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读书期间，有缘和两位台湾教授有相当近的接触。所以想起来写写这两个人物，一个是C教授，一个是S教授。

先说C教授。我认识C教授时，他应该已经是五十出头。他是学数学的，那时候已经做到 associate professor，早已经拿到了 tenure。 从年龄上讲，C教授可以算是大陆二代，或者是一代半，很有可能是被父母抱在怀里，或者是牵着小手，随着国军跨过海峡的。他个子不高，也不壮，说一口口音很重的台湾国语，表面的和蔼难以掩盖本性的拘谨和内敛。他一眼看去，就会让人觉得是个聪明机警的人，脑子里的弦，不论是什么时候，从来不会松弛，和他说话，你似乎始终可以听见他脑子里的计算机在不停运转的背景噪音。他的机敏和务实，不仅仅止于留给别人的感觉和印象。他这边厢做着终身教职的教授，另一边做着中餐馆的老板，我和他的相识相处，是由于雇佣关系，他是资本家，我是打工仔。C教授对我说之所以要开餐馆，而不是专心学术，一是因为家里人口多，教授的薪水难以为继，开个餐馆赚钱了可以补贴家用，赚不到钱也可以当家庭食堂给全家人开伙食。二是因为大学里仍然有种族歧视，黄种人做教授，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心血和力气才能出类拔萃，而出头之后，又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维系自己的位置和地盘。正好太太是台湾地主，家里有钱，可以出资，于是就开了餐馆。生意规模很小，雇了一个大厨，一个油锅，然后就是我这个小工，通常是晚饭忙不过来的时候去当帮手。太太掌管了前台，儿女做waiter／waitress，教授自己既可以做大厨，又可以做waiter，还兼任公关。每年数学系教授几次聚餐，都会被他这个公关给导引到自己的餐馆来消费。C教授虽然外表孱弱，但是我觉得他是个真男人，为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惜放下教授的身架，上油锅，下水池。他的太太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坚执于把收入的10%交给教会。C教授和我谈及此事时虽然每每难掩微言，但是从来没有拂过太太的意。那时候在餐馆干活的时候，常常和他太太有交集。她容貌差强人意，为人也比较尖刻，甚至对C教授也是任意呵斥。从她那里，我感受到了台湾本土人对大陆人的敌意和忌惮，这种感觉，是我在和C教授的交谈和相处中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于是我们这些打工的，对她都敬而远之，内心却时常为C教授抱屈。在C教授那里打了一年左右的工，从来没有被他恶言训斥过，虽然有过令他不满或者相当不满的时候，所以文化人的斯文，分毫不缺。作为资本家，C教授从不拖欠工薪，也从不克扣我们的伙食，收工后，总是自己去厨房为我们炒点好吃的菜肴。对大陆出身的我，他从来没有过歧视或者是鄙视，他是个不问政治，闷头赚钱的人，印象里好象极少和他谈到过两岸或者国共的话题。当然了，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他给我的第一份工，是给餐馆的房顶刷油漆。我没有经验，不知道南方夏季阳光的厉害，所以穿着一件短袖T恤就去上工了。久经沙场的他老人家，看到傻呵呵的我，什么都没说，直接开干，一天下来，他没事儿，我自己裸露的手臂上晒出了两大串核桃大的水泡，疼痛难忍。其实那时候他如果借给我一件长袖衣服，或者让我跑回家换一件衣服，都可以让我免遭皮肉之苦。他也许是为了节省时间，要在星期日当天把活赶完，以免影响餐馆生意，所以没有这样做？C教授后来的故事，也验证了男人难耐寂寞，心思游走地比秋风还快。他的太太后来因病去世，不久他就回台湾搬来了一位新太太，端庄娴淑，个子高挑。我没有见过，但是据说C教授每每于公众场合与新太太旁若无人地放肆亲昵，截然如换了一个新人，散发着四溢的第二春光。

再说S教授。S教授也是来自台湾的大陆二代。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据说在49年前做过哪个大学的校长。我读书的时候她大概刚到四十的边上，所以应该是出生在台湾。她是我自己系上的教授。台大英文系的高材生，虽然不是藤校出身，但是在美国的博士学位，是在我们这一行里的一位大腕手下拿到的，所以说她出自名门，也是当之无愧。后来在开学术会议时，曾经亲眼目睹她的导师名下的学弟学妹们，包括来自大陆的人，对她这位学姐恭敬有加的态度。她与C教授不同之处，是C教授可以帮大陆学子，但是不会go out of his way，她则可以说是一片丹心在汉营。我还没有到学校，她就已经向系里要求我做她的RA，因为我拿的是研究生院的全奖，不需要排课，只是帮随便哪个教授干活就行。她抢在别人之前，先把我收下了。她是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虽然谈不上艳丽，但是说她端庄是绝对的understatement。 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比我的口音好多了，如果在中土，让她去做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绝对比大多数人都合格。至于英语，那更是好过我之前所有的黄皮肤老师。她是个革命精神很强的左派，六四期间非常积极地支持大陆学生的各种示威活动，我那时候还没有到校，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她本人也是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积极参与者。曾经和我聊天时，讲到她做电脑工程师的哥哥，为了串联美国各地抵制蒋家王朝的学子，开车纵横美国本土，又因为喜欢名著，而在开车途中一边开车一边读书，所以读完了不少大部头，为哥哥满满的骄傲之情，油然而生。那段时间，我还没有车，她常常周末开车过来把我接到她家里，除了侃书本之外，还海阔天空地瞎侃台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和台独之间的纠葛，以及大陆学子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反思等等。有时候她会招本系的大陆和台湾学生去她家里party，记得有一次一帮人在她家里喝酒聊天，我一个人喝了一大瓶1500ML的 White Zinfandel，觉得摇摇欲坠的时候跟她说了一声对不起，听到她说没关系，好好学魏晋风骨。那天后来还是一位英语系的台湾学兄把我跌跌撞撞扛回家的。我们这样子相处了大概一年多，到了该选major professor 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必须要决定是让她做我的导师，还是另选别人。她是个恃才傲物的人，在系里的politics上站错了队，和其他年轻教授们一起想要对抗一帮老牌大腕。我如果选她做major professor，必然会遭致那些大腕们的不满，且不说她自己还没有拿到tenure，教职是否有保，即使她能长久呆下去，也不容易得到足够的大腕首肯，让自己的学生过关。她因为一直厚待于我，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就是她的学生。如果我不选她，必定会被她认做背叛。思量再三之后，我还是决定很坦白地告诉她我必须选别人做导师。她没有难为我，只是从那以后我们就日渐疏远，直到她不久之后离开学校。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做法不够仗义，所以常常耿耿于怀，觉得如果当时真选了她做major professor， 也许她也就不会离开学校，而坚持拿到tenure，在学校继续做下去。一生跟过的老师里面，对我加以厚爱的有不少，但是她是我走得最近的老师，不仅仅是老师，而是亦师亦友，甚至更为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