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的苦难（2）
自满族将汉族建立的明帝国以及蒙古族、藏族、回族诸民族都征服后，“中国”逐渐成了一个地域扩大了三倍的地理概念，可是“中国人的苦难”说的还是“胡焕庸线”东南原来的明帝国地区的人民的苦难。即便如此，这一地域也在330万方到400万方之广（差别在于是否包括东北），相当于五到六个法国之大。在这样广大的地域里，如果说人们在1860-1960（差不多是太平天国运动到三年困难时期的100年）间所受的苦难没有差别，当然不可能。所以你若说你的家乡的生活一直是“传统社会”式的与世无争，我觉得有可能，否则哪有林语堂描写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悠然闲适。不过，如果粗略地估计一下这330-400万方土地上在那100年间的死于战乱和饥荒的人口，恐怕有一亿人，总数是法国现今人口的一点五倍，平均每一方土地上死去25-30人。
汉人集聚的300多万方的中华帝国虽然是农业文明发达的社会，但是这个“发达”却远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发达，只是相对于农业社会以前的生产力而言，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时在“盛世”也是温饱而已，95%以上的人口都要到土里刨食。历朝历代如果有个几代人的太平，人口便增加，土地负担加重，一旦发生人祸天灾，脆弱的经济立刻会发生吃饭问题。到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化波及中国时，中国的农业开始并不能从中受惠，结果西方的帝国主义经济对于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冲击，加上清帝国的“东方专制”（其实根子还是在汉文化）对于改革的抗拒，终于使清帝国解体，将问题交给了汉人。汉文化没能解救清帝国，当然也没有能解救中华民国，结果是从西方引入了一个建立人间天堂的美妙理想，创建了社会主义中国，以为这下子不仅解决了农业问题，还产生了“粮食吃不了咋办”的问题，结局就是发生了正常年景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
我很幸运，1960年前后发生大饥荒时，我们一家生活在城里，虽然也吃不饱，但至少还是有地瓜或胡萝卜加在大米里煮的饭吃。那时还年幼，直到成年后才听父亲说，他当年在乡下抢救病人时需要的“药品”就是葡萄糖注射液，没有供货时就看着病人再抬回家去。而我亲历的经验中，有两件事始终记忆犹深。一件事是有一次妹妹和母亲出去买菜哭着回到家里，原来她拿着母亲买给她的一个馒头正在吃着，有人从后面冲过来抢了她的馒头就吃，把她吓得要死；另一件事就是我的六叔的故事。
那一天家里来了两位穿着肮脏的成年人，祖母告诉我，其中较年轻的一位是我六叔。记得六叔很瘦、很脏，除了给家里带来了难闻的脚臭，什么也没给我们小孩子。接着家里好像出了大事一般，几个大人两个晚上关上另一间屋子的门，在里面不知吵些啥。祖母晚上回到我们一起睡觉的屋子时，总是红着眼，刚擦干了泪眼的模样，可是不论是祖母还是父母，都不在我们孩子面前说任何事，我们看着大人们心事重重的样子，只觉得害怕。到了第三天晚上，六叔和他的朋友都不见了，家里又恢复了平静。吃晚饭时我们问，六叔回家去了？父母叮嘱说，小孩子不要多问，别人要问到你们，就说他走了。六叔走了，祖母不再哭了，臭鞋味没了，我们都很高兴，很快把这事忘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家里吃过晚饭后，父亲拿出了一封信，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祖母，祖母一看先是楞在那里，接着流起了眼泪。祖母把照片给我们孩子看，问我们是否还认识照片上的人。我看到的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从没见过。祖母问我们还记得六叔不？六叔？！我无论如何无法把这个精神奕奕的男人和那个又臭又脏的瘦男人联系到一块。父亲证实说，这是你们的六叔，他现在住在苏联。
从那以后，我有了一个“海外关系”，他曾经给我们寄过一大包灯芯绒棉布，母亲从中裁下一块给我做了一件短大衣，还给我的两个姐妹各做了一条裤子，其余的就都分给了其他亲友。以后还看到过他的家庭照，一共三个人，叔婶加上一个幼小堂弟，后来又多了一个堂弟，变成了一家四口。记得曾有父亲的同事邻居问过我，你的苏联叔叔来信了吗。我从没见过家里的来信中有过六叔的信，后来才知道信都是先送到单位开拆后再交给父亲来的。不过没过两年，中苏交恶浮上了台面，六叔的信愈来愈少，再后来，六叔再没信了，但我从来没忘记过他，因为再后来不久文革开始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加苏修特务”的头衔就天天跟着我们提醒着我们别忘了远方的六叔。
若干年后从家父那里得知，原来六叔在家乡高中毕业后没法继续升学，就在乡下的一所中学教书，结果在“反右”中被定为右派，被送去改造。等到大饥荒爆发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死亡边缘，于是就决定出逃。那位同他一起来我家的他的朋友比他年长一点，是他的同谋和领路人，他告诉六叔说，唯有新疆是政府还控制不紧的地方，要活命就只有去新疆一条路。可是两人没有足够的盘缠，于是六叔就和朋友将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到我家的车票，找家父帮忙。家父以为他俩这样做过于冒险，一旦被抓住必然死路一条，劝说他们还是回去。
六叔说他不出来是死路一条，现在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又把他的境遇和家乡的故事也告诉了祖母，祖母于是哭劝家父无论如何要救他兄弟一命。家父想来想去，觉得他两人也只有走新疆这条路了，于是给了两人赴新疆的盘缠，又让六叔和他的朋友换了家父的衣裤，这才有后来六叔去了新疆，又经“伊犁事件”去了苏联的故事。父亲后来为此而受的磨难凡是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不难想象，可是他除了告诉过我上面说的事情的过程，没有再说过别的。我问父亲他当年是否还有别的选择，父亲说他们也问过我为什么不去报告你叔叔来过。记得我的祖母晚年时常拿出六叔的照片流泪，有一次她求我父亲去找找六叔，父亲回答说，妈妈呀，你只有信了主才有将来在天上见到我六弟的一天。
我来美国以后，过了几年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六叔又和他恢复了联系，六叔听说我在美国就希望能和我联系。我照父亲给的地址给六叔写了信，六叔回信说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美国（那时苏联还没垮台），还说中苏无论有何分歧，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云云。六叔的回信中附了一张五口人的全家福，我又添了一个堂妹。我给六叔寄去了一些照片，告诉他美国帝国主义并不像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样子，希望他将来有一天来美国看看。
后来六叔信上说，中国驻苏使馆正在和他们那批逃苏的人联系，他有可能重新获得中国国籍，也可能会得到平反。那时我才知道他竟然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一直保持着难民身份。后来他重获中国护照，也摘了“右派”帽子，还不止一次领着一家人回中国探亲，可是我的祖母已经去世了。记得苏东剧变后有次他回国后给我来信，说他很自豪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感谢政府终于给他们都平反了，为中国的进步欢欣鼓舞，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会愈来愈好，不像他们那样日子越来越难。我一直没见到过他，曾经有过的见面计划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六叔回了趟老家，是和家父一道奉我的祖母的骨灰归故里和祖父合葬。可是祖父的坟地早就被平掉了，他们只好又修了一个“义坟”归葬父母，墓碑上刻了两个人名，墓里面只埋了一份骨灰。不知道他们触景是否生情，都生了什么情。记得父亲来美国时，我曾问到过他，父亲沉思良久，叹息之余，只说当初应当把父母都接出老家，但却终未回答我的问题。我建议父亲以后再想想，把它们都写下来。
我每想到六叔就会想起大人们关起屋门在里面争吵密谋的两个夜晚，还有六叔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脏和臭。我一直想问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两个晚上，以及他都说了些什么，可是却从来没在信上问过他。我的姐妹对我说过，六叔曾经将他的“平反证明”拿出来给她们看，她们惊异的是六叔溢于言表的激动和兴奋，说，她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们见过太多的“平反证明”，也没见过谁如此激动和兴奋。我接话说，或许六叔一直想着要向他的侄女们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吧。
大约两年前收到过六叔的信，说他的三个孩子都举家移居其他欧洲国家了，只有他们老两口一起生活，感慨世事苍桑。那一次他没有说起他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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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满族将汉族建立的明帝国以及蒙古族、藏族、回族诸民族都征服后，“中国”逐渐成了一个地域扩大了三倍的地理概念，可是“中国人的苦难”说的还是“胡焕庸线”东南原来的明帝国地区的人民的苦难。即便如此，这一地域也在330万方到400万方之广（差别在于是否包括东北），相当于五到六个法国之大。在这样广大的地域里，如果说人们在1860-1960（差不多是太平天国运动到三年困难时期的100年）间所受的苦难没有差别，当然不可能。所以你若说你的家乡的生活一直是“传统社会”式的与世无争，我觉得有可能，否则哪有林语堂描写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悠然闲适。不过，如果粗略地估计一下这330-400万方土地上在那100年间的死于战乱和饥荒的人口，恐怕有一亿人，总数是法国现今人口的一点五倍，平均每一方土地上死去25-30人。
汉人集聚的300多万方的中华帝国虽然是农业文明发达的社会，但是这个“发达”却远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发达，只是相对于农业社会以前的生产力而言，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时在“盛世”也是温饱而已，95%以上的人口都要到土里刨食。历朝历代如果有个几代人的太平，人口便增加，土地负担加重，一旦发生人祸天灾，脆弱的经济立刻会发生吃饭问题。到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化波及中国时，中国的农业开始并不能从中受惠，结果西方的帝国主义经济对于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冲击，加上清帝国的“东方专制”（其实根子还是在汉文化）对于改革的抗拒，终于使清帝国解体，将问题交给了汉人。汉文化没能解救清帝国，当然也没有能解救中华民国，结果是从西方引入了一个建立人间天堂的美妙理想，创建了社会主义中国，以为这下子不仅解决了农业问题，还产生了“粮食吃不了咋办”的问题，结局就是发生了正常年景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
我很幸运，1960年前后发生大饥荒时，我们一家生活在城里，虽然也吃不饱，但至少还是有地瓜或胡萝卜加在大米里煮的饭吃。那时还年幼，直到成年后才听父亲说，他当年在乡下抢救病人时需要的“药品”就是葡萄糖注射液，没有供货时就看着病人再抬回家去。而我亲历的经验中，有两件事始终记忆犹深。一件事是有一次妹妹和母亲出去买菜哭着回到家里，原来她拿着母亲买给她的一个馒头正在吃着，有人从后面冲过来抢了她的馒头就吃，把她吓得要死；另一件事就是我的六叔的故事。
那一天家里来了两位穿着肮脏的成年人，祖母告诉我，其中较年轻的一位是我六叔。记得六叔很瘦、很脏，除了给家里带来了难闻的脚臭，什么也没给我们小孩子。接着家里好像出了大事一般，几个大人两个晚上关上另一间屋子的门，在里面不知吵些啥。祖母晚上回到我们一起睡觉的屋子时，总是红着眼，刚擦干了泪眼的模样，可是不论是祖母还是父母，都不在我们孩子面前说任何事，我们看着大人们心事重重的样子，只觉得害怕。到了第三天晚上，六叔和他的朋友都不见了，家里又恢复了平静。吃晚饭时我们问，六叔回家去了？父母叮嘱说，小孩子不要多问，别人要问到你们，就说他走了。六叔走了，祖母不再哭了，臭鞋味没了，我们都很高兴，很快把这事忘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家里吃过晚饭后，父亲拿出了一封信，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祖母，祖母一看先是楞在那里，接着流起了眼泪。祖母把照片给我们孩子看，问我们是否还认识照片上的人。我看到的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从没见过。祖母问我们还记得六叔不？六叔？！我无论如何无法把这个精神奕奕的男人和那个又臭又脏的瘦男人联系到一块。父亲证实说，这是你们的六叔，他现在住在苏联。
从那以后，我有了一个“海外关系”，他曾经给我们寄过一大包灯芯绒棉布，母亲从中裁下一块给我做了一件短大衣，还给我的两个姐妹各做了一条裤子，其余的就都分给了其他亲友。以后还看到过他的家庭照，一共三个人，叔婶加上一个幼小堂弟，后来又多了一个堂弟，变成了一家四口。记得曾有父亲的同事邻居问过我，你的苏联叔叔来信了吗。我从没见过家里的来信中有过六叔的信，后来才知道信都是先送到单位开拆后再交给父亲来的。不过没过两年，中苏交恶浮上了台面，六叔的信愈来愈少，再后来，六叔再没信了，但我从来没忘记过他，因为再后来不久文革开始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加苏修特务”的头衔就天天跟着我们提醒着我们别忘了远方的六叔。
若干年后从家父那里得知，原来六叔在家乡高中毕业后没法继续升学，就在乡下的一所中学教书，结果在“反右”中被定为右派，被送去改造。等到大饥荒爆发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死亡边缘，于是就决定出逃。那位同他一起来我家的他的朋友比他年长一点，是他的同谋和领路人，他告诉六叔说，唯有新疆是政府还控制不紧的地方，要活命就只有去新疆一条路。可是两人没有足够的盘缠，于是六叔就和朋友将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到我家的车票，找家父帮忙。家父以为他俩这样做过于冒险，一旦被抓住必然死路一条，劝说他们还是回去。
六叔说他不出来是死路一条，现在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又把他的境遇和家乡的故事也告诉了祖母，祖母于是哭劝家父无论如何要救他兄弟一命。家父想来想去，觉得他两人也只有走新疆这条路了，于是给了两人赴新疆的盘缠，又让六叔和他的朋友换了家父的衣裤，这才有后来六叔去了新疆，又经“伊犁事件”去了苏联的故事。父亲后来为此而受的磨难凡是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不难想象，可是他除了告诉过我上面说的事情的过程，没有再说过别的。我问父亲他当年是否还有别的选择，父亲说他们也问过我为什么不去报告你叔叔来过。记得我的祖母晚年时常拿出六叔的照片流泪，有一次她求我父亲去找找六叔，父亲回答说，妈妈呀，你只有信了主才有将来在天上见到我六弟的一天。
我来美国以后，过了几年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六叔又和他恢复了联系，六叔听说我在美国就希望能和我联系。我照父亲给的地址给六叔写了信，六叔回信说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美国（那时苏联还没垮台），还说中苏无论有何分歧，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云云。六叔的回信中附了一张五口人的全家福，我又添了一个堂妹。我给六叔寄去了一些照片，告诉他美国帝国主义并不像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样子，希望他将来有一天来美国看看。
后来六叔信上说，中国驻苏使馆正在和他们那批逃苏的人联系，他有可能重新获得中国国籍，也可能会得到平反。那时我才知道他竟然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一直保持着难民身份。后来他重获中国护照，也摘了“右派”帽子，还不止一次领着一家人回中国探亲，可是我的祖母已经去世了。记得苏东剧变后有次他回国后给我来信，说他很自豪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感谢政府终于给他们都平反了，为中国的进步欢欣鼓舞，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会愈来愈好，不像他们那样日子越来越难。我一直没见到过他，曾经有过的见面计划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六叔回了趟老家，是和家父一道奉我的祖母的骨灰归故里和祖父合葬。可是祖父的坟地早就被平掉了，他们只好又修了一个“义坟”归葬父母，墓碑上刻了两个人名，墓里面只埋了一份骨灰。不知道他们触景是否生情，都生了什么情。记得父亲来美国时，我曾问到过他，父亲沉思良久，叹息之余，只说当初应当把父母都接出老家，但却终未回答我的问题。我建议父亲以后再想想，把它们都写下来。
我每想到六叔就会想起大人们关起屋门在里面争吵密谋的两个夜晚，还有六叔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脏和臭。我一直想问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两个晚上，以及他都说了些什么，可是却从来没在信上问过他。我的姐妹对我说过，六叔曾经将他的“平反证明”拿出来给她们看，她们惊异的是六叔溢于言表的激动和兴奋，说，她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们见过太多的“平反证明”，也没见过谁如此激动和兴奋。我接话说，或许六叔一直想着要向他的侄女们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吧。
大约两年前收到过六叔的信，说他的三个孩子都举家移居其他欧洲国家了，只有他们老两口一起生活，感慨世事苍桑。那一次他没有说起他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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