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物语

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

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带儿子去动物园玩，

他指着一条鳄鱼说：“好帅呀！”

鳄鱼怎么会帅呢？

我目瞪口呆——这个社会一直告诉我鳄鱼很丑。

但我转念一想，

鳄鱼怎么就不能帅呢？

难道就那条炮弹鱼可以帅？

难道就那只老虎可以帅？

换一种眼光看鳄鱼，

其实它也是可以帅的。

对于中国也是，

经历这一次疫情之后，

我们应该学会换一种眼光看中国了。

下面这十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

01.

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网上有一个问题：

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

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一些网民进行了推演，

也提供了好些种答案。

但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个前提——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只要中间某个环节出现失误，

新冠疫情的发生就无法避免。

要在第一时间隔离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在第一时间让医生做好防护处理，

要在第一时间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的传染强度，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感染时间周期，

要在第一时间估量次生危害程度，

…………

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做到完美，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简单，

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视角。

我们用现在知情的视角，

去要求当时的医生和官员做到完美，

真的有点过分了。

这违反认识论，

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是一个逻辑。

换句话说就是，

新冠疫情的发生其实很难避免，

换你我上去也一样，

我们都没法在当时做出最完美的决策。

02.

武汉方面到底有没有重大过错？ 

这场疫情很难避免发生，

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有关部门没有过错？

并不是。

在这次疫情的防控中，

毫无疑问，

武汉有关部门存在严重的误判和过失。

别的且不说，

就是中央派专家组进驻武汉后，

武汉相关部门还是对疫情进行了一定隐瞒，

说新冠病毒没有出现人传人，

甚至一线医院有明显证据时，

依然坚持错误判断，

并长达两周没有通报新增病情，

延误了专家组对疫情的正确判断。

直到1月20日，

钟南山才根据所掌握的情况，

做出了的确存在人传人的论断，

一锤定音。

换句话说就是，

虽然不能避免新冠疫情的发生，

但如果武汉方面最初处理得当，

其实是可以减小疫情规模的。

03.

换一种体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灾难？

因为武汉方面在疫情最初出现了过失，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体制性的原因。”

还有一些认甚至认为：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吗？

我觉得不能。

我觉得这次疫情的发生，

跟体制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同体制的政府，

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府，

为什么不同价值观的政府，

对待疫情的反应会如出一辙，

甚至还不如疫情早期的武汉？

是因为武汉政府蠢吗？

是因为世界各国蠢吗？

显然不是。

主要是因为两大原因。

一是判断失误，

想不到这个病毒会这么厉害。

二是官僚主义，

很多官员身上都有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

在中国，表现为追求事事维稳，

“不能出现大乱子，影响大局。”

在美国，表现为什么都按流程来，

“这样出现问题就可以推卸责任。”

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得好：

“在这种未知的疫情面前，

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

已经不适用了，

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04.

欧美防疫失败是不是中国的错？

欧美国家现在的疫情状况，

可用“惨烈”两字来形容。

3月31日，美国官员说：

“都是中国的错。中国隐瞒疫情使世界耽误了6周时间。”

欧美防疫如此失败，

真的是因为中国隐瞒所致吗？

并不是。

1月初，中国就开始定期向世卫通报疫情。

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

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驻华使馆，

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赴武汉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就关闭了驻武汉领馆。

所以，说中国隐瞒导致欧美防范失控，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欧美国家为何会防范失控呢？

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国的亏。

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认为，

中国政府干的任何事，

要么是假的，

要么是不人道的，

要么是蠢的。

这种认为荒谬到认为中国死1%，

我们欧美死0.1%就差不多了，

或者直接就可以扛过去了。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去宣传，

也根本没有认真去防范。

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成见有多深？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鉴于欧美国家防疫物质奇缺，

中国免费赠送了很多防疫物品，

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Josep Borrell发文说：

“要警惕中国通过政治修辞和慷慨政治，来帮助他国来获取影响力。”

你就说他们贱不贱吧！

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

在《纽约时报》上说得一针见血： 

“在你急着说中国一月没做好之前，

要记住那时候他们并不了解这个病毒。

比较一下：

美国今天有充分的信息来源，

也目睹了上千个死亡病例了，

白宫和美国政界还是在那里粉饰太平。”

Ian Johnson总结说：

“西方国家的人民，

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成见，

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

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

这才是欧美防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05.

这个社会需要方方吗？ 

我觉得是需要的。

关于这次疫情，

学者陈玉明说得特别好：

“官方媒体侧重于宏大叙事，

宣传努力、宣传事迹，宣传成绩。

财新、人物等市场化媒体，

侧重于问题的探究、原因的追问。

方方日记等个人视角的写作，

侧重于关注疫情的民间生态。

三类写作，各有不同价值；

它们互相不可替代，

是整个疫情叙事的不同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三种方式都存在，

才能真实而完整地呈现这次疫情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社会是需要方方的，

所以没必要对她进行封杀。

我一向不太喜欢胡锡进，

但这一次他有段话说得很好：

“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方方们的存在。”

历史回顾武汉封城，

记录的一定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

后来又是如何扭转态势的，

全国各地是如何驰援武汉，

武汉人民又是如何反转翻盘的，

这一切一定是主画面，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成为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线条。

所以，真的不用害怕方方影响大局，

只要大局做得好，方方也影响不了。

方方日记在2月份为什么如此轰动，

而在3月份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呢？

就是因为广大民众意识到，

虽然这次防疫存在“方方日记式”问题，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这次防疫的主色调，

虽然早期防控有些问题，

但后来的举措整体还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真没必要封杀方方，

广大民众心里自有分寸。

把“方方日记”纳入进来，

让它成为见证的一个补充，

让它成为反思的一种鞭策，

我觉得挺好的。

06.

批评方方就是极左和脑残吗？

现在有一部分人，

见不得人批评方方，

只要你批评方方，

他们就说你是“极左”和“脑残”。

我觉得这种态度不是很好。

为什么方方可以批评社会批评别人，

别人就不能批评方方呢？

你既然主张社会应该容纳不同异见，

那怎么就容不得批评方方的异见呢？

李劼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允许方方们写医院没有空床位，

病人只能躺在走廊的地上，

就不能允许别人写火神山、雷神山，

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吗？

允许方方们写“物质匮乏，生活无着”，

就不允许别人写小区业主搭建团购群，

绞尽脑汁谋物流、保供应吗？

允许方方们写“无助的人在阳台敲锣”，

就不允许别人写社区自查自纠，

专门针对其他病患（如尿毒症）开始服务吗？

总之一句话，

你不能只允许方方写悲惨，

却不允许别人写悲壮。

方方写悲惨就是良心就是吹哨，

别人写悲壮就是粉饰就是粉红。

这很不好。

因为这次疫情呈现的状况有很多面，

你有权利写这一面，

别人当然也有权利写另一面。

07.

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公知？

什么是公知？

就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

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

当然，这是以前的定义。

现在对公知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当下的中国，

“公知”不代表公共知识分子，

而是指有特定政治取向的人。

我喜欢以前的公知，

以前的公知没有特定的政治取向，

进言社会事务时比较公正和客观。

但我不喜欢现在的公知，为什么呢？

有三个理由。

第一：总是站在上帝视角看问题。

你说这次防疫中国整体做得很不错，

公知就会反问你：

“难道就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他们总是喜欢用上帝视角，

来审视昨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总是盯着黑暗看。

这一点不解释，一看就懂。

第三：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体制问题。

哪个地方楼塌了，

哪个地方的水果卖不出去了，

哪个地方出现贪官污吏了，

…………

“嗯，这就是体制的问题。”

反正中国做什么都不对，

都是道德问题、体制问题，

外国爸爸最好了，

拉的屎都是香的。

谁反对就是小粉红，被洗脑了。

我为什么不喜欢现在的公知？

因为他们总是传播这个社会没得救了的论调，

却欺骗民众说大洋彼岸有一座人类的灯塔。

这样的人不配叫公知。

08.

小粉红是爱国还是高级黑？

我觉得很多小粉红不是爱国，

而是低端红高级黑。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有两大特点。

第一：喜欢传播阴谋论。

就是不管中国出现什么问题，

他都上升到阴谋论，

又是谁谁谁在暗算中国，

又是某某某在暗地搞鬼，

他们以为这样是在爱国，

其实经常用力过猛，

在舆论场上授人以柄，

这哪里是爱国，分明是添乱。

第二：只站队不站对。

微博上的一些小粉红，

打着各种伟光正的旗号，

但容不下半点和自己不同的声音，

动不动就按头，逼你站队，

站到他们认为对的一面，

不然就说你不爱国。

用下三滥的手段打压你，

用下三滥的手段辱骂你，

用下三滥的手段举报你，

无脑之极，无耻之极。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

就像一根搅屎棍，

他以为他是在爱国呢，

其实是在添乱、撕裂和树敌，

用正面形式制造负面议题。

我既不喜欢现在的公知，

也不喜欢现在的小粉红，

为什么呢？

用心理学家武志红的一句话来回答吧：

“有些人的高潮点，

永远是‘中国最好’，

相反有些人的高潮点，

永远是‘中国最糟’。

这两类人其实是一回事，

都是活在严重的自恋中。”

09.

到底是中国制度好还是西方制度好？

有一些网民有这样一种论调：

“中国只用了两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了，

充分说明中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话值得商榷。

评价某种制度的优劣长短，

不能仅从单一视角去展开。

能够高效处理某一类事情，

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最优良的制度。

同理，也不能因为这次防疫不当，

就觉得欧美体制一无是处。

只能说：

中国制度没有外面喷的那么差，

欧美制度也没有口号喊的那么好。

很多人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

都走到了极端。

有人觉得中国制度好，

容不得别人提半点异见；

有人觉得欧美制度好，

他们拉的屎都是香的。

但事实上是，

世界上并不存在最好的制度，

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

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能解决所有问题。

地球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只有不断改进的体制。

所以，实在没必要争个输赢，

没有哪种制度一定凌驾于另一种之上。

相互学习，不断改进，

才是正确的方向。

《世界邮报》主编内森说得好：

“未来世界政治若要分类，

很可能不是分为民主和集权，

而是分为良政与劣政。”

10.

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不是过于狭隘了？

一直以来，

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

一般都特别自信西方的制度优越，

觉得人民素质高，

觉得卫生条件好，

觉得科技水平强，

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

一般都特别迷信西方的制度优越，

觉得西方人民素质高，

觉得西方卫生条件好，

觉得西方科技水平强，

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但经历这一次疫情后，

很多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

很多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思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西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中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有个网民说得特别好：

“一直以来，

包括中国人民自己在内，

整个世界都对这个国家和其现行的制度，

有一定程度是低估。”

所以，不管是西方人，

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以往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否过于狭隘了？

前几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反思：

“我们应该学习中国，把部分医院国有化。”

中国其实并没有那么差。

11.

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花了这么多笔墨讲十个问题，

我其实就是想表达两个意思。

第一：想要选择一种好处，必然会承受相应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不管是哪种体制，

有其优越性就必然有其弊端。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不能只享受某种体制的好，

却不愿承担某种体制的坏。

我不是说体制不需要改进，

体制当然需要改进，

只是再怎么改进，

它也必然存在着弊端。

我们享受了它的好，

就必然得承受它的坏。

第二：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世界上有两条真理：

第一：面对公共事件，你要是第一时间就站队，那你基本上就告别了智商。

第二：人一站队，智商情商就会受损，站队态度越坚决，就越容易变成傻子和疯子。

面对公共事件，

易中天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当一件事情发生后，

第一要先学会弄清事实，

这是‘真伪判断’。

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

这是‘是非判断’。

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往往是反着的。

事情还没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

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

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

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

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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