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聊天]团体中，我看到很多反华情绪冒泡。用逻辑来反对
情绪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年30岁的印度商人高拉夫·库玛（
Gaurav Kumar）与他34岁的中国妻子戚宝妮（Bonnie（Baozhu）
Qi）在上海住在一起，他在7月初告诉我。这两人现在都被困在
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 “有人告诉我，‘您的中国正在这样做。’”

Kumar最初来自Jamshedpur，2014年在全球MBA计划中遇到
了Qi最初来自聊城市，Qi联合了Jamshedpur的印度商学院
Xavier劳资关系学院；上海同济大学和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
学。 2018年，企业家们启动了B2咨询公司，以帮助中国公司
在印度开设商店。 “这是一个担任调解员的机会，可以为这些
服务提供舒适的环境。 Bonnie在中国方面管理事务，而我管
理印度供应商和卖方。”到2020年1月，这对夫妇已经与大约
50家公司合作，雇用了5名员工，并为客户雇用了数百名员工。

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其次是
由于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这对夫妻由于大流行病而在班
加罗尔的前哨基地冻结了招聘，在中国解雇了两名雇员，在
印度解雇了一名雇员，并雇用了临时工。与他们合作的小型公
司也在缩小规模。

到目前为止，Qi和Kumar仅与留在印度的那些客户进行必要的
商务会议。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获得批准，”新德里4月出
台的规定要求印度政府批准邻国的所有新的和额外的投资。目
前，大约有50项提案正在审核中。 “在95％的情况下，我们没
有获得批准。 4月法规出台时，我们看到许多客户没有继续进
行项目，而是试图完成早期的项目。”在过去的五个月中，这
对夫妻一直住在库玛（Kumar）兄弟的公寓里，他们可能要过
一阵子才能回到上海。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很长，但大约
60年前划定有争议的实际控制线后，印中关系变得困难起来，最
近变得更加紧张。 6月中旬，加尔万河谷两国之间的冲突造成至
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这是几十年来最血腥的冲突。数不清的会
议和舆论之后，中国从7月6日开始撤军，从加尔万河谷和班公
错撤军，但未来仍然无法预测。

对于像Qi和Kumar这样依赖跨境贸易的人来说，不确定性是个坏
消息。尽管存在这些摩擦，但印度驻北京大使表示，两国之间的
贸易额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其中中国所占份额约为印
度的四倍。但是，这些数字给生活在中国并滞留在其原籍国的数
千名印度侨民提供了安慰。一千名左右的中国侨民留在印度并寻
求在印度的继续存在；以及寻求与家人团聚的人。

大约56,000名通常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中的那些人报告说，生活并
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只是现在所有外国人都受到了怀疑。但是，也
有关于印度工人被解雇并滞留在中国，签证无效和账单增加的故事。
其中一些人是6月通过印度的Vande Bharat任务返回的，该任务旨
在分阶段遣返数千名印度人。

目前尚不清楚疾病或政治是否会成为对这些外籍人士的希望的最大
威胁。中国似乎已经控制了第二波COVID-19，但截至目前，印度
拥有世界第三大病例。同时，最近印度抵制所有中国产品的呼吁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印度禁止流行的消息，社交媒体和移动支付应
用程序微信等中国技术的努力以及宝莱坞可能暂停向中国发布的
努力也是如此。印度的国际飞行禁令于3月25日宣布，作为其全国
禁运的一部分，该禁令一直持续到至少7月31日，这使事情变得复
杂。中国在3月28日不久后关闭了边界，但目前正在考虑重新开放
边界。

上周三，家庭主妇库苏姆·布拉曼尼亚（Kusum Brahmaniya）对我
说：“这在情感上和经济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的丈
夫在保定市的电池制造商Svolt工作，现在住在北京。她的丈夫仍在
保定，但她被困在新德里婆婆家中。她的鞋子上还有很多其他鞋子，
而且在做什么方面存在分歧。

一位通常在北京工作但目前留在孟买的印度销售经理决定放弃在中
国的生活。他怀疑任何事情都不会在2021年或更早之前得到改善，
并且对于这些移民在他所谓的“监视状态”下遭受的“窥探”感到不舒
服。考虑到在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可能与中国一样有利可图的商业
选择，他感到自己的中国梦想已经结束。

其他人并不畏惧。 “我想回去。我爱它作为我的第二个家。”住在天
津的泰米尔人家庭主妇说，她目前与女儿滞留在钦奈。 “我只有很
好的经验；中国人民一直很有帮助。我丈夫说那里的一切都很正
常，只是印度人没有航班。”

印度也有很多中国人。大流行之前，大约有3000名中国公民在印
度学习或工作。许多人报告担心由于与中国和冠状病毒有关的污
名而继续存在。在3月25日印度实施全国封锁之前，约有一半返
回中国，6月又遣返了更多人。一位中国学者说：“即使在封锁期
间，中国人在印度也不会感到非常安全。”他描述了听到有关当地
人袭击的个人的新闻报道。

当然，最困难的情况可能是一个合伙人是中国人而另一个合伙人
是印度人的情况。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经历。我一直希望每一天都
能回来，也许会有一些对我们有利的政策出台。”现年37岁的
Surender Sharma告诉我。与中国公民结婚，他在上海的印度化肥
公司Coromandel International工作。与家人分开四个多月后，他
于6月10日离开家乡在北部喜马al尔邦，从那以后一直在新德里等
待签证申请。现在，他的返航已推迟到8月7日。夏尔马的妻子张
艳艳（现年37岁）和他们的4岁双胞胎女儿Khushi（Xinghao）和
Tanu（Xinghe）与张的家人在山东（7岁）离开上海需要一个小
时的车程）。

夏尔马解释说，一旦双胞胎年满18岁，作为印度的海外公民，
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国籍。尽管他们决定成为印度人并退出
中国国籍，但他们无法取回国籍。夏尔马（Sharma）之类的
印度裔中国人的家庭在两国之间走着一条复杂的绳索，而要
统一一个民族和一种语言（甚至现在只有一个屋顶）的家庭的
挑战令人生畏。中国国民有可能成为印度人，但印度人不能成
为华人，印度支那华人社区中没有人认识任何转行的人。

自2017年库玛移居中国以来，他们一直在一起的库玛和齐也面
临着重大障碍。起初，库马尔的父母对工会不满意。他告诉我
：“我来自贾姆谢德布尔一个小城市，即使是互婚也是很大的事
情。”他回忆说：“我父亲曾经非常生气，以致写了一封关于我
有多糟糕而不关心家人的信，然后通过WhatsApp发送给我。”
齐的家人对女儿嫁给外国人（任何外国人）的前景也不热心，
并为他们听说过有关印度男子要娶几个妻子的故事感到担心。
一家人最后见面时，他们在北印度语，英语和中文之间跳来跳
去，齐的岳父坚持自己的翻译，以达到滑稽的效果。不久，
库玛（Kumar）的家人接受了齐（Qi），齐的家人向库玛
（Kumar）致意。齐说，中国家庭最关心伴侣的经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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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尽可能地回去，因为我很想在那里。我的书，笔记，研
究，所有东西都放在我的桌子上，就在我离开的那一刻，以
为我会在一个月内回来。”安徽师范大学34岁的助理教授安娜
·托马斯（Anna Thomas）上个月，安徽省芜湖市历史与社会
学系主任告诉我。她专攻中国近现代史，她曾在中国从事基
层民主工作，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前往该省许多村庄。她精
通普通话，现在在该机构的南亚历史部门教授一门有关现代
印度社会和文化的课程。托马斯（Thomas）首次访问时是
获得印中双边奖学金计划的博士生，此后便把这座风景秀丽
的城市定为长江的岸边。

1月14日，她回到了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得琅的家
中度过了寒假。当时，她不知道当时在中国流行的这种病毒。
此后，大学要求她和其他七个外国教职人员不要返回，直到
安全为止。同时，她一直在网上教学。 （她的课程提早开始
，在印度的凌晨5点左右。）一线希望一直在与家人共度时
光，但是将她的薪水从她的中国账户转到她的印度账户是一
个挑战，如果她能做到，她可能会遇到困难。要在八月份返
回中国，这时她将不得不续签印度印度签证。

就目前而言，她更关心病毒而不是地缘政治。她告诉我：
“印中关系历来风风雨雨。” “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总是平和而
友好的。”

她在印度的同行对此表示同意；一位在印度研究机构任教的
中国学者也很担心，主要是因为大流行。 “我的国籍在班上并
不重要。这就是那些使两国能够在经济，社会，文化上进行
交流的人的情况。”他告诉我。

为了在印度人数开始激增时保持安全，他在当前外交危机发
生之前返回中国。他精通政治，了解印度对边境小冲突的反
应。 “作为一个民主政权，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不享有与中国
相同的自治权。执政党必须做出强烈反应，以避免进一步的
批评。”他指出。

他说，相反，“问题应该是双方的发展。”与其他专家一样，
他主张在适当时机立即降级并重新进行谈判。他是莫汉达斯
·甘地（Mohandas Gandhi），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和其他印度思想家的忠实拥护者，他
想返回印度继续研究发展。不过，就目前而言，这已经超出
了他的控制范围，而且只要流行病的流行和地缘政治的动荡
就可以爆发。