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本来是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一项素养，是我们思考和说理的基础。如果逻辑有问题，无论掌握了多少事实，都会导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是否有逻辑，逻辑性有多强，是衡量一个人心智水平的重要标准。

但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太多缺乏逻辑的“杠精”。逻辑是讲道理的基础，遇到不讲逻辑的人，再多的道理都说不清。这其中，有些人是故意的不讲理，有些人则是出于纯粹的无知。“诉诸群众”、“诉诸权威”、“人身攻击”……这些都是不讲道理者常犯的错误。

50多年前已去世的台湾学者殷海光在《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一书中，用一章的内容，告诉我们谬误有哪些。或者说，造成谬误的原因以及方式有哪几种。殷海光归类为七种。

（一）诉诸群众
有一种论辩的方式是诉诸群众的论式。这种论式就是假定了“多数乃真理的标准”：多数人赞同的说法即是真理；多数人不赞同的说法便不是真理。这也就是说，一个说法是否为真，不取决于论证，只取决于多数。

“多数”是一个函数。这也就是说：对于某项说法，多数人是否赞同，常系出于被动。构成“多数”的，至少有两类的因素：1.既成的风俗习惯或大家已经接受了的说教之类的东西。2.临时被激动的情绪，人性中的喜怒哀乐是可以用心理技术激起的。

（二）诉诸权威
在论辩时，利用一般人畏惧或崇拜权威的心理，引用权威之言来压倒对方，比如动不动搬出什么什么“大人物说”，这种论辩的方式，就是诉诸权威的论式。

（三）诉诸暴力
当我们要别人接受我们的结论或主张时，我们提不出相干的论据而拿暴力或借暴力来威胁对方，强迫他接受我们的结论或主张，这种办法就是诉诸暴力。中国俗话有所谓“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暴力的出现与运用有许许多多形态。暴力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也有建制性系统化和未系统化的。

直接的暴力和未系统建制化的暴力容易识别，效果也不长久。间接暴力如威胁和系统建制化的暴力往往打着堂皇的旗号，如“替天行道”和某某“主义”、“理想”、“正义”、“民主/自由/人权”、“纪律”等等，以暴力的实力决定话语权。二战的时候丘吉尔向斯大林提议一起去说服教皇参战，斯大林很鄙视地问：“教皇有多少军队？”习惯于诉诸暴力的人，已经无法理解文明的力量了。

（四）诉诸怜惜
在进行辩论时，或提出主张时，不列举相干的论证而只透过怜惜之情以使人接受我们的结论或主张，这种办法就是动人怜惜的论式。动人怜惜的形式很多。有的一望而知其荒谬可笑，有的则似乎神圣有理。动人怜惜时所举理由如果有社会传统或群众心理的背景，那么奏效更大。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有人指出其逻辑的不相干，就会犯众怒，就会伤感情。

（五）人身攻击
与人对辩时，撇开问题的本身不谈，转而从对辩者人身方面的因素着眼施以攻击，以冀取胜；这种办法就是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系借予对方以侮辱来博取大众同情来战胜对方。在施行人身攻击时，常不谈问题，只说对方的人格如何如何坏，操守如何如何糟，使第三者不相信他的话，而相信自己的话。第二种形式是利用对方人身立场以攻击对方的立论。比如说太监无权评论男女之事，说和尚不能评说杀生和战争之事等等。

一个人的言论正确与否，和他的品格之好坏不相干，和他的政治立场尤其毫不相干。古人说：“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一个人格很好的人可能说错话。一个人格很糟的人可能说正确的话。我们的朋友可能判断错误。我们的仇人可能有真知灼见。不问人身，只问是非，人间才可减少无谓的纷争。

（六）以自我为中心
限于自己的观念圈子，而不知尚有一外在世界，依此观念圈子所作的论断叫做自我中心的论断。比如不要和我辩论，反正我的就是对的，别人的就是错的。这个“我”可以扩大，比如只要是“我的民族”的就是对的，“我的国家”的就是对的。

（七）过分简单
真正有所说明的道理，无论就衍发的程序说，或是就形制的手术说，很少是简单的。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也很少是简单的。经得起长期考验的真理，大多是学人长期研究的结果。

世界是很复杂的，但人是很不耐烦的，你要是跟他讲复杂的道理，他不要听。所以，人天生倾向取信简单的道理。其实心智成熟的人都知道，真理是不易得的，很辛苦的。

最后这一条值得大家思考，借用《论真实》一书中的序言：“...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中国），因为选择太少，所以不愿思索，大多逆来顺受，没有选择也就不用思索。”

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拥有“批判性思维”，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

当诸多不讲道理的力量试图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