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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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七分,广场上的灯突然全灭了!

  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了很多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他们谨慎缓慢
,散兵向纪念碑移动,然后对纪念碑实施了小圈的包围。

  纪念碑前,几千名学生都挤坐在纪念碑上。

  四点三十五分,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

  士兵从地上跃起,一部分去砸帐篷,一部分以跪射姿势在前方十来米处用冲锋枪瞄着同学
们。

  一个侦察排靠人梯登上了纪念碑最高层,“捣毁高自联指挥部”。一小队身穿迷彩、头戴
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右后侧的人堆中走过来,把右边静坐的同学分开了。

  此时右后侧又传来断续的枪声。正面的士兵向两边撤走,远处长安街一线,坦克和装甲车
一字排开,缓缓向广场驶来。

  装甲车和坦克在离同学几十米处分向两边,驶到纪念碑东西侧的广场上。正面的广场上,
士兵们排成横队,横贯整个广场,向同学走来。士兵的队列中还混杂着一些戴护盔的防暴警察
。所有的士兵都头戴钢盔,手中握着一根金属的棍棒。他们踏着坦克碾出的一片废墟,向同学
走来。


  高自联刚从广播喇叭宣布了撤离的决定,士兵就向纪念碑上的喇叭开枪射击。子弹从同学
的头顶上擦过,打在纪念碑的花岗岩座上溅出了许多火花。

  离开纪念碑时,仍有一个外国摄影记者组在拍摄。好象是一家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另一
位外国记者用大哥大报导广场上的情况。美国某家大台的现场实况报导,就是听到记者的声音
说“他们在打我了”才中断。可能就是这位用大哥大的记者。

  对最后还留在广场上的人,士兵先是用木棍驱赶,后来又开了枪,打中了一个人。

  五点二十分,军队逼近到我们面前。军方的广播说接受了退场的请求,要同学们从广场东
南角退场。同时,人群起了骚动,同学们纷纷起立集体退场了。

  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旭,撤离广场后,有同学落下照相机,他返回去取,被戒严部队抓
获。同最后清场被抓获的八个人一起被捆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人民子弟兵”们用枪托砸
他们,用烟头烫他们。之后,又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入门每人一顿杀威棒,打的昏死过去又
用水浇醒。“六·四”之夜的摧残使他留下严重脑震荡,一只眼几乎失明。每日靠止疼片过日
子。


  清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坦克高速冲进刚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黄晓军当场被碾死,尸骨无存;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
生方政被碾去双腿,成了终身残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之
中,又遭士兵射击。

  我们手挽着手,横过马路。这时,一辆标号为102或106的坦克直冲过来。我们这排
急忙跑过马路,后排同学则向后退去。坦克停在路中间,并开枪、扔毒气弹。然后坦克向路边
冲去,并来回碾了几下。

  七、八个同学紧靠马路牙子躺在马路上,被坦克碾过的身体皮开肉绽,没有流血,只是肉
和衣服绞在一起,惨不忍睹。我刚刚抬起一个胳膊受伤的同学,枪又响了起来,坦克也又轰隆
隆地开了过来。

  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五个被碾死的学生躺在靠人行道的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
道两米多,头朝西北仰面躺着,脑袋开了个大洞,白脑浆参杂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另四个
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

  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七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
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
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
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
,是一面红色的校旗,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黎明,仍有军车开过,情况各式各样。仍有军车向人群投氯气弹,也有军车停下来,听人
们诉苦、漫骂;有一个营级军官甚至跳下车来,向民众敬礼,说一定要为大家报仇。

  更奇怪的就是,许多军人在受到拦截后,自己下车不说,还教大家怎么点装甲车。方法是
用一块破布,一头浸着汽油,一头塞在油箱中。一点火,几分钟之后车就整个烧起来,甚至会
爆炸。

  从桥头直到军事博物馆以西大约一里路上,停着上百辆军车。最前面是十几辆装甲运兵车
,每辆车上都有官兵十人左右。以后是指挥车和大卡车,每车三四十人。似乎奉命呆在那里。
车旁不断有人向他们讲头天夜里发生的事,间或有人咒骂,但没有人身攻击。就老百姓而言,
敌忾虽在,攻击行动已经不会再发生,没有再发起攻击的必要,甚且没有足够的人力了。

  然而,就是这一列军车却在中午十二点后燃烧起来。特别是最前的十几辆装甲运兵车统通
烧成空壳。笔者亲见士兵下车撤走,过一会,有人把它们点燃。


  前门外,有一小队士兵和一个年纪挺大的军官。士兵们坐在地上,那军官站着和好些市民
说话,笑眯眯的,不好意思地抽着市民给的烟。一个士兵说我们没带子弹,边说边拉开枪栓,
枪膛里是空的。于是大家就鼓掌,那军官也就笑笑。我们把那些鸡蛋给那些士兵。那几个士兵
就哭了。周围好些人也哭了,说你们能向这些学生开枪吗?


  清晨三点,三、四十个人只穿着背心、短裤走在路上。问之,答曰是武警,因看不惯镇压
人民的行为,决定不干了,脱下制服回家。

  传说六部口有两车武警抗命。

  早上曾有一辆军车开到师大门口的学生广播台,车上有许多武器。士兵说他们是从部队里
跑出来的,不愿向人民开枪,要把武器送给学生。学生们没有接受。老师们都说,这可能是个
圈套。就算不是,这枪也是万万要不得的。

  下午,北线部队的一个连长带着两车部下开进北师大校园,表示“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人
民开枪”,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响应他的主张,一些理智的学生把这位连
长和他的士兵劝走了。


  复兴医院的登记册记录着姓名、单位。有学生、记者、工人、干部,各行各业的都有。最
后一个人的登记号,已经到了280多。墙上贴着死者的名单,一共有40多个。

  两点多时,铁路医院已死了20人。

  邮电医院死了20多人。

  北医三院收80多位伤员。太平间内有20多具尸体,其中一具为坦克压死。

  仅复兴、铁路、邮电三个医院的死亡人数就在百人左右。考虑到这三家医院是木樨地大多
数伤者首先被送去的医院,因此,加上送到其它医院的伤者,特别是西单那里的伤者,还有东
单等城里其它地方的死伤,全城死亡的群众应在三百人左右。而根据复兴医院死40伤280
的比例,受伤者应在两千人左右。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死时他的一对
孪生子才出世七十天。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光学86级的钟庆,被打死在复兴门。据说当时有人在路中间被打伤
,伤者的女友喊救命,钟庆和他的一个同学跑过去想把那人拖到人行道上。后面的军车上来,
对趴在地上的他们开枪,子弹从背后射入。开始人还活着,说我中弹了。还没到医院就不行了


  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段昌隆,在民族宫附近上前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
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身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生陈来顺,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
弹击中头部死亡。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双学士程仁兴,凌晨两、三点钟被抬到北京医院。程的下腹
部有一个小手指大的枪口,背部有一小碗口大的洞。中的是开花子弹,弹头进入身体后爆炸。
枪弹击中腹部大动脉,血一下子都流光了。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的。

  北京电视台在四日晚间报导说,一群歹徒闯入西单一家商店准备抢劫,因商店职工英勇抵
抗而未能得逞。北京电视台为什么不向本市观众映出具体位置和商店字号?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六点二十六分播出以下内容:

  “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
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
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
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
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
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
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话音刚落,即被接管电台的戒严部队拖走,至今生死成谜。


          ※   ※   ※   ※   ※


                屠城之后
            (6月5日——6月11日)


1989年 6月5日  星期一

  早上六点,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资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办事员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
住址出门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约15米,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抢救无效身亡
。彭遇难时只穿了短裤和拖鞋。

  下午两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八级学生萧杰,本已购得返回成都的火车票。行至南池
子南口,过马路时因逾红色警戒线,士兵喝令其站住未听从,遭士兵扫射,一梭子弹从其背后
穿透胸膛,当即身亡。

  中科院的一个研究生死于六月五日。

  一辆车载着一个九岁男孩的尸体,到几所高校游示。母亲也在车上守着她的孩子。在突然
丧子的巨大痛苦冲击下,她变得完全木呆了。既没有哭泣,也没有控诉。

  清华筹委会公布,仍有几十人失踪,死亡4人。他们是:

  化工系4字班的段昌隆,环境工程系的刘弘,精仪系光6班的钟庆……


  《午间半小时》未播新闻,播放《悲怆交响曲》三遍。

  晚,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均播放有关戒严文件,但只播文字,播音员既不露面,也不
出声。


1989年 6月6日  星期二

  学院路上已不见成群离校的学生了。马路中间又有被焚毁的几辆军车。

  路上行人车辆极少。大部分商店、机关关着门。


  “六四”开枪后,香港市民以罢工、罢课、罢市,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
市值损失两千亿港币;地产物业市值至少下跌两千亿港币。市民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
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


  北京电视台九点才开始播送节目,并无早间新闻。

  《午间半小时》未播任何新闻,播放《悲怆交响曲》一遍。


1989年 6月7日  星期三

  长安街路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路口的墙根下,整整齐齐地排着一大堆自行车。士兵
的旁边有一些群众在走动,士兵的态度似乎还可以。

  建国门立交桥,桥上停着8辆坦克,东西南北每个方向各两辆,正好堵住立交的8个口,
炮口都高高冲外。桥下有站岗的哨兵。桥的西南侧,已成了兵营。在桥下和路边,是绿色的帐
篷和晾晒着的绿色军衣。

  朝阳门内大街,两边的墙上满是弹孔。那硕大的弹孔一定是坦克或装甲车打来的机枪子弹
。前些天晚上,坦克和装甲车在外面用机枪向街两边扫射。

  崇文门,几辆军用卡车由北向南而来,车上码着大口袋,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车头架着
机枪,车厢两边的横幅上写着“为民送粮”。街上绝少行人,除了这些军车,也很少其它车辆



  白天,某中专学生宋秋剑骑车去北京站一带上学,突遇坦克驶来喝令所有行人趴下,并向
路边肆意扫射,致使数人中弹。宋身中数枪,目前已成残废。

  夜晚十一点,《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朋友外出送人,行至儿童医院附近遇军队巡逻
,安等转身要跑,立遭士兵扫射。安与同行的王姓青年当场被射杀,同行的两位女青年因跪地
求饶才免一死。


  电视映出在广场内采访的镜头时,画外音正在讲没有开枪,镜头却摇上了纪念碑的碑座。
一个硕大的弹孔赫然在目,停了几秒,又迅速摇回原画面。

  中央台向全国广播这段新闻时,这个小插曲就不见了。


1989年 6月8日  星期四

  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宣布禁止一切非法活动,禁止集会,收缴枪械;并要求参与非法组
织和非法活动的人自首,取缔一切非法组织,非法组织头头要登记自首。还要求市民举报,并
公布了举报电话。

  通告之后,开始播放戒严部队的通缉令。


1989年 6月9日  星期五

  北医,校园空荡荡,见不到什么人,气氛很不安定。外面又响起零星的枪声。

  戒严区域扩大到西起西单,东起正义路。

  这是戒严范围最大的一天。此后又遂渐缩小范围,允许车辆不停驶穿过天安门广场。


  晚上电视,邓小平终于出来了。新闻里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代表,并表明他支持戒严和镇
压行动的态度。


1989年 6月10日  星期六

  街道上汽车仍很少,骑车的人多起来了,已和平日差不多。许多商店已经开门营业。


1989年 6月11日  星期天

  公共汽车和地铁都恢复了。

  火车站空荡荡的,人不太多。站里站外都有警察和士兵巡逻,售票处有士兵维持秩序。警
察和士兵不时对停留在站外广场上或站内的、提着包的人进行检查。主要是搜查他们带的大小
包裹。站前广场晚8点后清场,不许人停留。


          ※   ※   ※   ※   ※


                雨过天未晴


  一九九一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
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
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开始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


  一九九三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
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
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


  一九九五年,“六·四”六周年,二十七位难属联名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他(她)们
亲人的死有个负责的交代。


  一九九六年,“六·四”七周年,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为首的三十一名“六·四
”受难者家属,再次联名去函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
会,公布死难者名单、依法作出相应赔偿及追究责任者的刑责等。

  七年来,丁子霖等人找到“六·四”事件的遇难者近一百五十人,其中:

  年龄最大者五十六岁,最小者九岁;大学本科生三十七名,博士及硕士生九名,中学生九
名,小学生两名;属于独生子女者十七名;遗下遗孀、遗孤者四十四名,遗孤为双胞胎子女者
六名。据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更多的死者是在居民区被追杀。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为首的一百零五名“六·四”受难
者家属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控告书。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89年6月
发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严重流血事件立案侦查,追究
参与这场屠杀事件最高决策、并对屠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

  在控告书中,向检察院陈述如下事实: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在目前已找到的155位死难者之中,仅学生就有62名,包括大
学本科生和研究生51名,中学生和小学生11名。在这些死难者之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
最大的61岁。其中:

  有11位是在抢救伤员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抢杀的;
  有9位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
  有6位是在居民楼的住家被戒严部队射杀的;
  有6位是在抗议军队的暴行时被打死的;
  有5位是在现场拍照时被射杀的;
  有3位是在撤离天安门广场时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辗死的(另有死伤者多人不知下落,
未统计在内)。

  除上述情况之外,绝大多数死者是在戒严部队开赴天安门的途中被机枪和冲锋枪滥射致死
的,或被坦克和装甲车冲撞、辗压致死的,其中有5名失踪者至今下落不明。

  经我们反复查询、核实,在目前已知的155位死难者和65位伤残者中,无一人有任何
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屠杀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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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6-4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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