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的苦难（1）
我最早听中国人诉说中国人的苦难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上，也不是从那些各色的书本里，甚至不是从“忆苦思甜”人的哭诉里，而是从我祖母的口里。
我的祖母是一位小脚女人，读过四年私塾，喜欢念报，一字一句地出了声地念。记得我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祖母会在念着念着便停下来喊一声，“小河过来一下，奶奶有个字不认识。”我便过去给她解蒙，多半能认出她问的字，有时也会说要去问姐姐。最让我难忘的是，祖母有时在听了我的回答后，会惊呼一声，“啊呀，这个字我都忘了！”后来才知道，她是被简化字弄糊涂了。
祖母是一个男尊女卑意识浓厚的人，对我的两个姐妹显然不如对我那样上心，那个上心除了会表现为对于我的优待，还表现为喜欢对我一个人讲她的故事，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小时候如何在学校带头闹事，被学校开除，以后只好改换名字去另一所学校就读，所以现在的名字不是本名这样的事。我听了忍不住去问父亲，父亲未置可否，说你小孩子不须关心这样的事，第二天就会听他对祖母说不要对小孩子乱讲。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学校填写表格，要求填写诸如“出身”和“成分”这样的内容。“出身”指的是父亲的职业，“成分”指的是我的祖父在乡下土改时被定下的具体的阶级划分。结果我就从父亲处知道了祖父是“上中农”，再一问母亲的“成分”，尽然是“地主”。惊悚之余，当然照父亲的指示将“成分”里添入“上中农”。
可是，当我仔细弄清楚了父母两边各自拥有的土地，却发现南方人的父亲这头有二十几亩水田，还有一家药铺；北方人的母亲那边只有四十亩旱地，生活水平也未必更好。再问我的祖母，她说那是因为你爷爷人缘好，人们就把他的成分划低了，要不然在家乡最少是个富农。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成分”里面也是可以掺水的。
既然“最少是个富农”，我就想知道地主富农的日子究竟是如何个过法。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在医院工作，祖母自我出生后就被我父亲从乡下接到我家和我们生活。我想，做过富农的太太的祖母恐怕现在的日子远不如过去了。谁知祖母说，我们现在的日子在她的老家是地主都过不上的日子，她一家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日子。我很不解，“你不是有药铺吗？不是有二十几亩水田吗？”祖母说，药铺几乎没有收入，都是为邻里乡亲服务的。家里十二口人，一个人靠两亩地哪有好日子过？！不过，要是没这二十亩地，日子就更难了。
祖母说，我的祖爷爷兄弟五个，家里穷得一贫如洗，媳妇都娶不上。他们五个商量后决定合伙给最小的兄弟娶媳妇，五兄弟将劳动所得全部交由这个兄弟来置产，将来由他负责其他兄弟的养老。结果最小的这位继承了香火，只生了我爷爷一个，到他快成人时家里置起了二十亩地，然后又给我的爷爷娶了大他三岁的我的奶奶做童养媳妇，而我的奶奶能进我爷爷家还真不容易，靠的是家里给她的四年私塾教育投资，才挣得了这份童养媳妇的资格。于是我才知道，童养媳妇原来也是有等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祖母那里知道的越来越多，有她如何将家里为春耕水牛准备的鸡蛋瞒着祖父偷偷拿下来喂自己的儿子，有她小时如何求着自己的母亲给她放脚，有她如何看着年迈的大伯断气，有她掩埋自己烫伤致死的幼崽，还有她从桶里救出自己母亲亲手放在桶里要溺死的妹妹，等等，当然还会有过年时一家人丰盛的年夜饭的故事。
到了民国三十三年，日本人要来了，这次不像前三次那样要打日本人了，长沙的人都往乡下跑，歇了一夜就走，祖母一家也在惊慌中决定由祖父留守，祖母带着一家大小随着人流跑。满山遍野的人，时不时地上有躺着的，如果旁边有只狗，多半是死人，狗在吃死人。总算走到了路上，听说长沙都烧光了，后来又听说烧错了，后来又听说还是回家吧。累死了！饿死了！难死了！死了才好！祖母叹息着。我无法想象一个半小脚的女人是如何带着一家大小十来口人天天在惊慌中随着人流奔走着。
海明威的第三任太太美国女记者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在1940年徒步旅行中国进行调查后，写过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坏的命运不会坏过生于中国长于中国，除非他有着黄金般的机遇，能够生来就是一个有权、有钱、有地位的人，哪怕是在这种战乱的年代，而这样的机遇对于一个人不到亿分之一。我可怜他们所有人，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可以忍受的未来，我渴望逃离这个我曾经向往的地方：无尽的苦难、污秽、绝望，还有我自己在那个巨大国家患上的幽闭恐惧症。”盖尔霍恩最后说，“我觉得做中国人纯粹是一个人的劫数。”盖尔霍恩说这些话时不过32岁，虽然游历广，可是毕竟人生有限，如果她当时已经去过印度这样的古老国家，也许不会为自己的见闻感到如此震惊。
不过英国社会学家陶尼（Richard H. Tawney）1930年代在中国做调查时已经是年过50，游历了世界的学者。他写下的是：“在中国广大的乡村，乡下人因为没有生民财产的安全而饱受苦难。他们今天面对的收税人是一个自称是将军的恶棍，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把这些家伙都喂饱后，还是欠政府的钱。这次的勒索来自骗人的政府官员。乡下人在当地政府的保安部队的刺刀下把地里的庄稼割了交上去，然后自己受饿。当地官员因为从鸦片中抽税高于谷物就逼迫乡下人种鸦片，他们一面抽税赚钱，一面享受着烟榻。乡下人还要给职业土匪付钱，如果抗拒，一年后土匪不定就穿上了军服，会来把整个村庄一把火烧光。”
二十九年前，我第一次回到“老家”，祖屋还在，只有我的一位堂姐和她的家人住在那里。老屋很破旧了，一点不像祖母说的样子，老屋所在的小山丘上光光的，也没有祖母说的竹子和树，屋前也没有水塘。一问，堂姐说她也不知道有水塘，再问陪我去的已经搬迁县城的幺叔，他说水塘在祖母离开后就被填掉了。那树和竹子哪去了？自然灾害期间吃光了树皮，烧光了竹子。我一下子想起了祖母在那期间祖父死后夜里醒来哭泣的情景。幺叔不多说一句话，只有堂姐和她的先生热情地给我碗里夹菜。
吃过饭来到屋外，看着山丘下的空旷，我问堂姐，奶奶说下面住着一户肖姓的人家。堂姐回头看幺叔，幺叔说肖家全家都饿死光了！他又说，我们要不是有你父亲接济一点，我也不知道今天在哪里。回到老屋，坐回那张大桌子，看着比我大不了两个月的堂姐笑盈盈的脸庞，我知道她真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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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听中国人诉说中国人的苦难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上，也不是从那些各色的书本里，甚至不是从“忆苦思甜”人的哭诉里，而是从我祖母的口里。
我的祖母是一位小脚女人，读过四年私塾，喜欢念报，一字一句地出了声地念。记得我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祖母会在念着念着便停下来喊一声，“小河过来一下，奶奶有个字不认识。”我便过去给她解蒙，多半能认出她问的字，有时也会说要去问姐姐。最让我难忘的是，祖母有时在听了我的回答后，会惊呼一声，“啊呀，这个字我都忘了！”后来才知道，她是被简化字弄糊涂了。
祖母是一个男尊女卑意识浓厚的人，对我的两个姐妹显然不如对我那样上心，那个上心除了会表现为对于我的优待，还表现为喜欢对我一个人讲她的故事，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小时候如何在学校带头闹事，被学校开除，以后只好改换名字去另一所学校就读，所以现在的名字不是本名这样的事。我听了忍不住去问父亲，父亲未置可否，说你小孩子不须关心这样的事，第二天就会听他对祖母说不要对小孩子乱讲。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学校填写表格，要求填写诸如“出身”和“成分”这样的内容。“出身”指的是父亲的职业，“成分”指的是我的祖父在乡下土改时被定下的具体的阶级划分。结果我就从父亲处知道了祖父是“上中农”，再一问母亲的“成分”，尽然是“地主”。惊悚之余，当然照父亲的指示将“成分”里添入“上中农”。
可是，当我仔细弄清楚了父母两边各自拥有的土地，却发现南方人的父亲这头有二十几亩水田，还有一家药铺；北方人的母亲那边只有四十亩旱地，生活水平也未必更好。再问我的祖母，她说那是因为你爷爷人缘好，人们就把他的成分划低了，要不然在家乡最少是个富农。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成分”里面也是可以掺水的。
既然“最少是个富农”，我就想知道地主富农的日子究竟是如何个过法。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在医院工作，祖母自我出生后就被我父亲从乡下接到我家和我们生活。我想，做过富农的太太的祖母恐怕现在的日子远不如过去了。谁知祖母说，我们现在的日子在她的老家是地主都过不上的日子，她一家当然也没有这样的日子。我很不解，“你不是有药铺吗？不是有二十几亩水田吗？”祖母说，药铺几乎没有收入，都是为邻里乡亲服务的。家里十二口人，一个人靠两亩地哪有好日子过？！不过，要是没这二十亩地，日子就更难了。
祖母说，我的祖爷爷兄弟五个，家里穷得一贫如洗，媳妇都娶不上。他们五个商量后决定合伙给最小的兄弟娶媳妇，五兄弟将劳动所得全部交由这个兄弟来置产，将来由他负责其他兄弟的养老。结果最小的这位继承了香火，只生了我爷爷一个，到他快成人时家里置起了二十亩地，然后又给我的爷爷娶了大他三岁的我的奶奶做童养媳妇，而我的奶奶能进我爷爷家还真不容易，靠的是家里给她的四年私塾教育投资，才挣得了这份童养媳妇的资格。于是我才知道，童养媳妇原来也是有等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祖母那里知道的越来越多，有她如何将家里为春耕水牛准备的鸡蛋瞒着祖父偷偷拿下来喂自己的儿子，有她小时如何求着自己的母亲给她放脚，有她如何看着年迈的大伯断气，有她掩埋自己烫伤致死的幼崽，还有她从桶里救出自己母亲亲手放在桶里要溺死的妹妹，等等，当然还会有过年时一家人丰盛的年夜饭的故事。
到了民国三十三年，日本人要来了，这次不像前三次那样要打日本人了，长沙的人都往乡下跑，歇了一夜就走，祖母一家也在惊慌中决定由祖父留守，祖母带着一家大小随着人流跑。满山遍野的人，时不时地上有躺着的，如果旁边有只狗，多半是死人，狗在吃死人。总算走到了路上，听说长沙都烧光了，后来又听说烧错了，后来又听说还是回家吧。累死了！饿死了！难死了！死了才好！祖母叹息着。我无法想象一个半小脚的女人是如何带着一家大小十来口人天天在惊慌中随着人流奔走着。
海明威的第三任太太美国女记者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在1940年徒步旅行中国进行调查后，写过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坏的命运不会坏过生于中国长于中国，除非他有着黄金般的机遇，能够生来就是一个有权、有钱、有地位的人，哪怕是在这种战乱的年代，而这样的机遇对于一个人不到亿分之一。我可怜他们所有人，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可以忍受的未来，我渴望逃离这个我曾经向往的地方：无尽的苦难、污秽、绝望，还有我自己在那个巨大国家患上的幽闭恐惧症。”盖尔霍恩最后说，“我觉得做中国人纯粹是一个人的劫数。”盖尔霍恩说这些话时不过32岁，虽然游历广，可是毕竟人生有限，如果她当时已经去过印度这样的古老国家，也许不会为自己的见闻感到如此震惊。
不过英国社会学家陶尼（Richard H. Tawney）1930年代在中国做调查时已经是年过50，游历了世界的学者。他写下的是：“在中国广大的乡村，乡下人因为没有生民财产的安全而饱受苦难。他们今天面对的收税人是一个自称是将军的恶棍，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把这些家伙都喂饱后，还是欠政府的钱。这次的勒索来自骗人的政府官员。乡下人在当地政府的保安部队的刺刀下把地里的庄稼割了交上去，然后自己受饿。当地官员因为从鸦片中抽税高于谷物就逼迫乡下人种鸦片，他们一面抽税赚钱，一面享受着烟榻。乡下人还要给职业土匪付钱，如果抗拒，一年后土匪不定就穿上了军服，会来把整个村庄一把火烧光。”
二十九年前，我第一次回到“老家”，祖屋还在，只有我的一位堂姐和她的家人住在那里。老屋很破旧了，一点不像祖母说的样子，老屋所在的小山丘上光光的，也没有祖母说的竹子和树，屋前也没有水塘。一问，堂姐说她也不知道有水塘，再问陪我去的已经搬迁县城的幺叔，他说水塘在祖母离开后就被填掉了。那树和竹子哪去了？自然灾害期间吃光了树皮，烧光了竹子。我一下子想起了祖母在那期间祖父死后夜里醒来哭泣的情景。幺叔不多说一句话，只有堂姐和她的先生热情地给我碗里夹菜。
吃过饭来到屋外，看着山丘下的空旷，我问堂姐，奶奶说下面住着一户肖姓的人家。堂姐回头看幺叔，幺叔说肖家全家都饿死光了！他又说，我们要不是有你父亲接济一点，我也不知道今天在哪里。回到老屋，坐回那张大桌子，看着比我大不了两个月的堂姐笑盈盈的脸庞，我知道她真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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