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四十二
多伦多有三个唐人街，我们住在大唐人街附近，在东边和北边还有两个唐人街。士巴丹拿街和登打士街交叉的地方是大唐人街的中心，这是多伦多也许还是整个加拿大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远远近近的华人都到这里来买东西，天天是人潮涌动。在这街上挤着我不觉得自己在加拿大，也很难想象加拿大居然有这样拥挤的地方。街角有三方是几家著名银行占了，还有一方是华人的购物中心龙城。这天我和思文上街买菜，买了菜在人丛中挤着。在街角皇家银行门口，看见有人摆了摊子在卖手表，用广东话大声吆喝。我说：“你是不是也买块表，你那块表没有修头了。”思文说：“走，走，这些广佬最会骗人了。”那个卖表的人忽然说：“哪个是广佬，哪个是广佬，不认得啦？”我看那人面熟，正想着是谁呢，思文先叫起来：“赵文斌！”他是另一所学院的老师，思文办出国时他也在办，经常交流经验。
我说：“你在散得贝，到多伦多来了！”他说：“来有半年了，手上生个瘤子，开了刀做不了事，就卖这个。”又问我们做什么，思文说：“我在多大读书，他在一个地方做事。”我说：“她在多大读博士，我在湖边上西餐厅做洗碗工。”赵文斌说：“收入怎么样？”我说：“每个星期发工资那天过一次穷人节。”他笑了说：“想办法找好点的事做。”我说：“哪个不想做好点的事，哪里有！洗碗还是找了十多天找到的。”他说：“你也来做点小生意。”我说：“你卖表，我不抢你的生意。还有什么事做得的？”他说：“你来卖小菜，也要以赚几十百把块钱一天。”我说：“那好，反正我上午到下午四点没事。”他告诉我早上在这里等，自然会有农场的车送菜来。我说：“明天早上你来不来？你来我就来试一试。”思文说：“高力伟你小心。”我对赵文斌说：“她怕我碰见熟人。”赵文斌说：“又不杀人又不放火，那怕什么！警察赶你走，你就走。”思文说：“还有警察！”赵文斌说：“说你妨碍了交通。”我说：“不抓人吧？”他说“没有那么吓人，不然我早就坐牢去了。”
（以下略去５００字……）
走远了思文说：“高力伟你明天真的来卖菜？跟个小贩样的在街上喊，这么多人看着，怎么好意思。”我说：“思文你把我看成谁了，什么叫跟个小贩样的，本来就是那一流人物。我还跟个洗碗工样的呢。”她说：“会碰见熟人的。”我说：“多伦多熟人只有两个，赵文斌和你。要怕就是怕碰见你，赵文斌跟我是一窑货。”她说：“随你，反正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本来可以不那样，我一讲你就偏要那样了。”我说：“这你还是讲出了部份的真理。”女人更爱面子，没有这一点理解我算不得一个男人。如果我不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我对思文会有一种发自理解的宽容，服从了她。这种宽容恰恰表现了精神上的优越，妥协的胸怀是男人应该有的大度。但现在我偏不这样。说真的，象赵文斌那样在人丛中吆喝，我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我跟他说这种事的时候，还没细想这一点。但现在我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做，不能因为思文一句话就往后退。而且，跟自己过不去，我也感到挑战带来的痛苦的快意，我克服了点什么。
我装着想买菜的样子，蹲在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跟前，拿了西红柿在手里看质量。她用硬纸板做成小纸篮，卖的几种菜都是一块钱一篮，从篮子里倒进塑料袋让顾客提走。看了一会我看出了点名堂，那小纸篮底部是夹层的，外面看不出。菜堆上来看着不少，其实要少些。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很高兴，回到家也做了两个这样的篮子。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吹着口哨似乎想安慰自己，这也算不得卑鄙。做好了我又觉得很正常，不这样做那才奇怪呢。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别人做了觉得可笑可恨，有一天轮到自己也不得不做了，才明白那可笑可恨的事原来如此自然如此容易理解。
第二天清早我去街口，赵文斌还没有来。我用单车占了一个位子。（以下略去１５００字……）
思文从多大下课回来，远远地看了我，笑着。我向她招手大声喊道：“过来呀！”她慢慢溜过来，我说：“脚上又没长鸡眼，走快点不行！”她走到我面前弯了腰去看那些菜，轻声问：“赚了吧？”我说：“赚了。”又高声说：“西红柿你老摸它干什么，你又不是买菜的。”她站起来轻声问：“要送饭吗？”我说：“今天不要你送，带了牛奶面包，水果是现成的。”摸了一个西红柿在衣服上擦擦咬一口。又拿一个大的递过去说：“你也吃一个。”她说：“现在不想吃。”却也接在手里。我装一袋西红柿给她说：“拿回去吃。”她接了，还站在那里。我说：“你快去，等下会有熟人来了。”她去了我冲着她的背影高声喊：“西红柿回去就吃了它！”她没听见似的一直去了。
快到三点半，西红柿还剩了半筐。我对赵文斌说：“今天站了七八个小时，赚了十几块钱，还有这点西红柿。明天懒得来了。你帮个忙，带点回去吃。”我说着装一袋给他。他要给我钱，我说：“干什么呢，嫌不好你就丢了。能吃你别丢，也是劳动人民种出来的。”我把筐放到单车后面，手扶了推着回去。到家里思文说：“赚了多少？”我说：“有四十几块钱吧，还没清。”又指了西红柿说：“你大量吃，营养好。”她拿起一个洗了吃，说：“还赚了吃，好吃。”那几天我总催她吃，最后她发脾气说：“还叫我吃，还叫我吃！我都吃得拉肚子了。今天上午课上到一半就跑去厕所，好难堪，我还没怪你呢。”其实这几天我自己吃得想吐，从冰箱里拿出来用塑料袋装了几袋，丢到垃圾桶里，心想：“一辈子看到西红柿都怕了。”
四十三
思文说想买一条金项链，已经和别人在街上看好了式样，一百八十块钱，约好了明天一起去买。还没等我说话她又说：“知道你会不同意，反正我决定好了要买，不用你的钱。”我说：“下次托人到香港去买，纯金的，还不要交税。葛老板的太太都是到香港去买的项链手链。”她说：“我已经跟别人说好了，一人一根。这次不问你要钱，纽芬兰大学退了二百多块钱的学费寄给我，我用那点钱买。”第二天她戴了金项链回来，我在她脖子上看了说：“一根这样的东西，还不是纯金的，去了两百多块钱，天下偏有这么傻的人，怪不得有人成了百万富翁。你用钱真的是乱用一气！”她说：“钱反正是给人用的。”我说：“我们的钱来得容易？血汗还不说，一副脸也搭进去了。赵教授叫你ｗｏｒｋｈａｒｄ，你搞到半夜不敢睡觉，我在雪里骑车送豆芽，你都不记得了！为这点钱没少苦，没少哭，没少闹。你这样急得我心都扯扯的痛。”她生气起来说：“高力伟，你管钱我太不自由了，用一分钱你也要吵要心痛，谁杀你一刀！以后还是各管各的钱，你又不肯。”我说：“你是想分家了，那也可以，你自己去立个户头。”她说：“把钱分出来，你会舍得！”我说：“舍不得？你这样乱用一气，我还难得着急。”
把存折拿出来，算好了，二万一千块钱，也不管谁挣得多挣得少，一人一半。我说：“你开了户，把钱转到你帐上去。这条金项链我不同意你还是买了，算你的钱。”她说：“别人就算离了婚，买条金项链给他太太也不算什么，你分得好清。我说：“我有言在先你还要买，那我就要这样，我是有言在先的。我的话你当它是个屁！屁还听到一声响呢。”分了钱又说好房租食物每人一月轮流负担。
这样不自觉地我们向分手的方向跨了实质性一步。思文很快察觉了这一点，说：“看样子我们分手是分定了的。”我说：“你这么想了！”她说：“做都做了，还用想？”
思文在多大读了两个月，有天突然说：“高力伟，这个博士我不想读了，我想退学。”我说：“别人会说你是疯子呢，送奖学金给你读博士，世界上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事，也就是加拿大啦。”她说：“我也不跟你吵，你自己去想，博士要读四五年，读出来还找不到工作，谁会要我这个黄种人的文科博士？学这门的白人博士失业的都一串，白白耽误了几年时间。”
我觉得她说得也有理，但还是说：“抓摸到了个博士在手里又退掉，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可以移民了，不读书也可以留在这里，放弃博士的好多个。”我说：“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这件事就不要再讨论了，我已经都决定了。我自己对自己负责，不会后悔。”我说：“你又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撇了嘴学她的声音说：“这件事就不要讨论了。”她说：“你这样固执我没有办法，答应了改百分之五十，连百分之一都没改，我只有来乾脆的，节省口水。”我说：“乾脆也好，要乾脆就再乾脆点，这样要乾脆又不乾脆的，太不乾脆了，乾脆！”她说：“乾脆就乾脆，你吓谁呢，当我那么怕乾脆！你以为自己是个宝吧，别人捡了不舍得放手。”我说：“乾脆就乾脆乾脆了，拖泥带水，一点也不乾脆！”她说：“好，你这样说了，我会放你一条生路，成全了你和那个人。”
第二天她从学校回来，已经办了退学手续，告诉我那二千九百块钱奖学金要退回去。我还没想到这件事，急了说：“这学期都过了一半多了，再坚持一个月，到了圣诞节，就不用退了。”
她说：“学都退了，我开始也没想到。”我说：“已经过了一半，只退一半行不？”
她说：“这我还没想到要去问？问了不行。”我说：“人民币就是一万多块钱呢，一万块是多少你跳回到国内想一想！”她说：“十万块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我说：“再想想办法，总不能说给就给了。”她说：“你以为这里也可以找熟人想办法？人家按规定办事。”我说：“那五百块钱学费呢，那应该退给你。”她说：“那没有退，学是你自己要退的。”我说：“太惨了太惨了！”第二天她催我开张一千四佰伍拾块的支票给她，她再开张支票给学校去。我说：“乾脆不给他们钱，再拼命赚几个月，回去算了。他们又到哪里去抓你！”她轻笑一声说：“人家是法治社会，那一套嘻皮笑脸的不灵。我还得在这里往下混呢。”我说：“那也不能说退就退了！”她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这样的人，只能引起别人的三种感情。”我马上说：“第一是喜欢，第二是不喜欢，第三是半喜欢半不喜欢。”她说：“第一是烦躁，第二是愤怒，第三是绝望。”我说：“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引起别人三种感情，我没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伟大。”
这个周末思文在《太阳报》上查到有个地方拍卖有桌子买，要我去运桌子回来。两人骑车去了。骑到半路，我又提起奖学金的事来，说：“你再到研究生院去问问，学期过了一多半了，钱应该只退一半，万一可以只退一半呢？”她说：“你别提这件事了好吗？”我说：“支票开出去就收不回了，你再去问一次，找院长，寻官不到秀才在，又不掉你什么。”她说：“我脸皮没那么厚呢，问过了又问，再问一百次，还是要退。”我说：“再试一次……”她打断我的话说：“你还说，你还说，畜生，王八，贼！”我大吃一惊说：“你是骂我？！”她说：“那还骂谁！别人响鼓不用重敲。这么难说话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说：“骂得好，骂得好，骂得太好了！骂了帮我下决心。我们俩没希望了，早就要下决心了。离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婚。”她说：“离就离，怕你吧！”我说：“说了不要反口。”她说：“反口就不是人，跟你这样固执的人在一起短阳寿。”我掉转单车龙头说：“懒得去了，买什么桌子！”骑车回去了。
过一会她回来了，带了张折叠式的小桌子，砰砰地提上楼来。我躺在床上不理她，她也不理我，到厨房里去做饭。做好了她端进来说：“饭熟了啊。”我还是不动。她自己吃起来说：“想离婚就离，吃了饭再离还不迟，吃饭前要离也来不及了。”
对于思文，我已经没有那份感情。我尽责任维持着现在的局面。如果说舒明明在我们之间起了什么作用，那更多地是给了我一种启发，使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象思文这样的女性，是不适合我的。在国内的我还没有太多感觉，但到了这边，我痛切地感到这一点，而且也特别不能忍受。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宽难以掩盖。她并没有错，环境也不允许她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我也不以为自己错了，我不能去强迫自己的心灵感受。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矛盾就更难调和。我已经在心中将思文和舒明明反复作了比较，我可以说出思文的更多优越之处，但感情还是倾向另一方。人没有办法在感受上强迫自己欺骗自己，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
虽然我和舒明明之间已经了结，但那种形像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子在我心中遥遥召唤，这种召唤使我对思文越来越失望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但要我把“离婚”这两个字说出口又是那样困难。我并不担心自己，我在这里毫无自信，却知道回国了自信能够恢复。我担心的是思文，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遥远的地方，我心中不忍，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她，搞得不好就误她一辈子。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三十多岁的女人毕竟不是一回事，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对这种差异洞若观火的理解，使我怀着不忍的心情等待着，希望思文理解到暂时的优越并不是那么可靠。可是，直到现在事情并没有一点转机，反而一步一步往坏的方面滑下去。她今天这样骂我，使我良心上解脱了，有力量推动婚姻解体的进程。我在内心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既然她把事情做到了这一步，我那种恻隐之心也就再没有必要那么强烈。提到离婚的时候她那么自信，我在心里还感到了一种轻松，也许，她完全有把握面对以后的生活，而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以后几天很平静，事情好像是在口里那么说说就过去了。思文每天跑出去找工作，先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做了几天说：“不行，不是学金融的在银行会站一辈子台子，学专业的都提不上去，哪里会轮到我。”我说：“那么多白人小姐，漂漂亮亮光光鲜鲜一个个，站也站了，你的心性比她们还高些。”她说：“那样我还不如回国去。”又看了房地产公司的招聘广告，去约见了回来说：“我这辈子就干这一行了。”过几天又说：“不行，那些做了几年的经纪人几个月还做不成一笔生意，我吃什么？”我说：“才搞几天又放弃了。房地产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她说：“我没那么好的耐心。”接着又到化妆品公司、保险公司当推销员，都只搞了几天就没有做下去，回来总结说：“拿佣金的事做不得，哪里推销得动。”我说：“条条蛇都咬人！加拿大会有好机会轮到你？它自己的人又不傻！”她说：“看起来还是要读书，不读书到处只有壁碰。”这一次她打算重读研究生，学应用型的专业。她四处打听好找工作的专业，考虑了护士、会计、统计、档案几个专业，最后决定申请多大档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四十四
我经常感到冥冥中有种什么力量和自己作对，不然为什么总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这么难，卖小菜也赚不到钱。还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家医院招厨师的广告，十三块钱一小时，我去约见了，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会有点希望。出来了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得到这份工作能稳定，还回国去不呢？这样想着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马上就面临着重大选择。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门，怕错过了通知的电话，最后忍不住打电话去问，已经录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后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会本能地预想结果一定与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没达到目的正是证实了自己的预想。怀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次失败。我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认定洗碗这份工作是多伦多给我作出的恰当安排，是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一个凭实力生存的社会里，我的实力仅仅是还有一把子气力。我服了气，对某种好的转机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运。
这天中午思文吃饭的时候随手翻着《星岛日报》，翻到一页说：“这里招厨师，你去试试。”我吃着饭没有留意。招厨师的广告天天有，但有本领的人太多太多，哪又会轮到我。她见我没有反应，就翻过去了。吃了饭我躺到床上拿了报纸来看，先看了新闻，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说：“招人的广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术又不过硬，试也白试。”她说：“不是那一页，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公司，招中国厨师。”我一听高兴了，凭我的手艺，在唐人街餐馆做不行，外国人办的公司也许还能混过去。我翻到广告，是一家由香港老板投资，委托外国人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叫做Ｈｏ－Ｌｅｅ－Ｃｈｏｗ，一下就要招进几十个人。我铺开地图查到地址，就骑车去了。
这是一家送餐公司，没有餐厅，顾客打电话订餐，做好了由司机送上门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几天一起开张，正缺人手。接见我的是个姓王的总厨，会说国语，几家分店的厨务由他总管。他问我申请什么位子，我说：“炒锅。”他说：“做过几年？”我说：“才做过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两年了，要不现在就试试。”
他说：“相信你了。炒锅位子没有了，做油炉你来不来。”我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油炉多少人工一个钟呢？”他告诉我是九块钱，我说：“来。”又说：“不过我做炒锅比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帮我个忙把我分到炒锅位子上去。”他说：“以后看机会，我记着点。”我站起来点头笑着。他指头点一点示意我坐下，说：“有工作证没有，这不是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也可以。”我说有工作证，他要我复印一份，又要我把开户银行支票帐号也带来，钱直接付到帐号上去，公司只发一张工资单。他问：“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换衣服。”我说：“明天来可以吗？我今天还要到另一家餐厅去把那边厨师辞了。”他说：“那明天不来就当你不会来了。”走的时候我怯生生问一问：“人工多久发一次？”他说：“每周划到你的帐号上。”我对他半是点头半是鞠躬，说：“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说：“先到这里培训几天。就这样了。”
这么轻易地，一个月就可以多挣几百块钱，我心里高兴透了。出了门我走在马路上，跳起来向空中捞抓几把，象是抓到了钱，塞到口袋中去，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骑上单车又夸张地想象着自己刚才那副低眉顺眼的神态，把那种神态在心中仔细描摹。描得活灵活现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里假装对自己生了气说：“你呢，男子汉呢，做了那副样子羞不羞呢？”于是在心里对自己挤着眼睛扮着鬼脸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再笑不出来，叹口气，嘴蠕动着对自己说：“又装了一回孙子。”
一年多来我总是在装孙子，这样别人看着顺眼，在心里肯定了他自己，想着自己是决定他人命运的人物，也许就给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样子，更想做出很神气的样子，可我有求于人底气不足，想做也不能够，万一人家看着你不有点不对眼，机会就完了。我不断地做出低眉顺眼的神态，我要让人家看着高兴，人穷了首先要向钱看，讲不起志气。无论如何，我总算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差使，每小时的收入比纽芬兰多了一倍呢。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为了这真的实在的玩艺儿我得委屈了自己。我还不太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这样轻易地落到自己头上来，太多的痛苦经验和失望经历使我对希望抱着极深的怀疑。也许明天我去了，他说一句“Ｓｏｒｒｙ”，我又完了。我心中计算着如果拿到了这份工作，再想办法爬到炒锅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为了钱这东西，我得把内心那种倔犟的反抗冲动打下去。想到这是对命运的暂时妥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的心中轻松了一点。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倔犟赌气除了证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没有其它意义。我也想带着优越的谦虚微笑潇洒地走几个来回，可这得有实力。这个我没有。我心里明白，我服了气。这样想着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这样的心情对待她，我却做不到。我也明白一个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并不是由他是一个男人决定的，那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没逃脱这个大多数的范围。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种事实。有时候我对自己的固执作出反省的时候，又马上有一种内心冲动对这种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捍卫着一种关于爱情的信念，爱情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改变了就不再是爱情，不是爱情就不必那样执着。我可以承认所有的现实，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配有一份像样的工作，承认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就是吃了饭有一把力气，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里畏畏缩缩。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压抑着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里不行。我和思文已经互相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谁也不愿向妥协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不进则退，退到如今想进也难了。说真的，时至今日，我还担心她会向前迈出这一步呢，那样我将会进退两难。
第二天我骑车去上班，路很远，骑了四十分钟才骑到。（以下略去６００字……）
干活轻松，精力还过剩，我又在一个韩国女人开的一家小餐馆找了一分半职的工作，吸尘、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三点钟到Ｈｏ－Ｌｅｅ－Ｃｈｏｗ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点，到底天无绝人之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多伦多有三个唐人街，我们住在大唐人街附近，在东边和北边还有两个唐人街。士巴丹拿街和登打士街交叉的地方是大唐人街的中心，这是多伦多也许还是整个加拿大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远远近近的华人都到这里来买东西，天天是人潮涌动。在这街上挤着我不觉得自己在加拿大，也很难想象加拿大居然有这样拥挤的地方。街角有三方是几家著名银行占了，还有一方是华人的购物中心龙城。这天我和思文上街买菜，买了菜在人丛中挤着。在街角皇家银行门口，看见有人摆了摊子在卖手表，用广东话大声吆喝。我说：“你是不是也买块表，你那块表没有修头了。”思文说：“走，走，这些广佬最会骗人了。”那个卖表的人忽然说：“哪个是广佬，哪个是广佬，不认得啦？”我看那人面熟，正想着是谁呢，思文先叫起来：“赵文斌！”他是另一所学院的老师，思文办出国时他也在办，经常交流经验。
我说：“你在散得贝，到多伦多来了！”他说：“来有半年了，手上生个瘤子，开了刀做不了事，就卖这个。”又问我们做什么，思文说：“我在多大读书，他在一个地方做事。”我说：“她在多大读博士，我在湖边上西餐厅做洗碗工。”赵文斌说：“收入怎么样？”我说：“每个星期发工资那天过一次穷人节。”他笑了说：“想办法找好点的事做。”我说：“哪个不想做好点的事，哪里有！洗碗还是找了十多天找到的。”他说：“你也来做点小生意。”我说：“你卖表，我不抢你的生意。还有什么事做得的？”他说：“你来卖小菜，也要以赚几十百把块钱一天。”我说：“那好，反正我上午到下午四点没事。”他告诉我早上在这里等，自然会有农场的车送菜来。我说：“明天早上你来不来？你来我就来试一试。”思文说：“高力伟你小心。”我对赵文斌说：“她怕我碰见熟人。”赵文斌说：“又不杀人又不放火，那怕什么！警察赶你走，你就走。”思文说：“还有警察！”赵文斌说：“说你妨碍了交通。”我说：“不抓人吧？”他说“没有那么吓人，不然我早就坐牢去了。”
（以下略去５００字……）
走远了思文说：“高力伟你明天真的来卖菜？跟个小贩样的在街上喊，这么多人看着，怎么好意思。”我说：“思文你把我看成谁了，什么叫跟个小贩样的，本来就是那一流人物。我还跟个洗碗工样的呢。”她说：“会碰见熟人的。”我说：“多伦多熟人只有两个，赵文斌和你。要怕就是怕碰见你，赵文斌跟我是一窑货。”她说：“随你，反正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本来可以不那样，我一讲你就偏要那样了。”我说：“这你还是讲出了部份的真理。”女人更爱面子，没有这一点理解我算不得一个男人。如果我不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我对思文会有一种发自理解的宽容，服从了她。这种宽容恰恰表现了精神上的优越，妥协的胸怀是男人应该有的大度。但现在我偏不这样。说真的，象赵文斌那样在人丛中吆喝，我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我跟他说这种事的时候，还没细想这一点。但现在我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做，不能因为思文一句话就往后退。而且，跟自己过不去，我也感到挑战带来的痛苦的快意，我克服了点什么。
我装着想买菜的样子，蹲在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跟前，拿了西红柿在手里看质量。她用硬纸板做成小纸篮，卖的几种菜都是一块钱一篮，从篮子里倒进塑料袋让顾客提走。看了一会我看出了点名堂，那小纸篮底部是夹层的，外面看不出。菜堆上来看着不少，其实要少些。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很高兴，回到家也做了两个这样的篮子。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吹着口哨似乎想安慰自己，这也算不得卑鄙。做好了我又觉得很正常，不这样做那才奇怪呢。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别人做了觉得可笑可恨，有一天轮到自己也不得不做了，才明白那可笑可恨的事原来如此自然如此容易理解。
第二天清早我去街口，赵文斌还没有来。我用单车占了一个位子。（以下略去１５００字……）
思文从多大下课回来，远远地看了我，笑着。我向她招手大声喊道：“过来呀！”她慢慢溜过来，我说：“脚上又没长鸡眼，走快点不行！”她走到我面前弯了腰去看那些菜，轻声问：“赚了吧？”我说：“赚了。”又高声说：“西红柿你老摸它干什么，你又不是买菜的。”她站起来轻声问：“要送饭吗？”我说：“今天不要你送，带了牛奶面包，水果是现成的。”摸了一个西红柿在衣服上擦擦咬一口。又拿一个大的递过去说：“你也吃一个。”她说：“现在不想吃。”却也接在手里。我装一袋西红柿给她说：“拿回去吃。”她接了，还站在那里。我说：“你快去，等下会有熟人来了。”她去了我冲着她的背影高声喊：“西红柿回去就吃了它！”她没听见似的一直去了。
快到三点半，西红柿还剩了半筐。我对赵文斌说：“今天站了七八个小时，赚了十几块钱，还有这点西红柿。明天懒得来了。你帮个忙，带点回去吃。”我说着装一袋给他。他要给我钱，我说：“干什么呢，嫌不好你就丢了。能吃你别丢，也是劳动人民种出来的。”我把筐放到单车后面，手扶了推着回去。到家里思文说：“赚了多少？”我说：“有四十几块钱吧，还没清。”又指了西红柿说：“你大量吃，营养好。”她拿起一个洗了吃，说：“还赚了吃，好吃。”那几天我总催她吃，最后她发脾气说：“还叫我吃，还叫我吃！我都吃得拉肚子了。今天上午课上到一半就跑去厕所，好难堪，我还没怪你呢。”其实这几天我自己吃得想吐，从冰箱里拿出来用塑料袋装了几袋，丢到垃圾桶里，心想：“一辈子看到西红柿都怕了。”
四十三
思文说想买一条金项链，已经和别人在街上看好了式样，一百八十块钱，约好了明天一起去买。还没等我说话她又说：“知道你会不同意，反正我决定好了要买，不用你的钱。”我说：“下次托人到香港去买，纯金的，还不要交税。葛老板的太太都是到香港去买的项链手链。”她说：“我已经跟别人说好了，一人一根。这次不问你要钱，纽芬兰大学退了二百多块钱的学费寄给我，我用那点钱买。”第二天她戴了金项链回来，我在她脖子上看了说：“一根这样的东西，还不是纯金的，去了两百多块钱，天下偏有这么傻的人，怪不得有人成了百万富翁。你用钱真的是乱用一气！”她说：“钱反正是给人用的。”我说：“我们的钱来得容易？血汗还不说，一副脸也搭进去了。赵教授叫你ｗｏｒｋｈａｒｄ，你搞到半夜不敢睡觉，我在雪里骑车送豆芽，你都不记得了！为这点钱没少苦，没少哭，没少闹。你这样急得我心都扯扯的痛。”她生气起来说：“高力伟，你管钱我太不自由了，用一分钱你也要吵要心痛，谁杀你一刀！以后还是各管各的钱，你又不肯。”我说：“你是想分家了，那也可以，你自己去立个户头。”她说：“把钱分出来，你会舍得！”我说：“舍不得？你这样乱用一气，我还难得着急。”
把存折拿出来，算好了，二万一千块钱，也不管谁挣得多挣得少，一人一半。我说：“你开了户，把钱转到你帐上去。这条金项链我不同意你还是买了，算你的钱。”她说：“别人就算离了婚，买条金项链给他太太也不算什么，你分得好清。我说：“我有言在先你还要买，那我就要这样，我是有言在先的。我的话你当它是个屁！屁还听到一声响呢。”分了钱又说好房租食物每人一月轮流负担。
这样不自觉地我们向分手的方向跨了实质性一步。思文很快察觉了这一点，说：“看样子我们分手是分定了的。”我说：“你这么想了！”她说：“做都做了，还用想？”
思文在多大读了两个月，有天突然说：“高力伟，这个博士我不想读了，我想退学。”我说：“别人会说你是疯子呢，送奖学金给你读博士，世界上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事，也就是加拿大啦。”她说：“我也不跟你吵，你自己去想，博士要读四五年，读出来还找不到工作，谁会要我这个黄种人的文科博士？学这门的白人博士失业的都一串，白白耽误了几年时间。”
我觉得她说得也有理，但还是说：“抓摸到了个博士在手里又退掉，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可以移民了，不读书也可以留在这里，放弃博士的好多个。”我说：“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这件事就不要再讨论了，我已经都决定了。我自己对自己负责，不会后悔。”我说：“你又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撇了嘴学她的声音说：“这件事就不要讨论了。”她说：“你这样固执我没有办法，答应了改百分之五十，连百分之一都没改，我只有来乾脆的，节省口水。”我说：“乾脆也好，要乾脆就再乾脆点，这样要乾脆又不乾脆的，太不乾脆了，乾脆！”她说：“乾脆就乾脆，你吓谁呢，当我那么怕乾脆！你以为自己是个宝吧，别人捡了不舍得放手。”我说：“乾脆就乾脆乾脆了，拖泥带水，一点也不乾脆！”她说：“好，你这样说了，我会放你一条生路，成全了你和那个人。”
第二天她从学校回来，已经办了退学手续，告诉我那二千九百块钱奖学金要退回去。我还没想到这件事，急了说：“这学期都过了一半多了，再坚持一个月，到了圣诞节，就不用退了。”
她说：“学都退了，我开始也没想到。”我说：“已经过了一半，只退一半行不？”
她说：“这我还没想到要去问？问了不行。”我说：“人民币就是一万多块钱呢，一万块是多少你跳回到国内想一想！”她说：“十万块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我说：“再想想办法，总不能说给就给了。”她说：“你以为这里也可以找熟人想办法？人家按规定办事。”我说：“那五百块钱学费呢，那应该退给你。”她说：“那没有退，学是你自己要退的。”我说：“太惨了太惨了！”第二天她催我开张一千四佰伍拾块的支票给她，她再开张支票给学校去。我说：“乾脆不给他们钱，再拼命赚几个月，回去算了。他们又到哪里去抓你！”她轻笑一声说：“人家是法治社会，那一套嘻皮笑脸的不灵。我还得在这里往下混呢。”我说：“那也不能说退就退了！”她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这样的人，只能引起别人的三种感情。”我马上说：“第一是喜欢，第二是不喜欢，第三是半喜欢半不喜欢。”她说：“第一是烦躁，第二是愤怒，第三是绝望。”我说：“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引起别人三种感情，我没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伟大。”
这个周末思文在《太阳报》上查到有个地方拍卖有桌子买，要我去运桌子回来。两人骑车去了。骑到半路，我又提起奖学金的事来，说：“你再到研究生院去问问，学期过了一多半了，钱应该只退一半，万一可以只退一半呢？”她说：“你别提这件事了好吗？”我说：“支票开出去就收不回了，你再去问一次，找院长，寻官不到秀才在，又不掉你什么。”她说：“我脸皮没那么厚呢，问过了又问，再问一百次，还是要退。”我说：“再试一次……”她打断我的话说：“你还说，你还说，畜生，王八，贼！”我大吃一惊说：“你是骂我？！”她说：“那还骂谁！别人响鼓不用重敲。这么难说话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说：“骂得好，骂得好，骂得太好了！骂了帮我下决心。我们俩没希望了，早就要下决心了。离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婚。”她说：“离就离，怕你吧！”我说：“说了不要反口。”她说：“反口就不是人，跟你这样固执的人在一起短阳寿。”我掉转单车龙头说：“懒得去了，买什么桌子！”骑车回去了。
过一会她回来了，带了张折叠式的小桌子，砰砰地提上楼来。我躺在床上不理她，她也不理我，到厨房里去做饭。做好了她端进来说：“饭熟了啊。”我还是不动。她自己吃起来说：“想离婚就离，吃了饭再离还不迟，吃饭前要离也来不及了。”
对于思文，我已经没有那份感情。我尽责任维持着现在的局面。如果说舒明明在我们之间起了什么作用，那更多地是给了我一种启发，使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象思文这样的女性，是不适合我的。在国内的我还没有太多感觉，但到了这边，我痛切地感到这一点，而且也特别不能忍受。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宽难以掩盖。她并没有错，环境也不允许她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我也不以为自己错了，我不能去强迫自己的心灵感受。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矛盾就更难调和。我已经在心中将思文和舒明明反复作了比较，我可以说出思文的更多优越之处，但感情还是倾向另一方。人没有办法在感受上强迫自己欺骗自己，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
虽然我和舒明明之间已经了结，但那种形像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子在我心中遥遥召唤，这种召唤使我对思文越来越失望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但要我把“离婚”这两个字说出口又是那样困难。我并不担心自己，我在这里毫无自信，却知道回国了自信能够恢复。我担心的是思文，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遥远的地方，我心中不忍，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她，搞得不好就误她一辈子。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三十多岁的女人毕竟不是一回事，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对这种差异洞若观火的理解，使我怀着不忍的心情等待着，希望思文理解到暂时的优越并不是那么可靠。可是，直到现在事情并没有一点转机，反而一步一步往坏的方面滑下去。她今天这样骂我，使我良心上解脱了，有力量推动婚姻解体的进程。我在内心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既然她把事情做到了这一步，我那种恻隐之心也就再没有必要那么强烈。提到离婚的时候她那么自信，我在心里还感到了一种轻松，也许，她完全有把握面对以后的生活，而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以后几天很平静，事情好像是在口里那么说说就过去了。思文每天跑出去找工作，先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做了几天说：“不行，不是学金融的在银行会站一辈子台子，学专业的都提不上去，哪里会轮到我。”我说：“那么多白人小姐，漂漂亮亮光光鲜鲜一个个，站也站了，你的心性比她们还高些。”她说：“那样我还不如回国去。”又看了房地产公司的招聘广告，去约见了回来说：“我这辈子就干这一行了。”过几天又说：“不行，那些做了几年的经纪人几个月还做不成一笔生意，我吃什么？”我说：“才搞几天又放弃了。房地产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她说：“我没那么好的耐心。”接着又到化妆品公司、保险公司当推销员，都只搞了几天就没有做下去，回来总结说：“拿佣金的事做不得，哪里推销得动。”我说：“条条蛇都咬人！加拿大会有好机会轮到你？它自己的人又不傻！”她说：“看起来还是要读书，不读书到处只有壁碰。”这一次她打算重读研究生，学应用型的专业。她四处打听好找工作的专业，考虑了护士、会计、统计、档案几个专业，最后决定申请多大档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四十四
我经常感到冥冥中有种什么力量和自己作对，不然为什么总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这么难，卖小菜也赚不到钱。还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家医院招厨师的广告，十三块钱一小时，我去约见了，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会有点希望。出来了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得到这份工作能稳定，还回国去不呢？这样想着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马上就面临着重大选择。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门，怕错过了通知的电话，最后忍不住打电话去问，已经录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后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会本能地预想结果一定与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没达到目的正是证实了自己的预想。怀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次失败。我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认定洗碗这份工作是多伦多给我作出的恰当安排，是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一个凭实力生存的社会里，我的实力仅仅是还有一把子气力。我服了气，对某种好的转机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运。
这天中午思文吃饭的时候随手翻着《星岛日报》，翻到一页说：“这里招厨师，你去试试。”我吃着饭没有留意。招厨师的广告天天有，但有本领的人太多太多，哪又会轮到我。她见我没有反应，就翻过去了。吃了饭我躺到床上拿了报纸来看，先看了新闻，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说：“招人的广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术又不过硬，试也白试。”她说：“不是那一页，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公司，招中国厨师。”我一听高兴了，凭我的手艺，在唐人街餐馆做不行，外国人办的公司也许还能混过去。我翻到广告，是一家由香港老板投资，委托外国人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叫做Ｈｏ－Ｌｅｅ－Ｃｈｏｗ，一下就要招进几十个人。我铺开地图查到地址，就骑车去了。
这是一家送餐公司，没有餐厅，顾客打电话订餐，做好了由司机送上门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几天一起开张，正缺人手。接见我的是个姓王的总厨，会说国语，几家分店的厨务由他总管。他问我申请什么位子，我说：“炒锅。”他说：“做过几年？”我说：“才做过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两年了，要不现在就试试。”
他说：“相信你了。炒锅位子没有了，做油炉你来不来。”我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油炉多少人工一个钟呢？”他告诉我是九块钱，我说：“来。”又说：“不过我做炒锅比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帮我个忙把我分到炒锅位子上去。”他说：“以后看机会，我记着点。”我站起来点头笑着。他指头点一点示意我坐下，说：“有工作证没有，这不是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也可以。”我说有工作证，他要我复印一份，又要我把开户银行支票帐号也带来，钱直接付到帐号上去，公司只发一张工资单。他问：“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换衣服。”我说：“明天来可以吗？我今天还要到另一家餐厅去把那边厨师辞了。”他说：“那明天不来就当你不会来了。”走的时候我怯生生问一问：“人工多久发一次？”他说：“每周划到你的帐号上。”我对他半是点头半是鞠躬，说：“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说：“先到这里培训几天。就这样了。”
这么轻易地，一个月就可以多挣几百块钱，我心里高兴透了。出了门我走在马路上，跳起来向空中捞抓几把，象是抓到了钱，塞到口袋中去，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骑上单车又夸张地想象着自己刚才那副低眉顺眼的神态，把那种神态在心中仔细描摹。描得活灵活现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里假装对自己生了气说：“你呢，男子汉呢，做了那副样子羞不羞呢？”于是在心里对自己挤着眼睛扮着鬼脸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再笑不出来，叹口气，嘴蠕动着对自己说：“又装了一回孙子。”
一年多来我总是在装孙子，这样别人看着顺眼，在心里肯定了他自己，想着自己是决定他人命运的人物，也许就给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样子，更想做出很神气的样子，可我有求于人底气不足，想做也不能够，万一人家看着你不有点不对眼，机会就完了。我不断地做出低眉顺眼的神态，我要让人家看着高兴，人穷了首先要向钱看，讲不起志气。无论如何，我总算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差使，每小时的收入比纽芬兰多了一倍呢。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为了这真的实在的玩艺儿我得委屈了自己。我还不太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这样轻易地落到自己头上来，太多的痛苦经验和失望经历使我对希望抱着极深的怀疑。也许明天我去了，他说一句“Ｓｏｒｒｙ”，我又完了。我心中计算着如果拿到了这份工作，再想办法爬到炒锅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为了钱这东西，我得把内心那种倔犟的反抗冲动打下去。想到这是对命运的暂时妥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的心中轻松了一点。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倔犟赌气除了证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没有其它意义。我也想带着优越的谦虚微笑潇洒地走几个来回，可这得有实力。这个我没有。我心里明白，我服了气。这样想着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这样的心情对待她，我却做不到。我也明白一个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并不是由他是一个男人决定的，那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没逃脱这个大多数的范围。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种事实。有时候我对自己的固执作出反省的时候，又马上有一种内心冲动对这种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捍卫着一种关于爱情的信念，爱情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改变了就不再是爱情，不是爱情就不必那样执着。我可以承认所有的现实，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配有一份像样的工作，承认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就是吃了饭有一把力气，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里畏畏缩缩。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压抑着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里不行。我和思文已经互相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谁也不愿向妥协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不进则退，退到如今想进也难了。说真的，时至今日，我还担心她会向前迈出这一步呢，那样我将会进退两难。
第二天我骑车去上班，路很远，骑了四十分钟才骑到。（以下略去６００字……）
干活轻松，精力还过剩，我又在一个韩国女人开的一家小餐馆找了一分半职的工作，吸尘、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三点钟到Ｈｏ－Ｌｅｅ－Ｃｈｏｗ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点，到底天无绝人之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