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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婚外性:超过20%女性出轨 zt

kking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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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一直或经常给女方钱财的,只不过占16%;完全不给的超过一半。但另一方面,有人推算,“二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新兴高消费阶层。

  

  中国人的婚外性,实际上是婚外情——随时准备破坏婚姻的“小三”并不多见,因为婚外性的对象多半也是已婚;包养“二奶”的也不多,只有16%的男性会经常给外遇对象钱财;婚外之性甚至连高潮频率都不如婚内之性。那为什么婚外性的比例还不断走高呢?难道真是为了追逐爱情?

  典型的中国式婚外性:不给钱,只谈感情

  2003年,触及婚外恋的电影《手机》票房大热时,范冰冰扮演的武月还被唤做“情人、小蜜”;六年后的夏天,电视剧《蜗居》热映时,人们对剧中女子海藻的称呼,已经变成了“小三”。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一声叹息》和《手机》的时代,人们对妻子一边倒地同情,到《蜗居》和《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时代,年轻观众开始对“小三”报以理解、包容甚至羡慕。社会舆论或者说价值观在悄然变化,据学者潘绥铭的调查研究,对“做二奶”的女性持同情态度的被访者已经占到总人数的11%。

  学者方刚认为,“第三者”和“情人”在逐渐地去污名化,虽然“小三”的称呼还是有点贬义,但已经带上了调侃的意味。

  而同时,对“婚外性”的社会评价也会随时因突发事件而逆转。2007年,一位女性在北京跳楼自杀,遗书中写满了对丈夫以及丈夫婚外性对象的愤怒与怨恨,这次事件也在网络公共空间中掀起了一场针对婚外性的大讨伐。

  “二奶”是个比“小三”发端更早也更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但潘绥铭调查发现,固定的婚外性行为中,男方一直给女方钱财或经常给的,只不过占7%和9%;完全不给的超过一半。

  但现实中,一些城市的“二奶村”、“二奶街”早已蔚为壮观。有人推算,如果以大陆实际居住着1000万至1500万富裕阶层人士计算,“二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新兴高消费阶层。大陆地区的奢侈品消费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阶层推动的。

  同时,“二奶”也与“反腐”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政治词汇。过去几年,从雷政富、范悦到刘志军、刘铁男,因为情妇和二奶关系被曝光或被举报而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

  1/5的女性有过婚外性

  或许因为婚外性中混杂了太多的情感因素,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出轨率在短短的十年内都翻了一番。仅仅在接受调查之前的一年中,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也有1/7以上。成年女性中有过婚外性行为的比例从2000年的9%猛升到了2010年的21.5%。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有婚外性行为?方刚对这个群体进行了素描: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交机会,工作单位或朋友圈的性观念相对开明,对可能存在的冷眼不以为然,甚至乐于与之对抗,或者拥有更多隐藏技巧,而且是不会厌倦的逐爱者。

  在潘绥铭看来,目前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仍以持续时间较长的“婚外性关系”为主,是一种“婚外恋情”,既不是“一夜风流”,也不是“性交易”。方刚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和27位分别有过十位以上性伙伴的受访者有过深度谈话,即使这些经常更换性伙伴的人,也并未把性和情彻底分开,而是“仍然渴望,并且能够拥有爱情”。“受访者虽然行为很自主,观念却很传统。他们的思想并不革命。”方刚因此感叹,无论保守派还是开放派,身心合一才是最好的状态。

  中国的“一夜情”也表现出与外国截然不同的生态。研究者张楠发现,有过一夜情的中国人里,2/5的男性和接近一半的女性其实原来就认识对方。“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从一夜情发展到后来的‘多伴侣’。”

  问及那些人发生一夜情的原因,张楠表示,很复杂,有的是心情不好,有的是想获得不同人之间的性体验,或者想逃避婚姻中的责任以及通过这个过程中获得对自身魅力的认可。

  有意思的是,调查结果显示,有过婚外性行为的男女,其婚内性生活反而更加丰富,质量更高。有受访者说:“每一次的经验都会教我一些‘新鲜’事,让我在家庭里运用。”

  那么婚外性对于当事者有什么负面影响?方刚听到这个问题时楞了一下。“如果他/她不能很好地处理,势必会带来心理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社会——这跟社会半毛关系都没有,只不过影响了某些人的价值观。”

  一半的受访者家庭、情人两不误

  中国人看起来也越来越擅长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了。在潘绥铭最近的一次调查中,45.24%的受访者表示会“家庭情人两不误”,有1/5的家庭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但这些夫妻却仍然没有离婚。

  方刚访谈过的受访者们都表示,背后的议论不会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他们也不会因为担心配偶发现而放弃与其他人的性关系,只是会采取更为小心的措施。同时,他们也并不想因为自己追求的浪漫而破坏婚姻。

  也有夫妻双方都有婚外性行为而“相安无事”的。一位男性受访者对方刚说:“直到现在我和几个网友都保持着多重性关系,大家都是自愿的、秘密的,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太太现在还有网上的性伙伴,我也不反对。”

  对此,潘一方面感叹中国人的“虚伪”,一方面对“一夫一妻制”这种强调终生专偶的制度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不离婚?不是法律手续的困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顾虑实在太多。不仅有财产分割的问题,还有精神创伤、姻亲关系、再婚贬值以及对抚养权的争夺。

  潘点评说,因此,离婚便利远比离婚自由更重要,其逻辑就是:离婚越难,“脚踩两只船”的婚外恋就越多。“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表现为离婚和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生中多次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双方都可以做到专一。这就是所谓的‘连续婚姻制’:虽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随时都是专偶的。可是直到今天,在中国,白头偕老都是一种强制的道德评判标准。”

  在潘绥铭和方刚看来,当下的中国,性开放和性保守势力已经旗鼓相当。那些反对婚外性乃至其他非主流性行为的人,并非政府和宗教团体,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包括那些内心很渴望性的人。“其中很多人不是真的性传统,就是吃不着葡萄还说葡萄酸。”

  方刚说,这样的“保守势力”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也许一个人会接受婚外性这件事,但却觉得同性恋或者性工作者很恶心,觉得SM很可怕……

  参考资料:

  《性之变》,潘绥铭、黄盈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潘绥铭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版

  《多性伙伴》,方刚,群众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场域与惯习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一夜情”》,张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感谢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院研究助理鲍雨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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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2@30)
2014-2-18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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