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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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农阶级
一、20世纪世界的历史脚步:

  发达国家——过度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的消失;

  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畸形繁荣与乡村经济的严重衰落。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世纪,许多非常重要的变革都
在这个世纪发生。从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来说,首推民主政治这一
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原则,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死亡。因为这项变革永
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也使得民主政治的实行成
为可能。

  马克思曾经预言工业化将使小农阶级从土地上消失,恩格斯则认
为圈地运动使农民从“白银时代”进入了“黑铁时代”——不过他们
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说当时的思想家们种
种预言尚欠准确,那么这一预言倒是非常准确地从一个悲观的角度预
见到了小农阶级的历史命运。

  20世纪以前,人类对自然的依赖非常直接。从有人类开始,绝大
多数人的生活物质必须取之于大自然:农业文明必须仰赖于土地,游
牧民族必须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必须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
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

  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
”。即使到了二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的
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候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为一个
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并
不残酷,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
灭了小农阶级”这一理论。

  但到了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
施政主题以后,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
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
,当时人大多无法理解其变化意义的时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即使
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小农
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经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的日本,农业人
口也从1947年的52.44 %,降为1985年的25%。

  也就是说,到了80年代以后,整个地球上只有三大地区的土地,
依旧被农业人口及农村所占有,它们分别是: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
带、中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上的发达国家。为了不过
分刺激这些国家敏感的神经,国际社会想出了种种听起来比较让人能
够接受的名称来称呼这些落后国家,如“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国
家”。但不管名字怎样,这些国家的不发达与落后状态却成为它们的
共同标志。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尽管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土
地上来说,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弱国,在粮食的供应上,往
往还要依赖农业人口不到其国家总人口3%的美国。三大地区不少国家
的农业,在各种经济发展的压力下濒临破产。

  与小农阶级从历史上消失这一过程相伴的是都市化进程。除了中
国与印度之外,世界各国的人口大多数居住于都市中。整个20世纪,
各国出现了好些超级大都市,如上海、开罗、墨西哥、圣保罗等人口
上千万的大都市。但到了80年代,却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
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如潮水般拼命涌向大城市的时候,发达国家的人
口却开始向郊区疏散,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旧都市中心,白天
仍然是商务、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的主要舞台,但到了晚上,大多
数白天在城市工作的中上层人士都回到郊外宽敞舒适的家中,城市里
留下的反而只是下层人士。

  说起来可能令中国人难以置信: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所在地的纽
约市政府,近年来竟然发生城市管理费用入不敷出的窘况。原因很简
单:富裕的中上阶层都不居住在纽约城,下班后就通过各种交通网管
疏散到四面八方。居住在纽约市区内的居民竟有60%以上不是美国公
民。而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却是按照居住地交纳,纽约市区既然已经留
给了下层人士和来美国谋求发展的外国人,这些人的纳税能力相对低
弱,负担极重的纽约市政府财政理所当然捉襟见肘。所以在国际上流
传一句话:看到美国的乡村,才知道美国有多富裕;看到中国的农村
,才了解中国到底有多贫穷。我于1998年到日本,曾要求翻译石川小
姐带我们去看日本的农村,石川小姐为难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没有中
国意义上的农村。

  发展中国家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城市的高度发展似乎是以农村
的衰落为代价。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许多超级大城市成了国家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农村人口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就在早些年
,发展中国家政府以自己的城市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规模而自傲——中
国现在还有不少城市,都将把本城建成百万人口大市列为现代化的一
个目标,并列入该市发展规划,本人就见到过好几份这样的“发展战
略”——但人口这种疯狂的机械式增长,使得城市的发展陷入一种极
端无序状态,形成一种“城市病”。不少城市都存在大量临时搭建的
违章建筑,这些建筑由于排污系统缺乏,垃圾成堆,成为影响城市市
容的疮疤。大多数城市内部的交通系统根本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
过时的公交系统承担着城市内部的各种运输任务,许多大城市的居民
利用这种公交系统上班,往往要在路上花费一至二小时乃至更多时间
。而城乡之间的联结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之后就变得坑
坑洼洼,难于行走。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用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以及内部装修豪华
的宾馆组装成各种“现代化的橱窗”,炫耀着该国的现代化水平——
这对那些喜欢让国际社会从这些作为“现代化橱窗”的城市中“了解
”信息的政府来说,这种与国内其他地区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
确有必要,因为这是国家用来遮羞的“门脸”,尽管这些“门脸”城
市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必须要以牺牲乡村社会为代价。但一个无法否认
的事实是:只要深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就会发现广大乡村千疮
百孔,成为这些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

二、印度与中国:“不曾被耕耘人口下降之势裙角掠过的国家”

  被社会变革遗漏的南亚与中国,由于人口数量极其庞大,小农阶
层始终占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
连的脐带始终不曾断开。

  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20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
农阶级以异常顽强的精神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
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
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比例的70%以上。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
数千年悠久历史,并且同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灿烂的古
代文明。更可惊异的是这一点: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
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
,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两国都是世界上的超级人口大
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
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20年后有可能成为世
界第一人口大国。

  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
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中,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
,最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印度因为允许外国人去考察研究,因此
其腐败臭名昭著,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
这一名著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保持着不完全开放政策,所以没有成
为国际上臭名昭著的腐败典型。

  迫于人口压力,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两国人口均喜欢以留学—
—中国的下层人民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各种合法与不合法
的方式外迁。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
之地。在美国,留学人员数目最大的是中国,其次则是印度。两国人
的智力之高在美国有口皆碑,在硅谷工作的科技人员,印度人最多,
中国人屈居第二。现在美国的电脑公司与各种高科技公司,其技术人
员许多都是印度人与咱们华人。

  两个国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
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但让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近20年改革
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而
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的圣牛“遗矢”,气味
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咱们中国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
代化橱窗”相对要干净靓丽得多。

  两国妇女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原因有所不同。印度妇女地位的低
下更多的是宗教与历史文化的原因。印度除了极少数出身上层且受过
良好教育的妇女能够参加社会事务之外,大多数妇女只能呆在家里。
而中国妇女的情况多少有点不同,知识型妇女地位相对较高,有较多
的知识妇女参预了社会工作,获得了社会地位与社会声誉,只有农村
妇女的地位相对很低。所以对印度妇女暂时无需做分层研究,而考虑
中国妇女地位应该做分层研究。

  两个国家均存在极大的贫富差距,只是产生贫富差距的起点有点
不同。印度是经过“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中国在半个世纪以前用暴
力革命敉平了贫富差距,近二十年又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产生了新的
贫富差距。从人的阶层分布来说,两个国家均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
少数社会上层高踞顶端,庞大的下层阶级则构成了社会结构金字塔的
底座。由于两个国家的国民都特别喜欢多生多育,贫困阶层无法让自
己的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这种社会结构估计在长时期内都会存在。


  两国人均不排斥与发达国家人士通婚,但绝对不喜欢在中印两国
国民之间互相通婚。在美国这个世界各民族联姻的大舞台上,极少有
中印通婚的家庭。为此事,本人曾专门询问过美国的华人,他们承认
这是事实,关于原因的答复是“可能是双方都互相瞧不起”。

  只有一点极不相同,那就是两国知识分子的状态。印度知识分子
极具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前有
亚洲第一位得到诺贝尔奖的泰戈尔,后有侨居英国、被誉为“经济学
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
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与德兰修女。而中国的
知识分子中却没有产生这等人物。

  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与两国的文化气质有关,印
度文化是宗教文化,这种宗教精神使得印度知识分子具有献身精神,
而中国儒家学说只是一种入世的伦理哲学,在入世之初,已设定了“
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进退原则;其次也与政权对待知识
分子的态度不一样,印度较早实行了民主政治,允许知识分子进行社
会批评,而中国在20世纪始终坚持用政治高压手段限制知识分子批评
政府与社会,近二十年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远未达到那种自由程度


  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努力减少本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
例,改善人口与资源的比例。但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高增长率)
却使两国政府的这方面努力成为徒劳。小农阶级的大量存在,使得这
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主要是历史的落后面)的脐带始终相连,前几
个世纪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状态,均可以在这两个国度找到现存的活
标本

三、小农阶级: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

  马克思说:小农阶级是专制政体存在的社会基础。

  中国农村的现状:大量无地可耕的农民是游民的庞大后备队伍。


  小农阶级的存在将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之中。

  20世纪的中国锻造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用有限的资源养
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所以我们总是骄傲地宣称:中国人完全可
以养活自己,不会成为世界负担;另一方面,中国也给下一世纪留给
了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即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从表面
上看,人口问题相对于政治、经济等表面化的问题来说并不那么显性
化,但其实在深层次上它不但规定着19至20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还
规定着未来的社会发展。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因为在每一个社会问题的后面,其实都晃动着人口这一由来已久的
问题的阴影。

  中国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它上承18世纪中后期与19世纪,一直
延伸到今天,许多社会变故都与中国的人口问题有关。中国自从三百
年前开始,就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历史上著
名的太平天国革命,其实际原因就是因为人口压力而起。整个20世纪
中国农民为什么能成为历史主角,也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主要问题已经
不是社会成员求发展的问题,而是求生存的问题。

  而共产党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一点:用为农民分配土地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无地破产农民,无产者革命最彻底。

  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依赖北美大陆化解了英国本土的巨
大人口压力,那么中国则是用持续不断的向外移民来消解国内的人口
压力。几个世纪以来,华人像流水一样淌向全球各个角落,以至于在
海外华侨当中出现了这么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话:“世界上有太阳的地
方,就有华人的汗水;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泪水。”

  中国事实上从未在人口压力的历史阴影下走出来过。1949年以后
,只不过用将社会资源平均分配的方法,采用“低工资,多就业”、
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方法从表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几次
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现,中国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中国政府
被迫采用上山下乡这种方法将人口压力从城市转移到乡村,成千上万
的刚成年的城市青年在革命化的口号下离开父母,到了遥远的乡村。
改革以来,随着大锅饭体制的逐渐消解,人口压力这个问题日益凸显
出来,整个社会可以说都在人口与资源的压力下呻吟不已。

  由人口问题派生出了许多问题:大量社会无法消化的低素质劳动
力呈无限供给状态,最保守估计,仅是广大农村每年就向社会输送
200 多万。这些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附着在城市边缘的“边缘人”
,引发了诸多社会治安问题。

  如果说前些年人们将就业的希望放在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上,千
军万马地去挤“高考”这条独木桥,谋求获取职业的通行证。那么近
几年则出现了一个最压迫人的问题,即知识型劳动力过剩。早在90年
代中期,大学毕业生们发现,除了一些供不应求的专业之外,几乎所
有的专业——尤其是文科与正在衰退的工科毕业生的就业,都需要经
过家庭背景的激烈竞争。在小农阶级消失的发达国家,从未出现过知
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只有在人口密集的亚洲国家,这种现象才相继
出现。

  由于恐惧失去饭碗,最铁的饭碗——公务员招考成了近几年大学
生与研究生们趋之若鹜的职业。据披露,自1994年中央、国家机关开
始在社会上公开招录公务员,录用人数为411 人,而报名人数却达
4306人,两者之比为1 :10.48 ;1998年录用人数为891 ,而报名人
数却高达15100 人,两者之比为1 :24.9. 与此同时,近几年研究生
招生的速度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出现了研究生质量“注水”现象
。究其实,完全是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就业难,不少人不得不寻求“考
研”这条被戏称为“就业缓期三年执行”的途径。

  中国真正的隐痛还不在于知识型劳力过剩,而在于天文数字般庞
大的低素质劳动力的绝对过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多数行业——尤
其是新兴行业——越来越多地依靠受过教育及专业训练的人才,而中
国农村每年向社会供给的劳动力却是未经过任何专业技术训练,文化
素质极其低下的劳动力。这些人无法被新兴的经济部门所吸纳,他们
的家庭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要求越来越高的现代技能教育,从
而注定了他们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是多余的人。如果说新兴工业化诸
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人口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及第三产业
转移,完成了农村城市化这一了不起的历史进程。那么人口基数庞大
的中国却无法完成这项伟大的社会革命。

  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下,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其实都会感觉
到: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直至就业,当中每一个环
节的竞争,都是在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激烈竞
争。在低素质劳动力绝对供过于求、呈严重倾斜状态的劳动力市场面
前,任何智者都明白“造饭碗”之说是多么无力,多么无法从长远与
根本上解决问题。

  既然现实注定中国无法在“城市化”这一现代化进程当中消化从
土地上源源不断流出的小农阶层,中国就只好拖着这条长长的“前现
代”的尾巴进入21世纪。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有心人只要到中国的农村,尤其是贫困山区去看看那些无望的人群,
或者每年春运期间到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去看看那拥挤的情状,就会意
识到整个20世纪中国尽一切努力增加的物质资源,大多数不是用于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人口素质,而是用于人口在量的扩张。

  小农阶级未被现代化进程“消灭”,流民又不断地大批量产生,
那情景足以让任何有头脑的人思考:中华民族那流淌着鲜血的伤口到
底因何造成,又如何才能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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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6-4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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