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这样一个厨子，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一批伤寒病患者。
这个厨子叫做玛丽-马龙（Mary Mallon）。
您如果没听说她这个名字，她的外号您有可能听过。她的外号叫伤寒玛丽。
玛丽15岁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纽约。21岁开始工作。她没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她可能连小学都没念过。她唯一的技能就是做菜。所以她找的工作是厨子。玛丽读书不多，但做菜显然是一把好手，因为她大多数时候是给富人做家庭厨子。
1900年，她到第一家雇主家里上班两个星期之后，雇主家里出现若干伤寒病人。数字不详，因为这是第一个案例，当时还没有引起卫生部门注意。而玛丽自己是不会记录这个数字的。为什么不记录，您往下看可能会明白。
1901年，玛丽服务的第二个雇主家里人陆续出现伤寒，包括女主人。
接下来玛丽去给一个律师做厨子。没过多久，律师家里8个人有7个患上了伤寒。
从这个时候到1906年，有几年查不到记录。因为，玛丽每次都是雇主家出现一批伤寒病人之后，她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从来不会留下联系地址，这给后来试图追查传染源的卫生部门官员制造了很多麻烦。
下一个可靠的记录是在1906年。玛丽受雇的一家人里，11人有10人患上伤寒。玛丽随即离开这家人，连换了三个雇主。事态风格依旧：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一批伤寒病人。
她的下一个雇主是纽约银行家华伦。华伦把玛丽带到纽约牡蛎湾，一个星期里，家里的11人有6人患上了伤寒。
牡蛎湾是个富人区。这种地方出现伤寒病例是有点不寻常的。因为，伤寒杆菌是随大小便排出，然后污染食物而造成传染。人如果有勤洗手的习惯，这种粪口传播的疾病一般就不会有什么机会。而在1906年的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已经知道洗手可以预防传染疾病的道理，所以牡蛎湾这种富人区多年没有出现伤寒这样的“穷人病”。一个星期里忽然出现6例伤寒患者，用当地三位常驻医生的说法，这次爆发很“不合常情”。
后来还有更多案例，但我想已经不需要继续列举了。唯一值得说的是，其中一家被传染的，家里有人具有某种程度的学术好奇心，所以家里人患上伤寒之后，他不仅仅是把病人送到医院看病就完事。他跑去请了一个伤寒病专家来家里调查一下。他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家里忽然会出现这么多伤寒病人。
请来的专家叫梭佩（George Soper）。梭佩是做研究的人，知道视野不能局限于这一家人。这需要用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从宏观视角摸索疫情发生的规律，从里面寻找引人注意的特点。
梭佩原来就已经注意到最近这几年反复出现的小范围伤寒疫情，于是就调集了这些疫情的资料，比较各次疫情里的各种变数，比如年龄，性别，职业，基本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卫生习惯，是否吸烟喝酒，旅行历史，家庭最近接触过的陌生人等等。
把各种数据对比之后，梭佩就发现，所有这些伤寒爆发的家庭或是单位，里面总是会出现一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名叫玛丽，是爱尔兰移民，工作是做厨子。
梭佩感觉这个玛丽很可能是传染源，那么这就有必要尽快找到玛丽，给她做检查治疗，并且采取措施防止疫情继续扩散。
可是，他找不到玛丽。
从档案记录看，玛丽似乎早就知道自己的这种奇怪“影响力”，所以她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个模式：到一户人家做厨子。一旦这家人开始出现伤寒，她立刻走人，而且走的时候从来不留下联系地址。
所以梭佩不知道现在玛丽到了哪里。
不过，梭佩是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他没法从记录里寻找玛丽，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玛丽：从以往记录来看，玛丽肯定会不断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她很可能会在下一个雇主家里造成新的伤寒爆发。所以，自己只需要每天查询市内各大医院的新病例报告，一旦发现新伤寒病例，立刻顺藤摸瓜。
下一个伤寒爆发很快出现。发生地点是纽约帕克街的一户富裕人家。家里两个仆人患伤寒住院，户主的女儿患伤寒死亡。
梭佩前去患者家里调查，听到家里主人说新请了一个厨子名字叫玛丽-马龙的时候，半点都没感到惊奇。
梭佩跟玛丽见面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梭佩惊讶万分。
他对玛丽说，鉴于您到过的家庭都相继出现伤寒患者，我们觉得您很可能是一位伤寒杆菌携带者。为了知道这是不是实情，我们需要您提供大小便样本，做一个检查。
细菌携带者是一种病理现象。某些细菌，比如伤寒杆菌或是结核杆菌，进入身体之后，身体会调动一种免疫细胞来消灭细菌。这种细胞叫做巨噬细胞。有巨噬细胞参与的免疫反应是一种很激烈的反应。反应期间人会经历发烧、腹泻这样的症状。这些症状持续太长时间的话，会反过来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人体自己有一个调控原则：这样的剧烈反应，只能有限期的使用，不能滥用。通常这种反应只会持续2-3个星期。那之后，如果细菌还没完全消灭，免疫系统会改变作战策略，改用相对温和的方式，比如抗体，来杀灭残余的细菌。这时候巨噬细胞会切换模式，从战斗模式恢复到日常维护模式，回家去处理相对不这么严重的事件，比如身体衰老细胞的清理。
如果免疫系统从巨噬细胞抗菌战略转换到其他抗菌战略的时候，身体里还有一些没杀死的细菌，这些细菌可能已经被巨噬细胞吞噬到肚子里，但是因为战略转换，巨噬细胞从杀敌模式转为维和模式，那么这些已经进入巨噬细胞肚子里的细菌就不会被杀死，反而能在巨噬细胞里常驻下来，在那里繁殖后代。
它们住在巨噬细胞肚子里，毒性受到抑制，所以它们不能导致宿主患病，但是因为巨噬细胞已经切换模式，所以也不会杀死这些残余细菌。于是这个人现在就变成了这种细菌的携带者。
在这个阶段，病菌携带者自己不会出现症状，但是他们身体里的这些病菌仍然是会繁殖的，繁殖之后仍然可以从肠道和尿道里排出，污染周围环境，所以，他们仍然可以传播这种疾病。
玛丽就是这样的一个携带者。所以她自己没有伤寒病的症状。从病理学来说，在那之前她很可能曾经有过症状，只不过她体质强健，挺过来了，变成了病菌携带者，所以在这个阶段，她自己没有伤寒症状，但是她能把伤寒杆菌传给别人。
糟糕的是，玛丽没有任何卫生概念。她饭前便后从来不洗手。用完厕所出来就可以直接用手去拌生菜色拉。
于是她就把伤寒杆菌传播出去了。
这是医生们知道的传播机制。但是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的玛丽坚决不认可这种说法。我自己没病，我怎么可能传染什么病？我才不会给你们弄什么大小便样本。你这该死的魔鬼赶紧滚！（史载玛丽曾经对梭佩医生爆粗。）
梭佩试图晓以大义：我们确实没有权利强行要求您提供样本，但是如果不查明真相，假如您真的是伤寒杆菌携带者，您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感染。您前任雇主的女儿已经因为伤寒死去。我们难道不应该尽量防止这种事继续发生吗？
玛丽躲进厕所，把门锁上，不再跟梭佩医生说话。
梭佩只是个研究人员，没有执法权，只好离开。
但是梭佩知道，即使玛丽自己没有伤寒症状，即使她自己不需要接受什么治疗，她不能继续去当厨子，这个是肯定的。不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害。
他向纽约市卫生局汇报了情况。卫生局派来一位叫贝克（Sara Baker）的女医生，以政府名义要求玛丽配合检查。玛丽仍然毫无通融余地，声称“我没做错什么事。政府是在迫害我”，然后挥舞着一把切肉刀，要赶走贝克医生。
贝克只好请警察配合行动，强制拘留了玛丽。拘留期间，在监狱修女的协助下，当局迫使玛丽提供了大小便样本。检验证实她胆囊里有大量活动的伤寒杆菌。按当时医生的意见，如果能切除胆囊，可能可以让玛丽不再是携带者。政府建议玛丽做胆囊切除术，费用由政府承担。但是玛丽坚决拒绝了。她甚至不接受改行的建议，坚持认为自己有权继续做厨子。
婉言相劝无效，政府只好依据纽约宪章1169和1170条，把玛丽送到纽约东边一个几百米宽的小岛上，在那里的一个诊所里隔离生活。
3年之后，卫生局专员坡特跟玛丽见面，跟玛丽提出新的建议：你只要以后改行不做厨子，并且保证遵守卫生要求，就可以恢复自由生活。玛丽表示同意以后不做厨子，然后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说“今后将采取卫生防范措施，以确保跟本人有接触的人不会被传染疾病”。
1910年9月19日，玛丽返回纽约城。市政府为她安排了一个洗衣妇的工作。但是玛丽觉得这份工作工资不如做厨子，于是很快用各种化名继续给人做厨子。因为她继续用老战术回避追踪，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成功逃避政府监督，到不同的地方给人做厨子。跟以往一样，她到哪一家，那家人就纷纷染上伤寒。从这样的后果推测，玛丽的洗手保证书也只是一纸空文。她显然仍没有养成洗手的习惯。
梭佩根据自己对玛丽的了解，从玛丽出院的那一天起就担心玛丽再次导致伤寒爆发。如其所料，玛丽出来没几个星期，纽约各处就接二连三出现伤寒爆发，跟原来的规模和节奏极其相似。梭佩知道那肯定是因为玛丽。他想找到玛丽，阻止她这么干。但是玛丽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是违法的，会被追查，所以她比以前跑得更快，雇主家里一出现病人她就走人，所以等梭佩接到医院的新病例报告的时候，按照病人家庭住址去找玛丽，总是迟了半步。
直到后来有一次，玛丽自己把漏子捅大了。
1915年，玛丽到一家妇女医院做厨子。这次她的服务对象是整个医院，很多人吃了玛丽做的食物，结果有25人患上伤寒，其中两人死亡。
玛丽马上离开了这家医院，但是这次事故严重，政府出动警力追踪，终于找到了玛丽。当时玛丽正提着一篮子食物到纽约长岛去看朋友——如果警察晚一个小时，长岛上面极有可能又会增加几个伤寒病人。
当局把玛丽送回那个小岛上的诊所里再次隔离。因为前车之鉴，当局没有再次释放玛丽。玛丽在那个岛上度过余生。玛丽在那里不能做厨子，但是被允许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器皿清洗工。
1938年，玛丽死于肺炎。
玛丽到底让多少人患病？因为她坚决拒绝配合调查，当局无法追查到她服务过的所有雇主。能找到确凿证据的是，她让51人患病，其中3人死亡。实际上，她造成的恶果比这要严重得多。有些学者估测，她大约造成50人死亡，总感染人数就实在无法追查清楚了。
玛丽在面对调查的时候，表现出卓越的维权意识，善于利用美国的法律保护自己的个人权利。不过，从她的言行里，看不出她对别人的权益有什么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