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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篇长文,捅一捅马蜂窝.我真切的意识到对中国走上健康发展正确道路的另一个严重障碍是一些海外的假民运,民主人士.他们比真五毛,威害性还大.因为他们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文中有一段写到:"与民-运组织的分裂瘫痪相对应的是:民-运领袖的名声扫地,臭不可闻。徐水良在宣布退出民联时说,他一生中遇到的坏人,百分之八十是民-运人士。而这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如将这块遮丑布去掉了,就显示出他们真面貌:人渣。这么多人间的败类集中到民-运中来,绝非巧合.
对此,我深有体会.




没有钱 没有道德优势 中国海外民运已经历史性失败
热16已有 12862 次阅读 2009-06-06 09:47 标签: 中国 历史性 道德 优势 海外
http://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171267-1-1.html

列位看官,在您看帖之前咱得先把丑话说前头。我不反对中国民主人权建设,此贴也绝非反对泛民主理念(勿扰),只是在这几天妖风四起的时候,我公开强烈质疑当前所谓的“民运”。如果89年最终是这帮人夺取了政权,那现在的中国是否会比现实中更好?。以下是一篇有关于海外民-运内部情况的些许记录。我没有参与那些人其中,不知道任何内幕,也无法考证本文的属实,只供大家参考,甚至可以当小说来看。里面也涉及部分港台的情况,如有不实之处,希望两岸三地的网友批驳。

文章虽长,但非常值得一读。凡是没有通篇看过文章的人,请勿草率发言。也希望版主尽量不要删此帖。谢谢。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77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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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 没有道德优势 中国海外民-运已经历史性失败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种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纪念活动,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后海外民-运的高潮和失落。从1978年西单民主开始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其主要参加者基本上都来到了海外。这其中还包括客死异域的刘宾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运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民-运力量的汇聚之所在。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断言:中国海外民-运已经遭遇了历史性失败,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失败”。“历史的失败”可以再卷土重来,而“历史性的失败”,则是被历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须放弃。

  民-运组织分裂瘫痪

  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者的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现在,算上那些为获得难民身份而滥竽充数的人,所谓的“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才200来人。但是,各种不同名目的民-运团体竟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仅有一个人,带领一些难民摇旗呐喊,虚张声势。这就像那些在大街上叫卖的小贩,做一些骗人的生意。

  1982年在美国纽约兴起的“中国之春运动”和随后在第二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是当代中国海外民-运的开端。而民联从一开始就是被台湾特务情治机构一手控制的组织。台湾当局当年将反攻大陆的一些经费,比如飘流天空和海上的宣传品,拿出一部分,给民联作为经费。而台湾全部的资助最初仅在王炳章一人的掌握中。

  王炳章是海外民-运第一个大“贪污”者。有人估算过,在他担任民联主席期间,有三十万捐款被他中饱私囊。他为了长期贪污这些经费,在民联的第二任主席胡平上台后,他抓住财权死死不放,让胡平作一个傀儡主席。王炳章当时在民联中有一批铁杆追随者,他试图当民联的太上皇。但是,后来胡平等人,联合丁楚(真名房志远)、薛伟(真名王元泰,曾因强奸罪在四川服刑十年)、伍凡、吴方城等人,将王炳章开除出民联组织,这就是海外民-运历史上著名的“罢王风波”。

  在民联罢王风波愈演愈烈的时候,正是当年八九民-运如火如荼的时刻。所以,民联的人没有去支持国内的民-运,而是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用于了内斗。两派不断在报刊上刊登广告,互相辱骂。继之又诉讼到法院,势同水火。

  王炳章率领一些追随者离开了民联,另外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但不久之后也不了了之。后来,王炳章又试图控制在“六-四”后美国成立的自由民主党,而再次被留美的中国学生所抛弃。到后来他堕落到在美国做所谓的“蛇头”生意,将偷渡客非法运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赚钱,被美国警方当场抓获。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丑闻后,他在美国的民-运圈子里已经是臭不可闻,人见人躲。他不得不再次用冒险来展示自己的存在,先后两次用假证件进入中国大陆,被捕后至今在监狱坐牢。这就是一个海外民-运的开拓者的堕落和覆灭之路。

  “罢王”之后,民联元气大伤,已经进入衰退之途。而罢王的内斗,则为海外民-运首开先例,成为日后无数的内斗的先河。

  1993年1月,民联和后来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民阵)在美国华盛顿举办合并大会。当时刚刚出国不久的王若望被四分五裂的民-运人士推举为“共主”,出面整合海外民-运。他率领被人称为“民-运中的江青”的夫人羊子,周游列国。但是没有想到,最初力推他出面担任主席的徐邦泰、朱嘉明、杨建利等人,大搞黑箱操作,调动很多假代表到会,最终“图穷匕见”,将王若望抛弃出局,徐邦泰自己突然从背后出击,当选为所谓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主席。

  当时出席此次会议的很多民阵和民联代表,不承认大会的合法性和新成立的民联阵,并表示要继续保持民阵与民联的称呼和组织。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民联阵的人,与继续坚持保留民阵和民联组织的人之间,展开了全球大战。攻击谩骂、造谣威胁、法律诉讼、肢体冲突,无所不用其极。直到1993年年底,民阵和民联在澳洲再次召集会议,恢复了这两个组织的运作。

  民联阵成立后,围绕摇钱树《中国之春》,徐邦泰、朱嘉明与胡平、于大海、薛伟等人,展开了拼死争夺。除了相互攻讦和控告外,还试图对个人的财产加以侵夺。他们都明白,谁占据了这个杂志,谁就有了台湾的资助,当然,也就成为台湾情报机构的附属。原民联的“联委会”主任徐邦泰后来当上了《中国之春》的社长,这给他提供了贪污的好机会。而薛伟、胡平等人则另外创建了《北京之春》杂志,成为台湾在民-运中的另外一个情报据点。

  这位据说是秘密国民党员的徐邦泰为人下作到了极点。他一方面对给杂志投稿的人说,杂志的经费紧张,不能支付稿费,但另一方面,他将家里的各种开销,包括宠物猫的食物购买发票,也用来报销。几年下来,他也贪污了30多万美金。在这些民-运蛀虫的贪腐之下,《中国之春》最终不得不于2000年彻底停刊。

  1998年秋天,当时的民联主席吴方城坚决反对魏京生出面组织的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再次导致了民联的分裂。吴方城作民联主席四年,但却不想退位,表面上他道貌岸然,其实是心怀鬼胎。在1998年民联在加拿大举行大会前夕,他操纵修改章程,试图再次控制民联。而在他退下后,又推出徐水良来担任主席。至此,民联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了,开会全球代表大会时也就是几个人参加。

  民阵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久,在巴黎成立的。当时主要的组成人员是“六-四”的流亡者、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在民阵筹备期间,筹备小组的组长陈一谘原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他到处打着赵**的旗帜招摇撞骗。此人官僚习气浓厚,开会时经常信口开河,还在流亡中就给一些人封官许愿,让他们未来到中国担任省长、市长之类。由于陈一谘的表现很令人讨厌,所以,他没有当选民阵的第一任主席,而仅仅担任理事。从此,陈一谘就心怀不满,时刻想夺回民阵控制权。

  他与担任民阵秘书长的万润南展开了激烈较量,被称之为“万陈之争”。万润南原是四通公司的总裁,算是有钱的人。在民-运中他负责筹款。他主管民阵中的大陆工作,支付费用是秘密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和猜疑。后来到处传说他贪污民阵的捐款,有150万美金的账目不清楚。而陈一谘攻击万润南最严厉的一点就是财务账目不清。在民阵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人就反目成仇,互相在媒体发表文章攻击。而民阵内外一些反对万润南的势力,也在香港的一些杂志上不断刊出攻击万润南的文章。

  陈一谘本来很想在1990年秋天的民阵二大上竞选主席,但是,他在民阵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万润南。万润南担任秘书长,控制了财务和人事权,在各地培植了一批追随者。所以,陈一谘就想找人来压倒万润南,让万润南不能出来竞选主席。当时正好方励之从美国驻华使馆里流亡海外,来到英国的剑桥。民阵主席严家其、秘书长万润南、理事陈一谘等人,就到剑桥游说方励之出任民阵主席,被方励之断然拒绝。而后来还找到刘宾雁出来参选,也被刘拒绝了。

  就这样,万润南在看到有必胜的把握下,出面竞选民阵的第二任主席并当选。而陈一谘推出一个朱嘉明与万润南竞争,朱嘉明因为在民阵中没有根基而败北。他失败后一心想报一箭之仇,处心积虑要打倒万润南。为了打倒万润南,他甚至不惜将民阵打乱和打烂。

  民阵的万陈之争就像民联的罢王风波一样,是民阵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陈一谘在民阵二大后彻底脱离了民阵的活动,据说在海外还分别向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构出卖过他原来知道的一些秘密情报,以换取金钱。

  在民阵成立初期还有个插曲。陈一谘等流亡者好色成性,经常要想方设法追逐女人。有一个女孩先是与陈一谘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投到阮铭的怀中。而阮铭原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工作,因为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和有男女作风问题,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他来到海外后,多次打出胡耀邦智囊的称号,以获得人们的重视。就因为这个女人,陈一谘与阮铭闹翻了。而据说这个女人还与不少民-运圈子的人有染。后来在美国,这些民-运人士还在纠缠该女人,她就用了一计来整治他们。她将全部的旧情人分别约会到一个店里在同一时间吃早餐,她却没有露面,让那些好色民-运人士个个面面相觑,尴尬不已。

  说起民-运人士的男女关系之混乱,有很多笑话。朱嘉明当年攻击万润南时说过一句话:万这个人政治野心太大,为了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连女人都不喜欢了。但万润南何尝是柳下惠。他从巴黎到纽约后,就与原来四通公司的一位蔡姓女士同居在一起了,而他的太太当时在北京。这位女士对于万润南与其他女人交往非常在意,醋意很浓。后来,万润南与她分手后,该女士还将万润南当时的一些生意伙伴的资料拿去了。而万润南从纽约到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后,又试图与一位李姓的原民阵总部女秘书搭上关系。这位原来在澳洲的女士,先是与自己的丈夫离婚而与民阵总部的一位副秘书长同居,后来又到美国嫁人。不仅这位李姓的女士不愿意与万润南亲近,她当时的丈夫知道了万润南的意图后,大为愤怒,当面让他保证不再骚扰自己的太太。

  民阵在1993年1月的华盛顿大会上也遭受重创。后来再次打出民阵旗号的人,也基本上是民阵中原来的非主流人士。到去年夏天,民阵还公开分裂为两个,分别被称为“费良勇民阵”和“王国兴民阵”。反对费良勇一派的说词是,费投靠台独势力,倾向民进党,在民阵内部排斥异己。而指责王国兴的人则说,他们在魏京生的支持和怂恿下反对费良勇,但因为在民阵内部没有多数的支持,就分裂出去,另立山头。本来就没有几个人了,再分裂为两派,就更是孤家寡人了。

  不仅民联和民阵屡次纷争,而最终分崩离析,就是在美国成立的自由民主党,也几次分裂,形成所谓的“王炳章自民党”和“倪育贤自民党”。倪育贤从八九年贪污美国华人给民-运的捐款开始,时时有丑闻传出,不是贩卖人口,发难民财,就是嫖娼,最终还被一位难民告上法院,说他对未成年的女孩实施性犯罪。所以这两个党魁在腐败堕落上,真有一比。

  民联阵成立后,也是风波不断,丑闻连连。内部因为分赃不均,就有人到台湾向给钱的机构揭发控告。1997年,民联阵本来要与“王炳章自民党”合并。此刻,王炳章已经因为失去了台湾的信任而被他的部下抛弃了,王策是主席。但王策刚刚当选为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后,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就不予承认,自己重新宣布恢复民联阵的组织。

  1998年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这个组党活动失败后,在海外出现了七个民主党组织,相互攻击,否认对方是民主党,指责他人是“中共特务”。张宏堡的**组织和后来的中国影子政府、彭明的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刘国凯的中国社会民主党,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严重的不间断的内斗和分裂。甚至在不是民-运组织的“中国人权”和中国独立笔会里,也因为人事纠纷和资金分配不均,以及贪污私吞捐款等等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可以说,没有一个民-运组织或者民-运的外围组织不发生贪污丑闻和内斗的。

  今天,海外民-运组织全部是名存实亡。没有正常的运作,没有会费,没有会员,更没有新人加入。王丹自己在台湾说,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民-运的人数越来越少,而组织越来越多。这岂非怪事?

  其实也不怪。海外民-运组织的内斗和分裂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争夺钱财。有一个山头就可以印刷名片,到处化缘讨钱。特别是向台湾要钱。而掌握了这个山头,就能吃上民-运饭。二是做难民生意。开始在一些国家,比如澳洲,当局只是给民-运组织中的负责以政治避难的身份。所以,很多人为了避难留在澳洲,就要争当民-运组织的头头。如果在选举中失利不能当选,就自己另外拉起一个山头来当大王。而后来,一些所谓的民-运组织,特别在美国出现的像倪育贤的自民党和很多民主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做难民生意而成立的。他们招揽一些偷渡到美国的华人,让他们出钱,给他们伪造文件和证件,参加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为获得政治避难创造条件。为了抢夺难民的生意,各个民-运团体之间也要大打出手。

  民-运领袖名声扫地

  与民-运组织的分裂瘫痪相对应的是:民-运领袖的名声扫地,臭不可闻。徐水良在宣布退出民联时说,他一生中遇到的坏人,百分之八十是民-运人士。而这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如将这块遮丑布去掉了,就显示出他们真面貌:人渣。这么多人间的败类集中到民-运中来,绝非巧合。

  中国古人讲做人要有“三立”:立德、立言和立功。道德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在观察这些民-运人士时候,可以暂时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而看看他们为人处事的做法。观察一个男人,从他对待朋友和女人的态度上,可以判定其道德水准的高低。

  我们先来看看魏京生。他在中国大陆时期,人们知道的有过三个女人。第一个是平妮。平妮的父亲是藏族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叫平措,后来在中国国家民族委员会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是因为民族主义的问题被中共关押起来。在文革时,平妮的母亲也在1966年因为无法忍受凌辱而自杀身亡。平妮年轻时是藏族中少有的美女。现在,平妮生活在德国,嫁给了一位德国汉学家。在1996年前后,平妮不断地给人打电话,发传真,揭发魏京生强暴她的罪行。当时魏京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平妮的资料,有中文的,英文和德文,她还寄给了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揭发魏京生的暴力手段和对她的强奸霸占。按照她的说法,文革开始时,魏京生与弟弟魏晓涛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经常去她家打抢,也强暴了她。

  另外一位是法国女人玛丽(Marie Holzman),她的中文名字叫侯芷明。1979年,当年还是年轻女大学生的玛丽与法国外交官白天祥结婚来到北京,她经历了北京民主墙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她对中国的魏京生等人非常崇拜,那时就与魏京生好上了。

  他们的关系也充满着风风雨雨。此后白天祥和玛丽离婚,玛丽一个人回到巴黎。在魏京生入狱以后,她撰写过300多篇文章,介绍魏京生的事迹。将魏京生变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民-运之父”。就是这样一位为魏京生奉献了多年时间的法国女性,在魏京生来到海外后,也经常和魏京生发生激烈的冲突。魏京生指责玛丽企图控制他,利用他的资源,利用他来出名和赚钱。或许真正的原因是玛丽已经年老色衰,魏京生有了更多的女人,就将她抛在了一边。

  魏京生与童屹女士的关系演变,也令人心寒。童屹在八九民-运时担任对话团的秘书。“六-四”以后她中断了学业,也曾经被拘留审查过。从1993年11 月开始,童屹给魏京生担任秘书。1994年4月魏京生和童屹同时被捕,后来童屹被判处劳动教养2年半,给她加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

  当时在北京的人就说,童屹和魏京生不仅是秘书和老板的关系,他们还住在一起,是同居关系。后来童屹离开劳动教养的农场,在1997年来到美国。童屹到海外后,在很多场合高度评价魏京生,也到处呼吁释放魏京生,俨然就是魏京生的代言人。魏京生也在几个月后来到美国。通常人们认为,他们这对患难情侣,还会再继续好下去。但当童屹抱着鲜花到机场去欢迎魏京生的时候,魏京生并没有理会她。魏京生彻底冷落和忘记了童屹,他身边有了其他的女人。一些女人被魏京生的 “民-运之父”光环所诱惑,投怀送抱,而魏京生也是来者不拒。而据说魏京生认为童屹不够漂亮而离开了她。

  出国后,魏京生在玩弄女性方面,毫无隐讳和羞耻。他长期与有夫之妇黄慈萍在华盛顿同居,众所周知。而黄慈萍还担任他的秘书。黄慈萍算是才女,也比魏京生年轻很多。就是这样,魏京生在各地也不断传出勾引女孩的丑闻。还有的女孩利用魏京生办理去美国的手续,他就要女孩陪他上床。在找不到女孩的时候,他还让人找**给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他又托人购买伟哥,时常带在身边。在外出开车时,他很愿意携带一为女士同住。

  一位香港的戴萍女士,2007年发表了一部小说《好吗兄弟》,小说文本写的是魏峻明、魏小文兄弟,书中的魏峻明是“中国最著名的民-运领袖”,“被传媒称为‘中国民-运之父'”,读者都会联想到是魏京生、魏晓涛兄弟。在魏京生第二次被判刑的时候,戴萍来到北京,见到了魏京生的弟弟魏晓涛,发展出一段恋情。魏京生去了华盛顿之后,戴萍又从香港到华盛顿,跟随魏京生同居生活过一段时间。而此刻,黄慈萍也在魏京生身边。所以,魏京生算是有“齐人之福”,但却让黄慈萍痛苦不堪。而这位戴萍也算是寡廉鲜耻的女人,为了写书出名,不惜与魏家两兄弟上床,还要将黄慈萍也牵涉进来作三角游戏。书中有很多令人恶心的描写。

  一位评论者在读了小说后写道:“在书中,除了从小魏对大哥的崇拜敬仰,我们没有从大魏身上看到一点亲情的影子,就像是他的整个狱后生活都是在研究女人,与他那可悲的生理缺陷作着斗争,与最崇拜他的弟弟进行着电影上最流行的争风吃醋活动。每当看到对他生活细节的描写,我就不禁暗自庆幸,人,还是本分些好,民-运这淌浑水,还是不要搅合了!”

  对待民-运的朋友,魏京生表现得很残酷而无情义。徐文立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徐文立因为与魏京生的看法不同,而且他的资历也比魏京生高,所以,魏京生反复造谣攻击徐文立。在徐文立1998年被捕判刑入狱后,魏京生在海外多次宣布说,徐文立是中共特务,中共为了培养一个能与他齐名的民-运领袖,特意将徐文立下狱,增加其声望和资历。他还说徐文立根本不在监狱里,而是在宾馆里享受。他甚至还告诉美国国务院,让美国方面不要办理徐文立到美国来保外就医,试图让徐文立困死在中国。

  刘青是中国人权主席,当年他为了救援魏京生而坐牢10年。但是,来到美国后,魏京生不断攻击刘青,说刘青掌握了美国给中国民-运的捐款,没有请魏京生来主持中国人权的事务。后来他要求美国方面给中国海外民-运的捐款,全部通过他来分配,不给刘青。结果刘青这位他当年的“恩人”,不得不与他公开决裂,由朋友成为手。

  目前在海外还有一位很活跃的人物是杨建利。他参加过很多民-运团体,比如:民阵、自民党、民联阵等,还有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和现在的“公民力量”。

  杨建利在海外民-运中一贯擅长投机和黑箱操作,野心勃勃而诡计多端。本来杨建利以其资历来说,在海外民-运中算是晚辈。1979年民主墙时代的人,基本上都在海外了。而当时也有不少留学生的精英曾经加入过民-运的队伍。杨建利善于组建自己的小舰队,有一个死党的圈子。利用这个圈子,他设计了很多打击其他民-运人士的计谋。他知道,只有将别人打压下去搞臭之后,他才能在民-运中出人头地。

  在民阵成立大会上,当时还没有人认识的杨建利就出面竞选民阵的主席。他明知不会当选,但是他企图通过竞选给自己大大提升知名度。果然,他不久后成为民阵美国分部的主席。他利用这个分部,发展了自己势力,形成了“杨建利小舰队”。他们策划最先是通过组织选举运作,将杨建利的同年龄同背景(如留学生)的人排挤出去,让杨建利成为胜利者。此外更为恶毒是,他们将不断来到海外的大陆民-运领袖的缺陷收集起来,匿名加以攻击,使得他们身败名裂,丧失了作民-运领袖的条件,而突出杨建利的地位。试想,所有的民-运领袖都不行了,那不久是杨建利的天下了?

  杨建利最丑陋的表演是在1993年1月的华盛顿大会上。他利用筹办会议的机会,将很多假代表塞进了大会中,以确保他的当选。而他又对可能反对他的人加以威胁,表示要不给这些人报销路费。甚至在安排会议的住宿方面也用心计算,将每一个反对他的人的房间里,加入一个他们自己的人予以监视。

  在会上,他带领铁票部队,黑箱操作,将王若望排斥出去,推选了民-运中的大贪污分子徐邦泰成为主席,而他自己担任副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排斥了王若望、万润南、胡平等人,而又将他自己一派的徐邦泰和朱嘉明等人放在火炉上烤。因为后来在媒体上指责舞弊违规人,多半将矛头指向了民联阵的主席徐邦泰和理事长朱嘉明。这样,杨建利一箭双雕,让两方面的人相争,他则坐收渔利。果然,他在当选民联阵副主席没多久,就退出了民联阵的运作,而另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当主席,为自己开辟道路去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基本上是台湾背景的一个机构。

  很多人都知道,杨建利为了投靠台湾当局,加入了国民党。而除了在民-运中打压他人抬高自己外,他还需要包装。按照台湾方面的计划,杨建利需要高学历,也就是博士学位,并且要在名校如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而他需要钱,台湾方面将赞助变为奖学金给了学校。这样,杨建利就能在没有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读书。杨建利在获得了加州分校的数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读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没有台湾方面的特定支持和按照计划加以培养,他不会这样一直读书下去。

  另外一个包装是坐牢的经历。按照台湾民进党的经验,没有做过牢的民-运人士,将来比人矮了一截。坐牢,也是民-运人士必需的一个经历。但是,在选择坐牢的时机上,他和他背后的支持者也煞费苦心。2002年4月18日,杨建利用别人的证件进入北京,名义上是去考察沈阳、辽阳、大庆、抚顺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而4月27日他在离开昆明票时被查到使用假证件而被扣,并被带到昆明的机场观光酒店。但奇怪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看守他,他还离开酒店来到外面,但后来再次回到酒店,等待警察来抓他。

  有人分析,杨建利在云南被警方扣留,是有人“特意”举报他。但是杨建利被警法扣住以后,警方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离开酒店后应该与派遣他的方面通话了,得到的指令是回到酒店等待被捕。而在海外,有一位据说与很多民-运人士均有暧昧关系的来自加拿大的何姓女士,她与杨建利也有亲密接触,最先到处宣布了杨建利被捕的消息。而当时杨建利的妻子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情。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得到陈水扁接见过的政论作家凌峰最先在报纸上公布了杨建利在中国大陆的行踪。

  当时,正是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前夕。这是作为中共未来接班人的胡锦涛第一次访美,美国方面想借机了解胡锦涛,因而很关注此次访问。而杨建利坐牢,就选择在这个时间。其实,台湾方面也很想试探一下胡锦涛的态度,将杨建利送给中国,看看中共的如何处置。对台湾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举两得:一方面给杨建利增加了坐牢的经历,另一方面也测试了胡锦涛的态度。

  杨建利回国被捕后,王希哲在美国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公开信,信中说:“旅居美国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博士,返祖国大陆考察东北工运,被中共逮捕至今。想必贵党中央与连战主席早已知悉。窃以为建利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海外留学生中所发展的最优秀的党员;即以国民党全党来说,其为贵党最优秀党员之一亦绝非过誉。”王希哲此举,不仅再次暴露他的浑浑噩噩和思维错乱,也为杨建利加入国民党提供了证据。

  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到来之际,王丹也异常活跃起来。王丹和王军涛,是民进党特别支持的民-运人士。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基本上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资助,只是支持一些特定的人。对于海外民-运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民进党希望利用海外民-运而开拓外交空间。比如:在民-运的会议上邀请一些西方国家的议员和政客参加,而台湾的官员也乘机出席会议,进行接触。像费良勇领导的民阵,这几年在澳洲、柏林和布鲁塞尔举办的几次会议,均邀请一些外国议员与会,而台湾的民主基金会也提供赞助,并特别要求他们一定要请到外国政客。民进党对大陆民-运本身没有兴趣,只是利用而已。

  王丹是1998年来美国保外就医的。王丹来到海外后,就埋头写作赚钱,有人估计,王丹给不同报刊和电台撰稿、接受采访,已经有了几十万美金的收入。有经商发财的,也有读书发财的,而王丹搞民-运发财,也是一例。而在陈水扁贪污机要费一案暴光后,其中就有给王丹的活动费用20万美金。很多人,包括王希哲也在报刊上公开要求王丹出面说明,是否拿了陈水扁的钱,而这些钱又用到哪里去了?王丹没有回答。

  这正像台湾的报刊报道王丹是同性恋的事件一样。很多人询问他是否是同性恋者,但王丹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以“私人事情”回避过去。其实,王丹都 40岁了,没有女朋友,也不结婚,当然早就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恋者了。尽管同性恋在西方也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中国还是被视为异类,很难在政坛上有所发展。所以,为了其政治野心,王丹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同性恋的倾向隐蔽起来。

  走到绝路无力回天

  我们在上面分析了海外民-运的组织和成员中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跳出民-运的圈子,从历史的和国际的眼光来观察海外民-运失败的必然趋势。

  中国海外民-运其实在理论上没有创新。按照西方新黑格尔主义的看法,历史早已经“终结”了,也就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思想家有关民主自由人权得思想获得了实践时。西方的这些民主思想在清末传到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种自由民主的价值,不仅仅在西方得到肯定,在中国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可以预计,中国未来也会走上民主之路,但绝不是现在海外民-运人士所计划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获得执政的地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经济上则采用了计划经济。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共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且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全部工作的重心,从此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时代。

  也就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民主运动再次在1979年和1989年发生了。从世界历史来看,18世纪当时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波及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地区,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波民主化思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以及欧洲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开始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这是世界上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在战胜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纳粹政权以后,也曾经有过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当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有一个长达30多年的冷战时期。20世纪的80年代末,世界上又发生了最近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在这一波浪潮的冲击下,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中国也发生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

  当年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也很快会在中国发生。“六-四”之后,一些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甚至断定在2年到4年之内,中国将发生重大的改革,海外流亡人士会返回中国,中国会开始一个民主化的运动。这个运动首先是对毛泽东的重新的评价,平反“六-四”,实现多党制和开放言论自由等等。但是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依然在快速的发展,经济以平均每年大约1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被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进展的“中国模式”,中国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在中国还有环境污染、官员腐败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中国毕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实体,甚至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口冠军。而与此相反的是,实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最先爆发了金融危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而西方国家受到的伤害最严重,中国成为挽救经济危机的救星。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全球范围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美国处于领导地位,也是恐怖分子最先发动的包括“911”袭击事件在内的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国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中离不开中国的合作。而与此相反,一些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如彭明和王炳章,均主张不惜使用武力爆炸手段来从事民-运活动。而流亡的东突分子,也策划了中国新疆境内的多起爆炸杀人事件。

  再一个例子是环保问题。全球正面临着温室效应的灾难。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防止人类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全球各国需要团结合作。而中国作为世界强国,成为西方国家在环保方面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从这两个例子来看,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混乱,不愿意支持毫无势力的海外民-运。没有中国的支持,反恐和减排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以及东欧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中共不仅接受了西方的马列主义,但更加灵活地加入了中国的传统因素。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要取消私有制。而中共今天提出的政纲是“和谐社会”,主张和平崛起,用宪法来保护私人的财产。正是由于中共在内部政治结构上有一种适用环境和形势的灵活变化的机制,它成功的度过了1989年之后的政治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中共并不否认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在稳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发展。

  海外民-运不仅在西方国家失去了空间,而在港台地区也失去了市场。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后,已经使得海外民-运人士利用香港作为反对大陆政权的意图失败了。香港的繁荣与大陆已经息息相关。没有来自大陆的源源不断的各种经济上的支持,香港的经济就会衰落下去。这样,海外民-运失去了原来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海外据点。

  在台湾,从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时间里,陈水扁大力推行台独路线和“去中国化”政策,处处强调以台湾为中心,对大陆民-运不感兴趣。除了利用海外民-运来为台独助威外,民进党与大陆海外民-运没有合作的切入点。

  2008年,国民党的马英九赢得大选,大力推动两岸的和解和交往,在短短一年内,实现了三通,签订了9项协议和1个声明。大陆观光客蜂拥而来,采购团也络绎不绝。在这种压力之下,民进党的高雄市长陈菊,也在近日到大陆做破冰之旅,而随后民进党也将调整政策,很多民进党的政客也会争先恐后地访问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对海外民-运经济上支持最多的台湾,已经失去支持海外民-运的兴趣。王丹最近到台湾试图求见马英九总统而遭到了婉言谢绝,就是一个明证。台湾方面唯恐海外民-运会危及两岸的友好关系。毕竟,随著大陆游客大量进入台湾,陆资进入台湾经济和股市,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上的依赖越来越大。

  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迅速进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海外民-运就日趋势微。形势比人强。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海外民-运的空间必将越来越窄。

  一种政治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吸引人的的口号和纲领。历史上的民主运动能持久发展并取得成功,绝不是仅仅因为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现实的利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不能当饭吃,对老百姓没有诱惑力。当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了农民。中国近代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的纲领是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利用民族矛盾来推动民-运的例子。

  现在海外民-运没有能调动中国民众的口号和纲领。首先,中共领导者现在并不反对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这就让民-运高举的民主旗帜,失去了唯一标识的作用。在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反对民主与人权。那么,民-运的目标并不是特有的,民-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也有人提出要以反腐败作为推动民-运的口号。其实,民-运中的腐败还少吗?他们这些人今天还没有执政,就已经如此腐败和腐化,如果他们当权了,还会比中共目前的官员清廉吗?通常是人有了权力才会腐败,而现在民-运人士是没有权力就开始腐败了。

  “六-四”事件20年后的今天,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没有人:老的越来越少,年轻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币驱逐良币;没有钱,没有道德优势。

  在此,我呼吁真正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的人,真正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应该放弃对海外民-运的一切希望。海外民-运组织和人士,不会为中国的民主化带来任何益处,而只有害处。中国前行的历史车轮,已经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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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一篇长文,捅一捅马蜂窝.我真切的意识到对中国走上健康发展正确道路的另一个严重障碍是一些海外的假民运,民主人士.他们比真五毛,威害性还大.因为他们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文中有一段写到:"与民-运组织的分裂瘫痪相对应的是:民-运领袖的名声扫地,臭不可闻。徐水良在宣布退出民联时说,他一生中遇到的坏人,百分之八十是民-运人士。而这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如将这块遮丑布去掉了,就显示出他们真面貌:人渣。这么多人间的败类集中到民-运中来,绝非巧合.
    对此,我深有体会.




    没有钱 没有道德优势 中国海外民运已经历史性失败
    热16已有 12862 次阅读 2009-06-06 09:47 标签: 中国 历史性 道德 优势 海外
    http://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171267-1-1.html

    列位看官,在您看帖之前咱得先把丑话说前头。我不反对中国民主人权建设,此贴也绝非反对泛民主理念(勿扰),只是在这几天妖风四起的时候,我公开强烈质疑当前所谓的“民运”。如果89年最终是这帮人夺取了政权,那现在的中国是否会比现实中更好?。以下是一篇有关于海外民-运内部情况的些许记录。我没有参与那些人其中,不知道任何内幕,也无法考证本文的属实,只供大家参考,甚至可以当小说来看。里面也涉及部分港台的情况,如有不实之处,希望两岸三地的网友批驳。

    文章虽长,但非常值得一读。凡是没有通篇看过文章的人,请勿草率发言。也希望版主尽量不要删此帖。谢谢。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77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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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 没有道德优势 中国海外民-运已经历史性失败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种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纪念活动,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后海外民-运的高潮和失落。从1978年西单民主开始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其主要参加者基本上都来到了海外。这其中还包括客死异域的刘宾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运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民-运力量的汇聚之所在。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断言:中国海外民-运已经遭遇了历史性失败,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失败”。“历史的失败”可以再卷土重来,而“历史性的失败”,则是被历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须放弃。

      民-运组织分裂瘫痪

      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者的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现在,算上那些为获得难民身份而滥竽充数的人,所谓的“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才200来人。但是,各种不同名目的民-运团体竟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仅有一个人,带领一些难民摇旗呐喊,虚张声势。这就像那些在大街上叫卖的小贩,做一些骗人的生意。

      1982年在美国纽约兴起的“中国之春运动”和随后在第二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是当代中国海外民-运的开端。而民联从一开始就是被台湾特务情治机构一手控制的组织。台湾当局当年将反攻大陆的一些经费,比如飘流天空和海上的宣传品,拿出一部分,给民联作为经费。而台湾全部的资助最初仅在王炳章一人的掌握中。

      王炳章是海外民-运第一个大“贪污”者。有人估算过,在他担任民联主席期间,有三十万捐款被他中饱私囊。他为了长期贪污这些经费,在民联的第二任主席胡平上台后,他抓住财权死死不放,让胡平作一个傀儡主席。王炳章当时在民联中有一批铁杆追随者,他试图当民联的太上皇。但是,后来胡平等人,联合丁楚(真名房志远)、薛伟(真名王元泰,曾因强奸罪在四川服刑十年)、伍凡、吴方城等人,将王炳章开除出民联组织,这就是海外民-运历史上著名的“罢王风波”。

      在民联罢王风波愈演愈烈的时候,正是当年八九民-运如火如荼的时刻。所以,民联的人没有去支持国内的民-运,而是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用于了内斗。两派不断在报刊上刊登广告,互相辱骂。继之又诉讼到法院,势同水火。

      王炳章率领一些追随者离开了民联,另外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但不久之后也不了了之。后来,王炳章又试图控制在“六-四”后美国成立的自由民主党,而再次被留美的中国学生所抛弃。到后来他堕落到在美国做所谓的“蛇头”生意,将偷渡客非法运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赚钱,被美国警方当场抓获。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丑闻后,他在美国的民-运圈子里已经是臭不可闻,人见人躲。他不得不再次用冒险来展示自己的存在,先后两次用假证件进入中国大陆,被捕后至今在监狱坐牢。这就是一个海外民-运的开拓者的堕落和覆灭之路。

      “罢王”之后,民联元气大伤,已经进入衰退之途。而罢王的内斗,则为海外民-运首开先例,成为日后无数的内斗的先河。

      1993年1月,民联和后来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民阵)在美国华盛顿举办合并大会。当时刚刚出国不久的王若望被四分五裂的民-运人士推举为“共主”,出面整合海外民-运。他率领被人称为“民-运中的江青”的夫人羊子,周游列国。但是没有想到,最初力推他出面担任主席的徐邦泰、朱嘉明、杨建利等人,大搞黑箱操作,调动很多假代表到会,最终“图穷匕见”,将王若望抛弃出局,徐邦泰自己突然从背后出击,当选为所谓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主席。

      当时出席此次会议的很多民阵和民联代表,不承认大会的合法性和新成立的民联阵,并表示要继续保持民阵与民联的称呼和组织。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民联阵的人,与继续坚持保留民阵和民联组织的人之间,展开了全球大战。攻击谩骂、造谣威胁、法律诉讼、肢体冲突,无所不用其极。直到1993年年底,民阵和民联在澳洲再次召集会议,恢复了这两个组织的运作。

      民联阵成立后,围绕摇钱树《中国之春》,徐邦泰、朱嘉明与胡平、于大海、薛伟等人,展开了拼死争夺。除了相互攻讦和控告外,还试图对个人的财产加以侵夺。他们都明白,谁占据了这个杂志,谁就有了台湾的资助,当然,也就成为台湾情报机构的附属。原民联的“联委会”主任徐邦泰后来当上了《中国之春》的社长,这给他提供了贪污的好机会。而薛伟、胡平等人则另外创建了《北京之春》杂志,成为台湾在民-运中的另外一个情报据点。

      这位据说是秘密国民党员的徐邦泰为人下作到了极点。他一方面对给杂志投稿的人说,杂志的经费紧张,不能支付稿费,但另一方面,他将家里的各种开销,包括宠物猫的食物购买发票,也用来报销。几年下来,他也贪污了30多万美金。在这些民-运蛀虫的贪腐之下,《中国之春》最终不得不于2000年彻底停刊。

      1998年秋天,当时的民联主席吴方城坚决反对魏京生出面组织的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再次导致了民联的分裂。吴方城作民联主席四年,但却不想退位,表面上他道貌岸然,其实是心怀鬼胎。在1998年民联在加拿大举行大会前夕,他操纵修改章程,试图再次控制民联。而在他退下后,又推出徐水良来担任主席。至此,民联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了,开会全球代表大会时也就是几个人参加。

      民阵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久,在巴黎成立的。当时主要的组成人员是“六-四”的流亡者、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在民阵筹备期间,筹备小组的组长陈一谘原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他到处打着赵**的旗帜招摇撞骗。此人官僚习气浓厚,开会时经常信口开河,还在流亡中就给一些人封官许愿,让他们未来到中国担任省长、市长之类。由于陈一谘的表现很令人讨厌,所以,他没有当选民阵的第一任主席,而仅仅担任理事。从此,陈一谘就心怀不满,时刻想夺回民阵控制权。

      他与担任民阵秘书长的万润南展开了激烈较量,被称之为“万陈之争”。万润南原是四通公司的总裁,算是有钱的人。在民-运中他负责筹款。他主管民阵中的大陆工作,支付费用是秘密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和猜疑。后来到处传说他贪污民阵的捐款,有150万美金的账目不清楚。而陈一谘攻击万润南最严厉的一点就是财务账目不清。在民阵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人就反目成仇,互相在媒体发表文章攻击。而民阵内外一些反对万润南的势力,也在香港的一些杂志上不断刊出攻击万润南的文章。

      陈一谘本来很想在1990年秋天的民阵二大上竞选主席,但是,他在民阵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万润南。万润南担任秘书长,控制了财务和人事权,在各地培植了一批追随者。所以,陈一谘就想找人来压倒万润南,让万润南不能出来竞选主席。当时正好方励之从美国驻华使馆里流亡海外,来到英国的剑桥。民阵主席严家其、秘书长万润南、理事陈一谘等人,就到剑桥游说方励之出任民阵主席,被方励之断然拒绝。而后来还找到刘宾雁出来参选,也被刘拒绝了。

      就这样,万润南在看到有必胜的把握下,出面竞选民阵的第二任主席并当选。而陈一谘推出一个朱嘉明与万润南竞争,朱嘉明因为在民阵中没有根基而败北。他失败后一心想报一箭之仇,处心积虑要打倒万润南。为了打倒万润南,他甚至不惜将民阵打乱和打烂。

      民阵的万陈之争就像民联的罢王风波一样,是民阵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陈一谘在民阵二大后彻底脱离了民阵的活动,据说在海外还分别向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构出卖过他原来知道的一些秘密情报,以换取金钱。

      在民阵成立初期还有个插曲。陈一谘等流亡者好色成性,经常要想方设法追逐女人。有一个女孩先是与陈一谘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投到阮铭的怀中。而阮铭原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工作,因为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和有男女作风问题,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他来到海外后,多次打出胡耀邦智囊的称号,以获得人们的重视。就因为这个女人,陈一谘与阮铭闹翻了。而据说这个女人还与不少民-运圈子的人有染。后来在美国,这些民-运人士还在纠缠该女人,她就用了一计来整治他们。她将全部的旧情人分别约会到一个店里在同一时间吃早餐,她却没有露面,让那些好色民-运人士个个面面相觑,尴尬不已。

      说起民-运人士的男女关系之混乱,有很多笑话。朱嘉明当年攻击万润南时说过一句话:万这个人政治野心太大,为了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连女人都不喜欢了。但万润南何尝是柳下惠。他从巴黎到纽约后,就与原来四通公司的一位蔡姓女士同居在一起了,而他的太太当时在北京。这位女士对于万润南与其他女人交往非常在意,醋意很浓。后来,万润南与她分手后,该女士还将万润南当时的一些生意伙伴的资料拿去了。而万润南从纽约到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后,又试图与一位李姓的原民阵总部女秘书搭上关系。这位原来在澳洲的女士,先是与自己的丈夫离婚而与民阵总部的一位副秘书长同居,后来又到美国嫁人。不仅这位李姓的女士不愿意与万润南亲近,她当时的丈夫知道了万润南的意图后,大为愤怒,当面让他保证不再骚扰自己的太太。

      民阵在1993年1月的华盛顿大会上也遭受重创。后来再次打出民阵旗号的人,也基本上是民阵中原来的非主流人士。到去年夏天,民阵还公开分裂为两个,分别被称为“费良勇民阵”和“王国兴民阵”。反对费良勇一派的说词是,费投靠台独势力,倾向民进党,在民阵内部排斥异己。而指责王国兴的人则说,他们在魏京生的支持和怂恿下反对费良勇,但因为在民阵内部没有多数的支持,就分裂出去,另立山头。本来就没有几个人了,再分裂为两派,就更是孤家寡人了。

      不仅民联和民阵屡次纷争,而最终分崩离析,就是在美国成立的自由民主党,也几次分裂,形成所谓的“王炳章自民党”和“倪育贤自民党”。倪育贤从八九年贪污美国华人给民-运的捐款开始,时时有丑闻传出,不是贩卖人口,发难民财,就是嫖娼,最终还被一位难民告上法院,说他对未成年的女孩实施性犯罪。所以这两个党魁在腐败堕落上,真有一比。

      民联阵成立后,也是风波不断,丑闻连连。内部因为分赃不均,就有人到台湾向给钱的机构揭发控告。1997年,民联阵本来要与“王炳章自民党”合并。此刻,王炳章已经因为失去了台湾的信任而被他的部下抛弃了,王策是主席。但王策刚刚当选为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后,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就不予承认,自己重新宣布恢复民联阵的组织。

      1998年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这个组党活动失败后,在海外出现了七个民主党组织,相互攻击,否认对方是民主党,指责他人是“中共特务”。张宏堡的**组织和后来的中国影子政府、彭明的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刘国凯的中国社会民主党,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严重的不间断的内斗和分裂。甚至在不是民-运组织的“中国人权”和中国独立笔会里,也因为人事纠纷和资金分配不均,以及贪污私吞捐款等等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可以说,没有一个民-运组织或者民-运的外围组织不发生贪污丑闻和内斗的。

      今天,海外民-运组织全部是名存实亡。没有正常的运作,没有会费,没有会员,更没有新人加入。王丹自己在台湾说,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民-运的人数越来越少,而组织越来越多。这岂非怪事?

      其实也不怪。海外民-运组织的内斗和分裂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争夺钱财。有一个山头就可以印刷名片,到处化缘讨钱。特别是向台湾要钱。而掌握了这个山头,就能吃上民-运饭。二是做难民生意。开始在一些国家,比如澳洲,当局只是给民-运组织中的负责以政治避难的身份。所以,很多人为了避难留在澳洲,就要争当民-运组织的头头。如果在选举中失利不能当选,就自己另外拉起一个山头来当大王。而后来,一些所谓的民-运组织,特别在美国出现的像倪育贤的自民党和很多民主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做难民生意而成立的。他们招揽一些偷渡到美国的华人,让他们出钱,给他们伪造文件和证件,参加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为获得政治避难创造条件。为了抢夺难民的生意,各个民-运团体之间也要大打出手。

      民-运领袖名声扫地

      与民-运组织的分裂瘫痪相对应的是:民-运领袖的名声扫地,臭不可闻。徐水良在宣布退出民联时说,他一生中遇到的坏人,百分之八十是民-运人士。而这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如将这块遮丑布去掉了,就显示出他们真面貌:人渣。这么多人间的败类集中到民-运中来,绝非巧合。

      中国古人讲做人要有“三立”:立德、立言和立功。道德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在观察这些民-运人士时候,可以暂时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而看看他们为人处事的做法。观察一个男人,从他对待朋友和女人的态度上,可以判定其道德水准的高低。

      我们先来看看魏京生。他在中国大陆时期,人们知道的有过三个女人。第一个是平妮。平妮的父亲是藏族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叫平措,后来在中国国家民族委员会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是因为民族主义的问题被中共关押起来。在文革时,平妮的母亲也在1966年因为无法忍受凌辱而自杀身亡。平妮年轻时是藏族中少有的美女。现在,平妮生活在德国,嫁给了一位德国汉学家。在1996年前后,平妮不断地给人打电话,发传真,揭发魏京生强暴她的罪行。当时魏京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平妮的资料,有中文的,英文和德文,她还寄给了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揭发魏京生的暴力手段和对她的强奸霸占。按照她的说法,文革开始时,魏京生与弟弟魏晓涛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经常去她家打抢,也强暴了她。

      另外一位是法国女人玛丽(Marie Holzman),她的中文名字叫侯芷明。1979年,当年还是年轻女大学生的玛丽与法国外交官白天祥结婚来到北京,她经历了北京民主墙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她对中国的魏京生等人非常崇拜,那时就与魏京生好上了。

      他们的关系也充满着风风雨雨。此后白天祥和玛丽离婚,玛丽一个人回到巴黎。在魏京生入狱以后,她撰写过300多篇文章,介绍魏京生的事迹。将魏京生变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民-运之父”。就是这样一位为魏京生奉献了多年时间的法国女性,在魏京生来到海外后,也经常和魏京生发生激烈的冲突。魏京生指责玛丽企图控制他,利用他的资源,利用他来出名和赚钱。或许真正的原因是玛丽已经年老色衰,魏京生有了更多的女人,就将她抛在了一边。

      魏京生与童屹女士的关系演变,也令人心寒。童屹在八九民-运时担任对话团的秘书。“六-四”以后她中断了学业,也曾经被拘留审查过。从1993年11 月开始,童屹给魏京生担任秘书。1994年4月魏京生和童屹同时被捕,后来童屹被判处劳动教养2年半,给她加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

      当时在北京的人就说,童屹和魏京生不仅是秘书和老板的关系,他们还住在一起,是同居关系。后来童屹离开劳动教养的农场,在1997年来到美国。童屹到海外后,在很多场合高度评价魏京生,也到处呼吁释放魏京生,俨然就是魏京生的代言人。魏京生也在几个月后来到美国。通常人们认为,他们这对患难情侣,还会再继续好下去。但当童屹抱着鲜花到机场去欢迎魏京生的时候,魏京生并没有理会她。魏京生彻底冷落和忘记了童屹,他身边有了其他的女人。一些女人被魏京生的 “民-运之父”光环所诱惑,投怀送抱,而魏京生也是来者不拒。而据说魏京生认为童屹不够漂亮而离开了她。

      出国后,魏京生在玩弄女性方面,毫无隐讳和羞耻。他长期与有夫之妇黄慈萍在华盛顿同居,众所周知。而黄慈萍还担任他的秘书。黄慈萍算是才女,也比魏京生年轻很多。就是这样,魏京生在各地也不断传出勾引女孩的丑闻。还有的女孩利用魏京生办理去美国的手续,他就要女孩陪他上床。在找不到女孩的时候,他还让人找**给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他又托人购买伟哥,时常带在身边。在外出开车时,他很愿意携带一为女士同住。

      一位香港的戴萍女士,2007年发表了一部小说《好吗兄弟》,小说文本写的是魏峻明、魏小文兄弟,书中的魏峻明是“中国最著名的民-运领袖”,“被传媒称为‘中国民-运之父'”,读者都会联想到是魏京生、魏晓涛兄弟。在魏京生第二次被判刑的时候,戴萍来到北京,见到了魏京生的弟弟魏晓涛,发展出一段恋情。魏京生去了华盛顿之后,戴萍又从香港到华盛顿,跟随魏京生同居生活过一段时间。而此刻,黄慈萍也在魏京生身边。所以,魏京生算是有“齐人之福”,但却让黄慈萍痛苦不堪。而这位戴萍也算是寡廉鲜耻的女人,为了写书出名,不惜与魏家两兄弟上床,还要将黄慈萍也牵涉进来作三角游戏。书中有很多令人恶心的描写。

      一位评论者在读了小说后写道:“在书中,除了从小魏对大哥的崇拜敬仰,我们没有从大魏身上看到一点亲情的影子,就像是他的整个狱后生活都是在研究女人,与他那可悲的生理缺陷作着斗争,与最崇拜他的弟弟进行着电影上最流行的争风吃醋活动。每当看到对他生活细节的描写,我就不禁暗自庆幸,人,还是本分些好,民-运这淌浑水,还是不要搅合了!”

      对待民-运的朋友,魏京生表现得很残酷而无情义。徐文立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徐文立因为与魏京生的看法不同,而且他的资历也比魏京生高,所以,魏京生反复造谣攻击徐文立。在徐文立1998年被捕判刑入狱后,魏京生在海外多次宣布说,徐文立是中共特务,中共为了培养一个能与他齐名的民-运领袖,特意将徐文立下狱,增加其声望和资历。他还说徐文立根本不在监狱里,而是在宾馆里享受。他甚至还告诉美国国务院,让美国方面不要办理徐文立到美国来保外就医,试图让徐文立困死在中国。

      刘青是中国人权主席,当年他为了救援魏京生而坐牢10年。但是,来到美国后,魏京生不断攻击刘青,说刘青掌握了美国给中国民-运的捐款,没有请魏京生来主持中国人权的事务。后来他要求美国方面给中国海外民-运的捐款,全部通过他来分配,不给刘青。结果刘青这位他当年的“恩人”,不得不与他公开决裂,由朋友成为手。

      目前在海外还有一位很活跃的人物是杨建利。他参加过很多民-运团体,比如:民阵、自民党、民联阵等,还有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和现在的“公民力量”。

      杨建利在海外民-运中一贯擅长投机和黑箱操作,野心勃勃而诡计多端。本来杨建利以其资历来说,在海外民-运中算是晚辈。1979年民主墙时代的人,基本上都在海外了。而当时也有不少留学生的精英曾经加入过民-运的队伍。杨建利善于组建自己的小舰队,有一个死党的圈子。利用这个圈子,他设计了很多打击其他民-运人士的计谋。他知道,只有将别人打压下去搞臭之后,他才能在民-运中出人头地。

      在民阵成立大会上,当时还没有人认识的杨建利就出面竞选民阵的主席。他明知不会当选,但是他企图通过竞选给自己大大提升知名度。果然,他不久后成为民阵美国分部的主席。他利用这个分部,发展了自己势力,形成了“杨建利小舰队”。他们策划最先是通过组织选举运作,将杨建利的同年龄同背景(如留学生)的人排挤出去,让杨建利成为胜利者。此外更为恶毒是,他们将不断来到海外的大陆民-运领袖的缺陷收集起来,匿名加以攻击,使得他们身败名裂,丧失了作民-运领袖的条件,而突出杨建利的地位。试想,所有的民-运领袖都不行了,那不久是杨建利的天下了?

      杨建利最丑陋的表演是在1993年1月的华盛顿大会上。他利用筹办会议的机会,将很多假代表塞进了大会中,以确保他的当选。而他又对可能反对他的人加以威胁,表示要不给这些人报销路费。甚至在安排会议的住宿方面也用心计算,将每一个反对他的人的房间里,加入一个他们自己的人予以监视。

      在会上,他带领铁票部队,黑箱操作,将王若望排斥出去,推选了民-运中的大贪污分子徐邦泰成为主席,而他自己担任副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排斥了王若望、万润南、胡平等人,而又将他自己一派的徐邦泰和朱嘉明等人放在火炉上烤。因为后来在媒体上指责舞弊违规人,多半将矛头指向了民联阵的主席徐邦泰和理事长朱嘉明。这样,杨建利一箭双雕,让两方面的人相争,他则坐收渔利。果然,他在当选民联阵副主席没多久,就退出了民联阵的运作,而另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当主席,为自己开辟道路去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基本上是台湾背景的一个机构。

      很多人都知道,杨建利为了投靠台湾当局,加入了国民党。而除了在民-运中打压他人抬高自己外,他还需要包装。按照台湾方面的计划,杨建利需要高学历,也就是博士学位,并且要在名校如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而他需要钱,台湾方面将赞助变为奖学金给了学校。这样,杨建利就能在没有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读书。杨建利在获得了加州分校的数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读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没有台湾方面的特定支持和按照计划加以培养,他不会这样一直读书下去。

      另外一个包装是坐牢的经历。按照台湾民进党的经验,没有做过牢的民-运人士,将来比人矮了一截。坐牢,也是民-运人士必需的一个经历。但是,在选择坐牢的时机上,他和他背后的支持者也煞费苦心。2002年4月18日,杨建利用别人的证件进入北京,名义上是去考察沈阳、辽阳、大庆、抚顺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而4月27日他在离开昆明票时被查到使用假证件而被扣,并被带到昆明的机场观光酒店。但奇怪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看守他,他还离开酒店来到外面,但后来再次回到酒店,等待警察来抓他。

      有人分析,杨建利在云南被警方扣留,是有人“特意”举报他。但是杨建利被警法扣住以后,警方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离开酒店后应该与派遣他的方面通话了,得到的指令是回到酒店等待被捕。而在海外,有一位据说与很多民-运人士均有暧昧关系的来自加拿大的何姓女士,她与杨建利也有亲密接触,最先到处宣布了杨建利被捕的消息。而当时杨建利的妻子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情。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得到陈水扁接见过的政论作家凌峰最先在报纸上公布了杨建利在中国大陆的行踪。

      当时,正是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前夕。这是作为中共未来接班人的胡锦涛第一次访美,美国方面想借机了解胡锦涛,因而很关注此次访问。而杨建利坐牢,就选择在这个时间。其实,台湾方面也很想试探一下胡锦涛的态度,将杨建利送给中国,看看中共的如何处置。对台湾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举两得:一方面给杨建利增加了坐牢的经历,另一方面也测试了胡锦涛的态度。

      杨建利回国被捕后,王希哲在美国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公开信,信中说:“旅居美国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博士,返祖国大陆考察东北工运,被中共逮捕至今。想必贵党中央与连战主席早已知悉。窃以为建利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海外留学生中所发展的最优秀的党员;即以国民党全党来说,其为贵党最优秀党员之一亦绝非过誉。”王希哲此举,不仅再次暴露他的浑浑噩噩和思维错乱,也为杨建利加入国民党提供了证据。

      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到来之际,王丹也异常活跃起来。王丹和王军涛,是民进党特别支持的民-运人士。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基本上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资助,只是支持一些特定的人。对于海外民-运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民进党希望利用海外民-运而开拓外交空间。比如:在民-运的会议上邀请一些西方国家的议员和政客参加,而台湾的官员也乘机出席会议,进行接触。像费良勇领导的民阵,这几年在澳洲、柏林和布鲁塞尔举办的几次会议,均邀请一些外国议员与会,而台湾的民主基金会也提供赞助,并特别要求他们一定要请到外国政客。民进党对大陆民-运本身没有兴趣,只是利用而已。

      王丹是1998年来美国保外就医的。王丹来到海外后,就埋头写作赚钱,有人估计,王丹给不同报刊和电台撰稿、接受采访,已经有了几十万美金的收入。有经商发财的,也有读书发财的,而王丹搞民-运发财,也是一例。而在陈水扁贪污机要费一案暴光后,其中就有给王丹的活动费用20万美金。很多人,包括王希哲也在报刊上公开要求王丹出面说明,是否拿了陈水扁的钱,而这些钱又用到哪里去了?王丹没有回答。

      这正像台湾的报刊报道王丹是同性恋的事件一样。很多人询问他是否是同性恋者,但王丹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以“私人事情”回避过去。其实,王丹都 40岁了,没有女朋友,也不结婚,当然早就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恋者了。尽管同性恋在西方也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中国还是被视为异类,很难在政坛上有所发展。所以,为了其政治野心,王丹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同性恋的倾向隐蔽起来。

      走到绝路无力回天

      我们在上面分析了海外民-运的组织和成员中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跳出民-运的圈子,从历史的和国际的眼光来观察海外民-运失败的必然趋势。

      中国海外民-运其实在理论上没有创新。按照西方新黑格尔主义的看法,历史早已经“终结”了,也就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思想家有关民主自由人权得思想获得了实践时。西方的这些民主思想在清末传到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种自由民主的价值,不仅仅在西方得到肯定,在中国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可以预计,中国未来也会走上民主之路,但绝不是现在海外民-运人士所计划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获得执政的地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经济上则采用了计划经济。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共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且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全部工作的重心,从此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时代。

      也就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民主运动再次在1979年和1989年发生了。从世界历史来看,18世纪当时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波及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地区,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波民主化思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以及欧洲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开始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这是世界上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在战胜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纳粹政权以后,也曾经有过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当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有一个长达30多年的冷战时期。20世纪的80年代末,世界上又发生了最近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在这一波浪潮的冲击下,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中国也发生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

      当年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也很快会在中国发生。“六-四”之后,一些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甚至断定在2年到4年之内,中国将发生重大的改革,海外流亡人士会返回中国,中国会开始一个民主化的运动。这个运动首先是对毛泽东的重新的评价,平反“六-四”,实现多党制和开放言论自由等等。但是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依然在快速的发展,经济以平均每年大约1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被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进展的“中国模式”,中国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在中国还有环境污染、官员腐败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中国毕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实体,甚至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口冠军。而与此相反的是,实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最先爆发了金融危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而西方国家受到的伤害最严重,中国成为挽救经济危机的救星。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全球范围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美国处于领导地位,也是恐怖分子最先发动的包括“911”袭击事件在内的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国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中离不开中国的合作。而与此相反,一些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如彭明和王炳章,均主张不惜使用武力爆炸手段来从事民-运活动。而流亡的东突分子,也策划了中国新疆境内的多起爆炸杀人事件。

      再一个例子是环保问题。全球正面临着温室效应的灾难。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防止人类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全球各国需要团结合作。而中国作为世界强国,成为西方国家在环保方面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从这两个例子来看,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混乱,不愿意支持毫无势力的海外民-运。没有中国的支持,反恐和减排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以及东欧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中共不仅接受了西方的马列主义,但更加灵活地加入了中国的传统因素。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要取消私有制。而中共今天提出的政纲是“和谐社会”,主张和平崛起,用宪法来保护私人的财产。正是由于中共在内部政治结构上有一种适用环境和形势的灵活变化的机制,它成功的度过了1989年之后的政治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中共并不否认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在稳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发展。

      海外民-运不仅在西方国家失去了空间,而在港台地区也失去了市场。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后,已经使得海外民-运人士利用香港作为反对大陆政权的意图失败了。香港的繁荣与大陆已经息息相关。没有来自大陆的源源不断的各种经济上的支持,香港的经济就会衰落下去。这样,海外民-运失去了原来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海外据点。

      在台湾,从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时间里,陈水扁大力推行台独路线和“去中国化”政策,处处强调以台湾为中心,对大陆民-运不感兴趣。除了利用海外民-运来为台独助威外,民进党与大陆海外民-运没有合作的切入点。

      2008年,国民党的马英九赢得大选,大力推动两岸的和解和交往,在短短一年内,实现了三通,签订了9项协议和1个声明。大陆观光客蜂拥而来,采购团也络绎不绝。在这种压力之下,民进党的高雄市长陈菊,也在近日到大陆做破冰之旅,而随后民进党也将调整政策,很多民进党的政客也会争先恐后地访问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对海外民-运经济上支持最多的台湾,已经失去支持海外民-运的兴趣。王丹最近到台湾试图求见马英九总统而遭到了婉言谢绝,就是一个明证。台湾方面唯恐海外民-运会危及两岸的友好关系。毕竟,随著大陆游客大量进入台湾,陆资进入台湾经济和股市,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上的依赖越来越大。

      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迅速进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海外民-运就日趋势微。形势比人强。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海外民-运的空间必将越来越窄。

      一种政治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吸引人的的口号和纲领。历史上的民主运动能持久发展并取得成功,绝不是仅仅因为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现实的利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不能当饭吃,对老百姓没有诱惑力。当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了农民。中国近代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的纲领是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利用民族矛盾来推动民-运的例子。

      现在海外民-运没有能调动中国民众的口号和纲领。首先,中共领导者现在并不反对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这就让民-运高举的民主旗帜,失去了唯一标识的作用。在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反对民主与人权。那么,民-运的目标并不是特有的,民-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也有人提出要以反腐败作为推动民-运的口号。其实,民-运中的腐败还少吗?他们这些人今天还没有执政,就已经如此腐败和腐化,如果他们当权了,还会比中共目前的官员清廉吗?通常是人有了权力才会腐败,而现在民-运人士是没有权力就开始腐败了。

      “六-四”事件20年后的今天,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没有人:老的越来越少,年轻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币驱逐良币;没有钱,没有道德优势。

      在此,我呼吁真正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的人,真正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应该放弃对海外民-运的一切希望。海外民-运组织和人士,不会为中国的民主化带来任何益处,而只有害处。中国前行的历史车轮,已经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所以千万不要崇拜领袖
      • 谢谢。我相信海外民运组织中,还是有很多动机单纯,人品纯良的人。共产党和五毛是显而易见,对我没欺骗性,我批他们也不遗余力。但所接触的这些假民运人士,对我的欺骗性很大。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 如果把自己放在真空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世界很美好。我只想问你,那可能吗?
          • 我困惑,郁闷着呢。等我买了人生保险,我和你一起在真空中PK。
            • 我现在活得很满足,还是你自己好好在真空中独自享受吧。
    • 海外民运人士不管真伪,都不可能主导未来中国社会的变革,说他们是一个严重障碍,那是太高估他们了。他们的作用仅仅就是对中共产生一点压力,除此之外,对他们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当然,未来推翻中共的人也不可能是什么圣人,甚至都可能是个曾经劣迹斑斑的家伙。
      这一点,如果你看了民初人物的一些介绍就会明白了,那些被人们公认的“好人”实际都干过不少坏事,同样地,也有一些被公认的“坏人”也干过不少的好事
      • 谢谢开导。
    • 文中真正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例如: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共今天提出的政纲是“和谐社会”,主张和平崛起,用宪法来保护私人的财产。”

      例如:  
      一年前的今天,黄振沄——黄老汉坐落在首都北京东花市的房子被官商合体者野蛮拆毁。

        黄老汉被摧毁前的家,距人民大会堂约3公里。就在黄老汉的房产被荡为废墟前的前几周,在人民大会堂里,近3000名人民代表激情难抑至雀跃,私有财产被纳入宪法的保护之列。与群情激昂的人民代表相比,人民大会堂外面的一切可谓照旧。和平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照旧被官商合体者在他们喜好的时间、在他们看中的地域、以他们早已认同了的理由任意地强行拆毁。而祖祖辈辈以居住、生活的房产,被以完全与黑帮暴力无二致的、官商合体者野蛮拆毁后的财产所有权人,照旧的规律是,嚎啕动地依旧、状告无门依旧,黄老汉一年来的遭遇是完全印证之。

      黄老汉维权周年大事记

        2004年4月1日晨八时许,数百人民警察突然将黄老汉的房子包围,欲施暴。黄老汉在群力保护下,高颂宪法,喝退了强暴之寇,其情甚是悲壮。

        2004年4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北京一老汉手持宪法抵制了强制拆迁”一文。

        2004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向手持宪法维权的老人致敬”文。同日晨八时许,黄老汉夫妇被八名恶警分别绑架在两辆车内非法拘禁,数小时后,两位老人的房屋被野蛮拆毁,其景甚是惨烈。众邻居为这对无家可归的可怜老人搭建窝棚。

        2004年4月18日,城管、派出所以暴力强行将这对老人的栖身窝棚拆除,引起众怒。

        2004年4月20日,人民政府派人把老人的出路封死,从此,黄老汉每天在大街上持话筒高唱京东大鼓:《被拆迁的人们》,引得众人怜。

        2004年6月4日,黄老汉在拆迁办门口,高举横幅:“反对暴力拆迁”,抗议针对无辜公民的暴行,集各城区几百名拆迁户,其势甚大、其声如潮。政府调动虎狼警力逾百人弹压。

        2004年6月5日,法院通知去法院询问,城八区的被拆迁人纷纷前往,法院欲开庭,但众人难服,群情振奋,庭未开成。

        2004年7月1日,拆迁办欲强拆二条两户未果,野蛮伤害老人,群众登上拆迁办屋顶,高呼口号,众人愤怒难平,几乎把大街交通阻断,此谓“七一”纪念。

        2004年4月15日——6月17日,二位老人寄居在邻居李华家。

        6月17日——8月7日期间寄居在花市高田顺家,以上二位大义救助,令人敬仰。

        2004年10月8日,黄老汉状告政府案开庭,黄老汉未出庭,老汉夫人出庭,法院事先已安排好旁听席,数百来者只准进去八人。法院喝令黄老汉的委讬人离开,气极至老夫人当时晕倒,黄老汉状告政府至今仍未开庭。

        其实,精明的列宁同志早就说过:“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一年前的宪法修改前如是,修改后的宪法依旧如是。宪法修改后的一切,之所以未发生任何人们期望的变化,实在是因为,除了写在纸上的宪法作了一点改变外,这种改变发生之前既已存在了几十年的、使宪法不能获得任何力量的权力运动机制并未发生任何哪怕是丝毫的改变。仅发生在纸上的改变,何以会带来使宪法有了真正价值的改变呢,这只能是痴者的白日梦语。


      ------------“从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时间里,陈水扁大力推行台独路线和“去中国化”政策,处处强调以台湾为中心,对大陆民-运不感兴趣。除了利用海外民-运来为台独助威外,民进党与大陆海外民-运没有合作的切入点。”

      例如:
      1989年9月,共产党派谴许信良,偷渡台湾海峡,协助在台湾建立、扩展民进党,促进“台独”势力的发展,曾任第五、第七届党主席。

      而我们只知道共产党是反对台独、反对民进党的。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现在连我家的兔子,猫,狗都知道共产党不是东西。你是故意绕开话题,还是真没读懂我的意思?
        • 诚如所言,作者对共产党的判断能力都不如兔子、猫、狗,那如何让我们相信他对民运的判断能力就突然提高了,就突然有正确的判断了。如果作者是局内人,而假设民运是坏分子,那作者能好到哪里去,文章不就是败将泻愤之作,有何公正客观可言。
          • 该篇文章的作者竭力渲染某些民运人士的个人生活问题,还有内斗问题。事实上,在民主国家里面,政党内部的斗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一个政党内部没有竞争,反而和独裁政党没什么区别。不管这些内斗故事和男女生活故事是否真实,
            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海外民运人士并没有象共产党那样做出损害老百姓的事情
            • 附注:内斗和内部竞争好像不是一码事儿哦。人家希拉里和奥巴马那叫内部竞争,江泽民和太子党、海外民运以及一些华人社团的一些头头脑脑之间的那叫内斗。不要有意或无意地混淆这两种不同的东西。
            • 本人对民运份子的私人生活毫不感兴趣。异性恋,同性恋,多角恋,那是别人卧室的事。但民运份子对名和利的这种饥饿感,着实是吓我一跳。本人对民运或是政治感兴趣时间不长,以前是对中西文化对比有兴趣。刚开始来这讨论,对诸位ID们,顶礼摹拜。
              认为各位身在异乡,心怀大志,忧国忧民无私忘我,具有高尚的民族责任感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你们的巨大感召下,充满热情的组织和参加了一次小小的,极其微不足道的活动。哈,哈。后果看到了。整个组织和参与的过程,让我就体会到了这篇文章里想要传递的东西。我是先感受到,后查到这篇文章的。
              • 心怀大志,忧国忧民,无私忘我,具有高尚的民族责任感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naive,天下有几个人不爱钱和权的,你引见一下。没有权怎么实现自己的治国方略?有远见,按照法律程序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办事就是好的政客了。
              • 没想到这里几个ID在你心目中竟有如此崇高的形象(尤其是“无私忘我”四个字其实无人能配得上这种评价),可见共党教育误人之深。议政论政不过就是一种兴趣罢了,本质上和那些爱好名车豪宅的兴趣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多一些同情心罢了
                • 比较实在的回答.
              •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在拿这些无聊透顶的东西来说事,或无中生有,或造谣污蔑,可见其人品有多坏。
    • 读了沙叶新的“我和徐景贤”,才知道读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读出对人的认识,现转录如下: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和徐景贤

      沙叶新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衙吏,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的历史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完全被消融,或者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 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号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啊?是吗?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所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后,托人带话向我问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后,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5月2号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我第一个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没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厉害。这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两鬓有霜了......

        徐景贤又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 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只觉得有点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骚;他是笑着说的,还带着点幽默语气。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房,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 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 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85岁,他的儿子和我有些往来,我可以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写回忆录?外界又传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11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虽然非常客气,但我很生气!我说:"徐景贤曾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文革"博物馆不让建立,"文革"研讨会议不让举行,如今连"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让凭吊,这太过分了,太绝情无理了!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责,忘掉祸首!不,我们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前去参加,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后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血腥历史!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他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看看八宝山,看看纪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尸骨,能有几人像徐景贤一样呢?

        挽联上写着:"用权不循私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确如挽联所言"用权不循私"。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后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没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他也拒绝二老的要求,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以徐景贤的私德,对比如今的吏治官风,对比陈良宇的所作所为,真有云泥之别!

        "文革"如今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禁区;而徐景贤勇于触及禁区,善于进行反思,终于将反思的成果撰写为回忆录,也应予尊重。省视徐景贤的"愚忠"的一生,此举当是他在精神上的首次叛逆,他超越了禁区,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时候,犯了大错;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惜他全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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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绕。继续护短。认知一个人,要在现实生活里。用名和利来考察一个人,最准确。谁不会写,谁不会说。写的,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在我眼里就是个骗子。
    • 这是一篇典型的五毛式的抹黑文章,和共产党一贯的造谣污蔑、恶意中伤手法一样,即卑劣,又愚蠢。共产党在打压对手时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在私生活上对人极尽诽谤之能事,或编造诸如贪污腐化之类的谣言;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歪曲夸大,上到对刘少奇下到对张志新,以引起
      以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公愤。在这一点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不出所料,这个中共豢养的小丑罗嗦了半天,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绕出这样一个谬论:只有党妈妈才能救中国。如此拙劣的东西如果都还不能识别的话,是很可悲的。
      • 说得好! 上文的最后一句:中国前行的历史车轮,已经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 把这个"中国"换成"党",就是五毛想要达到的目的.
      • 老枪说的一针见血。
      • 唉呀,我要为你感到悲哀了。我是以辅助,义务的身份,组织和参加了一次小小的活动,深有感触后,才去网上找文章的,看这种现象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所以,聪明的,就在这纸上谈兵。象我这种愚蠢的,是一定要看到现实,才会清醒的。你试着组织次活动,再说吧。
        • 咦,俱乐部贴子被删了?看来您真的抓到roller痛脚了。。。
          • 我没查.为甚么删掉呢?那么旧的帖子.
        • 民运中当然会有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会有人有过重的私心和野心,会有人采取某些不正当的手段。就像美国在建国之初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也有过激烈的冲突一样,在这些冲突中也会有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一样,这一点都不奇怪。实际上这种冲突现在都还存在,包括在美国,在加拿大,
          在台湾。问题是实际情况是不是像这篇文章所污蔑的那样不堪,那么普遍,以至于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可以休矣,中国的问题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你组织和参加的那个活动中所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吗?这么一个明显的五毛之作难道你都看不出来?这篇东西开始先表演一通共产党贯用的那套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卑劣手法,然后话锋一转,最后那几段又重复起共产党那些早已被驳得一文不值的陈词滥调。我怀疑你是否把这篇东西看完了。
          • 我是稀里哗拉的看. 我只是有了切身的感受后,才和这篇文章产生一定的共鸣的.
            • 和这种垃圾文章还会有共鸣?我只用不到五分钟就看出这是篇什么货色了。
    • 拜读了。感觉民运人士和共产党的干部作风很像,虽然前者总爱声称自己与后者不同。
      • 甚至更糟,水平更差。
        • 这么不给面子?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 只有两个选择吗?批评假民运份子,就是替党说话吗?
            • 没看懂?嘿嘿,我这个假民运干部作风如何?
        •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令你如此失望?
          • 组织一个小小的活动,我不知道个别人是出于甚么心理,对献策,献计,献力的我,百般挑剔,我还力推他当头. 一直忍,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出力并不太多,也不提其他组织的贡献,写来写去,给别人的印象,就好象他是个主. 不客气的讲,我们出力不大,而他是我们之中出点子,出力最少的.
            你们如果去查旧帖,看是谁先来撩我的? 蠢到这种地步, 还先来撩我,那不是送给我机会?
            • 这么点小事就让你深有体会到“民运人士”都是人渣了?所以海外民运已近走到了尽头,应该放弃对海外民运的一切希望,还是跟党妈妈走好,就像你转的那篇蹩脚文章所鼓吹的那样?
              • 你似乎倾向于很轻易,也很主观地下结论。“应该放弃对海外民运的一切希望” 这个“一切”是你强加的,“还是跟党妈妈走好”这是一元化思维,批评民运,就是选择中共,你的逻辑也有集权专制的痕迹。
                • 你转的那篇文章正是这个结论、这种思维、这种逻辑,不是指你,呵呵。
            • 确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活动而已,就觉得功劳簿上记得不均匀了,出力少的功劳记多了,出力多的没有得到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功劳,这要是部长总理级别的分官分权,那还不得你死我活?这样的民运不败都没有天理。
              • 我也同感。完完全全没必要。正是因为是完完全全没必要的事,都不放过,让我感到心 寒。
    • 不管怎样,一个再腐败的政党,它都有参选的权利,让选民来决定它的政治命运,而不是让执政党来决定它的命运,这就是民主的本质。况且现在任何海外民运组织都没有参选的权利,等它们可以参选时再谴责它们也来得及,就象对待一个乞丐一样,
      他可能有很多弱点,但在他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去指责他的弱点也就太不厚道了
      • 你怎么把简单的事,非要说的人晕头转向。我经历的事又不是和共产党过招,不存在强势,弱势的问题。你们到底是怎么思维的?
    • 从这篇东西又可看出,五毛们都是一帮只知信口雌黄,自掌嘴巴的家伙。开头就说民运没有钱,没有道德优势,中国海外民运已经历史性失败。接下来却又花大量篇幅揭露民运头头们如何如何贪污,动辄几十万美金,而且还不止一个两个,这贪污的不是钱是什么?王丹写几篇文章居然就有
      王丹写几篇文章居然就有了几十万美金的收入,难道王丹的东西一字千金?这么容易挣钱,那民运头头们岂不个个都是大款,怎么会没钱呢?既然民运头头们贪污腐化如此铁证如山,为什么五毛们不去把他们告到法院去,将他们一个个绳之以法,岂不正好可解五毛主子们的心头之恨?如果中国海外民运已经历史性失败,那么为什么中共还要更加变本加厉地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封锁堵截来自海外的信息流通,以至于闹出“胡锦涛”、“胡萝卜”都成了屏蔽词的大笑话?为什么还要豢养那么多白痴似的五毛在各大论坛上丢人现眼?
      •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发那么大火儿干嘛?您至于吗?人啊,一心虚就容易靠发火儿来遮掩,我可不是说您啊。比如说一个人半夜呆在小黑屋儿里四下无人,越想越害怕,害怕到极点就会变成愤怒,对着黑暗嚎叫:“你弄死我!你弄死我!”----人性,就这样儿。
        • 你从哪里看出我气了?看到这帮五毛的蠢行我连笑都来不及,哪有功夫生气,更别说发火了。至于在小黑屋里如何如何,看来你自己一定是深有体会,不然怎么会表演得如此绘声绘色?
          • 您生不生气跟我都没关系,您不生气当然对您的健康来说更有好处。我呢,只是劝您消消气儿。就好像走路的时候瞧见大马路中间站着一位,脸红脖子粗,吵吵嚷嚷,一边儿骂一边儿躺地上打滚儿的主儿,怎么着也得上去劝两句不是。至于那位是不是在生气,当然不是最好。
            • 没关系,就不要在这里废话,否则就又是一个自打嘴巴的主,又把自己打翻在地滚来滚去还要没完没了地啰里啰嗦就不好看了。
              • 嗯!这口气有点像党培养出来的了。消消气儿,哈哈哈,您好像还没那个权力不让别人说话吧?既然没那个权利,我劝您还是不要太上火的好。
                • 如果想说话,就不要说费话,更不要不厌其烦地说费话。你看你啰嗦了个半天,哪有半句话和这里讨论的话题有关?你要么嚷嚷着要在半夜呆在小黑屋里对着黑暗嚎叫,要么就是腆着个脸躺在地上打滚,这里是你撒泼打滚的地方吗?
                  • 哈哈哈哈,当然不是。这里是你撒泼打滚儿的地方,我就不侵权了。
                    • 你是不是在这里撒泼打滚不是靠你腆着个脸就能否定得了的,大家伙都看得很清楚。
              • 啰里啰嗦是工作。他看你好脸色,就腆上来。他就不敢粘我。
                • 您抬举我,呵呵呵,谢谢您的。蒙您看得起,把我当成青面兽杨志转世,不过呢,您看走眼了,我还真不是。即便我是杨志转世,我也不会再犯那种拿您试刀的错误了。
                  • 太精彩了!我咋随随便便就能说出这么精彩的话呢!太有才了,我简直太佩服我自己了,我这就对着镜子给我自己磕几个头去。
                    • 奴才跪惯了,站起来不舒服,时不时要磕几个头。
                  • 还杨志转世呢。这杨志还卖嘴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