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的苦难（6---完）
说起中国人的苦难，现在的人们多有把一切都说成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罪过，我也曾经这样想。但是，却发现这样的结论解释不了很多问题。又有很多人说中国人苦难都是因为中国人太坏，或者是太蠢，我以为这个说法也解释不了很多现象。因为想着这样的问题，我才会想着应当回过头去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来寻求答案。这样做不容易，因为很难避免自身的情感因素的干扰。不过，如果连自己最熟悉的自身的经历我们都无法面对的话，一个人又如何保证可以弄得清楚别人的苦难的源头？
中国问题专家怀特（Theodore White，中文名白修德）在中国的文革爆发后不无感慨地说，或许西方文明在对外传播中，根本就不应当去惊动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或许世界就应当让中国人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怀特还回忆起他当年问过毛泽东，主席先生你所说的将来中共执政后中国人一定会享有的各种自由都是实话？毛回答说，当然是真的，除了人民的敌人以外，所有人都有各种自由。怀特说，当时年轻的他没有仔细思考“人民的敌人”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人民的敌人”全凭毛的旨意来定。怀特不知道的是，毛当时已谙熟如何钦定“人民的敌人”，因为他已经在“延安整风”中干过了。
现在人们说起这事总说毛欺骗了当年的一帮美国左派知识分子，说毛泽东、共产党政治上如何狡诈和欺骗。但是李慎之不同意。他谈到“反右运动”时说，人们都说“反右”是个阴谋，其实在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前四个多月，毛就在党内会议上把“引蛇出洞”说清楚了，并且在6月8日前的半年时间里一直说“锄了毒草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何来阴谋？被定为“右派”的名人里，不是有很多“延安整风”的过来人，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同样是共产党，为什么苏联人对着美国人喊“我们要埋葬你们”但却不搞“大跃进”？为什么苏东国家的人民当年也有大量的“线民”，但却没有中国式的一拥而上的“群众斗群众”？为什么人家有《古格拉》我们却没有？一想到我的六叔，我就想知道他当年是否希望加入共产党。而我之所以想这样问他，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红小兵”。
说到老稀关于我的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她和我们的关系很好。按照《圣经》的教导，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母亲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通常是听我父亲的，除了极少数时候，例如那次家父议论母亲的嫂子时。同为基督徒，我逐渐发现他们俩有很大的不同。母亲从不将她的看法强加于自己的孩子，一般到把自己的看法说出为止，我们听与不停她都可以接受。父亲则不然，他如果发现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总会坚持找机会来说服我们，似乎从不气馁。如果我避开和他讨论，他会给我写信。
父母的这种不同态度，我以为这和父母的经历不同有关。母亲的人生经历简单，她的信仰来自家庭自小的教育，不是自己思考后的选择。文革开始后，母亲曾有段时间不再读经，记得他们烧书时有过争吵，好像是母亲坚持要烧。虽然母亲对于《圣经》比父亲更熟悉，但母亲从未给我说过她的见证，而父亲则能谈出很多。我还观察到，母亲喜欢读经超过祷告，父亲喜欢祷告超过读经。似乎母亲从读神的话里得到的多，父亲是从向神的倾诉里得到的多。
母亲和我们说话一向没有“讳言”的习惯，也从不议论人。我记得她不止一次提醒父亲不要论断人，也不允许我们议论人，说那是神的事。对于我的祖母说假话，她最为反感；父亲虽然反感，事后总要对我们解释说祖母的坏习惯是当小媳妇养成的。总起来说，我们姐弟在父亲面前比在母亲面前要放肆得多，直到父亲被关押后，我们才一下发现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原来是一个眼泪很多的人。
父亲被关押前，大概是知道了自己要被关了，把我叫到他面前，神情严肃地说，他正在受批判，要我好好听母亲的话。我那时已经看到过很多关于父亲的大字报，就问父亲是不是反革命，父亲没有回答。父亲被关押后，我也问过母亲，她只说你长大了才知道，现在不懂。她把父亲为什么被关告诉了我，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你的父亲是个好人”，------我只从外人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
现在想来，或许父母亲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必要对他们的子女说，他们的父亲是个好人；也可能不知道该如何说明白这个问题；甚至可能认为这样的判断不应当出之他们之口。不过我们姐弟都为此而困扰，彼此间不说，心里都相信父亲是个反革命。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凡是文革开始时已经就读中学的都下了乡，而当时正读完五年级和六年级的都在差不多满16岁时分配了工作，后面一届又开始下乡，一直到文革结束。为什么会这样，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姐弟三人只有我的妹妹下了乡。妹妹下乡时是高中毕业，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林彪事件也发生了两年，革命还在继续，但是没有被革过命的人已经不太多了，而我当工人也已经三年了。
我工作的工厂送来了一个人，据说是和 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审查后送到这家工厂来监督改造。人们还说他原先是一家海军研究所的研究员。消息传了一阵，后来也没人再提了，大家好像也忘了。我当时做的是电工，过了一年后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分到了这人工作的车间做维修。有天有人来敲我们的维修间的门，进来的是一位中年人，40多岁某样，一脸的笑容，说他那边分析室的水浴不工作了，你们哪位小同志去看看。我答应了，便起身准备跟他走。不想他却说，等一下，他要抽支烟。
他拖过一张凳子坐下，伸手从蓝色大褂里面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和打火机，笑笑看着我俩说，你们小同志不要抽烟，是吧。便自己点上了烟，狠吸了一口，脸上的笑容还在那儿。然后扫了一眼我放在桌上的《电工技术》，说了一句，不错，这儿还有人在看书。他又吸了两口后，便掐灭了香烟，要我随他去。就这样，我开始认识了老徐，所有人都这样叫他，他也要我这样称呼他。我叫不出口，就称他徐师傅，他也应了，于是我就成了唯一称他为徐师傅的人。
徐师傅就是前面说的那位送来改造的人。他虽然在分析室工作，但是没有固定的岗位，是个杂工，每天等着分配当天的工作，没事时就在那儿晃荡。我和他渐渐熟悉起来，我的搭档正好常去他的分析室和那儿的美眉聊天，徐师傅每见到他去了，就到我这里来抽烟，和我聊天。我很快喜欢上了徐师傅，因为他似乎什么都知道，而且什么都愿说，不像我父亲，除了宗教问题外，什么都不谈，不仅不谈，还要我不要去问那些问题。
不过徐师傅有二个问题绝对不谈，就是他过去的经历和913事件。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人家说你过去在海军的研究所当研究员，他的回答总是“我们不谈它”。如果问他如何看“571工程纪要”，他也是说“我们不谈它”。他自己喜欢说的话题是二战、苏联、孔夫子，还有《参考消息》上的新闻。
有天下午徐师傅和我聊了一会后，说，人家小年轻都在过团组织生活，你怎么不去？我说我还没加入共青团。他又问，为什么？我说他们还在考验我。老徐又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父亲的问题。他想了一会，问，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就说，他们说我父亲是反革命加苏修特务。他一听，愣了一下说，苏修特务，又笑着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因为我的六叔逃到苏联去了。徐师傅不再问下去了，说他要回去工作了。
徐师傅后面两个星期没到我这里来，我也没在分析室看见他。终于我忍不住问他的同事，老徐最近没来？同事回答说，老徐发病了。发什么病？你不知道老徐有精神病？我吓了一跳，心想老徐怎么会有精神病？
徐师傅又出现了，看去和过去一样，除了哈欠多一点。我问徐师傅你病了？他笑笑，说，你也知道了。然后一切又都恢复的和以往一样，徐师傅又开始海阔天空起来。有天他又说到了苏德战争，我就问他是否去过苏联。徐师傅没有回答，却问我是否听说过赫鲁晓夫作过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说当然知道。他又问，你知道斯大林手上处死过多少中央委员吗？我答不知道。徐师傅于是开始报出一串数字，有中央委员、将军、元帅等，我听得愣住了，不敢相信他说的话。
我和徐师傅的关系就这样逐渐加深。就是从徐师傅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反革命就是一些想法不同的人，不应当像斯大林做的那样都把他们消灭掉。他还带来过书给我看里面的一些段落，说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报告。那个70%的中央委员都被处决了的数字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但我还是不知道徐师傅过去干过什么。以后我甚至在他又生病时去他家看过他，他一个人和老母亲住在一栋旧式平房里，走廊很长，光线昏暗。老人家说她还有个孙女，和她妈住。徐师傅一个人在床上昏睡，老母亲说他一发病就要睡很多。
我把“反革命不是坏人”仔细地说给了我的姐姐和妹妹，我们觉得从未有过的解脱。几年过去了，我换过维修点，但还是不定期地见到徐师傅。他好像发病的时候变多了，有时问他话，他只笑，但是不回答。我上大学后还见过他一次，再回厂里问到他时，说他已经死了。
父亲去世前，他已经被“平反”，不仅平反，因为他当年服务的国军的伞兵团是1949年10月以前在赴台的途中转头降共的，当年的团长为父亲写出了证明，他的国军少校军医官身份重新被解放军承认，并补发给他解放军军官证，他并因此一夜间变成了“离休老干部”，工资大幅增加了。当妹妹把父亲的各色证件摆在桌上给我看时，我问旁边的姐姐，你相信这是我们的父亲吗？
父亲去世后，他的管理单位也派人来出席父亲的葬礼，并要首先致悼词。来人是位中年女士，很客气，把悼词让我们姐弟过目。我看了后请她把“爱党爱国”等等一大段去掉。女士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说这样的评价已经相当高了。我说不为别的，只是我的父亲真的不是如您的悼词所说的那样。
牧师主持的追思祈祷后结束后，由我代表子女致悼词。我说我真的不是很了解我的父亲。但我知道他曾经相信自己的国家找到了光明，我也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相信自己是走在去天堂的路上，我还知道他相信我们都会在那里团聚的。我没说的是，我希望父亲会遇上徐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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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人的苦难，现在的人们多有把一切都说成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罪过，我也曾经这样想。但是，却发现这样的结论解释不了很多问题。又有很多人说中国人苦难都是因为中国人太坏，或者是太蠢，我以为这个说法也解释不了很多现象。因为想着这样的问题，我才会想着应当回过头去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来寻求答案。这样做不容易，因为很难避免自身的情感因素的干扰。不过，如果连自己最熟悉的自身的经历我们都无法面对的话，一个人又如何保证可以弄得清楚别人的苦难的源头？
中国问题专家怀特（Theodore White，中文名白修德）在中国的文革爆发后不无感慨地说，或许西方文明在对外传播中，根本就不应当去惊动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或许世界就应当让中国人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怀特还回忆起他当年问过毛泽东，主席先生你所说的将来中共执政后中国人一定会享有的各种自由都是实话？毛回答说，当然是真的，除了人民的敌人以外，所有人都有各种自由。怀特说，当时年轻的他没有仔细思考“人民的敌人”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人民的敌人”全凭毛的旨意来定。怀特不知道的是，毛当时已谙熟如何钦定“人民的敌人”，因为他已经在“延安整风”中干过了。
现在人们说起这事总说毛欺骗了当年的一帮美国左派知识分子，说毛泽东、共产党政治上如何狡诈和欺骗。但是李慎之不同意。他谈到“反右运动”时说，人们都说“反右”是个阴谋，其实在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前四个多月，毛就在党内会议上把“引蛇出洞”说清楚了，并且在6月8日前的半年时间里一直说“锄了毒草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何来阴谋？被定为“右派”的名人里，不是有很多“延安整风”的过来人，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同样是共产党，为什么苏联人对着美国人喊“我们要埋葬你们”但却不搞“大跃进”？为什么苏东国家的人民当年也有大量的“线民”，但却没有中国式的一拥而上的“群众斗群众”？为什么人家有《古格拉》我们却没有？一想到我的六叔，我就想知道他当年是否希望加入共产党。而我之所以想这样问他，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红小兵”。
说到老稀关于我的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她和我们的关系很好。按照《圣经》的教导，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母亲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通常是听我父亲的，除了极少数时候，例如那次家父议论母亲的嫂子时。同为基督徒，我逐渐发现他们俩有很大的不同。母亲从不将她的看法强加于自己的孩子，一般到把自己的看法说出为止，我们听与不停她都可以接受。父亲则不然，他如果发现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总会坚持找机会来说服我们，似乎从不气馁。如果我避开和他讨论，他会给我写信。
父母的这种不同态度，我以为这和父母的经历不同有关。母亲的人生经历简单，她的信仰来自家庭自小的教育，不是自己思考后的选择。文革开始后，母亲曾有段时间不再读经，记得他们烧书时有过争吵，好像是母亲坚持要烧。虽然母亲对于《圣经》比父亲更熟悉，但母亲从未给我说过她的见证，而父亲则能谈出很多。我还观察到，母亲喜欢读经超过祷告，父亲喜欢祷告超过读经。似乎母亲从读神的话里得到的多，父亲是从向神的倾诉里得到的多。
母亲和我们说话一向没有“讳言”的习惯，也从不议论人。我记得她不止一次提醒父亲不要论断人，也不允许我们议论人，说那是神的事。对于我的祖母说假话，她最为反感；父亲虽然反感，事后总要对我们解释说祖母的坏习惯是当小媳妇养成的。总起来说，我们姐弟在父亲面前比在母亲面前要放肆得多，直到父亲被关押后，我们才一下发现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原来是一个眼泪很多的人。
父亲被关押前，大概是知道了自己要被关了，把我叫到他面前，神情严肃地说，他正在受批判，要我好好听母亲的话。我那时已经看到过很多关于父亲的大字报，就问父亲是不是反革命，父亲没有回答。父亲被关押后，我也问过母亲，她只说你长大了才知道，现在不懂。她把父亲为什么被关告诉了我，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你的父亲是个好人”，------我只从外人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
现在想来，或许父母亲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必要对他们的子女说，他们的父亲是个好人；也可能不知道该如何说明白这个问题；甚至可能认为这样的判断不应当出之他们之口。不过我们姐弟都为此而困扰，彼此间不说，心里都相信父亲是个反革命。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凡是文革开始时已经就读中学的都下了乡，而当时正读完五年级和六年级的都在差不多满16岁时分配了工作，后面一届又开始下乡，一直到文革结束。为什么会这样，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姐弟三人只有我的妹妹下了乡。妹妹下乡时是高中毕业，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林彪事件也发生了两年，革命还在继续，但是没有被革过命的人已经不太多了，而我当工人也已经三年了。
我工作的工厂送来了一个人，据说是和 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审查后送到这家工厂来监督改造。人们还说他原先是一家海军研究所的研究员。消息传了一阵，后来也没人再提了，大家好像也忘了。我当时做的是电工，过了一年后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分到了这人工作的车间做维修。有天有人来敲我们的维修间的门，进来的是一位中年人，40多岁某样，一脸的笑容，说他那边分析室的水浴不工作了，你们哪位小同志去看看。我答应了，便起身准备跟他走。不想他却说，等一下，他要抽支烟。
他拖过一张凳子坐下，伸手从蓝色大褂里面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和打火机，笑笑看着我俩说，你们小同志不要抽烟，是吧。便自己点上了烟，狠吸了一口，脸上的笑容还在那儿。然后扫了一眼我放在桌上的《电工技术》，说了一句，不错，这儿还有人在看书。他又吸了两口后，便掐灭了香烟，要我随他去。就这样，我开始认识了老徐，所有人都这样叫他，他也要我这样称呼他。我叫不出口，就称他徐师傅，他也应了，于是我就成了唯一称他为徐师傅的人。
徐师傅就是前面说的那位送来改造的人。他虽然在分析室工作，但是没有固定的岗位，是个杂工，每天等着分配当天的工作，没事时就在那儿晃荡。我和他渐渐熟悉起来，我的搭档正好常去他的分析室和那儿的美眉聊天，徐师傅每见到他去了，就到我这里来抽烟，和我聊天。我很快喜欢上了徐师傅，因为他似乎什么都知道，而且什么都愿说，不像我父亲，除了宗教问题外，什么都不谈，不仅不谈，还要我不要去问那些问题。
不过徐师傅有二个问题绝对不谈，就是他过去的经历和913事件。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人家说你过去在海军的研究所当研究员，他的回答总是“我们不谈它”。如果问他如何看“571工程纪要”，他也是说“我们不谈它”。他自己喜欢说的话题是二战、苏联、孔夫子，还有《参考消息》上的新闻。
有天下午徐师傅和我聊了一会后，说，人家小年轻都在过团组织生活，你怎么不去？我说我还没加入共青团。他又问，为什么？我说他们还在考验我。老徐又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父亲的问题。他想了一会，问，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就说，他们说我父亲是反革命加苏修特务。他一听，愣了一下说，苏修特务，又笑着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因为我的六叔逃到苏联去了。徐师傅不再问下去了，说他要回去工作了。
徐师傅后面两个星期没到我这里来，我也没在分析室看见他。终于我忍不住问他的同事，老徐最近没来？同事回答说，老徐发病了。发什么病？你不知道老徐有精神病？我吓了一跳，心想老徐怎么会有精神病？
徐师傅又出现了，看去和过去一样，除了哈欠多一点。我问徐师傅你病了？他笑笑，说，你也知道了。然后一切又都恢复的和以往一样，徐师傅又开始海阔天空起来。有天他又说到了苏德战争，我就问他是否去过苏联。徐师傅没有回答，却问我是否听说过赫鲁晓夫作过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说当然知道。他又问，你知道斯大林手上处死过多少中央委员吗？我答不知道。徐师傅于是开始报出一串数字，有中央委员、将军、元帅等，我听得愣住了，不敢相信他说的话。
我和徐师傅的关系就这样逐渐加深。就是从徐师傅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反革命就是一些想法不同的人，不应当像斯大林做的那样都把他们消灭掉。他还带来过书给我看里面的一些段落，说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报告。那个70%的中央委员都被处决了的数字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但我还是不知道徐师傅过去干过什么。以后我甚至在他又生病时去他家看过他，他一个人和老母亲住在一栋旧式平房里，走廊很长，光线昏暗。老人家说她还有个孙女，和她妈住。徐师傅一个人在床上昏睡，老母亲说他一发病就要睡很多。
我把“反革命不是坏人”仔细地说给了我的姐姐和妹妹，我们觉得从未有过的解脱。几年过去了，我换过维修点，但还是不定期地见到徐师傅。他好像发病的时候变多了，有时问他话，他只笑，但是不回答。我上大学后还见过他一次，再回厂里问到他时，说他已经死了。
父亲去世前，他已经被“平反”，不仅平反，因为他当年服务的国军的伞兵团是1949年10月以前在赴台的途中转头降共的，当年的团长为父亲写出了证明，他的国军少校军医官身份重新被解放军承认，并补发给他解放军军官证，他并因此一夜间变成了“离休老干部”，工资大幅增加了。当妹妹把父亲的各色证件摆在桌上给我看时，我问旁边的姐姐，你相信这是我们的父亲吗？
父亲去世后，他的管理单位也派人来出席父亲的葬礼，并要首先致悼词。来人是位中年女士，很客气，把悼词让我们姐弟过目。我看了后请她把“爱党爱国”等等一大段去掉。女士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说这样的评价已经相当高了。我说不为别的，只是我的父亲真的不是如您的悼词所说的那样。
牧师主持的追思祈祷后结束后，由我代表子女致悼词。我说我真的不是很了解我的父亲。但我知道他曾经相信自己的国家找到了光明，我也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相信自己是走在去天堂的路上，我还知道他相信我们都会在那里团聚的。我没说的是，我希望父亲会遇上徐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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