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an)从解放到迷茫

woaijingdian (流行易逝, 经典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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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到迷茫——中国流行歌曲20年

    那时候到处是高音喇叭,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磁带、没有录音机。喇叭声从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大院的围墙里传来,强大,嘹亮。这是很久很久以前,这是1978年。
    1978年,或稍早,那个总是传出决议、社论、讣告、样板戏、毛主席赞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传出了《洪湖水,浪打浪》,传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出了《刘三姐》,它们一天又一天在喇叭中重复着,百听不厌。大人们说,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中国的新时代就从解禁开始了。那些因为政治斗争,因为不够革命,或者仅仅因为爱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大人们克服了戏曲的障碍,一遍遍去观赏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一遍遍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运痛哭流涕,黑暗中他们的眼泪湿透了一张张手绢,湿透了中国的一家家电影院。就在这种哭泣声中,爱情的知觉,久违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看作那么可耻的东西了。
    80年代——一个电影插曲的时代在新的电影中伸延。半导体和晶体管,薄膜唱片和电唱机,人们坐在新买进家的收音机前,听着李谷一、朱逢博、关牧村、郑绪岚、关贵敏,听着《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充满欢乐和阳光的音符像雪后的泉水一样四处流淌,它们歌唱着生活的甜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甜蜜,不关涉具体,也与每一个具体家庭的生活无关。别种滋味的歌是借着电影剧情出现的:《知音》、《雁南飞》、《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妹妹找歌泪花流》、《妈妈教给我一首歌》。与之同时,城市青年在宿舍里偷听台湾歌,喇叭裤戴着不撕商标的太阳镜、提着最时髦的录音机,骑着车或者成群结伙地呼啸而过,把邓丽君和张帝的歌声一路洒在大街上。大人们望着他们的背影说:这些个小青年,这些个阿飞。
    是的,这些个阿飞。中国人开始渴望平常的日子,但极左时代的禁忌依然在骨髓中浸透着。在核心的意识形态里,除非辅之以革命、事业等崇高内容,否则世俗情感、谈情说爱、个人悲喜,都是低级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现。邓丽君、张帝、刘文正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赏者自己,都有一种道德上的不洁感:邓丽君唱的是黄色小调,张帝唱的是流氓歌曲,唱法本身就透着“黄”。不久,李谷一唱《乡恋》用了气声,苏小明唱《军港之夜》又柔又绵,立即招致痛斥和批判,批评者听出了那声音里的“黄”。
    这是中国歌曲历史上的“电影插曲时代”,又是一个“中间腔时代”——这一时代的“唱将”,同王酩、施光南、谷建芬、刘诗召、王立平、付林这些最主要的歌曲作者一样,都是名门正派、正统出身,却共有一种向世俗情感过渡的倾向。洋腔洋调和土腔土嗓渐渐退出主流,听众喜好的对象,是那些美声中带点自然色的歌手,这是80年代前五年大部分受欢迎者的共同特征。很明显,我们可以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从解禁时代的王昆、郭兰英、黄婉秋向李谷一的变化,从李谷一向朱逢博—郑绪岚—沈小岑—苏小明的变化,从男女声二重唱两个时代的代表——张振富、耿莲凤向王洁实、谢莉斯的变化,看到美声、民族唱法的逐渐下移。甚至,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首次请来的两位香港明星——张明敏和奚秀兰,也是两个“中间腔”——奚是民歌“中间腔”,张是流行“中间腔”。“中间腔”流行的背后,有意识形态的保守在暗中支配着。此时,一方面意识形态从高调下移,一方面中心意识仍在起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是整个大众的,迷惘、失落、痛苦等生活中的正常情感,在主流价值中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反映个人情感的流行音乐则被视为靡靡之音,在接受上存在一种心理障碍。这时,大众意识处于一种政治中庸状态。
    稍后,台湾校园歌曲一下子流行了,《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踏浪》、《踏着夕阳归去》,它们被“中间腔”广为翻唱,非政治的内容既满足了人们潜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又与正统价值无伤。“中间腔时期”的压轴大戏由唱着《军港之夜》的苏小明完成:它终于脱离电影歌曲的拼合,而有了歌曲专辑的概念;主题背景虽然不脱国家、集体、事业,但抒情角度却充满人情味和世俗性;歌手的声音不再高昂,是中音的、松弛的,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美声的底线,它伴随着批判,也伴随着欢迎。
    积极、健康、正面等观念支配着歌声审美的状况,大概一直持续到1989年左右,此前歌坛千变万变,好嗓子的观念一直不变,始终以清亮、纯正为第一美学特征。
    是1983年还是1984年?一个叫程琳的孩子出来了,稍后,一年更小的叫朱小琳的孩子出来了。孩子是天真的,孩子是无邪的,“小螺号,嘀嘀地吹”,“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同时她们会唱邓丽君。在童稚的掩护下,邓丽君公开化了。没有美声血统的流行唱法登场。不是出身于正统的学院派,而是一批社会青年,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磁带风行,走穴风行,模仿港台歌曲风行,“翻唱歌曲时期”全面降临。张行弹着吉他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麻烦”,因为爱不能分享,因为你比她“迟到”。哗,300万盒销量;哗,吉他成百倍地狂销;哗,吉他班在城市里铺天盖地。谈情说爱不再是禁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再是黄歌,“爱你在心口难开”不再是淫声浪语。各种新星不知都从哪里冒出来,都唱着港台歌,都有人买账。1985年,美国40多名歌星为非洲灾民义演,联唱《天下一家》,第二年台湾60位歌星联唱《明天会更好》,中国一位磁带编辑说:他们能做60名,我们能做100名,献给世界和平年!
    100名歌星,说聚就聚,还有很多没参加的,想想看,中国的歌星有多多吧。《让世界充满爱》,100名歌星穿上整齐划一的演出服(多奇怪!),一方面亮出不同的声音,一方面突出圣歌般的齐唱。中国人,甭管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动了。
    这是一个转折,这是1986年。因为一首大歌,老人们不再尽觉得流行歌“痞”,文化界不再对流行歌围剿扫荡。1986年,流行音乐获得官方一个折衷式的称谓——通俗歌曲。
    有两件轶事可以说明中国这时的半就状态。一件是:1985年底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演出,劲歌热舞折腾一个大劲,台下的中国观众均端坐着不动,威猛走了大半个地球,哪见过这架式?傻了,第一次觉着自己像猴子。另一件是:郭峰初到北京,常抱着吉他在街边唱歌,人们叫他“小流氓”;百名歌星演唱会后,当他再一次抱着吉他在街边唱歌,路过的人不禁对他指指点点:“瞧,这就是写《让世界充满爱》的作曲家,瞧人家多有艺术家的派头!”
    1986年之后,流行音乐并行出现了三条脉络。崔健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唱出《一无所有》,从此摇滚在地下开始蔓延流行,为首都青年所喜,为官方人士所骂;《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风”,众多歌曲创作均以北方民歌为素材,但是见歌不见人,大家都唱同样的歌,寥寥数首名作成了“全国粮票”;以齐秦、苏芮为开端,港台引进版大举登陆,原人、原唱、原作,使大陆的“翻唱歌曲”宣告灭亡。
    1987年,《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愿》,中国人十分耳熟的民歌调,唱着家乡、土地、山沟沟,和着电声乐队、电子鼓击、大嗓唱法,满城轰鸣。1988年,电视台每日播出《雪城》和《便衣警察》,“下雪了,天晴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刘欢的声音每夜准时响彻大街小巷。1989年,电影《红高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呵,莫回呀——头:民歌加架子鼓加乡里腔加吼唱;之后“囚歌”——劳改犯的歌;之后俚俗谐谑歌曲大泛滥。是谁在听它们?我不知道。
    我知道另一种流行,港台、欧美歌曲的流行。大学校园里在复制磁带,城市的街头在兜售拷带。大街上能买到的公开引进版是《搭错车》,是《狼》,不能买到的便托人从海外购进、然后流入交换、翻录、拷贝的渠道。到1993年,引进版已经全面化,大陆流行音乐市场全面开放。王杰的心痛、姜育恒的忧郁、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张雨生、庾澄庆、赵传、小虎队、郑智化、四大天王;MTV、卡拉OK、追星族,音乐越来越新潮,歌迷越来越低龄。稍后又有欧美打口带流进城市,中国,渐渐成为世界流行音乐统一市场中的一部分。   伴随着这一统一化进程,中国自己的造星运动隆重开幕。1992年,唱着甜歌的甜妹子杨钰莹通过中央电视台一举倾国,成为大陆第一位自制偶像。随之,中国出现第三次新人辈出场景:上电视、拍MTV,推歌打榜,文字轰炸。潮流,潮流。歌曲越来越多,歌手越来越多,彼此间越来越相象。同期,摇滚乐唱片准许出版,一直埋没在地下的摇滚乐开始全面出头,摇滚不再是崔健一人,摇滚不再是禁忌,男人可以留长发,长发可以上招贴。《无地自容》的黑豹火了,《梦回唐朝》的唐朝火了,新音乐的春天的张楚、窦唯、何勇火了。铁杆摇滚乐迷像沙漠中渴求水源一样渴求着、寻找着摇滚乐。但当各路知名乐队和更多不知名的乐队成批成批浮出地面,摇滚乐迷不再狂热了,摇滚乐迷开始深深地失望:摇滚乐不是卖着愤怒,便是卖着青春期的躁动(多简单!),大家都太想快快成名。随着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局面被消解。潮流,潮流。摇滚乐的潮流也一拨连着一拨,随着世界整齐地左转、右转,齐步走,然后金属了,然后另类了,然后朋克了。
    1992年,《小芳》,知识青年和假知识青年在怀旧。
    1993年,《涛声依旧》: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1994年,《同桌的你》,大学生未老先衰,感伤而回忆。
    1995年,《艳阳天》,摇滚乐像花朵缩进琥珀里,怀想;《露天电影院》念起童年景色不再。
    1996年,……
    1997年,《心太软》:OH,算了吧,就这么散了吧。
    与这几首最流行的歌曲相伴,是青藏题材的长盛不衰,好象是另一个世界的呼唤:《回到拉萨》、《阿姐鼓》、《青藏高原》、《央金玛》、《雪域光芒》;是俗歌的连连成功,好象在城市的变幻中稳固着不变的旧色彩,接续着“西北风”和“囚歌”的余绪:《大中国》、《纤夫的爱》、《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九月九的酒》、《大花轿》、《好汉歌》。在感伤怀旧、西藏情怀和大旧大俗的后面,则是整个社会的快速变迁。
    从整体上看,城市情歌的泛滥已使流行歌变得腻味,北京乐队的全面露脸已使摇滚乐的号召力彻底瓦解。这不再是一个短缺的时代,同时也不再是一个因为政治压力而产生表达激情的时代。流行音乐的低潮随之到来并延续到1998年。思想和情感禁区的不复存在,使表达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中国流行音乐终于露出初级、幼稚和虚弱的真相,这时我们发现,新的、城市的、丰富的、切身的生活,竟然还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表达。业已存在的唱片商在狭隘的商业追求中老化,千篇一律的爱情只是一些虚假的套词,摇滚的反抗只是一些口号和大话,空洞、浅薄而老套,它们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另一面的虚拟。
   过去是政治的一统天下,现在是商业的一统天下。
    你已有多久没有听到刺痛你心肺的歌?
    迷惘。但迷惘只是暂时。只要有生活,就会有生活的感受,就会有表达感受的歌。民间的多种音乐型态已经发生,民间创作人士的遍地滋生已经成现实。你看过个人网页吗?你听过小样和自磁带吗?你读过乐友之间交流的自办杂志吗?你知道你们那个城市的乐队和演出吗?如果你没有听到丰富的声音,那么你听。
    而丰富的声音这20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生长,近年来的生长是:朴树、尹吾、清醒、花儿、胡吗个、《盘王之女》、《无能的力量》……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如果这些声音还不能让你满足,那也是这20年给你的馈赠,你遗憾了,你开阔了,你自由了,你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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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5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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