下，继续做“小动作”岂不是问题更严重了？所以20日上午康尼马上打电话给索伦森，希望求证上述事情，同时要两样东西：第一，吴征杨澜向他们提供的我的文章的英文译文（或者了解他们怎么介绍的我的文章）；第二，他们给吴征英文信的原文。
在上次的采访中，索伦森女士非常热情、亲切，并邀请康尼有空到他们办公室。但这次拨了几次电话，索伦森女士却不肯接，秘书声称在开会。康尼留了录音，希望回话，但等了近两个小时她都没回话。于是康尼带著我文章中关于“国际艾美奖”的部份，和阳光四通翻译的索伦森信的中文稿直接去了他们在曼哈顿西57街142号的办公室。但大厅的保卫人员往他们位于16楼的办公室打电话，无论如何都打不进去，一直忙音，他们说这是那个办公室从未有过的现象。后来他们通过楼内电话系统转到了留言机，康尼告诉索伦森她就在楼下，希望能见面。等了很久没人回话，她又在留言机里讲了事情的原委和希望见面的原因。但他们就是不通知保安人员让康尼去他们办公室。
据保安人员说，该办公室有30多个工作人员，康尼表示见哪一个都可以，但任何人都不回话，也不接电话。楼下的三位保安人员全都表示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形。在等了2小时40多分钟之后，终于有一位女性来到大厅（不给姓名），表示她是索伦森的助理，然后非常不客气地对康尼说，我们已经收到你的留言，你没有必要在这里等候，索伦森女士不会见你。康尼耐心地解释道，这里面一定有误解，希望能让她亲自去跟索伦森说明白。但这位助理说，“你上次采访没有说明你要证明或否定Bruno Wu（吴征）的什么事情。这很不公平。”
康尼表示，她上次采访只是为了了解“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区别，因为多数中国人都不太清楚；她认为没有必要从头到尾把吴征的事情讲一遍；无论我们的文章想证明或否认吴征什么事情，只要了解“国际艾美奖”的实情就足够了。如果索伦森女士认为这样做不公平，那么她可以亲自去向索伦森道歉，把详细情况告诉她。
但这位助理极为不耐烦、态度非常不友好地说，“没有必要，我们已经知道；这和我们国际艾美奖没有关系；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或在这里等候，我们没有责任再回答你的问题。”
至此，康尼已经非常清楚，如果吴征杨澜没有什么举动的话，她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对待。当一再要求和索伦森见面被拒绝后，康尼递给她我们文章的中文稿，说“希望你们自己找你们信得过的翻译公司译成英文，如果你们认为我们引用的索伦森女士的话在任何地方有误，我们可以更正。”接著，康尼又表示，为了使中国读者能更准确地了解真相，我们希望在网络上登出索伦森女士英文信的原文，希望她能给。
这位助理说，“索伦森会决定给你或不给你。”“当然，”康尼说，“但我非常希望你们能给。”然后执意留下了电子信箱地址。
直到今天（21日）下午五点下班时间，我们仍然没有收到任何他们传来的信件。康尼今天再客气地打电话去询问，那位助理接电话说，“我们没有承诺要给你，请不要再麻烦我们。”
这在美国人中是极少见的情形，起码我们在美国的这十多年里几乎没有见过。它使人想起了巴灵顿大学工作人员的态度。我们忍不住要加一句感情色彩的话，怎么和吴征有关的人都开始像吴征了？
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只能这样推理：吴征杨澜在看到我们的文章之后，和董事会执行主任乔治·拉克莱尔联系，说我的文章贬低了（或诋毁了）“国际艾美奖”，而我们引用的话是通过采访索伦森得到的。拉克莱尔先生追究到索伦森女士。通过吴征杨澜对我文章的翻译介绍，她认为我们“错误地引用了”她的话。作为“公关和市场部经理”，为了证实她没有失职，她给上司拉克莱尔写了一封信（而不是写给吴征杨澜）解释她和康尼通话的内容。在坚决相信我们的文章诋毁了国际艾美奖的情况下，她怎么能再对康尼客气？
如果吴征杨澜敢于面对事实，就把这两封信的英文原件、以及他们向国际艾美奖机构提供的我文章的英文译文公布出来，否则就是敢于在被指责撒谎的同时，继续制造新一轮谎言。
我们从未想过贬低国际艾美奖，相反，我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国际艾美奖是一个对促进国际电视文化交流很有意义的项目，尤其是对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业走向世界有益，本文不仅无贬损这个机构的意思，相反希望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希望能有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去参选。”
幸亏这次采访的内容是关于这届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没有被电视现场直播”这个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具体事实；幸亏我们有录音记录。否则□到吴征杨澜这种“动作”如此多的情形，非得到法院打官司不可。退一步说，对于如此看重名誉的吴征杨澜，如果因为我们的报道有误（“用假信息……造谣中伤”），“歪曲”了他们的形象，以他们的物力、财力、能量和精力，应该来告我们“诽谤”才对。拿出两封根本没有任何具体事实可以否认我们报道的信来替自己辩解，不是份量太轻了吗？
其实，如果吴征杨澜不在背后做“小动作”，不再继续狡辩，而是面对事实，承认有误导之处，也不至于害得我们去向美国人兜出他们的一堆解释不清的问题。“国际艾美奖”的负责人对我们这种自由记者什么态度和我们毫无关系，可吴征杨澜下次再“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和人家打交道的时候不知道还会不会仍然那么自在或潇洒？
打个比方说，吴征杨澜的这次“动作”就像他们去参加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然后发布消息说他们“参加了奥运会”，当有人指出你们参加的不是“奥运会”时，他们不是赶紧为已经发布的错误消息道歉，而是一边涂抹掉已经发表的消息，一边拉出“世运会”的主席，证明他们在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一边让“世运会”公关经理出证明，我们也有田径比赛，我们也有观众。
没人说你没参加“世运会”开幕式，人们要说的是你参加的不是“奥运会”！你现在也承认参加的不是奥运会，那你为什么曾发布“参加奥运会”的消息？目前如此这番狡辩不是过于蔑视大众的智力了吗？
关于吴征杨澜的讨论在国内外的媒体上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了，坦率地说，我对这两位从美国回国的“公众人物”的下列几个反应颇为吃惊。
第一，对互联网上流传的对吴征学历等问题的质疑，心里比谁都更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的吴征不是赶紧出来承认错误，改正学历，而是以阳光四通公司的名义，在新浪网设立“警察”网站，用颇有些“国际刑警”的口气，“严正声明……将彻底调查……在全球范围内以法律手段追溯”，并“号召新浪网民‘睁大眼睛’……协助调查，一经核准将予重奖。”杨澜最近还煞有介事地表示，“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
这简直就像，有些人指出看见你拿了别人的东西，你乾脆建了个“警察局”，说要缉拿那些说你是小偷的人，这是不是有点让人目瞪口呆？
那么对于不少已经真名实姓“自投落网”的人，吴征杨澜是准备给“奖”还是给“罚”呢？
第二，在赵平波、朱毅以及吴征在复旦的老同学Pan Tianshu等好几个人早都真名实姓真地址出来指责吴征的行为之后，杨澜竟然在12月19日还傲气十足地宣称：“他们连署名都不敢，我只能叫他们懦夫！”大话、虚话到令人哑口无言的地步。
第三，面对媒体、网民、股民的质疑，吴征杨澜不仅没有好好审视一下到底是不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超过了某种底线，才导致这么多人容忍不下去，而是马上以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认为有人在“有组织地”和他们做对，或者商业对手在用低劣的手段和他们竞争。
杨澜最近还表示，“对方不知跟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力物力都在哪儿呢？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和虚张声势的口气实在不像是一对六十年代出生、并接受了西方教育后回国的人。
在阳光卫视成立之前，香港历来都有相互竞争的电视台，也早就开始竞争大陆市场，怎么没听说有过类似的“不正当”竞争方式？新浪网也不是今年才成立的，海内外的华人都是眼睁睁地看著新浪网这些年成长起来的。新浪网是仅有的几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大家有什么理由希望它垮掉呢？相反，是吴征这样信誉有严重问题的人做公司主要负责人才会影响新浪信誉，阻碍它的成功。
对吴征杨澜的质疑主要来自普通的海外留学生、华人。明显地，这些人根本和吴征杨澜毫无任何商业利害冲突，只不过是由于他们对海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另外由于海外华人生活在更有法制、更尊重信誉的社会，所以对欺骗行为不像国内的人那么能容忍。
第三，在阳光四通最早的“严正声明”中，他们用“自古以来，邪终不压正”“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之类“豪言壮语”，不回答问题，反指别人“恶毒人身攻击”。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时候，面对一条条质疑，吴征不仅丝毫没有任何谦恭的态度，反而出口骂人，说质疑他的人是“疯狗”。在《中华读书报》上回应我的质疑时，他们仍然用同样的口吻反指我用“假信息（哪一条假？）作为造谣中伤的靶子的行为也极为恶劣。”“包装与加工，以符合他卑鄙的目的。”
真是为他们遗憾。他们身披一抹美国的“洋”光，变成中国闪闪发亮的明星；可惜他们在美国时忘记了做“公众人物”的准备工作。谁都出过错，谁也不能避免以后出错。作为公众人物，在被公众质疑之后，最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要么解释清楚，要么赶紧道歉。反过来指控别人，不仅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些质疑者们都既不是公众人物，更不是政坛、商场的权势人物，这里不存在一个你来我往的交手问题，大众也对他们不感兴趣。西方比吴征杨澜财大气粗的人多了，但哪儿见过敢对媒体、大众气粗到这种地步的？
所谓“公众人物”，其主要身价来自公众的认可，而媒体是塑造或毁掉这种认可的最重要，甚至唯一媒介。最近的赵薇事件就是媒体监督“公众人物”的典型例子。赵薇因军旗事件惹起众怒被媒体报道之后，赵薇不是赶紧通过媒体向大众道歉，而是无视媒体的一片呼声。等她意识到不得不道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最近有报道说，她的广告身价已经一落千丈。吴征杨澜似乎应该从赵薇事件里得到一点正向的启示。
当然，导致吴征杨澜如此气粗、无礼的原因与中文媒体不承担新闻和道义责任有直接的关系。对于中国最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新浪网联席主席的学历、商业背景、信誉受到网民、股民如此质疑、非议之后，只有《北京青年报》、上海《新闻晨报》、《中华读书报》等屈指可数的几家报道。不可想像，如果“美国在线”的老板斯蒂芬·凯茨受到如此网民、股民质疑后会没有媒体穷追不舍，记者们不把消息抢翻天才怪！如果更多的海内外中文媒体意识到监督公众人物远比恭维公众人物要有价值的话，吴征杨澜应该不至于被惯成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想继续做“公众人物”，如果想在政坛或商场有所作为，首先得学会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无形的权力并不可无视。吴征杨澜有志做中国的传媒钜子，首先，别蔑视你们自己为之努力的事业！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01-12-25 上午 1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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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四通公司12月19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回应了我“对吴征的六点质疑”。对这个回应赵平波先生撰文指出了其特点：避实就虚、知错不改。
由于吴征太善于这种避实就虚的做法，所以我在这里再用问卷方式指出几个吴征完全没有回答的问题；然后就“国际艾美奖”的问题给读者讲述一下12月20号本文采访记者去“国际艾美奖”办公室的一段经历，和读者们一起探讨吴征杨澜面对质疑到底在干什么？
第一，吴征12月4日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免试保送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因为当时我的成绩在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中名列文科第一。”
阳光四通在12月19日的回应中说：“吴征因成绩优异，在1985年被复旦大学免试直升录取。”吴征这个答覆明显回避了原来宣称的“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和“名列文科第一”。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和“文科第一”？
第二，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证实吴征1989年入学，1991年毕业；为什么吴征发表的所有中英文简历都是1989年毕业？究竟为什么要把入学时间改成毕业时间？
第三，就北大网站上吴征的学历，阳光四通12月19日的回应说，“实际情况是北京大学网站上的履历有错，将吴征写成复旦学士，华盛顿大学之硕士写成了博士，故须纠正。”但是吴征为什么不说明这个错误是谁导致的？是北大的错误？还是吴征自己送上的简历错误？如果是吴征自己送了错误的简历，那么他要不要道歉？
第四，就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阳光四通回应说：“该博士学位是完成了学校设置的全部课程与论文后获取的。”在美国一个博士学位起码也得念个三、五年，那么吴征花了多长时间？完成了哪些课程？写了什么论文得到的博士学位？他说给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论文还得了奖，什么奖？在哪儿呢？吴征知不知道巴灵顿大学颁发的学位不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承认？直到现在还在为那个“博士学位”辩护是不是太蔑视大众的智力？
第五，吴征为什么只字不回答关于他复旦大学博士学位的质疑？他是否像其他复旦大学博士生那样在校上课、并有学习成绩单等资料？吴征花了多长时间得到的这个博士学位？
第六，为什么吴征只字不解释新浪网关于“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的消息？到底是谁把“第29届国际艾美奖”变成“第53届美国艾美奖”的？为什么这条消息在新浪网上被一改再改？谁导致的这些错误？新浪网的联席主席吴征要不要就此误导道歉？
就我在“六个质疑”一文中关于“国际艾美奖”的介绍，阳光四通的回应是：我的文章“将在与美国主办单位接触时得到的信息进行了包装与加工，以符合他卑鄙的目的。”“在文章中用假信息作为造谣中伤的靶子的行为也极为恶劣。”
不知道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受的什么新闻训练，她怎么竟然不知道“包装与加工”“假信息”“造谣中伤”这种语言是新闻写作最忌讳的空话，毫不具事实的力量。如果吴征杨澜认为我对“国际艾美奖”的介绍不正确，他们应该具体指出，我的哪一项介绍是错的？我错误地引用了国际艾美奖负责人的哪一句话？
阳光四通公司还提供了两封国际艾美奖负责人的信（中文译文），一封是“执行主席”给吴征的信，一封是“公关及市场经理”给执行主席的信，想用这两封信笼统地证明我对“国际艾美奖”的介绍有误。
由于信里提到了我的妻子康尼，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由于对吴征事件的调查、核实、采访是一个繁琐、费时的工作，而我的五篇文章又是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赶出来的，所以多数采访工作是我妻子协助做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对吴征这种事情（或对任何较大事件的报道），应该是由大的媒体分头派出许多记者（reporter）采访，然后把采访到的内容汇集到编辑部，由撰稿人(writer)写成长篇调查报告，然后注明采访是由哪些记者做的。留心《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的读者一定很熟悉他们这种常规做法。
而我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媒体的自由撰稿人，所以只有近水楼台请我妻子帮助。康尼是学新闻专业的，所以对新闻采访、写作并不陌生。由于她不愿意署名，所以我在文章中只好用“采访助理”来代表她。由于这组文章一开始就决定交多维新闻社发表，所以，在征得了多维的同意后，她以多维新闻社特约记者的名义进行采访。
对国际艾美奖负责人的采访就是康尼进行的。但19日晚读到《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国际艾美奖负责人两封信的中文译文，马上感到这里面有问题，比如在康尼采访过的“公关及市场经理”索伦森女士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
“最近在中国出现的文章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讲话，我特向您提供以下信息来反驳他们的说法。”
首先，我文中引用的话都是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并经过仔细核对的，索伦森女士不懂中文，凭什么说“错误引用”？这里明显地是有人把我的文章翻译或介绍给了索伦森女士，而这个翻译或介绍明显是不正确，或严重误导的。到底她的哪一个句子被“错误地引用”？为什么不清楚、具体地指出来？
其次，信的中文译文里还有这样的话：“本次活动……除了有实况在全球网上直播外，该节目还在美国A&E频道WNET及法国、英国，瑞典、南美、中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播出……”
令我们吃惊的是，完全像吴征在他的五个学历里面都做手脚、在艾美奖问题上的严重误导一样，在这么一小段的中文翻译里面，吴征杨澜居然继续误导！
首先，他们巧妙地创造出了“全球网上直播”这样的中文。这个原英文词是webcast，它是指把活动实况放到电脑网页上，读者可以上网看到。这点在我的文章中已经清楚地指出：“读者可以在国际艾美奖的网页上看（听）到这届颁奖典礼的实况。”
但这种电脑网上看到的情形和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实况转播”都完全不同，其商业效果更是天壤之别！你把在自己家里开的生日宴会放到自己的网页上去也是“全球网上直播！”无论在好望角还是在魁北克都可以看到！吴征杨澜怎么有胆量继续这么误导！
其次，索伦森女士和莱克瑞先生在接受采访时都明确说过，美国的电视台虽然往年曾经播放过“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片断，但今年没有（！）。以往其他国家有过剪辑播放，但今年也没有任何已经确定的播放。
但是索伦森女士信的中文译文却是“该节目还在美国A&E频道WNET及法国、英国，瑞典、南美、中亚土耳其等多个国家播出……”第一，这里一定是指以前播放过，不是今年这届！第二，什么是“该节目”？是指颁奖典礼？还是指获奖电视片？吴征杨澜用刻意模糊时间概念、混淆“颁奖典礼”和“获奖节目”的区别来继续他们在艾美奖问题上的误导！
在阳光四通12月19日的回应中，对国际艾美奖更有如此这般含糊的表达：“国际艾美奖中文转播权在往年由香港某中文电视台转播，今年则由其他电视台剪辑后播出。”
香港哪家电视台（我文中已清楚地说过凤凰卫视往年赞助过）？往年转播看到过吴征做主席吗？今年的“其他电视台”是谁？在哪里播放的？有两亿人看到吴征吗？
吴征还继续狡辩说“中央电视台覆盖的人群就不止这个数（两亿）”。中央电视台今年转播这个“国际艾美奖”了吗？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央台转播了，它和“全世界两亿人看到”的意义一样吗？
除此之外，吴征杨澜还把他们自己习惯的做法加到别人头上，以为别人做事也需要像他们那么夸张。比方说，在他们英文信的中文译文里，有句话说康尼“自称为‘在中国地位相当于美联社的Dou Wei新闻社的记者’”。
康尼不仅从来没有说过多维新闻社“在中国”，更没有表示“地位相当于”美联社。她只是在解释多维是个什么机构的时候说，“我们只是一个新闻社，就是说，一个像美联社那类的东西，但是，当然，我们小太多、太多、太多了（原话：We're just a news organization, say, a thing like AP, but of course, we're much, much, much smaller）。”她还重复了两遍说这个新闻社“只是在纽约”。（有什么必要说在中国呢？）
明显地，“美联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人所共知是干什么的机构，用来解释多维新闻社的性质。康尼的唯一错误是在口头拼写“多维”时把“Duo”拼成了“Dou”。幸亏作为正式的新闻采访，上述每一句话和关于国际艾美奖都有详细的录音记录。
我们发现上述译文中的种种问题之后，不太相信是美国人在编织什么。如果吴征杨澜可以在被质疑的情况下，继续做“小动作”岂不是问题更严重了？所以20日上午康尼马上打电话给索伦森，希望求证上述事情，同时要两样东西：第一，吴征杨澜向他们提供的我的文章的英文译文（或者了解他们怎么介绍的我的文章）；第二，他们给吴征英文信的原文。
在上次的采访中，索伦森女士非常热情、亲切，并邀请康尼有空到他们办公室。但这次拨了几次电话，索伦森女士却不肯接，秘书声称在开会。康尼留了录音，希望回话，但等了近两个小时她都没回话。于是康尼带著我文章中关于“国际艾美奖”的部份，和阳光四通翻译的索伦森信的中文稿直接去了他们在曼哈顿西57街142号的办公室。但大厅的保卫人员往他们位于16楼的办公室打电话，无论如何都打不进去，一直忙音，他们说这是那个办公室从未有过的现象。后来他们通过楼内电话系统转到了留言机，康尼告诉索伦森她就在楼下，希望能见面。等了很久没人回话，她又在留言机里讲了事情的原委和希望见面的原因。但他们就是不通知保安人员让康尼去他们办公室。
据保安人员说，该办公室有30多个工作人员，康尼表示见哪一个都可以，但任何人都不回话，也不接电话。楼下的三位保安人员全都表示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形。在等了2小时40多分钟之后，终于有一位女性来到大厅（不给姓名），表示她是索伦森的助理，然后非常不客气地对康尼说，我们已经收到你的留言，你没有必要在这里等候，索伦森女士不会见你。康尼耐心地解释道，这里面一定有误解，希望能让她亲自去跟索伦森说明白。但这位助理说，“你上次采访没有说明你要证明或否定Bruno Wu（吴征）的什么事情。这很不公平。”
康尼表示，她上次采访只是为了了解“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区别，因为多数中国人都不太清楚；她认为没有必要从头到尾把吴征的事情讲一遍；无论我们的文章想证明或否认吴征什么事情，只要了解“国际艾美奖”的实情就足够了。如果索伦森女士认为这样做不公平，那么她可以亲自去向索伦森道歉，把详细情况告诉她。
但这位助理极为不耐烦、态度非常不友好地说，“没有必要，我们已经知道；这和我们国际艾美奖没有关系；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或在这里等候，我们没有责任再回答你的问题。”
至此，康尼已经非常清楚，如果吴征杨澜没有什么举动的话，她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对待。当一再要求和索伦森见面被拒绝后，康尼递给她我们文章的中文稿，说“希望你们自己找你们信得过的翻译公司译成英文，如果你们认为我们引用的索伦森女士的话在任何地方有误，我们可以更正。”接著，康尼又表示，为了使中国读者能更准确地了解真相，我们希望在网络上登出索伦森女士英文信的原文，希望她能给。
这位助理说，“索伦森会决定给你或不给你。”“当然，”康尼说，“但我非常希望你们能给。”然后执意留下了电子信箱地址。
直到今天（21日）下午五点下班时间，我们仍然没有收到任何他们传来的信件。康尼今天再客气地打电话去询问，那位助理接电话说，“我们没有承诺要给你，请不要再麻烦我们。”
这在美国人中是极少见的情形，起码我们在美国的这十多年里几乎没有见过。它使人想起了巴灵顿大学工作人员的态度。我们忍不住要加一句感情色彩的话，怎么和吴征有关的人都开始像吴征了？
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只能这样推理：吴征杨澜在看到我们的文章之后，和董事会执行主任乔治·拉克莱尔联系，说我的文章贬低了（或诋毁了）“国际艾美奖”，而我们引用的话是通过采访索伦森得到的。拉克莱尔先生追究到索伦森女士。通过吴征杨澜对我文章的翻译介绍，她认为我们“错误地引用了”她的话。作为“公关和市场部经理”，为了证实她没有失职，她给上司拉克莱尔写了一封信（而不是写给吴征杨澜）解释她和康尼通话的内容。在坚决相信我们的文章诋毁了国际艾美奖的情况下，她怎么能再对康尼客气？
如果吴征杨澜敢于面对事实，就把这两封信的英文原件、以及他们向国际艾美奖机构提供的我文章的英文译文公布出来，否则就是敢于在被指责撒谎的同时，继续制造新一轮谎言。
我们从未想过贬低国际艾美奖，相反，我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国际艾美奖是一个对促进国际电视文化交流很有意义的项目，尤其是对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业走向世界有益，本文不仅无贬损这个机构的意思，相反希望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希望能有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去参选。”
幸亏这次采访的内容是关于这届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没有被电视现场直播”这个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具体事实；幸亏我们有录音记录。否则□到吴征杨澜这种“动作”如此多的情形，非得到法院打官司不可。退一步说，对于如此看重名誉的吴征杨澜，如果因为我们的报道有误（“用假信息……造谣中伤”），“歪曲”了他们的形象，以他们的物力、财力、能量和精力，应该来告我们“诽谤”才对。拿出两封根本没有任何具体事实可以否认我们报道的信来替自己辩解，不是份量太轻了吗？
其实，如果吴征杨澜不在背后做“小动作”，不再继续狡辩，而是面对事实，承认有误导之处，也不至于害得我们去向美国人兜出他们的一堆解释不清的问题。“国际艾美奖”的负责人对我们这种自由记者什么态度和我们毫无关系，可吴征杨澜下次再“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和人家打交道的时候不知道还会不会仍然那么自在或潇洒？
打个比方说，吴征杨澜的这次“动作”就像他们去参加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然后发布消息说他们“参加了奥运会”，当有人指出你们参加的不是“奥运会”时，他们不是赶紧为已经发布的错误消息道歉，而是一边涂抹掉已经发表的消息，一边拉出“世运会”的主席，证明他们在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一边让“世运会”公关经理出证明，我们也有田径比赛，我们也有观众。
没人说你没参加“世运会”开幕式，人们要说的是你参加的不是“奥运会”！你现在也承认参加的不是奥运会，那你为什么曾发布“参加奥运会”的消息？目前如此这番狡辩不是过于蔑视大众的智力了吗？
关于吴征杨澜的讨论在国内外的媒体上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了，坦率地说，我对这两位从美国回国的“公众人物”的下列几个反应颇为吃惊。
第一，对互联网上流传的对吴征学历等问题的质疑，心里比谁都更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的吴征不是赶紧出来承认错误，改正学历，而是以阳光四通公司的名义，在新浪网设立“警察”网站，用颇有些“国际刑警”的口气，“严正声明……将彻底调查……在全球范围内以法律手段追溯”，并“号召新浪网民‘睁大眼睛’……协助调查，一经核准将予重奖。”杨澜最近还煞有介事地表示，“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
这简直就像，有些人指出看见你拿了别人的东西，你乾脆建了个“警察局”，说要缉拿那些说你是小偷的人，这是不是有点让人目瞪口呆？
那么对于不少已经真名实姓“自投落网”的人，吴征杨澜是准备给“奖”还是给“罚”呢？
第二，在赵平波、朱毅以及吴征在复旦的老同学Pan Tianshu等好几个人早都真名实姓真地址出来指责吴征的行为之后，杨澜竟然在12月19日还傲气十足地宣称：“他们连署名都不敢，我只能叫他们懦夫！”大话、虚话到令人哑口无言的地步。
第三，面对媒体、网民、股民的质疑，吴征杨澜不仅没有好好审视一下到底是不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超过了某种底线，才导致这么多人容忍不下去，而是马上以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认为有人在“有组织地”和他们做对，或者商业对手在用低劣的手段和他们竞争。
杨澜最近还表示，“对方不知跟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力物力都在哪儿呢？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和虚张声势的口气实在不像是一对六十年代出生、并接受了西方教育后回国的人。
在阳光卫视成立之前，香港历来都有相互竞争的电视台，也早就开始竞争大陆市场，怎么没听说有过类似的“不正当”竞争方式？新浪网也不是今年才成立的，海内外的华人都是眼睁睁地看著新浪网这些年成长起来的。新浪网是仅有的几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大家有什么理由希望它垮掉呢？相反，是吴征这样信誉有严重问题的人做公司主要负责人才会影响新浪信誉，阻碍它的成功。
对吴征杨澜的质疑主要来自普通的海外留学生、华人。明显地，这些人根本和吴征杨澜毫无任何商业利害冲突，只不过是由于他们对海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另外由于海外华人生活在更有法制、更尊重信誉的社会，所以对欺骗行为不像国内的人那么能容忍。
第三，在阳光四通最早的“严正声明”中，他们用“自古以来，邪终不压正”“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之类“豪言壮语”，不回答问题，反指别人“恶毒人身攻击”。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时候，面对一条条质疑，吴征不仅丝毫没有任何谦恭的态度，反而出口骂人，说质疑他的人是“疯狗”。在《中华读书报》上回应我的质疑时，他们仍然用同样的口吻反指我用“假信息（哪一条假？）作为造谣中伤的靶子的行为也极为恶劣。”“包装与加工，以符合他卑鄙的目的。”
真是为他们遗憾。他们身披一抹美国的“洋”光，变成中国闪闪发亮的明星；可惜他们在美国时忘记了做“公众人物”的准备工作。谁都出过错，谁也不能避免以后出错。作为公众人物，在被公众质疑之后，最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要么解释清楚，要么赶紧道歉。反过来指控别人，不仅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些质疑者们都既不是公众人物，更不是政坛、商场的权势人物，这里不存在一个你来我往的交手问题，大众也对他们不感兴趣。西方比吴征杨澜财大气粗的人多了，但哪儿见过敢对媒体、大众气粗到这种地步的？
所谓“公众人物”，其主要身价来自公众的认可，而媒体是塑造或毁掉这种认可的最重要，甚至唯一媒介。最近的赵薇事件就是媒体监督“公众人物”的典型例子。赵薇因军旗事件惹起众怒被媒体报道之后，赵薇不是赶紧通过媒体向大众道歉，而是无视媒体的一片呼声。等她意识到不得不道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最近有报道说，她的广告身价已经一落千丈。吴征杨澜似乎应该从赵薇事件里得到一点正向的启示。
当然，导致吴征杨澜如此气粗、无礼的原因与中文媒体不承担新闻和道义责任有直接的关系。对于中国最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新浪网联席主席的学历、商业背景、信誉受到网民、股民如此质疑、非议之后，只有《北京青年报》、上海《新闻晨报》、《中华读书报》等屈指可数的几家报道。不可想像，如果“美国在线”的老板斯蒂芬·凯茨受到如此网民、股民质疑后会没有媒体穷追不舍，记者们不把消息抢翻天才怪！如果更多的海内外中文媒体意识到监督公众人物远比恭维公众人物要有价值的话，吴征杨澜应该不至于被惯成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想继续做“公众人物”，如果想在政坛或商场有所作为，首先得学会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无形的权力并不可无视。吴征杨澜有志做中国的传媒钜子，首先，别蔑视你们自己为之努力的事业！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