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的苦难（５）
大约是１９６８年的３－４月间，在家疯玩了一年多的我和两个姐妹都接到通知去附近的一家中学报到，―――“复课闹革命”开始了。文革开始时，我的姐姐刚刚考过中学，我则读完了五年级，妹妹读完四年级，没想到过了两年大家都进了同一所中学。过去两年里家里家外天天发生着各种各样事，先是让我觉着刺激，然后是恐惧，最后只想逃避。尽管家父被批斗关押，亲友几乎都没了来往，陌生人来我家抄家，但是我总是有着明天，明天我就又可以尽情享受无人管束的自由了。恐惧开始时让我觉得世界的末日到了，时间久了发现我还好好地活着，恐惧就剩下一幅凶巴巴的面孔，我不想它时，照样玩得开心。
“复课闹革命”很让我头痛。老是要填表，老是要写思想汇报，老是要被“工宣队”找去谈话，老是告诉他们我热爱毛主席而他们老是不相信，总要告诉我不要忘记自己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真是荒唐，我没法理解的荒唐。终于有天下午，全校学生又集中在操场上开批判会，我看着台上，一下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的姐姐上台发言了！姐姐对着麦克风说要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批判她的反革命父亲，永远忠于毛主席，等等，最后她还呼了口号，然后有人领着再呼口号。散会后，班主任和工宣队把我留下来谈话，问我如何看待姐姐的发言。我说姐姐说的对。班主任说那你回家想想，向你姐姐学习，也写份发言稿交上来。
回到家里，我问姐姐，你是如何知道爸爸是反革命的？姐姐说，学校工宣队说的，我看也像。我又问姐姐，你今天要发言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姐姐说她也是会前才被通知上台发言的。我真的佩服姐姐，我在大会后说“姐姐说的对”其实就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反革命。不过，不论后来班主任和工宣队和我又谈过多少次，我却没法写出姐姐那样的发言稿交上去。
多年后回头看我的童年的教育，我才逐渐看清了我受的教育是如何让我生活在分裂的心理状态当中。父母拥有的价值观念和他们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我们小时候就告诉我们要牢记两件事：不可拜偶像，不可做伪证。父母亲多次跟我们说过，你的祖母什么都好，就是会撒谎，还要拜偶像。那时我弄不清“偶像”和“伪证”的意思，父亲解释说，偶像就是除了上帝以外的一切崇拜对象，不管是人还是鬼神，还是祖先牌位，人只应当崇拜上帝；做伪证就是说假话。家里的三个成年人，信仰上只有祖母属于异邦人。显然，在父母看来，只要把握住这两点，他们就终能“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孩子的信仰问题在他们长大后就不会成为大问题。
可是，我的课本的第一页就是毛主席像，文革开始前，我家也挂起了毛像，文革中还有石膏像，后来连窗户的玻璃上都喷上了毛的头像。我问过父亲，我应当崇拜毛主席吗？父亲的回避最后发展成了他给我的新的教诲：上帝和毛主席都是要人民过幸福生活。我觉得父亲是在“作伪证”，我不相信他真的热爱毛主席。我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革命好，反革命坏，所以要镇压反革命。因此我才会认为姐姐是对的，因为她说的是实话，我却不敢说这样的实话。
姐姐的做法父母很快都知道了，可是谁也没有责备过她，一直到父亲“平反”以后，我家里谁也没有为这事说过什么。我和我的姐妹反倒觉得硬说我们的父亲不是反革命是说假话，我们甚至都认为我们的父亲很虚伪。但家父其实对我们兄妹一向随和，从不要求我们对他像家父对待祖母那样。在信仰问题上，大家可以提问，他总是尽力作出自己的回答。后来我们长大了，想得多了，和他辩论，甚至当他面说他虚伪，可是他从来没有禁止或回避我们在这方面和他辩论，总是在他过于尴尬时由母亲出面说一声“你们也太过分了”来收场。所以我在文革中对于家父的被关押批斗只是觉得那些人太凶狠，倒不是认为家父不是反革命，是被冤枉了。尤其当我不断填表，在亲属的“政治面目”一栏里发现父母两边的亲戚都是白花花一片，我就更加相信父亲是个反革命。但是，我又爱着父亲，所以我没法站出来批判父亲，只能佩服姐姐说真话的勇气。
姐姐有天回到家里，手臂上套上了红袖章，她终于被“红卫兵”组织吸纳了。不仅如此，她还开始上台参加演出，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看得出来，母亲对这种变化并不以为然，虽然没说什么，但好像也没看见姐姐的红袖章。我问过姐姐，他们红卫兵都干些什么事，姐姐说没什么，就是有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可是我每次看见姐姐的演出，都觉得她一点不神气，面无表情的模样。
很快姐姐那一届都分配了工作，没有分配到工作的人很少，最后她的那一届里只剩下姐姐一个人在家待业。姐姐先是躲起来哭，后来经常在饭桌上哭。母亲还去学校找过工宣队，什么回答也没有。姐姐成了她的同学里唯一的一位待业青年。
过了一年，我所在的下一届也开始分配工作了。有了姐姐的前例，我想我就等着和姐姐做伴吧。可是，我竟然没多等一天就和同学们一起分到了工作，那个感觉真像是做梦一样。全家人当时的高兴是过去没有过的，也是以后没见过的。可是，姐姐还是没有工作，等了一年，还是没有工作。我为姐姐难过，可也没办法，火气上来了就说都是咱们父亲的罪过。
又等了一年，姐姐总算有了工作，她去了离家很远处的一家采石场。我后来问过姐姐，她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她一个人没有分配工作。姐姐说，那些人都是骗子。谁都是骗子？就是学校里的那些人。学校里的哪些人？就是那些骗子！我没敢再问下去。
我的父亲自教会重开后一直热心奉献，还在住家附近帮助建设了一座礼拜堂。父亲的虔诚出了名，我不知道他介绍了多少人去教会，反正每次回去看他时，家里总是不断有人上门来看他，都是他的教友。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位是当年奉派来监视父亲的人，每月他都要和父亲见一次，父亲需要向他报告自己的近况。父亲每次都要在正式谈话结束后给他上课，这人听久了竟然也开始读圣经了。他听了父亲将我俩做了介绍后跟我说，你的父亲是个好人。可是父亲对于自己的两个女儿无论在她们身上下了多少功夫，终无尺寸之功。我也问过两位姐妹为什么，她们说，我们都爱父亲，可是我们就是没法真正让自己走进教堂。
父亲去世前得了“老年痴呆”，最后两年都是住在医院里。我去看过他很多次，可是再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他也从未表示过他知道我来看他了。可是我从他见到我的第一眼的眼神里知道他明白他的儿子来看他了，可是他却赌气不理我。我还知道他的赌气是因为智力的退化，是他的情绪反应，并不是他的理智的选择。我甚至还知道他的生气是因为我年轻时因为无知对于他的冒犯，我对他的不敬留给他的怨气到了他晚年智力退化后终于不受控制，于是我就再看不到他的笑容了。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告诉过家姐，她沉思着，说，可能吧。我们仨，他自病后只是从来不理你一个。只要你一现身，他就像个哑巴了。
我最早的启蒙都是来自父亲。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想问他的问题愈来愈多，可是再没机会了。他曾经答应我要把他的经历写下来，可是终究没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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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１９６８年的３－４月间，在家疯玩了一年多的我和两个姐妹都接到通知去附近的一家中学报到，―――“复课闹革命”开始了。文革开始时，我的姐姐刚刚考过中学，我则读完了五年级，妹妹读完四年级，没想到过了两年大家都进了同一所中学。过去两年里家里家外天天发生着各种各样事，先是让我觉着刺激，然后是恐惧，最后只想逃避。尽管家父被批斗关押，亲友几乎都没了来往，陌生人来我家抄家，但是我总是有着明天，明天我就又可以尽情享受无人管束的自由了。恐惧开始时让我觉得世界的末日到了，时间久了发现我还好好地活着，恐惧就剩下一幅凶巴巴的面孔，我不想它时，照样玩得开心。
“复课闹革命”很让我头痛。老是要填表，老是要写思想汇报，老是要被“工宣队”找去谈话，老是告诉他们我热爱毛主席而他们老是不相信，总要告诉我不要忘记自己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真是荒唐，我没法理解的荒唐。终于有天下午，全校学生又集中在操场上开批判会，我看着台上，一下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的姐姐上台发言了！姐姐对着麦克风说要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批判她的反革命父亲，永远忠于毛主席，等等，最后她还呼了口号，然后有人领着再呼口号。散会后，班主任和工宣队把我留下来谈话，问我如何看待姐姐的发言。我说姐姐说的对。班主任说那你回家想想，向你姐姐学习，也写份发言稿交上来。
回到家里，我问姐姐，你是如何知道爸爸是反革命的？姐姐说，学校工宣队说的，我看也像。我又问姐姐，你今天要发言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姐姐说她也是会前才被通知上台发言的。我真的佩服姐姐，我在大会后说“姐姐说的对”其实就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反革命。不过，不论后来班主任和工宣队和我又谈过多少次，我却没法写出姐姐那样的发言稿交上去。
多年后回头看我的童年的教育，我才逐渐看清了我受的教育是如何让我生活在分裂的心理状态当中。父母拥有的价值观念和他们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我们小时候就告诉我们要牢记两件事：不可拜偶像，不可做伪证。父母亲多次跟我们说过，你的祖母什么都好，就是会撒谎，还要拜偶像。那时我弄不清“偶像”和“伪证”的意思，父亲解释说，偶像就是除了上帝以外的一切崇拜对象，不管是人还是鬼神，还是祖先牌位，人只应当崇拜上帝；做伪证就是说假话。家里的三个成年人，信仰上只有祖母属于异邦人。显然，在父母看来，只要把握住这两点，他们就终能“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孩子的信仰问题在他们长大后就不会成为大问题。
可是，我的课本的第一页就是毛主席像，文革开始前，我家也挂起了毛像，文革中还有石膏像，后来连窗户的玻璃上都喷上了毛的头像。我问过父亲，我应当崇拜毛主席吗？父亲的回避最后发展成了他给我的新的教诲：上帝和毛主席都是要人民过幸福生活。我觉得父亲是在“作伪证”，我不相信他真的热爱毛主席。我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革命好，反革命坏，所以要镇压反革命。因此我才会认为姐姐是对的，因为她说的是实话，我却不敢说这样的实话。
姐姐的做法父母很快都知道了，可是谁也没有责备过她，一直到父亲“平反”以后，我家里谁也没有为这事说过什么。我和我的姐妹反倒觉得硬说我们的父亲不是反革命是说假话，我们甚至都认为我们的父亲很虚伪。但家父其实对我们兄妹一向随和，从不要求我们对他像家父对待祖母那样。在信仰问题上，大家可以提问，他总是尽力作出自己的回答。后来我们长大了，想得多了，和他辩论，甚至当他面说他虚伪，可是他从来没有禁止或回避我们在这方面和他辩论，总是在他过于尴尬时由母亲出面说一声“你们也太过分了”来收场。所以我在文革中对于家父的被关押批斗只是觉得那些人太凶狠，倒不是认为家父不是反革命，是被冤枉了。尤其当我不断填表，在亲属的“政治面目”一栏里发现父母两边的亲戚都是白花花一片，我就更加相信父亲是个反革命。但是，我又爱着父亲，所以我没法站出来批判父亲，只能佩服姐姐说真话的勇气。
姐姐有天回到家里，手臂上套上了红袖章，她终于被“红卫兵”组织吸纳了。不仅如此，她还开始上台参加演出，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看得出来，母亲对这种变化并不以为然，虽然没说什么，但好像也没看见姐姐的红袖章。我问过姐姐，他们红卫兵都干些什么事，姐姐说没什么，就是有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可是我每次看见姐姐的演出，都觉得她一点不神气，面无表情的模样。
很快姐姐那一届都分配了工作，没有分配到工作的人很少，最后她的那一届里只剩下姐姐一个人在家待业。姐姐先是躲起来哭，后来经常在饭桌上哭。母亲还去学校找过工宣队，什么回答也没有。姐姐成了她的同学里唯一的一位待业青年。
过了一年，我所在的下一届也开始分配工作了。有了姐姐的前例，我想我就等着和姐姐做伴吧。可是，我竟然没多等一天就和同学们一起分到了工作，那个感觉真像是做梦一样。全家人当时的高兴是过去没有过的，也是以后没见过的。可是，姐姐还是没有工作，等了一年，还是没有工作。我为姐姐难过，可也没办法，火气上来了就说都是咱们父亲的罪过。
又等了一年，姐姐总算有了工作，她去了离家很远处的一家采石场。我后来问过姐姐，她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她一个人没有分配工作。姐姐说，那些人都是骗子。谁都是骗子？就是学校里的那些人。学校里的哪些人？就是那些骗子！我没敢再问下去。
我的父亲自教会重开后一直热心奉献，还在住家附近帮助建设了一座礼拜堂。父亲的虔诚出了名，我不知道他介绍了多少人去教会，反正每次回去看他时，家里总是不断有人上门来看他，都是他的教友。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位是当年奉派来监视父亲的人，每月他都要和父亲见一次，父亲需要向他报告自己的近况。父亲每次都要在正式谈话结束后给他上课，这人听久了竟然也开始读圣经了。他听了父亲将我俩做了介绍后跟我说，你的父亲是个好人。可是父亲对于自己的两个女儿无论在她们身上下了多少功夫，终无尺寸之功。我也问过两位姐妹为什么，她们说，我们都爱父亲，可是我们就是没法真正让自己走进教堂。
父亲去世前得了“老年痴呆”，最后两年都是住在医院里。我去看过他很多次，可是再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他也从未表示过他知道我来看他了。可是我从他见到我的第一眼的眼神里知道他明白他的儿子来看他了，可是他却赌气不理我。我还知道他的赌气是因为智力的退化，是他的情绪反应，并不是他的理智的选择。我甚至还知道他的生气是因为我年轻时因为无知对于他的冒犯，我对他的不敬留给他的怨气到了他晚年智力退化后终于不受控制，于是我就再看不到他的笑容了。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告诉过家姐，她沉思着，说，可能吧。我们仨，他自病后只是从来不理你一个。只要你一现身，他就像个哑巴了。
我最早的启蒙都是来自父亲。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想问他的问题愈来愈多，可是再没机会了。他曾经答应我要把他的经历写下来，可是终究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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