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评估，美国奉行与中国的全球对抗，
即数十年来奉行的交往政策失败；中国威权政权日趋自信的态
度正在推动一种不尊重国际法的政策，其修正主义的设计是针
对国际秩序的；而且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人口以及敢于反对或批
评其政策的国家都施加了胁迫，例如今天的澳大利亚。

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2018年10月在哈德森研究
所的演讲标志着美国姿态的根本性转折，为2017年12月制定的
《国家安全战略》增添了粗俗的文字。彭斯谈到了人口控制的
“奥威尔式体系”，希望中国主导将成为明天全球经济核心的技术
，大规模的工业间谍活动以及旨在“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中国
。并打破了该地区的联盟体系。 “美国战略方针白宫于5月20日
发布的《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详细阐述了中国在价值，安全
和经济方面所面临挑战的性质，并提出了美国旨在应对这些挑
战的方针。

就其本身而言，欧洲已经失去了其“ 天真 ”，正如欧盟高级代表兼
副主席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所说的那样，在2019年将
中国指定为“ 系统性竞争对手 ” 之后，欧盟似乎决心更好地捍卫其
利益。 （以建立外国投资控制机制为例），并围绕对等的要求阐
明其中国政策，这一原则受到中国的质疑，认为它的威权资本主
义模式存在很大风险。因此，最近的中欧峰会似乎主要具有毫不
含糊地谈论分歧（包括香港，虚假信息惯例和人权）的优点。

尽管欧洲人的语气有所变化，但如何应对中国关系中多重挑战的跨
大西洋分歧仍然很大。布鲁塞尔认为，与北京的严重分歧不应阻止
它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拒绝华盛顿似乎盛行的
零和博弈。在那里，有关中国政策的讨论围绕着新的冷战，“ 大脱
钩 ”以及其他国家“选择双方”的需要。在这方面，美国国务卿迈克· 
庞培（Mike Pompeo）于2020年6月发表的马尼切讲话说，世界将
需要在“自由与暴政之间进行选择”，这对欧洲人而言既是开悟又令
人担忧。

存在着新型冷战的成分，这迫使欧洲人考虑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的潜
在后果以及欧洲可能拒绝选择一方（三分之二的首选立场）。欧洲
人，根据最近的调查）。相反，由特朗普政府领导的中国政策是两
党共识的主题，该共识基于公众舆论，其中90％的人将中国视为威
胁。即使乔· 拜登（ Joe Biden）要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对华
的新政策也将继续

COVID-19危机加速并扩大了美国减少供应链脆弱性的政策，尤其
是在高科技领域。这就需要鼓励企业将关键技术产品从中国转移到
美国或友好国家，并鼓励后者奉行可比的政策。为此，美国邀请了
六个印度太平洋国家加入经济繁荣网络，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脱
钩政策还涉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控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从2017年
的250亿美元下降至2019年的3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可能会决定
重新分类双重使用技术，以便更好地控制其出口和可能的再出口，
对欧洲生产和出口链产生连锁效应。同样，人们也强烈担心美国将
对与华为合作的外国公司，特别是欧洲公司采取域外制裁。他们也
将被迫做出艰难的选择。

欧洲人目前还没有。他们可能会轻视局势的严重性，并认为在过去
三年中跨大西洋关系剧烈波动的背景下，他们将能够应对这些新的
摩擦。但是，这种立场在某些方面只是眼光短浅。如果两个超级大
国之间发生公开危机（甚至冲突），大西洋联盟可能会受到直接影
响。

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力量已经向中国倾斜，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
迅速追赶。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尔· 戴维森海军上将在
2019年警告说，中国军方在该地区的能力可能在五年内超过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白宫冲动的单边主义加剧了这种情况，而且好战的
宣言和军事演习成倍增加（例如，美国导航行动自由的数量增加和
中国的入侵）在台湾领空内），事件和升级的危机的危险性正日益增
加。正如习近平上台以来北京发生的众多政变所表明的那样（南海的
土地开垦和军事化，香港的镇压，在印中边界寻求既成事实），北京
正在积极地进行权力政治，无需过多担心负面的软实力后果。存在着
公开危机的许多因素；情况非常令人担忧。

许多欧洲人认为，他们可以保持遥远旁观者的舒适位置。但是，这样
的公开危机很可能使欧洲人失去脆弱的团结，从而强调了他们的粗暴
对待。这将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就美国而言，美国希望欧洲坚定不移
地进行政治和外交团结，甚至可能做出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承诺。
美国将向欧洲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选择一方，而拒绝这样做可能对
联盟造成巨大后果。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不愿将目光投向印度太平洋
的欧洲人应该考虑，跨大西洋的联系-他们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欧洲安
全的基础-在亚洲受到威胁，而且可能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博雷尔（Borrell）最近向他的美国同行提出的关于以
中国为中心的对话的提议是重要而积极的一步。它呼应了意图时任国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于2012年表示，将就未采
取行动的亚太地区对话。预计这次即将到来的对话将是全面和定期的，
这可以使华盛顿确信，欧盟决心以其自己的方式来权衡北京的不可接
受的战略选择和做法。通过这样做，欧洲人可以进入战略等式，勾勒
出他们的红线，并帮助防止全球冷战和因傲慢和对均势的错误评估而
引发的公开危机。

为此，欧洲人仍需要就中国和印度太平洋地区达成共同的战略构想和
全球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这是布鲁塞尔和欧盟成员国的事，
但也涉及专家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