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红尘(45-47)

icegirl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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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多伦多大学有两幢宿舍在央街上,专门提供给那些带了家属的研究生。那里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请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轮到。历史系有个天津来的博士轮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个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让机会轮空了,就把租住权偷偷转给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层楼上,一室一厅,比我们现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租金却也差不多。这样的机会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能干。

  那时我和思文的关系正处于冰点。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说几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见我也不收拾东西,也不说走,问我:“我的东西收好了,下午有人开车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犹豫中,希望她来求我,又怕她来求我,听她这样一说,我随口说:“你先搬走,我再说吧。”她说:“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说:“这些话就多余了点,又没谁叫你负什么责任。”我在心里猜测着她这些话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她并不想要我搬去,这样她就在心里对自己推卸了责任。又想,也许她还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说。还没想清楚我说:“电视机录像机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着还是个负担,电话机你也拿走,我没有人要打电话。”

  深夜我干活回来,她已经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间,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的感觉,自己已经被世界彻底遗忘,没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着隔壁那对男女会怎样在心里窃笑,关了门乐得在床上打滚,在楼道里碰了面把那种幸灾乐祸的微笑传递过来。熄了灯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个家就散掉了,这样轻易这样平静,使人根本体会不到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重大意义。我有点怅然,却并不悲伤,也没有那种曾在心中期盼过的解脱的兴奋。苦涩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开,我必须咬紧了牙坚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一瞬间这个目标成为了神圣的召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沮丧,退一步我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力量以父母的慈爱关注着你,悲哀和眼泪都毫无意义。

  这样想着,眼眶中就有泪水涌了出来。我在黑暗中睁圆了眼睛,竭力控制着不让流下来。僵持了几秒钟,一行泪从面颊上流过,接着又是一行。我大声对自己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几十岁了。”说着抽出枕头,双手抓着从额头往下一抹,“嘿嘿”地乾笑两声,骂一句“不争气的东西”,似乎想也没想,举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这种寂静,感到寂静中有一种力量从四方沉沉地压下来。我对着黑暗吹了一声极长的口哨,“嘘”的声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气,尽可能更长地不停顿地吹着,那一丝声音带着悦耳的尖锐。莫名其妙地,顺着口哨的声调,我在一口气就快吹完的时候,吹起了那首歌,“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问自己……”后面的词记不起来,把曲调一直吹下去。声音在夜里特别响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听见,明天会到房东那里去诉苦,于是用毯子蒙了头,在毯子里使劲地吹,终于,吹得口干了,嘎然而止,头颓然地一偏。

  在要睡着的那一瞬突然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看着腕上的表,已凌晨两点。计算着明天上午十点出去工作,还有时间,就爬了起来,摸了衣服穿上,到厨房冰箱里提了壶喝几口冷牛奶,摸黑下楼开了门,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积水的地方刚刚结了冰,踩上去发出断裂的轻响。上弦月象被冻住了一样弯在无云的天幕,星星隐隐约约地闪闪烁烁。一阵寒风吹来,几片落叶擦着我的脸掉下去,带来一点微痛的感觉。唐人街上霓虹灯的招牌和广告还亮着。街上没有几个人,有一两家小酒家还在营业,里面的人映在窗帘上影影绰绰的。又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几声粤语的骂人声。永远游荡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动着身影,他们无家可归也不想归家。我从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银行橱窗里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这座巨大的城市离我非常遥远,对它我感到疏远,我无法摆脱那种漂泊旅人的感觉。我深深感到哪怕在这里再呆更长的时间,也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发了财,我不会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与我也没有关系。我内心没有向社会证明什么的冲动,钱是我与这个社会的唯一联系。这个社会并不需要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人需要我,连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遗弃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见一些妓女穿着短裙,在等公共汽车的玻璃亭中避风,又有几个穿着长袜毛大衣在冷风中徘徊,向偶尔驶过的小车招手。我忽然觉得对她们不能骂一句“卑鄙”就总结了一切,她们也挺可怜的。我怕惹麻烦不敢走过去,就往回走。看见银行区一幢幢一百多层高的大楼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象着自己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楼的老板,每天进出大楼时,白人小姐毕恭毕敬地拉开大门,我也不望她们一眼,在内心高傲地一笑。到了办公室不断有人进来请示,我以一种优雅的从容一个个打发走了。又掏出烟来,秘书小姐马上给我点着了。我吐着烟雾,靠在安乐椅上,思考着怎么到中国去投资,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种感觉。正想着眼前一个人影一晃,我吓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来是个露宿街头的讨乞者,是个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块钱硬币塞给他,匆匆走开,在心里抱怨他打断了自己的好梦,再往下想也没有情绪了。又想起自己在这么冷的天还舍不得花一块钱坐地铁去上班,骑车跑那么远,于是在冷风中给了自己一个嘲笑。从明天起我不能省这点钱了,我自己也是个人,对人我不能那么刻薄。在深夜里我游荡了一个多小时,冻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里。

  第二天去一号店上班,总厨说:“调你去五号店,今天就去。”我说:“是做炒锅吧?”他说:“去就知道了。到那里找阿来,他是头厨,看他怎么安排你。”我又转了地铁到五号店去,找了阿来,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问我:“你会炒菜?”我说:“我都做了好几年了,王先生说调我到这里当炒锅。”他问:“过来几年了?”我说:“三年,在纽芬兰我当了两年多厨师。”他说:“You are lucky, 来三年就当了两年厨师,当年我从香港过这边来,餐馆里做了三年还没摸到锅边呢。”又说:“今天我看你做大厨,楼下换衣服。”我在计时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换了衣服,又掏出菜单飞快地溜了一遍,幸而这几天每天看了几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象着炒菜的动作,手动了几下。两个多月没做,手明显有点生了。到了五点钟,订单从传真机中不断出来,生意比一号店要繁忙得多。阿来在后面配菜,我和叫阿长的厨师在前面炒。头几份菜阿来看了一下,下面就让我去了。

  这一站就是五个小时不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以下略去1000字……)。


四十六

  那家小餐馆的韩国老板娘的勤奋令我吃惊。她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工作,天天如此。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开这家小店九年来,没有出去玩过,有很多年都没去过湖边了。还是在七年前她因为办移民的事情离开多伦多到渥太华去过一天。她跟我说这样的生活没有意思,非常可怕,好在已经习惯了。又说:"To make money, no choice." 我本来还闪闪烁烁地想过,有机会了是不是自己办一家小餐馆,听了这话不敢再去想,在心中承认了自己不是吃这棵菜的虫。有一次她应付一百零五块钱给我,却付了一百五十块,我想她算帐可能会算出来,把多的钱退给她。她收了钱,从裤口袋中掏出一沓钱夹到一起,又夸我说:"You are honest"。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钱不退也可以,在心里后了悔,暗暗跺脚骂了自己几句。

  这天我从小餐馆干活回来,到唐人街买了《星岛日报》,准备另找房子。我不能一个人住四百块钱一间的房子,再过几天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钱。我必须尽快找到一间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间小房子,二百四十块钱一个月。我交了二十块钱的押金,说好三天后搬来。房东给了我一张收据。现在每个星期我只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在Ho-Lee-Chow休息的那两天,我也得去小店干半天。这两个半天对我显得珍贵,我可以喘口气,心中早早就计划着这时间能干点什么,好几次我想放弃了小餐馆的工作,又想起挣钱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每天上午九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出门,心中好像赴刑场似的,向往着晚上快点到来,一直到深夜才回家。这种紧张有个附生的好处,可以让人没有精力去想那么多。晚上回来经常是澡也没有气力去洗,身体往床上一板就睡去,睁开眼睛又得动身了。想起韩国女人来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头也是这样生活,我心里又有了一点勇气。

  钱是这种可怕生活的唯一补偿。劳累是可怕的,但没有钱的可怕比劳累的可怕还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还得迎着那可怕走过去,不能怕那个可怕,你觉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这里有钱的人什么都是,没有钱的人什么都不是,对这种现实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无法去讲道理,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出国之前,我没想过钱这东西还能够这样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时从心底我还有点看不起钱呢,觉得俗气,但眼下我不能有别的选择。想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颤,全身马上泛出鸡皮疙瘩,摸着胳膊上的疙瘩我警告自己,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它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使自己把这种日子无穷无尽地过下去,那我就完了,就把生命变成了追求数字的游戏。心中还有这么一点反抗意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正常人,还不象那老板娘从人格上已经完全被钱同化。我又想到自己订的五万加元的目标太高,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按目前的速度还要差不多两年,想到这点我感到绝望的痛苦。好多次我在心里跟自己抗争,想推翻这个目标都没有成功,才知道人原来最容易被自己禁锢。

  在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餐馆干活,经理说有电话的我。这太奇怪了,在这个城市还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五号店的电话号码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过呢。我拿起电话说一声“哈罗”,那边传来思文的声音:“今天晚上你回过这边来好吗?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运过来了。”她说着轻轻笑一声:“没跟你商量,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我说:“又不早说,我房子都找好了,押金也交了。”她马上说:“那我叫部出租车把你的箱子毯子送回去。”我说:“那算了,你告诉我住在几号。”

  接了这个电话我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下了班我在央街地铁站下了车,心想,这个位置好,每天上下班也不必转车。我没有开楼下门的钥匙,进不去那玻璃大门。在通话器上找思文的名字也找不到。我等急了胡乱按了一个按纽,(以下略去220字……)。

  我不停地按,再也没有回应。我想:“反正我没事,对不起我就这么按下去了,吵着了你是你活该,谁叫你骂人。”正一下一下按得来劲,电梯响了。我想可能是那人下来骂人了,赶忙坐到一边假装打瞌睡,想着他要是问我,我就说刚才有个人在按那些按纽,又走了。正低了头笑呢,有个声音叫“高力伟”。是思文。我说:“我都准备在这里过夜了。”她说:“等了多久?”我说:“反正这段时间如果在赚钱够买一袋米了。”又问通话器上为什么没有她的名字。她说:“我是顶别人的名字住进来的,你忘啦?”在电梯里她望我笑一笑,我也望她笑一笑,都不提那件事,到十八楼进了屋子,我说:“你好好过啊,一个人住这一套!”这房子的确很好,木板地,有五十多个平方。她说:“所以我把你喊来。”我说:“至少每个月可以省几百块钱房租。”她说:“我没有这样想。”我说:“你是想起我一个人太可怜了。”她说:“你知道就好。”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我没有料到自己这样一个人还值得别人记起。”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又住到了一起,关系却还是平平淡淡,没有争吵,也没有那份情绪。要是自己是一个挺拔的形像,我就会有那一份宽容一份大度,而不会这么狭隘这么固执。我落到靠偏执来维护内心那一份骄傲的地步了。明白了这一点我还是不愿放弃,我等待着思文彻底妥协。

  思文没有收入,我主动提出房租伙食全都归我承担。她说:“那就先欠了你的,记下每个月多少。”我说:“我高力伟再没有志气再舍不得钱,也不至于就要跟你来算这个细帐,男子汉气慨的牛皮吹不起,也不至于那么小人呢。”


四十七

  圣诞节快到了,街上渐渐有了节日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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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31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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