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天涯的文化震撼

guest (转载;作者:泽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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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海外的人常常会遇到一个“文化怪物”,让他们感到不适应。这个怪物在西方常用的一个词叫“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

今年二月,两个刚到东京的曼谷人在大街上迷了路,就向路边的两个日本人询问。没想到,他们也是刚到东京来的游客;更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对着地图把这两个曼谷人送到地铁门口。曼谷人不禁赞赏他们遇到了好心的街头侠义道(Samurai)。然而,普通日本人对泰国了解之少有时也让泰国人感到愕然。一个泰国学生刚到日本留学,他的日本同学就问他:“在泰国是否骑着大象上学?”他无言以对。原来这个同学是从旅游广告上了解泰国的。

初到异族他乡,面对语言、食品、服装、宗教、习俗、地貌的不同,难免引起心理上的震撼。对于短期的旅行者来讲,西方人来到东方不免为这里的寺院庙宇、古老遗迹感到震撼,而东方人到了西方也不禁要为那里的教堂和宏大的建筑艺术感到震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南非开放国门的时候,美国黑人蜂拥而至,企图寻找自己的根。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受美国文化的熏陶,自己已经成为美国人。甚至非洲人也不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美国黑人埃地·哈里斯(Eddy Harris)在他的书中写到(《土产的陌生人:一个美国黑人在非洲心脏的旅行》):“我的皮肤是黑的,但我的文化则不是。”他甚至发现自己与非洲的白人居民更接近。好一阵心灵的震撼。

人之所以有震撼,就是因为人像计算机一样,固有的程序是在一定文化条件下,由无数的假设和价值取舍来完成的。文化环境改变了,别一个族群的价值和自己的不一样,固有的程序就会受到挑战。一个人不可能抹去自己成长的记忆,也不可能改变一个新的文化环境,而只能改变自己。

到海外留学的国际学生,语言关要过,文化调整更要紧。语言只是交流的一部份,会说英语不等于了解西方文化,会说汉语也不对于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朝鲜族人和韩国人语言是相通的,但行为上危d不一样。即使加拿大人到了美国,也会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文化就象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们必须在文化中生存。文化决定了人价值、期望、假设和行为。”这是一位南美人士的话。

在美国,有些亚洲女生与老师说话时眼睛不正视对方,她们以为是尊重;拉丁美洲的学生相互对答案不觉得是作弊;韩国学生则对老师不惩罚学生感到奇怪。这样的误解,无疑是因为受了成长环境的影响,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差别。

文化不同,身体语言也不一样。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说话距离可以很近,美国人则希望在一米开外,日本人则更远。以色列人可能张嘴就问你的收入和婚姻状况,墨西哥人甚至向你打听别人的家庭状况。在欧洲,付小费无处不在;在亚洲,大多数国家没有收小费的习惯,但是如果把钱放在信封里,可以认为是礼品。

西方商人到了东方,不仅语言是他们的问题,文化了解也是他们的短项。在亚洲、非洲和拉丁文化主宰的南美洲,更主要的则是文化上的距离。

东方人遇到西方管理不免引起震撼。日产汽车新上任的法国高级主管迫于经营压力进行改组,计划端掉二万多日本人的饭碗,立刻触动了日本公众的神经,当地电台制作特别节目连续报导,政府反应也异常迅速。

欧洲的领导人可以做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而较少顾及公众的看法;美国的政治家却没有这么自由自在,他们常常要顾及公共舆论。这一不同的部份原因是由历史和文化决定的。欧洲人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有管理好国家的智慧,而较少顾及领导人的道德水准是否也比普通人高。美国人则认为政府应该顺从民意,对执政者也有较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对克林顿丑闻,欧洲人会对美国人的反应大惑不解。

时间和效率的概念对“第三世界”的人和“第一世界”世界的人似乎也不大一样。无论是巴西人到了日本、印度人到了英国、还是南美人到了美国,都会感到准确的压力。美国人在一个时间里可能只做一件事情,墨西哥人则可能做很多事情;一个美国人到某个亚洲国家工作,可能发现他的时间表完全是一张废纸;严谨的德国人遇到松散的巴西人,也可能一筹莫展;新西兰人到拉丁美洲经商则需要格外地有耐心。

在一种文化背景下“自然”的举措,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可能显得不自然。在跨国公司里,英国管理者如果到法国任职,可能发现:“所有在英国通常的人事管理办法到了法国都不起作用”。大约有十分之一的英国海外经理提前解除海外任职合同而回国。带着崇尚个人的文化的英、美企业家,在集体驱动的亚洲文化面前,可能失去耐心,找不到个人成就感。

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公司、咨询公司不同,较少全球经营。不象美国的律师,英国律师很少光顾他们的客户。他们说“十点钟见”,意思就是在他们的事务所见。美国律师可能事先给出价格,英国律师则不习惯客户询问价格,客户往往不知道最终的价格,而且很少有机会讨价还价。一个美国客户曾经向他的英国律师问价,回答是700,最后则是3500,而且事先毫无提醒和暗示。这在美国是难以接受的。

在商业领域,德国人不欢迎幽默,美国人无所禁忌,英国人则善于处理模糊的问题;法国人的午餐可以吃上二、三个小时,到吃点心时才谈业务,中国人则似乎最有弹性。欧洲的年轻人比美国的年轻人有更丰富的异国文化体验,美国人则往往假设自己的商业文化是“正确的”。而欧洲人对美国人的最初反应则往往是消极的。

美国的商业文化是先进的,但决不是唯一的。美国人拓展国际市场的障碍就是缺少对消费者和市场的了解,对其他文化的适应能力也很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亚洲的业务常常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有异国经验的美国人往往强调文化差异的重要性,而那些没有经验的美国人则显得过于天真,他们受到挫折的原因并非是没有一流的战略,而是没有把握实施战略的文化环境。

一个德国出生的心理学家伊莉莎白马克思(Elisabeth Maarx)在她的新书《冲破文化震撼》里说道: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管理者和七分之一的英国管理者在海外的任命,由于不能克服文化震撼而失败。西方商业圈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重视由跨国经营带来的文化震撼。

文化震撼一般发生在“蜜月期”的六个月以后,持续三到四个月。症状是焦虑、严重思乡、感觉无助、怀疑自己或强烈的挫折感,还有的人则长期萎缩在自己文化的小圈子里出不来。有的人半途而归,有的人则看到了生机。

一个新西兰的女教师在上海一所学校里教英语。当她在市场购物的时候,很不习惯有人跟着她,看她购买什么。心里老嘀咕这样一句话:“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但后来竟对中国的文学和绘画产生了兴趣,并认为这是她“终生的目标”。

洋先生常常发现中国学生不仅好学,而且尊师;日本学生在提问以前,还可能会先深深地鞠上一躬;印度学生几乎从不向先生质疑。这在洋先生眼里是比较少见的,但亚洲学生的独立性则不及西方学生。

很多英国人并不了解在非洲工作的艰难性,以为那里是一个硕大的狩猎远征的地方,刚到那里的英国人难免要度过一个“震撼期”,甚至象孩子一样,没有帮助便寸步难行。

而从非洲返回英国又往往会遇到另一次文化震撼。一位伦敦的中学教师到纳米比亚教书两年,1997年回到伦敦以后又遇到重新适应的感觉,因为互联网已经在那里广泛使用起来,他觉得自己一无所知,甚至不会使用Email。时尚文化是动态和变化的,到南美工作的加拿大人也可能遇到这样颠倒的震撼(Reverse Culture Shock),此外还有发展中国家国家的人才回流,中国人称之为“第二次出国”。由此而带回的“文化附加值”则可能改变他们终生。

记得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过一则消息:有30%到60%的人在海外会遭遇严重的文化震撼,而另外20%的人则感到在挑战中如鱼得水,因为他们事先有充份的准备。了解文化差异有利于减少文化震撼。

文化震撼的体验有时是愉快的惊讶、有益的冒险。这种情况毕竟少,更多的则是轻度的失望,心理上的不协调,有时则是严重的挫折感。我们不要因此而走向文化的极端,也不要因此而退回到“童真”。寻找不同文化间的平衡、保持个人的弹性、不断进行深入地交流,尽管老生常谈,却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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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9-16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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