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读书期间,有缘和两位台湾教授有相当近的接触。所以想起来写写这两个人物,一个是C教授,一个是S教授。
先说C教授。我认识C教授时,他应该已经是五十出头。他是学数学的,那时候已经做到 associate professor,早已经拿到了 tenure。 从年龄上讲,C教授可以算是大陆二代,或者是一代半,很有可能是被父母抱在怀里,或者是牵着小手,随着国军跨过海峡的。他个子不高,也不壮,说一口口音很重的台湾国语,表面的和蔼难以掩盖本性的拘谨和内敛。他一眼看去,就会让人觉得是个聪明机警的人,脑子里的弦,不论是什么时候,从来不会松弛,和他说话,你似乎始终可以听见他脑子里的计算机在不停运转的背景噪音。他的机敏和务实,不仅仅止于留给别人的感觉和印象。他这边厢做着终身教职的教授,另一边做着中餐馆的老板,我和他的相识相处,是由于雇佣关系,他是资本家,我是打工仔。C教授对我说之所以要开餐馆,而不是专心学术,一是因为家里人口多,教授的薪水难以为继,开个餐馆赚钱了可以补贴家用,赚不到钱也可以当家庭食堂给全家人开伙食。二是因为大学里仍然有种族歧视,黄种人做教授,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心血和力气才能出类拔萃,而出头之后,又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维系自己的位置和地盘。正好太太是台湾地主,家里有钱,可以出资,于是就开了餐馆。生意规模很小,雇了一个大厨,一个油锅,然后就是我这个小工,通常是晚饭忙不过来的时候去当帮手。太太掌管了前台,儿女做waiter/waitress,教授自己既可以做大厨,又可以做waiter,还兼任公关。每年数学系教授几次聚餐,都会被他这个公关给导引到自己的餐馆来消费。C教授虽然外表孱弱,但是我觉得他是个真男人,为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惜放下教授的身架,上油锅,下水池。他的太太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坚执于把收入的10%交给教会。C教授和我谈及此事时虽然每每难掩微言,但是从来没有拂过太太的意。那时候在餐馆干活的时候,常常和他太太有交集。她容貌差强人意,为人也比较尖刻,甚至对C教授也是任意呵斥。从她那里,我感受到了台湾本土人对大陆人的敌意和忌惮,这种感觉,是我在和C教授的交谈和相处中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于是我们这些打工的,对她都敬而远之,内心却时常为C教授抱屈。在C教授那里打了一年左右的工,从来没有被他恶言训斥过,虽然有过令他不满或者相当不满的时候,所以文化人的斯文,分毫不缺。作为资本家,C教授从不拖欠工薪,也从不克扣我们的伙食,收工后,总是自己去厨房为我们炒点好吃的菜肴。对大陆出身的我,他从来没有过歧视或者是鄙视,他是个不问政治,闷头赚钱的人,印象里好象极少和他谈到过两岸或者国共的话题。当然了,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他给我的第一份工,是给餐馆的房顶刷油漆。我没有经验,不知道南方夏季阳光的厉害,所以穿着一件短袖T恤就去上工了。久经沙场的他老人家,看到傻呵呵的我,什么都没说,直接开干,一天下来,他没事儿,我自己裸露的手臂上晒出了两大串核桃大的水泡,疼痛难忍。其实那时候他如果借给我一件长袖衣服,或者让我跑回家换一件衣服,都可以让我免遭皮肉之苦。他也许是为了节省时间,要在星期日当天把活赶完,以免影响餐馆生意,所以没有这样做?C教授后来的故事,也验证了男人难耐寂寞,心思游走地比秋风还快。他的太太后来因病去世,不久他就回台湾搬来了一位新太太,端庄娴淑,个子高挑。我没有见过,但是据说C教授每每于公众场合与新太太旁若无人地放肆亲昵,截然如换了一个新人,散发着四溢的第二春光。
再说S教授。S教授也是来自台湾的大陆二代。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据说在49年前做过哪个大学的校长。我读书的时候她大概刚到四十的边上,所以应该是出生在台湾。她是我自己系上的教授。台大英文系的高材生,虽然不是藤校出身,但是在美国的博士学位,是在我们这一行里的一位大腕手下拿到的,所以说她出自名门,也是当之无愧。后来在开学术会议时,曾经亲眼目睹她的导师名下的学弟学妹们,包括来自大陆的人,对她这位学姐恭敬有加的态度。她与C教授不同之处,是C教授可以帮大陆学子,但是不会go out of his way,她则可以说是一片丹心在汉营。我还没有到学校,她就已经向系里要求我做她的RA,因为我拿的是研究生院的全奖,不需要排课,只是帮随便哪个教授干活就行。她抢在别人之前,先把我收下了。她是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虽然谈不上艳丽,但是说她端庄是绝对的understatement。 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比我的口音好多了,如果在中土,让她去做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绝对比大多数人都合格。至于英语,那更是好过我之前所有的黄皮肤老师。她是个革命精神很强的左派,六四期间非常积极地支持大陆学生的各种示威活动,我那时候还没有到校,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她本人也是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积极参与者。曾经和我聊天时,讲到她做电脑工程师的哥哥,为了串联美国各地抵制蒋家王朝的学子,开车纵横美国本土,又因为喜欢名著,而在开车途中一边开车一边读书,所以读完了不少大部头,为哥哥满满的骄傲之情,油然而生。那段时间,我还没有车,她常常周末开车过来把我接到她家里,除了侃书本之外,还海阔天空地瞎侃台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和台独之间的纠葛,以及大陆学子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反思等等。有时候她会招本系的大陆和台湾学生去她家里party,记得有一次一帮人在她家里喝酒聊天,我一个人喝了一大瓶1500ML的 White Zinfandel,觉得摇摇欲坠的时候跟她说了一声对不起,听到她说没关系,好好学魏晋风骨。那天后来还是一位英语系的台湾学兄把我跌跌撞撞扛回家的。我们这样子相处了大概一年多,到了该选major professor 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必须要决定是让她做我的导师,还是另选别人。她是个恃才傲物的人,在系里的politics上站错了队,和其他年轻教授们一起想要对抗一帮老牌大腕。我如果选她做major professor,必然会遭致那些大腕们的不满,且不说她自己还没有拿到tenure,教职是否有保,即使她能长久呆下去,也不容易得到足够的大腕首肯,让自己的学生过关。她因为一直厚待于我,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就是她的学生。如果我不选她,必定会被她认做背叛。思量再三之后,我还是决定很坦白地告诉她我必须选别人做导师。她没有难为我,只是从那以后我们就日渐疏远,直到她不久之后离开学校。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做法不够仗义,所以常常耿耿于怀,觉得如果当时真选了她做major professor, 也许她也就不会离开学校,而坚持拿到tenure,在学校继续做下去。一生跟过的老师里面,对我加以厚爱的有不少,但是她是我走得最近的老师,不仅仅是老师,而是亦师亦友,甚至更为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