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用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但天津传闻为何满天飞?因为缺乏一个权威、主流的声音。在公共安全出现某种危机时,如何启用应急机制

haonong (dande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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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艾滋病患者持针扎人"事件调查

有关有人用装有含艾滋病的注射器扎市民的传闻,造成天津全城不安;天津警方抓获了4名用针扎人的犯罪嫌疑人;天津电视台播出专家释疑: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用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

传闻为何满天飞?因为缺乏一个权威、主流的声音;在公共安全出现某种危机时,如何启用应急机制,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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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不安”

最近的两三周,天津的街道呈现出罕见的冷清,天津市民的眼中增添了从来没有过的警惕。

在天津最繁华的商业区滨江道、和平路商业步行街,稀稀落落的行人,使这个有“天津王府井”之称的地方显得名不符实。一位出差来天津的山东人说:“如果光看街上的行人,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大城市,就同我们老家的小县城差不多。”

这个9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出现这种普遍性的令人不安的气氛,源自于一个传闻:据说一批河南的艾滋病人来到天津,在商场、超市、路边等公共场所,用装有含艾滋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报复社会。

当地的一位记者说,据说这个传闻最早是从去年的平安夜开始的,传言有人那天在滨江商场被扎。元旦过后,“扎针”事件越传越开,被扎的人也越传越多,以至造成了全城的不安。

在真假难辨的传闻面前,人们选择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谨慎态度,尽可能地减少了外出活动的机会。

传闻背后的真相

目前,“扎针”成为天津人口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记者碰到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谈论此事,但与此同时,相关传闻都是口耳相传,在记者广泛接触的数十人中,没有人亲眼目睹此事或确切地知道“某某某被扎了”。好几次有当地人告诉记者“某时某地有人被扎了”,但当记者进一步追寻时,往往进行不下去,线索在某一个环节就断了。

经过多方追寻,记者了解到天津市红桥区一位姓吴的妇女有被“扎”的经历。1月15日下午,吴女士到家对面的菜市场去买菜,这个过程她走了大约十分钟。在菜市场,她准备买点咸菜,但当她伸出手想去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一个“针眼”,“针眼”旁边是一道细细的划痕。吴女士赶快到附近的一个小卫生院,她说,医生从她的伤挤出了一点血,涂了一点碘酒,然后报了110。警察反也带到天津市高级法院,法医对她作了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手上的伤口可能是铁丝、竹刺等尖锐物划伤的,让她不要担心。虽然如此,吴女士还是不能完全放心。她说,他们门没碰到任何东西,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给划伤的。她还说,自己五十岁了,对艾滋病并不怕,主要是为小孩担心。

那么,为什么偏偏在天津出现这样的传闻及传闻中的“扎针”事件呢?通过了解,记者得到了三个不同的解释“版本”。一种说法是,有一个外地人在天津的医院看病、输血,结果感染上了艾滋病,为了报复,他叫来了一些同伴制造这起“扎针”事件。另一种说法是,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大部分是卖血感染上的,而当年采血的一些车挂着天津的牌照,因此那些艾滋病人今天找到天津来报复。还有一种说法是,河南的一些艾滋病人到北京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社会不要遗弃他们,想得到进一步的关注,但他们受到了冷遇,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他们就到天津制造了该事件。

但这三种说法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公安机关、卫生部门等有关部门均表示:“还不到透露此事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查证传闻的真实性成了很困难的事情。

从目前可以查证的事实来看,天津确实出现了一些人用针状物扎人的行为,这一点在公安机关给市民的通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该通告说:“近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利用针状物扎人,并散布传言说被扎者将会感染上艾滋病,企图制造社会混乱,破坏我市的安定。”

被扎伤的人数有多少?目前有好种说法,据一位可靠人士透露,至少有几十位。

至于扎人者是否是艾滋病人?被扎者是否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记者掌握的有限的事实还不能证实这一点。

天津在行动

此事发生后引起了各方的重视,有关人士介绍,天津的公安机关已把它列为一号案件,出动了辖下的数百名警员分布全城,正全力以赴组织破案。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的一位同志说,他们已知道此事的一些情况,非常重视,已经让国家级的艾滋病研究机构给天津方面提一些建议,目前他们和天津市卫生局保持热线联系。

天津市的教育部门已向中、小学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校内外的保安,同时呼吁学生家长注意学生安全。有的学校在学生上学和放学时段,派出老师在校门口护送学生,附近派出所也派出一至二名公安在场保护。

1月17日,天津市公安局公布了该案件的一些初步情况,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态。根据通告,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了数名作案分子,案情如下:

1月12日下午2时许,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厦伺机作案时被抓,从其随身携带的包中搜出针头。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亵幼女被劳动教养一年,于今年1月7日6时许,手持针管在河东区扎伤一女中学生,公安机关接报后迅速将其抓获。犯罪嫌疑人韩某、陶某某,1月16日上午10时许,手持装有红色钢笔水的注射器闯入女青年刘某某家,并威胁实施抢劫,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这两人抓获,并缴获了作案工具及赃款。

公安部表示,经对报案人身体检验,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的痕迹,少部分人虽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经审讯作案人证实,其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

公安部门说,此类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针扎人来传播艾滋病之说,纯属骗人吓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安心正常工作生活”。

当天晚上,天津电视台播放了公安机关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并请两位权威专家解释: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钟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用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

据记者了解,这种公开化的方式效果还是不错的。当记者随后问一些市民对“扎针”事件的看法时,很多人都说事情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因为“电视台播了”。

传闻为何满天飞

不过,“扎针”事件对市民心理的影响可能是更深层次的。有一次天津当地的朋友,记者和他一同走在街上时,发现他养成了一种“四顾”的习惯,如果一旦有人靠近他,他马上就会警惕性地盯一眼。

记者在不少天津人的身上都发现了这种条件反射式的行为。大家在街上都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打破距离的行为通常都会碰到警惕甚至敌视的眼神。南开大学的一位博士说:“这实际上是传闻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紧张感和不安全感的一种反映,它让人觉得无序和危险似乎就在身边。”

其实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亲眼见到事件的发生,他们对事件的想像和理解都是建立在各种传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是传闻而不是事实本身造成的这种社会不安心理。

南开大学一位对谣言研究颇感兴趣的博士说:“传闻由于其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常常被夸大、被扭曲、被虚造。”

前面提到的吴女士被“扎”一事的事实和后来的传闻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信息被扭曲的结果。实际上吴女士根本没见到扎针的人,但传闻说,在很多人的协助下,扎针者在菜市场被抓住了,有的还绘身绘色地描述了被抓的整个过程。

记者在天津的几天,不断听到某某学校的学生被扎了、某某商场又发生了此事,但赶去一调查,往往是子虚乌有。有传闻说,扎针者还把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注射进超市的食品中,超市因此被封。记者统计了一下,各种传闻中提到被封的超市不下五家,其中囊括了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前几名。经调查,基础上不是事实。

一位当地人说:“1月15日我听说家乐北辰超市被封了,我打电话到店里,说自己想买东西,问开不开门,超市工作人员说开门呀,快来吧。由此我肯定被封的传闻是假的。”

大荣超市的一位店长说,超市被封的传闻满天飞,这不排除是商业竞争对手故意制造的。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关于“扎针”事件的传闻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虚假信息。当地的一位专家说:“这些信息夸大了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给人们造成错觉,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心理。”这位专家说,传闻如此盛行的一个关键是:缺乏一个权威的、主流的声音。

电视台的消息和解释性报道,被认为来得迟了一点。这位专家说:“我理解,他们是想保持稳定,以免影响到更多的人,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沉默并没有阻止消息的传播,而且由于不透明,还给了各种传闻更多的空间,也使得人们作出了最坏的猜想。比如犯罪嫌疑犯安某某是1月7日被抓住的,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把案情的进展及时地通报给社会,同时尽早地通过权威的途径解释艾滋病的传播情况,效果是不是就会更好些呢?”

一位专家说:“实际上天津市为安抚人心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公安部门就曾多次向居民发放传单,说明案情,解释针状物扎人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但传单这种形式权威性较差,如果把它和新闻媒体、政府通报结合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位专家说,“9·11”之后,布什的支持率达到罕见的80%,灾难并没有使他失去民心,这得力于他采取的一系列有力的行动,以及通过公开沟通的渠道把誓死维护国家安全的信心传递给了老百姓。突发事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它对于管理者来说并不是难于启齿的事,关键是看如何应对。结合我们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作为管理者,在公共安全出现危机时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套体系?这恐怕是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

目前此案还在最后的侦破之中。正如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常务副主任朱效科所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事件了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就是让天津人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度,也由此反映出了人们对艾滋病认识的误区以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仅仅是人道主义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人对中国艾滋病的情况所知甚少,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很多人一提到艾滋病就认为是生活作风的问题,和平路一位售货员评论“扎针”事件时说:“那些人自己乱稿,得了绝症还来害人,抓住了要狠狠惩罚他们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艾滋病人是卖血、输血而被无辜传染上的,也抱着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河东区的一位居民说,应该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岛上去,让他们与世隔绝。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说“应该灭掉”。

记者接触到的众多的市民中,没有人去认真思考过如果艾滋病人作出这种行为的,他们的动因是什么?他们是否遇到了社会不公?

一位专家说,这其实并不是天津人独有的态度,恐怕全社会‘却应该反思。人们对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远之”,缺乏必美的关不和平等的对待。照此下去,是危险的。

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说,她在2000年曾听说河南有一个艾滋病患者用针扎人,她找了去,对他说:“我没有权力要你放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应该去扎无辜的老互姓,他们是没有错的。”那人对他说,他从来没有扎过老百姓,他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着小汽车到歌舞厅等黄色场所享乐的人。

高耀洁说,那人现在已经去世。当初他是因为车祸到医院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后来妻子离他而去,没有人过问他,周围的人对他冷漠甚至敌视,这让无辜感染绝症的他更觉得社会对自己极为不公,由此产生了报复的心理。

高耀洁说:“我去他家里时,也正躺在床上,他让我坐离床几米远的一个凳子,但是我径直坐立了他的床边。当时他就哭了,说这久来我是第一个敢离他这么近的人。”

高耀清说,艾滋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其他的,是关怀,是温暖。如果社会给他们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反抗可能就越大。

一位政府官员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态度不仅仅是一个人道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稳定问题、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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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7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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