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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历史维度
看中国改革45年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崛起，无疑是二战以来最深度改变国际格局的事件，也是中国自唐宋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自洋务运动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探索了近两个甲子。这期间，从历史绝对值上讲，我们的确进步了很多，现代国家政治体系和科技体系从无到有，并且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但是中国的历史相对值仍在不断下滑，1860年代中国仍旧是世界第二或第三经济大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以上，但是到了1978年仅为1.7%，可以说，中国的全球经济占比达到中国进入文明史以来的最低点。尤其是制度改革和融入全球化方面，经常出现反复徘徊、浅尝辄止，每次变革未等进入收获期即鸣锣收兵、改弦易辙，甚至推倒重来。
然而，改革开放45年来，我国的经济全球占比迅速提升到17%左右，基本恢复到中国古代几个王朝盛世的全球占比水平。
从现代化的本质，即人的进步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层面看，中国这45年的进步可以说是远远超过此前的120年之和。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世界的连接，普通人获得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
从横向对比来看，中国这45年无疑也是同时期全球后发国家改革中的最成功典范。
19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流行，开启了全球的大改革时代，这是继法国大革命、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后的第三波全球意义上的自由化浪潮。其实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做出调适，来适应这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哪怕是作为新自由主义起源地的英美本身。在此后近半世纪时间里，至少有40多个后发国家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其中包括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东欧、前苏联国家的市场化，拉美智利等国家的自由化改革，以及印度1991年以来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的成果，没有一个能够可以跟中国相比，只有中国根本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国际地位，中国作为第一的成绩，远远高于第二名、第三名。
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改革成就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循着东亚现代化道路循规蹈矩罢了，似乎中国成功是历史定数。这句话在十年前听着有些道理，但是现在看也并非完全如此。
如果没有中国在国际战略和国内改革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很可能会错失国际经济科技转移浪潮，中国成功虽然有客观因素的促成，但主观的努力也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总之可以讲，中国过去45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确实是非西方世界200年来现代化史上的一个例外和奇迹。这个例外和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值得我们仔细寻味，笔者且从改革方向、内容和策略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二
改革方向层面，即价值导向层面
1
看到本国的不足，长期坚持推进制度层面的改革
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改革，屡改屡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精英阶层不承认中国比西方落后，相反觉得自己是最先进和最文明的；不承认先进制度和文明的普世性，总认为那些不适应于中国；或中国可以另辟蹊径，走有别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道路。
并且，谁若是主张改变制度，向西方学习，总是被扣上崇洋媚外、不爱国的帽子。导致制度改革都缺乏合法性，改革者总是在低三下四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改头换面地搞一些小动作，这样的改革一定是不能成功的。（其实这都是所有现代化失败国家的共性，俄罗斯、埃及、伊朗、土耳其，乃至二战前的德国，其文化中也有这种深厚的基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根本上承认了自身的不足，文化上的落后，进行大量反思，从根本上肯定国门外的一些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并且树立了一个新的是非观：谁学习先进制度积极，谁就是努力的、聪明的，谁固步自封就是愚昧的、保守的。这使得变革获取了从来没有的合法性，改革才能真正深入推行下去。
2
打破垄断，增加民众自由度
全世界落后国家的另一个特征即高度垄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知识分子，持续认真反思苏联失败的教训，新时代所进行的改革，实质就是逐渐解构苏联模式，打破垄断，把自由度还给人民、还给社会。
其中，经济垄断的破除程度最高。改革开放前，个人经营权利完全被剥夺，数亿劳动力被局限在34万个大大小小工厂，以及260余万个生产队里劳动，全国其实只有一个雇主——国家，一个生产指挥大脑——计划委员会。
改革开放后，人民逐渐获得经济自由，真正释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现在全国有1.8亿市场主体，人民一天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赶得上1978年的一年总和。
3
坚定地、深度地融入世界
在中古之前，由于地理阻隔，全球被分为若干相对独立发展的单元，东亚自成一体系，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即使关起门来过日子也无妨。
但是自从16世纪初新航路开辟完成以后，全球就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自我孤立起来都是一种自我戕害。
即便是以自力更生著称的苏联。其主要科技成就也主要是来自留学西方的人员过去在西方的学习积累，以及与西方国家进行技术贸易引进的生产线和技术设备。
比如，苏联所谓“一五计划”的巨大成就，基本是全盘引进了美国生产线，1920年代末大约有1万多名美国工程师在苏联指导它的工业化。
历史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另一层原因是，当局者或知识分子精英认为，我们可以不靠外人就发展起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外部世界是凶险的、充满恶意的，中国不如关起门来保平安。
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让社会普遍意识到参与全球化并不是一种认输；外部世界虽然有风险，但是不与外部打交道则让一个民族置于更风险的地方。
改革开放45年的事实证明，融入世界让中国获得了最便捷的进技术的输入通道，最高效贸易金融体系的参与通道。中国人还是那些人，付出的还是那么多劳动，但是劳动成果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
改革内容层面
4
发展民营经济和健全市场经济制度
今天世界上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健全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尊重人性，尊重平等规则，是最能发挥人的创造性的制度。而民营经济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基石，因为只有民企才能保障避免市场经济内部的不平等性和排他性。
改革开放后，中央逐步消除创办民营企业的限制，虽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经历了20多年民营企业才获得较为自由的发展环境，如今已经形成了在国民经济中“五六七八九”的格局。
尤其是近几年，民营经济的“压舱石”作用日益凸显，民企几乎创造了近100%的新增就业，70%以上的外贸出口，可以想象没有民营经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从区域来分，这四十多年经济进步快、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地方，无一不是民营企业成长充分的地方。因此，脱离发展民营经济谈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是行不通的。
5
为激发科技创新力，不断制度松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决定国家竞争力的第一显性因素（隐性因素则为政治制度、文明等）。
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时间处于皇权专制+儒家主导官僚体制社会中，知识阶层向来以入仕做官为导向，严重忽视自然科学研究。
改革开放后，科技受到官方从来未有的重视，中央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不仅大幅增加了科研经费，还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从过去被羞辱、改造的对象，成为社会最受崇敬的群体之一。
当然，改革开放对科技的最大促进作用是，推动了科研走出国有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和个人也可以自筹经费从事科技研发、申请专利，同时，允许公立科研机构在研发和成果转换上，积极与市场相结合，从而逐渐推动形成了遵循市场规则，以企业为主导力量的研发体系。
20世纪全球科技竞争的不同结果表明，苏联那种国家主义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只有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才是最有效率的。
事实证明科技体制的改革，极大释放了中国科技创造力，涌现出华为、腾讯、阿里、蚂蚁、中车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企业，今年我国有9家企业跻身于全球创新50强，数量仅次于美国，全球专利数量、SCI论文发表数量则近年开始超越美国。
6
健全法治，持续推进政治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如果没有法治建设，经济改革不可能持久走下去，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45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持久不间断地推进，有了较为长足的进步。
法治方面，随着法律体系的健全，法律程序的完善，以及公众监督力量的壮大，司法公正性和效率有很大提高。
同时，行政透明化和公民社会建设层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都是促使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危机动荡发生可能性的重要途径。
四
改革策略方面
7
增量改革路径
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采用存量改革的方式必然会遇到强大阻力，以及社会运转体系发生紊乱动荡（如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
我国早期经济改革中，采用了增量改革的路径，即从农村和东南沿海等计划薄弱的“边缘地带”寻求突破，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来增加固有存量的改革压力。
事实证明，这是中国这种国家现代化的最稳妥路径，以较小的代价和阻力完成了复杂经济体系的转轨。
8
重视专业人才，决策日趋科学化
经济改革和现代社会治理又是一个高度复杂和技术化的东西，因此需要尊重各方面的常识，需要重视专业人才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即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改革中，放手让年轻的、有专业背景的人才去做决策。
在这过程中，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科委、中央农村政研室、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介入改革比较深入的机构的专业人才，有机会大展身手，他们中的很多人要么成为高层领导干部，要么成为很有影响力的行业专家，为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9
尊重地方和民间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从改革初期开始，中央便不拘泥于教条，主动打破全党对某一种模式、某一条路径的迷信，坚持“实践第一”的标准，赋予地方和各部门先行先试的探索权，实践出来最有效的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在改革探索中，出现了很多改革官员，比如广东的任仲夷，四川的杨汝岱，福建的项南等等；也有很多改革企业家，从而形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活跃氛围。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早期改革开放革，并非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种上下联动的模式，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被充分尊重，这才是改革的活力所在。
10
一方面正确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坚定走自己的路，不盲目照抄别国经验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科技、生产、贸易、金融等秩序主导权。只有与它们建立友好互惠的关系，中国才可能加入世界体系，获取必要的发展资源。事实上，即便是中国经济地位今非昔比，但世界的权力法则仍然没有改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层果断搁置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导向，与美西方关系全面正常化，为此后的经济发展的高潮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不公平，从现实角度讲，与美国保持友好和合作关系，仍是中国平稳崛起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改革目标必须坚定，路线选择也必须稳妥。中国不像一些边缘小国，它们国情单一，国家体量小，可以“简单粗暴”地通过照搬一些国家体制，甘心侧身当一个强国的小伙伴，就可以轻易解决生存发展问题。
中国如果不顾自己实际，忽略自己制度和文明的一些合理性、优越性元素，全面接受他国制度对现代化也是一种灾难（这实质就如改革知识分子批判过去照搬苏联模式原教旨是一回事）。
从20世纪末的各国改革看，凡是不顾自身情况，照搬其他国家模式，急于达成某一种目标的都失败了，尤其是那些中大型国家。
既要坚定与西方友好的目标，认真学习西方，又要防止目盲照搬西方，这是一个复杂微妙的平衡。很多国家（比如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在民族主义和彻底西化之间反复徘徊，导致发展转型收效甚微。
总体来讲，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领导层在两者之间巧妙地实现了平衡，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以上十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改革永无止境，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虽然我们的发展成然巨大，但当前面临的挑战丝毫不亚于过往任何一次。
中国崛起大大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远远也比过去复杂，如何一边应对西方的打压，一边扩大高水平改革和开放，需要更高的智慧。
这鞭策我们认真发掘过去改革积累的政治智慧，汲取前人的勇气，为下一场历史大考，交上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